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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抱監獄工作——我的實踐與思考
2011年07月16日

 

 

 

MPS98上海市監獄學會編
擁抱監獄工作——我的實踐與思考

王飛著
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y
擁抱監獄工作〖〗——我的實踐與思考●目錄CONTENTS目錄
[1]自序

[1]擁抱監獄工作——我是怎樣熱愛監獄工作的
[10]執政為民——當領導的一點感悟
綜合論述
[25]調研歸來話改革
[30]改革不力就是失職
[34]認清形勢同心同德渡過難關
[38]解放思想深化改革
[43]上海勞改工作要上新台階
[49]戰勝困難奪取新的勝利
[56]用“兩個爭創”推動上海勞改工作改革
[60]迎難而上深化改革
[72]加大改革力度加快開發開放
[87]上海監獄工作深化改革的幾點思考
[93]發展中存在的問題只能用改革的辦法來解決
[96]對上海監獄罪犯改造工作社會化的思考與展望
[110]罪犯改造工作科學化問題的研究與思考
[127]發揮五項社會功能實現監獄工作的新一輪改革發展
[141]推動監獄新一輪發展
隊伍建設
[151]花大力氣抓好隊伍建設
[166]弘揚“紅燭”精神創建思想政治工作特色
[169]黨政工團都來做青年工作
[174]深化改革重在領導
[179]領導幹部要發揮表率作用
[183]用“紅燭”精神推動學習創新
[186]適應監獄工作發展要求培養造就一支優秀的幹警隊伍
改造工作
[201]教育改造違法犯罪青少年必須綜合治理
[218]開拓創新監管改造工作新路子
[225]罪犯改造工作要在新起點上有新發展
[231]攻防結合,切實防止罪犯脫逃
[234]分管分教是上海勞改工作的攻關項目
[239]分類改造要突出“五個研究”
[244]上海的改造工作要創特色
[249]大膽探索實踐闖出改造新路
[255]深化上海分類改造工作之我見
[258]論對囚犯的分類矯治
[266]依靠社會科學興業
[271]對監獄文明執法的一點思考——關於逐步擴大假釋面的建議
[276]提高綜合素質開發智力資源培養造就人才
——新世紀罪犯改造工作的戰略思考
[286]社區矯治是中國特色罪犯改造制度的新發展
[289]創建新型的少管所
[293]充分發揮各方積極性保護開發罪犯人力資源
——學習貫徹全國人才工作會議精神的思考
[304]抓好榮辱觀教育推動改造工作新發展
[312]科學發展上海罪犯改造工作的新格局
[322]談罪犯改造工作的幾個基本問題
[332]依據法律懲罰運用文化改造——對監獄工作運行模式的思考
科學研究
[345]犯罪改造學研究要向廣度和深度進軍
[349]一定要把科研工作提到重要議事日程上來
[351]為上海監獄科研工作的新發展而奮鬥
[359]監獄學會工作要有新突破、大發展
[365]期盼監獄科研工作的“金秋”早日到來

[375]編後記
y
擁抱監獄工作〖〗——我的實踐與思考●自序自序
出選集,醞釀多年。最後決定出,不是文章出彩,有多高價值,而是這些文章,對研究改革開放三十年上海監獄工作的變遷、發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這些文章,從一定意義上講,不是我個人的,而是集體的,是廣大上海監獄工作幹部學習、實踐黨的理論、方針、政策、戰略思想的產物。我作為上海監獄工作者的一員,見證了這個歷史時期的發展,參與了這個歷史時期的探索、實踐、開拓、創新。今天,我把這些文章整理出來,既是對上海監獄系統改革開放偉大實踐的隆重紀念,更是期待上海監獄系統的未來,在科學發展的征程上適應新形勢,應對新挑戰,取得更大的輝煌。這是我的心聲。
改革開放三十年是改變當代中國命運的三十年。三十年間,上海監獄工作在黨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思想路線和新理論、新思路、新戰略的指引下,掙脫“左”的桎梏,走出圍牆,融入社會。廣大監獄幹部自覺投身改革洪流,改革熱情空前高漲。成功地改造、輓救了大批罪犯,創造出許多帶有規律性、指導性和可操作性的成功經驗。同時,積極發揮監獄的多種社會功能,為經濟發展、社會穩定以及國際人權鬥爭作出了應有的貢獻。
上海監獄工作,三十年間之所以能取得如此成就,主要有好的環境。大環境好,中環境、小環境也好。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全國範圍撥亂反正,改革開放形勢似滾滾春潮,催人奮進,深深感染、激勵着上海監獄工作幹部,這是大環境。市司法局黨組領導身先士卒,解放思想,勇于改革,對勞改局的工作信任、放手,這是中環境。勞改局黨委領導成員與基層幹部上下互動,矢志改革,“寧願在改革中犯錯誤,決不犯不改革的錯誤”成為共識,這是小環境。身處這樣的環境,蘊藏在廣大監獄工作幹部中的工作積極性、創造性像火山爆發那樣迸發出來,勢不可擋。改革舉措如雨後春筍不斷湧現,使監獄工作有了日新月異的發展。
我是上海監獄系統改革開放三十年的經歷者,前十五年在第一綫工作,後十五年雖已退休,但仍一直關注着上海監獄工作的改革發展,也參加了力所能及的調查研究工作,並撰寫了一些文章。本書收集的文章就產生在改革開放三十年間。文章直接反映了當時勞改局黨委改革開放的決心、理念、思路和各項決策。同時,從另一個側面反映基層幹部忘我工作、敢為人先的改革激情以及刻苦鑽研、探索實踐的嚴謹工作態度。當時的情景是,領導引領基層幹部改革,基層幹部的改革熱情感染領導。真可謂上下一條心,勁往一處使,目標就是開創上海監獄工作新局面。三十年,我悟出一個道理: 要改革,靠幹部;要發展,更要靠幹部。
當前,通過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活動,我對上海監獄系統工作未來的科學發展有了更多的思考和期待。我建議,坐下來,花足夠時間,冷靜回顧上海監獄工作改革開放三十年的歷程,凡是成功的經驗要繼承、發揚,失敗的教訓要剖析、記取。無論成功經驗或失敗教訓,都是我們事業前進中的寶貴精神財富,要倍加珍惜,經過反思消化,化作繼續前進的動力。
最後,我衷心感謝上海監獄管理局歷屆黨委和基層各監獄對我的關愛與支持,特別是我退休後為我創造了優越的科研、寫作環境,讓我老有所為,老有所樂。我還要感謝上海市監獄學會對此書出版的全力支持,感謝程建宸同志、金小成同志為此書出版付出大量辛勞。


2011年元月6
MPS98y
擁抱監獄工作〖〗——我的實踐與思考●擁抱監獄工作擁抱監獄工作
——我是怎樣熱愛監獄工作的
(2008年6月)我搞了半個多世紀(包括退休以後)監獄工作,從事監獄工作,學習監獄工作,思考監獄工作,可謂一生擁抱監獄工作。
我獻身監獄工作,有一個漫長的過程,可用兩句話概括: 從無奈到鍾愛;從深感“大材小用”到自認“小材大用”。

1947年,我十七歲進上海法學院唸法律。當初我還很幼稚,讀法律的動機很簡單,想在上海當一名律師,謀個有名有利的自由職業。1952年大學畢業後,由國家教育部全國統一分配到上海市人民法院,在院長辦公室擔任調查研究工作,不久調民事審判庭工作。我工作相當主動,業務學習成績比較出眾,逐步顯示出一定的工作能力,特別在打擊“黑律師”(地下律師)過程中,我智擒一名“黑律師”,在法院有一定影響。新淦部評定行政級別時,我被評為二十級,其他大學畢業生則評為二十一級,應該說我工作的起步階段是可以的。
正當我滿懷信心憧憬美好前程時,組織突然將我調到上海市第二看守所(屬市法院管轄)擔任未決犯的教育工作。當時我思想不通,但又無奈,必須服從分配。我立即意識到是政治原因,因為我家庭出身地主(“文化大革命”後甄別為自由職業),社會關係複雜。為此我思想極度苦悶,感到“大材小用”,低人一等。一起畢業的同學,大多在法院審判崗位工作,見面沒有共同語言。尤其是未婚妻,她是復旦大學的學生,她的同學聽說我在看守所看管犯人,是一名“看守”,都報以蔑視的目光。她壓力不小,這壓力必然轉嫁給我。
上海市第二看守所是一個科級單位,我在管教股教育組工作。雖然情緒十分低落,但我是個永不言敗的人。在好勝心理的驅使下,為體現自身價值,仍然積極工作。看守所的主要任務,是把在押未決犯看牢、管好,不死、不跑,主動配合審判機關儘快搞清案情,順利結案。我們根據黨的“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立功受獎”的政策,對在押未決犯開展認罪服法教育,鼓勵他們坦白交代,檢舉揭發,爭取寬大處理。這完全符合在押未決犯的心理狀態。除了集體教育、個別教育,當時,我們已依靠未決犯親屬的力量對他們進行規勸。我們的工作取得了顯著的成效,在押未決犯中原先死不交代的,徹底交代了;知情不報的,檢舉揭發了大量破案線索。一些典型案例至今仍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拒不承認縱火的承認縱火犯罪,拒不交代殺人的交代了殺人的全過程,汪偽漢奸交出了大量隱匿的敵產等等,受到上級領導和預審、審判機關的好評。從此,審判機關為了早日結案,主動要求和我們配合。通過這段工作,我認識了監所工作在整個政法工作中的地位、作用,開始產生了一點工作興趣。就這樣,我從“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教育“起家”,進入了監獄工作。
1954年我調往上海市公安局勞改處,之後二十多年基本上在基層監獄工作。
在基層監所工作,工作看來很單調,從監房到車間,從車間到監房,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白天下生產車間查看罪犯的勞動情況,通過現象觀察、揣測罪犯在勞動中的思想情況、心理狀態,發現異常及時談話、瞭解,做個別教育工作,解開思想疙瘩,化解心理矛盾,還要查清各類事故及安全隱患,遇到問題及時處理,確保安全。如何正確識別罪犯勞動效果和改造態度的關係,就是基層幹警一門基本功,勞動產量高、質量好的不一定改造態度好,勞動產量質量達不到指標的也不一定改造態度不好。其中有先天因素,也有後天原因,一定要科學判斷,決不能簡單化,否則執法就有失公正,挫傷罪犯改造積極性。到了晚上,到監房,進罪犯學習小組(規定每晚政治學習),掌握小組學習,進行學習引導,講評當天的情況,有計劃找罪犯個別談話。每天經常工作十多個小時,有時到深夜甚至通宵,這在當時是司空見慣的,大多數管教幹警都這樣。
我不滿足一般完成工作任務,工作中喜歡有所探索。在政治上我雖不被信任,但不少領導對我業務能力從不懷疑,對我的工作比較信任、放手,我不知不覺中增添了對監獄工作的興趣與信心。我逐漸體會到監獄工作不是人們想象中那樣簡單,其難度決不亞於審判工作,甚至更難。我認為審判工作主要掌握兩條,一是犯罪事實證據確鑿,二是運用法律得當,當事人服不服不影響審判。而改造罪犯,不服是不行的,罪犯不服就得不到改造。
二十多年來,我忘我地工作,創造一些工作經驗,雖然每年評先進工作者都與我無緣,對此總能泰然處之,始終沒有因此消極過,感到很正常,因為我“政治條件”差。長期在這種工作環境裡磨練,使我逐漸淡泊名利,從未想過當高官,我當了二十八年科員從不氣餒。我當“官”後,悟出一個道理:“工作不是為了當官,而當官是為了工作。”一個人生活在世界上總會自覺不自覺地要與別人比較,在官場上更要比。一個人最主要看人品,當了官,還看“官品”,在官場上比的應該是人品、官品、知識、能力、政績,一句話,比對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貢獻,比給廣大人民帶來好處的多少,而不是比“官”的大小。人品不好,職位越大對老百姓的危害也就越大。

黨的十一屆三中會會的召開,迎來了春光明媚的春天。從此,我生活、工作、學習在前所未有的心情舒暢的環境裡。當時,我腦子裡只有一個想法,機會來了,要把握機會,把工作做得更好。
改革開放初期,我在少管所工作,在解放思想大潮的推動下,在所領導的鼓勵帶領下,我全身心地和全所同志一起探索少管所工作的改革創新,創造了不少新的工作經驗。諸如: 在認罪服法教育中,引導少年犯清算犯罪危害賬;舉行聲勢浩大的被害人、被害單位控訴犯罪危害大會;請少年犯親屬講心願,實施多種教育感化措施等等。在當時的監所工作中“感化”是禁區,對罪犯不能提教育感化,更不能搞教育感化,因為這是資產階級的“人性論”。我們大膽地衝破這種“左”的禁錮,在少年犯中舉辦“中秋佳節話改造”活動。少年犯與警官圍坐在一起,吃月餅,話改造,促膝談心。我們探索用文化藝術感染熏陶少年犯心靈,促進思想轉化。一系列的改革探索,先後出現在少管所的改造教育工作中。現在看來,這些舉措很平常,可在當時,都是了不起的創舉,受到中央政法委、公安部的重視和肯定,少管所評為全國少年兒童工作先進單位,我代表少管所出席了在人民大會堂召開的表彰大會。之後又參加了中央政法委召開的改進改造工作座談會。我的專題發言,以專題簡報報中央領導同志。接着,我參加全國第八次勞改工作會議,習仲勛同志代表胡耀邦同志到會祝賀並講話,他轉達了耀邦同志稱讚勞改幹警是“攀登十八盤的勇士”,是“人類靈魂工程師”。這一系列活動,讓我深受感動,監獄工作成就引起黨和政府如此重視,更堅定了我獻身監獄工作的決心。
當時國家正當撥亂反正、百廢待興的時期,各行各業都求賢若渴,積極匯聚人才。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上海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先後邀我去工作。論工作的社會地位、環境和經濟待遇都遠比少管所好,可我都婉言拒絶了,原因是我對監獄工作已有較深厚的感情,自己積累了相當的工作經驗,棄之可惜。
1983年,我被越級提拔,從市少管所副所長(副科級)提升為上海市勞改局副局長(正處級)。1986年提升為局長。我擔任局領導後,深感責任重大。
當時上海監獄工作正面臨改革、開放的大好形勢,在市司法局直接領導下,市勞改局黨委抓住全國開展“嚴打”的歷史性機遇,從整頓監所秩序着手,積極探索改革上海監獄工作。長期蘊藏在基層第一綫幹警中的工作積極性、創造性頓時像火山一樣噴發出來,改革創新的熱情十分高漲。自上而下的思想發動,自下而上的改革創新,衝擊着人們頭腦中落後於形勢發展的舊思想、老觀念。罪犯改造工作中出現了許多當時聞所未聞的“新鮮事”: 上海市監獄接受刑釋人員×××回監獄舉行婚禮;勞改七支隊罪犯×××,經市人民檢察院批准在支隊舉行婚禮。勞改一支隊舉行罪犯改造總結表彰大會,獲獎罪犯向家屬送“紅包”(勞動獎金),幹警、罪犯、罪犯親屬一起吃年夜飯等等,在罪犯中引起極為強烈的反響。
“嚴打”一開始,在押犯普遍擔心監管將更嚴,“日子將更不好過了”,罪犯中人心惶惶,潛藏着許多不安定因素。上述改革創新舉措,讓罪犯始料不及。觀念一變天地寬,一手抓“嚴打”、“嚴管”,一手抓教育感化,雙管齊下,不僅有效地穩定了罪犯的思想情緒,極大地調動了罪犯的改造積極性,更為促使全社會理解、關心支持監獄工作,不斷提高改造質量,走出了一條新路。新華社、《人民日報》、《解放日報》、《文匯報》、《新民晚報》以及上海電視台、上海人民廣播電台等新聞媒體,先後報道了上海監獄系統改革探索的創舉,在國內外引起不小反響。
改革中也產生過一個插曲。1988年9月上海市勞改局組織上海市監獄新岸藝術團、上海市少管所回春藝術團在上海體育館舉行公演(後稱“九月歌會”,共演出三場),旨在宣傳上海監獄工作,獲得社會更廣泛的認可和支持,受到廣大觀眾的歡迎,好評如潮。不料,這次演出上海文藝界、新聞界個別老同志提出質疑。《解放日報》連續發表文章,對“九月歌會”的內容、形式予以否定、批判。“九月歌會”的組織者還接受上海市政協質詢,空氣驟然緊張起來。兩個半月後,市委副書記楊堤同志經過周密調查研究,弄清事實真相,作出了“勞改局受委屈了”的結論,風波才告平息。事實一再證明: 改革確實是有風險的,沒有風險恐怕就不是改革。我們要不怕冒風險,敢於冒風險。
隨着改革的逐步深化,上海監獄系統廣大基層第一綫幹警與機關幹部密切合作,創造了分類改造、規範化管理、綜合治理、監區文化建設、心理矯治等新鮮經驗。改革的勢頭一直延續至今天。
1993年2月,我退休了,畫上了我從事監獄工作的第一個句號。大概是物理慣性的作用,我對監獄工作的激情不減。我婉言謝絶了經濟待遇較為豐厚單位的邀請,毅然參加了市監獄管理局專家組。我在七十壽辰時寫過一個條幅自勉:“七旬攀高興不減,抖擻精神再十年。”這是我當時的心聲。我默默地實踐着我的自勉,在局黨委的支持和關心下,與專家組一批志同道合的老同志一起,學習黨的新理論、新思路、新策略,聯繫實際,調查研究,在廣大幹警的幫助支持下,合作完成了十四篇調查研究文章。從宏觀、中觀到微觀的不同側面,就上海監獄工作的發展提出了建設性意見,為繼續推動工作的深化發展,奉獻了餘熱。隨着《渴望超越》一書的編印完成,為我一生監獄工作畫上了第二個句號。

回顧我半個多世紀的監獄工作經歷,深深感到“事業心”支撐着我,驅動着我永不放棄、永不言敗、永不滿足。我追求“在夾縫中求生存和發展”的精神境界,認為任何工作都是在不斷克服各種各樣的困難中取得成功的。監獄工作不易被人們理解,不易得到充分重視,工作困難將更多、更大,只有“在夾縫中求生存和發展”,甘于寂寞,敢於創新,勇于突破,才能作出成績,體現價值,得到社會認可、支持。
事業心驅使我堅持學習,我的哲學是“得志多幹事,失志多讀書”,我經常用這句話勸慰朋友。自從我走上工作崗位後,一直注重學習,20世紀50年代學習馬列主義和毛主席著作,當時的《紅旗》雜誌,每期必讀,從頭讀到尾。這種學習習慣一直保持到現在。1955年機關內部肅反,我被隔離審查,就在這樣的環境下,我仍不放棄學習。自己清楚記得,每逢星期天,我就帶著乾糧到外灘公園讀書。復旦大學經濟學教授蔣學模的“政治經濟學”就是那時讀完的。改革開放後,我更深切感到學習的迫切性,與時俱進不是憑主觀願望能達到的,而是必須建築在刻苦學習的基礎上。改革開放以來的三十年間我比較認真地學習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新理論、新思路、新策略,思考着上海監獄工作的改革發展。因此,如果說我一生有所成就,那首先是黨的哺育和培養的結果,同時也是我自己刻苦學習的結果。
我是一個永不知足的人,我反對片面的“知足常樂”,所謂“三十畝地一頭牛,孩子老婆熱炕頭”,這是不思進取的小農經濟思想。知足與發展是矛盾。一味知足就不求發展了,各項工作就會停滯不前,一個人也會因此失去只爭朝夕的進取精神。不知足才能促進發展,不知足者更能常樂。不知足應該包括學習不知足,工作不知足,生活不知足(物質生活、精神生活)。人類社會日新月異地發展着,知識也隨之不斷更新。老的知識被新知識替代,老化了的知識就成為知識垃圾。不論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包括科學社會主義理論也在不斷創新,這是發展的法則。所以學習新知識更新老知識的腳步一刻也不能停頓。工作同樣不能滿足,隨着經濟社會的發展,對各個領域的各項工作經常提出新的要求。監獄工作不僅要提高改造質量,預防和減少重新犯罪,而且要充分發揮監獄的各項社會功能,更好地為國家經濟社會發展服務。生活自然也不能知足,發展經濟社會的根本目的,就是不斷改善人民生活,是讓人民共同過上美好生活。美好生活是無止境的。記得我曾在市勞改局幹部大會上提出“兩個漂亮”的要求: 工作漂亮、生活漂亮。首先是要工作漂亮,然後帶來生活漂亮,也可謂工作一流,生活一流。我曾設想上海監獄系統幹警乘上進口空調大客車上下班,現在已經實現了。在建造青浦監獄時,就按工作一流、生活一流的要求設計的。現在看來我們的建設還是落後於發展,當時沒有想到建造私人汽車的停車場。現在我在青浦監獄看到許多私家車,心裡十分高興。如果大家想的就是“知足常樂”,現在仍舊是騎自行車上下班,那麼我們的消費又怎麼能拉動經濟發展呢?
我對自己工作要求是比較高的,工作成果不是隨手可得,必須跳一跳才能把果子摘下來。我認為領導幹部“無功便是過”,最討厭那些身居領導崗位,滿足一般完成任務,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人,最討厭捧牢“烏紗帽”不思改革的人。領導幹部決不能犯不改革的錯誤,不改革是極大的錯誤。我的信條是: 寧可在改革中犯錯誤,決不能犯不改革的錯誤。凡是有利於提高罪犯改造質量,有利於監獄工作發展,有利於國家經濟發展和社會和諧的改革、創新就應該放開手腳去幹。是不是會出“亂子”呢?我的經驗是隻要不以權謀私,深入調研,科學決策,認真實踐,就犯不了大錯誤,即使改革出了些差錯也應該寬容失敗。
同時,不論對上海監獄工作還是我個人工作能力的評價,我頭腦都是比較清醒的。上海監獄工作通過成千上萬幹警半個多世紀的共同努力,實踐探索,有了很大的發展,對上海經濟和社會的發展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國內、國際的同行中有很大影響,應該充分肯定,但實踐和理論還沒有取得重大突破。我擔任過十年的局領導,經歷和參與這個過程,也是有一定的責任的。迴首這十年的工作歷程,組織上給我創造了極好條件,提供了工作的廣闊舞台,我個人是努力的,但我不能把工作搞得更好些,因為我就是這些本領。我智慧不夠,書還讀得太少,知識面還太窄,工作視野因此受到限制,思維能力跟不上時代的發展。我真的感到組織對我“小材大用”。這是我的肺腑之言,決不是嘩眾取寵。因此,我從內心不接受授予我“勞改法學專家”的稱號,其實我是監獄工作中的“灰領”,這才名副其實。
半個多世紀實踐探索,我逐漸認識監獄工作在國家經濟發展、構建和諧社會中的地位與作用,也就是監獄工作的政治價值、社會價值、經濟價值和科學價值。經歷了三十年改革開放大潮的洗禮,監獄工作如何進一步解放思想,與時俱進,深化改革,這自然是一樁頭等大事。
監獄工作不僅是一項執法工作,而且還是一門科學,一種藝術。有許許多多未知和奧秘等待我們去探索、揭示,有許多領域需要我們去拓展,監獄工作科學規律需要我們摸索掌握。從實踐和理論兩個方面來說,監獄工作這篇大文章經幾代人的努力才剛剛破題,因此我們要發揚“愚公移山”的精神,一代又一代地奮鬥不息。
我曾以“老在鬚眉,壯在心天”激勵自己,然而自然規律是無情的。老了,我已經八十歲了。同時,憑藉我現在的“知識存量”已不適應再深入研究監獄工作了。有的想法已經無法用語言或文字來闡述清楚,這就是文字和理論水平不夠,這是我當前的一種苦惱,現在我真正感受到了“力不從心”的含義,我只能服老了。
我相信上海監獄系統的廣大幹警,在黨的領導和培育下,一定會比我們這一代人工作得更出色,一定能把“改造人”這篇大文章寫得更加精彩,讓上海監獄工作在國際行刑領域真正取得一席之地,為人類社會的文明進步作出國際公認的一份貢獻。

執政為民執政為民
——當領導的一點感悟
(2008年10月)當領導是件好事。這是人民,是組織對你的品德、才能的認可和器重,是一種榮譽。但是當領導首先要弄清一個問題,為啥當官?當官為了啥?這是個價值觀、人生觀的問題。每一個黨員領導幹部對此都應該有十分明確的答案,執政為民。對這個大是大非問題如果缺乏正確認識,不僅當不好官,而且有可能貽誤乃至破壞國家的事業和人民的利益。如果當官是為了陞官發財,考慮或處理問題的出發點、落腳點必然都圍繞陞官發財,那麼日常工作中勢必不講真話,不講原則,奉承拍馬,甚至出賣靈魂,為非作歹,這樣的官能為老百姓做好事嗎?因此走上領導崗位首先要牢固樹立執政為民的理念。
從十年的領導工作中我感悟到,明確為啥當官是當官者首先要解決的問題。但是這個問題解決了,不等於就能當好官,還有怎樣當好官,怎樣才能當好官的問題。一句話,有了當好官的願望,還要有當好官的本領。主觀上有執政為民的願望,沒有領導本領也是枉然。這也就是我們常說的,一個領導者必須德才兼備,有才無德不行,有德無才也不行。
我認為合格領導的標準可以概括為三個字:“正、能,硬”。“正”,就是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為人正直,作風正派,公私分明,不以權謀私。“能”,就是具備適應崗位要求的領導能力,包括審時度勢、總攬全局的戰略領導能力,集中群眾智慧、依靠群眾的能力,專業工作能力,科學決策能力,組織協調能力,處置突發事件的能力,等等。“硬”,就是一身正氣,有一股奮發向上的衝勁,不怕得罪人,不怕丟“烏紗帽”,敢於改革,敢冒風險,敢為人先,敢於批評與自我批評,敢頂不正之風。
“正、能、硬”在一個出色的領導者或者領導集體身上應該是三位一體,有機結合,相輔相成。光“正”無“能”不行,有“能”不“硬”也不行,反之亦然。按照“正、能、硬”的標準建設領導層,領導幹部就能成為爭創一流的“排頭兵”,領導班子就能成為向一流的工作目標奮進的“火車頭”。
領導幹部要達到“正、能、硬”的要求,必須在牢固樹立執政為民的基礎上,努力掌握六項基本功。

一、 學習知識
學習知識是領導做好工作的重要因素,領導幹部再忙,也要擠時間學習。學習和吃飯、睡覺同樣重要。在知識經濟時代,成功代表過去,能力代表現在,學習代表未來。一個不斷學習的人,就可以成為不斷走向成功的人。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上海監獄系統推行了分類改造、規範化管理、監區文化、綜合治理、心理矯治、罪犯智力開發等改革創新的舉措,開創了工作新局面,就是各級領導帶領廣大幹警刻苦學習黨的新理論、新思路、新策略和其他相關知識密切聯繫工作實際進行改革創新的結果。
當今的上海正處于發展轉型的關鍵期,新一輪解放思想、新一輪改革開放已經拉開序幕。對每一名領導來說,要想在新一輪改革發展中有所作為,頭腦中有限的知識、過去的經驗已經遠遠不夠用了。領導幹部在思想上工作上要真正與時俱進,不是憑主觀願望,而是有條件的。其中政治上、思想上能不能與時俱進是核心的問題。領導層中對某些改革出現的分歧,主要往往是出於知識差距和思想差距。客觀世界瞬息萬變,新知識、新理論層出不窮,必須刻苦學習。對監獄系統的領導幹部來說尤其要學習黨的新理論、新思路、新策略,學習與監獄發展相關的專業知識,不斷拓寬知識面,瞭解世界監獄工作發展趨勢,只有這樣才能推動上海監獄工作跟上形勢發展,真正做到與時俱進。
獲得知識不是學習的主要目的,最重要的是把知識轉化為智慧、能力。推動工作的發展,才是學習知識的根本目的。因此,學習必須甘于寂寞,深刻領會,聯繫實際,落到實處。把黨的新理論、新思路、新策略和相關的其他新的科學知識轉化為發展工作的方向、目標、思路和舉措。學習必須有一個聯繫實際消化、融入現實工作的過程,這是學習能否成功的關鍵所在之處,這也是現實生活中兩種學習態度的分水嶺。一種態度是對學習內容的真諦還不甚理解就誇誇其談,隨意聯繫實際,如學習構建和諧社會的理論時,有的領導還沒有真正理解和諧社會的內涵,竟然很不嚴肅地提出創建“和諧監獄”的構想。這樣庸俗化的“學以致用”在工作中是極為有害的。監獄應該充分發揮監獄的社會功能,有效提高改造罪犯的質量,為構建和諧社會服務,而不是要我們建立什麼“和諧監獄”。另一種態度是許多領導同志學習刻苦認真,善於把學習成果轉化為謀劃工作的思路、發展工作的措施,抓住工作中的重點、難點,化解工作中的矛盾,解決工作中的實際問題,有效推動工作的改革、發展。這才是學習好、學以致用的領導幹部。
我們評價考核領導幹部的學習,首先要看學習態度,更要看理論聯繫實際的效果。不應光聽他講的,看他寫的,而應主要看他做的。看他能否引領群眾,將黨中央的新理論、新思路、新策略滲透、落實到實際工作中,能否凝聚群眾智慧,改革創新,推動工作發展,開創工作新局面。

二、 調查研究
各行各業都要進行專業的調查研究。調查研究能真正瞭解客觀實際,幫助作出科學判斷和決策。商業工作的市場調查就是一項基礎工作。為什麼外商經營的大賣場生意興隆,因為他們對所在地區人口分佈、消費習慣、消費能力作過詳盡的調研,經營活動的針對性大為加強。重視調查研究是我黨優良傳統,我們都有深刻體會。
領導想把工作做好,做出成績,實現工作目標,應當高度重視調查研究,沒有真正的有效的調查研究,憑感覺、憑經驗,工作肯定是事倍功半,甚至工作失敗,這是歷史一再證實了的。
承認調查研究重要是一回事,能不能搞好調查研究是另一回事。這涉及兩個問題,首先還是“當官為了啥”?這是調查研究的動力問題,是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如果當官追名逐利,不可能全身心地投入調查研究,不可能真正體察下情,一般往往走過場。當然,即使動機是端正的,也未必能瞭解到真實的客觀的情況,還有如何正確運用科學的方式方法和調查研究技巧的問題。
調查研究,首先要明確調查研究的主題。下基層調查研究,決不能漫無目標的到處走走、看看、聽聽,最後講幾句不痛不癢的套話,結果浪費了自己和被調研單位大量的工作時間,勞民傷財。調研就要帶著明確的目的走出去,如瞭解實施年度工作計劃的情況,總結改革創新的新經驗、發現工作中存在的新問題;考察基層領導班子團結、合作情況等等,都是下基層調研常抓常新的課題,也可以就一些事關全局的具體問題開展專題調研。調研一定要深入第一綫,實地瞭解情況,獲得第一手信息。我下基層有個習慣,那就是把絶大部分時間花在聽取第一綫同志的意見上,而不是聽領導彙報,從而有較真實的瞭解,達到調研目的。
調研決不能蜻蜓點水般地瞭解點皮毛,而要儘可能瞭解得深點、透點。只有這樣才能為科學決策服務。因此,看準了調研方向就要捨得下功夫,儘量用更多的時間“沉”下去。一次不行兩次,兩次不行三次。有次我到一個農場調研,前後持續了二十一天。每天早晨8點到晚上11點,個別交談、開座談會,共接觸幹警、職工100多人。這樣整個農場情況才心中有數,存在問題及其癥結所在也在對大量事實的梳理過程中自然呈現出來。在充分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我們向局黨委彙報後,對調整農場工作作出重大決策,農場從此改變了面貌。
調查中一個非常關鍵的問題,就是要千方百計鼓勵、引導被調查者講真話,這在許多情況下是一個難題。如果聽到的儘是假話的調查研究比不調研還壞,搞不好就要“上當”。講假話的責任,我看主要不在第一綫同志被調研者身上,不講真話的最主要原因是領導不願意聽真話,不願意聽不同意見,不願意聽批評。領導聽不到真話,也有極其深刻的歷史原因。建國後相當長的一個歷史時期內,極“左”思潮大行其道,講真話、報憂患,給領導提不同意見的同志,往往受到了粗暴的打擊報復。我對此有切膚之痛。1953年,我天真無邪地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向頂頭上司提出批評,結果團支部書記被撤掉,這次教訓告訴我不能批評領導。那麼是不是現在真的聽不到真話了呢?不是的,要聽到真話,一看調研者的誠心,採用的方式方法是否科學;二看調研者的耐心,要像釣魚一樣有耐心。只要有誠心和耐心,還是能聽到真話的。需要特別指出的是,聽到了真話,也還有個聽得下去聽不下去的問題,因為當群眾講真話時,往往以發“牢騷”的形式表現出來的。“牢騷”是刺耳的,不少時候夾雜着“罵娘”的氣話,怎樣對待“牢騷”,考驗着領導者的素質。在我看來,“牢騷”無非是動了感情的心裡話,其中往往包含着真理,要認真對待。能聽到“牢騷”應該是好事,因為牢騷就像一面鏡子,透過它能發現我們工作中的問題。聰明的領導者,就是要善於通過牢騷來找到改進工作的鑰匙。如果對牢騷一笑了之,不聞不問或橫加斥責,那就辜負了群眾的信任,也喪失了改進工作的大好機遇。有一次,我在農場調研時,曾碰到一位上海某醫學院畢業的醫生,在農場醫院長期坐“冷板凳”,不被重用。因此,他牢騷滿腹,我聽到後,認為這種“牢騷”有一定道理,於是,進一步瞭解情況。後經局黨委研究,一致認為應該人盡其才,任命他為醫院副院長,避免浪費了一個人才。
各級領導在調查研究中發現基層工作中的缺點、錯誤,不應一味指責、批評,有時要換位思考,在幫助查找原因,總結經驗教訓,落實整改措施上下功夫。如一次在農場調研,碰巧發生罪犯脫逃,這年我三次去農場,農場三次罪犯脫逃,當時農場管教科十分緊張,我沒有批評、責備他們,而是和同志們一起研究脫逃原因和工作教訓。因為我在基層工作幾十年,也曾經歷過多次罪犯脫逃事故,究其原因主觀上思想不重視,工作不到位是肯定的,但往往也有許多客觀原因。一味地找主觀因素,是不能完全解決問題的。
下基層調研,不論帶什麼主題,但考核領導班子,發現人才,是我固定的調研內容。我深深感到真正的人才在基層第一綫,而不是在機關。
調研中既要看到工作成績,又要找到工作中的問題,看到成績能增強信心,看到問題同樣增強信心,因為看到問題,就等於找到了新的突破口,就是工作新發展的希望所在。從某種意義上講,找到問題比看到成績更重要。因此我認為找不到問題的調研應該說是無效的調研,失敗的調研。調查研究的目的是為了發展工作,轉變阻礙工作發展的思想觀念,改革阻礙工作推進的體制、機制和方式方法。要達到這些目的,都離不開發現問題。1986年市勞改局機關抽調三分之一幹部,下基層進行為期三個月的調查研究,這次調研發現了六個問題。其中一個問題是,從勞改局機關開始一直到基層大隊部(監區)機構臃腫,人員龐雜,大隊部也機關化了,官僚主義嚴重,辦事效率低下。我們發現某農場一個分場(科級)共有幹警70多人,其中直接管理罪犯的中隊幹部28人,僅占38%,而分場幹部多達45人,占62%。據查這種現象頗有代表性。至于檔案,更是五花八門,連文藝小分隊招生也要發個文。會議繁多,一位農業科長在座談會上感慨地說: 一周工作六天,他有五天開會。另一位科長說,根據工作量本來一位科長就夠了,我之所以提出要配副科長,就是為了應付開會。隨着調查研究的深入,各級領導對當時“文山會海”問題的嚴重性,有了最直觀、最真切的認識。所謂情況明決心大。後經局黨委討論作出了精簡機構,緊縮機關人員,加強第一綫的決定。
開會是一種重要的工作方式,可以上情下達,溝通情況,交流意見,統一認識,思想發動。要開好會首先要明確會議目的、所要解決的問題。會前充分準備,決不能貿然開會,平時調查研究得好,會議自然會減少。反之,平時缺乏調查研究,會議自然多,而且效率低下。把會議開好,開出成效是一門重要的領導藝術。

三、 獨立思考
缺乏獨立思考的人不能當領導。思考也就是通常說的“想”,對領導來說“想”太重要了。領導幹部大量的工作時間應該用在“想”上,而不是具體操作上。獨立思考是領導者工作能力素質的核心,它反映領導幹部的品德和能力。對上級佈置的任務或領導的講話不能隨波逐流,不加消化,照搬照套,更不能“不理解也要執行,在執行中加深理解”,工作中“撥一撥,動一動,不撥不動”,“一切等待上級佈置”。要學會獨立思考,根據本單位的實際貫徹落實。這就是陳雲同志提倡的“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我有一個原則,不做違心事。這樣工作中犯了錯誤好檢討。由於我堅持獨立思考,反對人云亦云,給某些領導留下了一個印象——犟頭倔腦。這似乎得罪了領導不利於工作的開展,但我遇到的大多數領導是喜歡聽真話,鼓勵你獨立思考的。我沒有因為犟頭倔腦而受到任何刁難或打擊,上級領導總是更信任、更放手讓我工作。這是我十分幸運的。
領導獨立思考能力不是先天就有的,而是後天造就的,是建立在刻苦學習,融會貫通,深入調研,科學分析的基礎上。這才是我們所提倡的獨立思考。這樣的獨立思考,才能出創新思路、創新行動、創新業績。獨立思考如果是隨心所欲,其結果必然是“拍腦袋”、“拍胸脯”、“拍桌子”,以失敗告終。同時,我認為獨立思考不是領導的專利,我們要使每個幹部都具備這個素質。要鼓勵獨立思考,保護獨立思考。這樣的隊伍才是真正能幹成事業的隊伍。我們要給每個幹部獨立思考創造性工作的空間。讓廣大幹部的智慧、能力充分發揮出來,反思上海監獄改革開放三十年,所以能取得較大成就,提倡獨立思考是個重要因素。

四、 科學決策
學習、調研、獨立思考等等都是為工作決策服務的,科學決策是工作成敗的關鍵。雖然在調查研究過程中,已經聽取了各級領導和廣大群眾的意見,但決策前仍須與多方溝通,爭取共識。我過去經常說的,決策前要先“吹吹風”、“下點毛毛雨”、“再出台”。“吹吹風”、“下點毛毛雨”就是把決策的背景、指導思想、具體內容等等,首先在領導班子個別溝通,與各有關業務部門溝通,廣泛交換意見,進行醞釀,形成共識,決不能個人或少數人拍腦袋,擅自決策。重大決策還須通過試點,然後推廣。我們在第二勞改管教總隊成立實驗大隊,局研究所參加,就意在搞改革試點。罪犯分類改造就由實驗大隊和市少年犯管教所同時試點,經三年逐步推廣。爭取共識並不意味着認識必須完全一致才能決策。爭取共識是指多方聽取正反兩方面意見,有利完善決策方案。在一定情況下即使意見有分歧也應該決策,所謂在爭議中決策,這是體現領導的魅力、水平和領導藝術。
我認為改革發展監獄工作的重大決策要符合四個有利於原則: 一有利於充分發揮監獄各項社會功能;二有利於國家經濟社會發展,構建和諧社會;三有利於減輕國家經濟負擔;四有利於國際人權鬥爭。
在科學決策過程中,極為重要的一條要善於抓住機遇,在恰當的時機果斷決策。做任何事情都需要條件,這些條件有的是長期存在的,有的有待創造的,有的則是作為一種可遇而不可求的機會,出現在一定時間甚至一瞬間。它們是否成為真正意義上的條件,取決於我們是否能牢牢把握和充分運用。20世紀80年代初上海監獄系統尤其是地處安徽的兩個勞改管教總隊,監管改造秩序混亂,雖經整頓但沒有根本好轉。我們抓住1983年全國開展“嚴打”鬥爭的有利形勢,堅決貫徹“嚴打”政策,果斷決策,一手抓嚴打嚴管,一手抓教育感化,有效煞住罪犯中逃跑、鬥毆、賭博、吃喝四股歪風,穩定了改造秩序,調動了罪犯的改造積極性。還有出版《上海監獄人權記錄》一書的決策就是抓住一個信息,及時付諸實施的。當獲悉美國有人準備撰寫一本“揭發中國監獄黑暗”的書,我們感到十分憤慨,立即決定隨即組織撰寫《上海監獄人權記錄》,以紀實報告的體裁,向社會向世界介紹了上海監獄系統尊重罪犯人權、實行人道主義等實際情況和許多具有社會主義特色的監管改造工作,予以反擊,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該書出版後,美國等駐滬領館立即前來市勞改局要求購買。很快該書出現在美國,還被香港大學圖書館收藏。此舉為國際人權鬥爭作出了貢獻,受到了中共中央宣傳部對外宣傳局等單位的肯定和表揚。聯繫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上海監獄工作的發展,一句話就是抓住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的各次機遇,解放思想,改革創新,依靠科學決策,狠抓落實,開創了上海監獄工作的新局面。領導幹部在工作中錯過機遇是極大的失誤,往往會影響工作全局,是不能原諒的。

五、 精心協調
任何工作都是合作完成的,然而合作就會產生矛盾。處理好工作中各類矛盾,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整合一切可以整合的資源,這就需要協調。協調對各級領導來說是一項必不可少的基本功。它可以分為內部協調與對外協調。
內部協調,領導班子內部協調,首先是科學分工,明確各個分工之間的關係。我主張在民主集中制的原則下,“鐵路警察各管一段”,誰分管,誰落實,誰負責。在工作要求付諸實施的過程中,主要負責人不要隨意插手副手分管的工作,這樣可以避免產生不必要的矛盾,要給副手、給各層面工作的同志有發揮創造性的工作空間。二是協調領導機關與基層的關係,要職責明確,機關要洞察基層實際,給予理解、支持,主動服務,幫助解決各類困難,千萬不能任意挑刺,干擾基層工作,對基層工作指手畫腳,特別是基層工作中產生失誤,乃至發生重大事故,領導不能一味指責,應換位思考,幫助吸取教訓,亡羊補牢。當然有責任必須追究責任,不容姑息放縱。還有領導與被領導、正職與副職及業務部門之間的關係,也都要協調好。
對外協調也非常重要,監獄工作不能關起門來搞。要提高改造質量,必須與社會方方面面開展工作協調。各級領導在其中應當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我曾對中國人權學會領導說過,上海監獄工作除大門不能開放,其他都要開放。我的意思是監獄是社會的監獄,監獄必須融入社會才能生存發展。監獄改造罪犯必須同社會方方面面聯繫合作,也就是監獄工作必須社會化。最近幾年,上海改造罪犯工作的綜合治理又有創新發展,尤其是幫教、解困、安置就業以及充分運用社會各類教育資源等方面監獄與社會有關方面密切合作,取得可喜的實效。合作就有矛盾,有矛盾就要協調解決。可以這樣說,今後我們科學發展上海改造罪犯新格局,還將產生許許多多的新矛盾,協調的任務也會越來越重。我們在今後對外合作協調處理各種矛盾過程中,一切必須從全局考慮,從有利於上海經濟發展社會穩定出發,小局服從大局,小局服務于全局,力爭“雙贏”。
協調中要善於妥協。大到國際關係,小到家庭關係都需要妥協。沒有妥協就沒有合作,沒有妥協就沒有團結,沒有妥協就沒有進步。妥協同樣包含內部和外部,妥協是協調矛盾的緩衝地帶,是為統一認識、統一行動留有餘地。不能片面強調堅持原則而固執己見,影響合作,影響團結。妥協並不是放棄原則,而是為了正確解決矛盾,更好地堅持原則。妥協是領導工作的一門藝術,是一門高超的領導藝術,恰當地運用好妥協是極不容易的。我以為一些領導班子成員相互間產生不協調乃至不團結,除了私心雜唸作怪外,主要的原因可能還是班子成員或者說是正副“班長”之間不懂妥協,不會妥協。因此,提高領導水平,我們要學會妥協。

六、 帶好隊伍
世界上有無數資源,人力資源是第一資源。工作的成敗取決於人的素質。當前人類社會各個領域的競爭,歸根到底是人的素質的競爭、人才的競爭。只有人才領先,工作才能領先。半個多世紀的實踐使我們深深感到: 幹警隊伍的素質決定着監獄工作的質量,領導者的責任就是“帶好隊伍,打好仗”。隊伍建設是監獄工作的頭等大事,領導者帶好隊伍概括起來就是選才、育才、用才。
我們要引領幹部從工作實踐中,逐漸認識監獄工作的真正價值,逐漸認識老一輩監獄幹警用汗水、心血澆鑄而成的“紅燭精神”的深刻內涵——無私奉獻。從而自覺地信奉“紅燭精神”,實踐“紅燭精神”。這是“帶好隊伍”的根本所在,這是幹部工作積極性、創造性的源泉。
各級領導對自己的幹部隊伍狀況,尤其是直接領導的人員,應該瞭如指掌,要熟悉他們的學歷、經歷、專業、特長、個性、愛好、優點、缺點、家庭成員、社會關係、實際困難以及當前工作表現和思想狀況等等具體情況。只有對隊伍情況瞭如指掌,才能科學選才、育才,才能人盡其才。教育、選拔幹部的標準,當然是德才兼備。德,包括人品與警品。人品即做人的道德品質,警品就是工作崗位上公正執法,執法為民的政治、思想素質。才,指的是具有相當文化知識,懂專業、善學習、動腦筋,有獨立見解,有效處理工作中各類矛盾,完成各項工作任務。有德無才不行,有才無德也不行。
人盡其才,真正做到非常不容易,要具備兩個條件,一是用人無私心,任人唯賢。堅持這個條件,往往容易得罪人。二是對所有幹部全面情況熟悉,心裡有一批後備幹部。要排除各種干擾,盡最大可能把每一個幹部安置在最恰當的位子上,使每個人都有任務,都有責任,都有發揮才能的機會,真正給人以公正、公平的感覺,讓所有幹警,至少是讓大部分同志,心情舒暢地投入到各項工作中去。
帶隊伍應常懷寬容心,沒有寬容就沒有人才。對有缺點的人怎麼看?怎麼用?對各級領導是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人有缺點可以理解,有的還應予同情,不能忘記自己也是有缺點的。看幹部主要看品德,看有沒有真本領與特長。20世紀80年代勞改局黨委以極大的勇氣和膽略在全局範圍內開展一場新時期用人標準、人才觀的大討論,肅清“左”的影響,大膽啟用人才。上海監獄系統一批有“嚴重缺點”、“有爭議”的幹部走上了領導崗位。實踐證明,這樣做是正確的,他們是德才兼備的好幹部。所謂嚴重缺點,有的並不是什麼原則性的問題,有的根本不是什麼缺點,只是個性。有的所謂是驕傲的缺點,其實是有一定工作能力,工作中喜歡提意見而已。我曾經在局大會上公開講我就是喜歡這樣“驕傲”的幹部。實踐一再證明: 人無完人,金無足赤,只看到同志的缺點一味求全責備,是領導帶好隊伍的大忌,往往最終導致埋沒人才、浪費人才,對我們事業帶來不可低估的消極影響。
帶好隊伍要善於捕捉工作興奮點,把幹部隊伍調整到處于工作的興奮狀態,也是一項領導藝術。人不可能始終處于興奮狀態,但每個人都有興奮點,領導要能瞄準興奮點,讓每一個同志經常興奮起來。在日常工作中,營造心情舒暢,催人奮進的工作環境,提出振奮人心的工作目標,取得工作成就,創造出新的工作經驗,獲得各級各類的表彰,聆聽有深度、有啟迪的工作報告、學術報告,閲讀一本好書,參與感興趣的專題討論等等都能成為興奮點,各級領導就要善於通過各種途徑和手段不斷製造興奮點,讓幹警在工作中興奮起來。以我來說,多數時間處于工作的興奮狀態,尤其是下基層與第一綫幹警接觸交談討論,就會感到非常興奮,一天十多小時工作不感到疲勞。以往一年兩次局工作會議就是激發乾警工作興奮點的有效方式之一,會議期間暢所欲言,群情振奮,會議一結束,有的同志連夜趕回農場研究部署落實。
我們要營造一個培育幹部的良好環境。環境育人的影響是巨大的,環境的好壞,將直接影響隊伍建設的成敗。環境就是育人的土壤、氣候,沒有好的環境出不了一流的人才和隊伍,已有的人才也會流失,原來比較好的隊伍也會垮掉。環境是培育幹警隊伍的一種“軟力量”,過去由於缺乏這方面的認識,因而重視不夠,抓得不多、不深,深感遺憾。
營造良好的環境,各級領導是關鍵。領導幹部不僅要懂得營造育人環境的重要性,而且要意識到領導幹部想什麼,關心什麼,提倡什麼,反對什麼,工作在什麼地方着力,對整個隊伍思想、士氣、精神狀態、努力方向、工作重點都具有重要的導向作用。對基層幹警來說,領導的導向就是氛圍,就是環境。領導要同全體幹警一起,營造發奮圖強,勇于改革創新,敢為人先,崇尚科研,鼓勵成就,寬容失敗,合作共進的工作環境;營造孜孜不倦勤奮學習,百家爭鳴,學術自由,獨立思考的學習環境和“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的大家庭般融洽、溫馨的人際環境。營造良好環境還必須以人為本,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在建立制度體系,完善長效機制上下功夫,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形成人人心情舒暢、個個奮發向上那樣一種生動活潑的環境。
關於當領導的體會,概括起來還是一句話,執政為民。各級領導有了一顆執政為民的心,學習知識、調查研究、獨立思考、科學決策、精心協調、帶好隊伍就有了方向,有了動力,各級領導班子也就能真正成為推動科學發展的堅強政治核心。


綜合論述〖〗擁抱監獄工作——我的實踐與思考〖〗y
擁抱監獄工作〖〗——我的實踐與思考●調研歸來話改革調研歸來話改革本文曾被收入《論上海監獄工作》,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986年12月)最近,我們局機關抽調了三分之一幹部下基層進行為期三個月的專題調查。調查歸來,豁然開朗。簡言之: 看到了不少問題: 增強了改革信心。有人愕然,看到成績才能增強信心,何謂看到了問題也增強了信心呢?我覺得,看到了問題就是希望所在,猶如醫生確診了病情,治療就有了信心。
近幾年來,上海勞改工作在改革洪流中邁開步伐,有了長足的發展和提高,改革的觀念、創新的意識已逐步被一些同志所接受。但是,就勞改工作的整體而言,以往的一些改革,還只是小改小革。政工、管教、生產、財務、後勤等五大方面的改革任務還相當繁重,對此,通過幾個月的調查研究,上上下下的認識已逐步趨于一致。明年我們必須下更大的決心,在“改革”兩字上大做文章,做深文章,做好文章。

一、 精簡機構,緊縮機關人員,加強中隊第一綫
機關有一個極大弊端: 從局本部開始,一直到大隊部(大隊部也機關化了)機構臃腫,人員龐雜,官僚主義嚴重,辦事效率低下,已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了。我在這次調查中發現這麼一個分場(科級),共有幹警70餘人,其中直接管理犯人的中隊幹部28人,占38%;分場幹部45人,占62%。據查,這種現象不是個別的,頗有普遍性。那麼多機關幹部都在幹什麼呢?據另一農場反映,今年1月至6月15日,農場共印發各種表格128種,還不包括上級部門下發的表格。至于檔案、簡報,更是五花八門,連文藝小分隊招生也要發個文,似乎不上文就是不重視。因此,大家忙於起草檔案、打印、閲文……此外,會議繁多,一位農業科長在座談會上感慨地說,一周六天,他有五天開會。另一位科長說:“根據業務需要,本來一個科長就夠了,我之所以提出要配副科長,就是為了應付開會。”
與此相反,中隊第一綫的幹警奇缺。中隊是改造工作的實體,提高改造質量和經濟效益,關鍵在中隊。一個140名左右罪犯的中隊,包括中隊長在內,僅有6至7名幹警在日夜工作。上層和基層相比,頭重腳輕,指揮者多,打仗者少。這個矛盾十分尖鋭,此問題不解決,一切改革無從談起,提高改造質量和經濟效益也成了一句空話。
精簡機構,緊縮機關人員,剷除文山會海,擺脫事務主義,加強和充實中隊第一綫,這已成了當務之急。無論勞改農場,還是勞改支隊,都要把這個問題提到重要的議事日程上來,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狠下決心,大刀闊斧,砍它幾刀。要把優秀的幹警充實到中隊去,使每個中隊都有一些工作骨幹。大隊長要分頭包管一個中隊,加強領導。

二、 要強化對廣大幹警政治和業務的培訓工作
調查情況表明,廣大幹警的政治素質、業務素質和文化素質都有待于進一步提高,這是當前工作的需要,更是改革的需要。不少青年幹警對我說,他們從部隊複員到勞改戰線已有多年了,但正式培訓僅僅是報到後的十天時間。到了勞改隊沒有專門的業務訓練,只是小作坊式的“師傅帶徒弟”的方法。師傅強,徒弟還可以學到一些東西,如果師傅是“歪路子”,徒弟也往往跟着“歪”。此外,大多數第一綫的青年幹警,除了在政治上占優勢外,其他許多方面亟須提高。現在中隊的幹警大多都是近兩年參加勞改工作的新同志,他們年齡小,文化低,閲歷單純,不少人原來是樸實的農村青年,而那些犯人,大多是城市人,見識多,閲歷廣,有的幾經改造,有一套“改造經”。因此,我們必須把幹部培訓作為一件大事來抓,不斷提高第一綫幹警的素質,擴大和增強我們改造罪犯的優勢。同時必須明確,強化培訓工作是指全體幹警,包括我在內。除了管教業務知識外,各項專業,如政工、秘書、企管、財會、統計、醫療衛生以及工農業生產等等,都要培訓。要有計劃地進行脫產培訓,除選派事業心強、工作好、有培養前途的同志參加外,主要開展大面積、多渠道、多層次的在職培訓。業務培訓要有點“鄉土”氣,不要一味求“洋”,要求實用,缺什麼補什麼,需要什麼學什麼。培訓內容要集中,周期不宜太長,兩三天,一星期都可以。這樣既有利於消化,又不影響工作,每次培訓都使受訓者有所收穫。長此以往,積少成多,幹警的水平就逐步提高了。
大面積的培訓可採取多級培訓的方法。勞改局、農場、支隊,甚至有條件的勞改大隊都可以辦培訓班,請有經驗的幹警和有理論的同志充當教員,教學相長,互相學習,共同磋商提高。我們要下決心花兩年時間,抓好幹部培訓,為“兩勞”工作的騰飛做好準備。

三、 增強懲罰意識,在嚴格管理上狠下功夫
中央領導同志最近指出,勞動改造罪犯,不是把勞改犯變成死人、廢人和仇人,而是要把他們改造成為新人、好人和對社會有用的人。近幾年來,我們上海的改造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也暴露了一些問題。打罵犯人的情況時有發生,個別的甚至致傷致殘,嚴重影響了黨的勞改工作方針、政策的貫徹。我們必須加強對幹警的政策教育和職業道德教育,決不能對此類問題等閒視之。對個別屢教不改的幹警,要嚴肅處理。目前更為普遍的問題是,懲罰意識淡化,忽視了勞改工作的性質和任務。現在的情況往往是,一方面管理不嚴,一方面幹警違紀時有發生。發生幹警違紀的事,開始恰恰都是由於管理不嚴而導致的。管理不嚴突出表現在執行監規紀律不嚴,犯人行動自由,脫管嚴重,犯人脫逃的,百分之百都是幹警失職、嚴重脫管所致。還有,有些單位犯人“磨洋工”現象嚴重,出工不出力的較為普遍。上述問題嚴重影響了改造質量的提高。因此,我們一定要增強懲罰意識,堅決依法實行嚴格管理,從細微處管起,“管頭管腳”,為犯人矯正惡習、轉化思想,創造一個良好的外因條件。

四、 注重調查研究,抓好科研工作,為加速勞改工作科學化進程而努力
在這次研究調查中,我有一點很深的體會,勞改工作作為一門綜合性科學,它的深度和廣度已經被越來越多的人所承認和肯定。然而,科研工作對實際工作的指導作用卻尚未被更多的人所認識。有的同志認為,我們有三十年豐富的勞改工作經驗,以此來指導我們的工作已經夠用了,何必搞什麼新花樣。三十多年的工作實踐,確實有許多成功的經驗,這些都是老一輩留下的寶貴精神財富。但是,直觀式的經驗畢竟有一定的侷限性,只有把這些經驗經過分析、綜合,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裡,上升到理論,用以指導實踐,才具有可靠性和科學性。這種由經驗變為理論的過程,也就是科研工作的任務。
勞改局是政法系統的一個實際工作部門,它不同於社會科學院。因此,我們首先要抓應用理論的研究,目的是為勞改實際工作服務,為領導的決策服務。勞改局的研究所、犯罪改造學學會和有志于勞改工作的研究者,都理所當然地要成為領導機構的“思想庫”、“智囊團”。在改革的時期,更要為領導提供眾多的調查報告、分析材料和選擇方案,使領導能做出正確的決斷。
勞改工作的科研內容是很廣泛的,凡是在實際工作中發生的一切新情況、新問題,都應該是我們研究的對象。現在,在犯罪和改造的研究上,我們已經起步了,但是作為特殊企業,在勞改企業管理上的科研工作也要加強。

五、 思想政治工作是勞改勞教工作全面改革的有力保證
不少單位的思想政治工作薄弱,政工部門只管人事變動,不管幹部思想政治工作。黨不管黨,黨員長期不過組織生活,思想工作無人抓。今後,我們要經常對幹警進行生動活潑、形式多樣的思想教育,對黨員要進行黨性教育和黨員先鋒模範作用的教育。有一位黨員青年幹警對我說,他調到這個大隊已兩年有餘,可直到最近,大隊長還叫不出他的姓名,更不要說談談心了。依我看,這個單位不是思想政治工作薄弱,而是根本沒有開展。領導同志既要嚴格要求幹部,不姑息缺點、錯誤,同時又要注意感情投資,熱誠關心和愛護幹部。這兩方面都是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機組成部分,不能偏廢。現在普遍流傳着一種說法: 多做多錯,不做不錯。從本質上看,這是個怪現象,是思想政治工作薄弱所致。不及時獎優罰劣,是非不分,上上下下渾渾噩噩,這類謬論必然暢行無阻,並渙散着我們的隊伍。我們要強化思想政治工作,努力營造一種“無功便是過”的強大輿論,使每一個努力工作的人都心情舒暢,以此帶動全體同志蓬勃向上。
改革是一項宏偉的工程,勞改工作的全面改革需要政工、管教、生產、財務、後勤等諸方面的協調配合,同步進行。如果說政工是龍頭,那麼後勤就是龍尾,頭尾相貫,缺一不可。我們要下大決心把幹警的福利搞好,把後勤工作搞好。我們上海勞改局的每一位同志,無論在哪個崗位,都應該立足本職,以一個改革者的姿態,投身到上海勞改工作全面改革的洪流中去。

改革不力就是失職改革不力就是失職
(1987年9月)上海勞改系統的全面改革、深化改革已經迫在眉睫。對於這項緊迫的任務,各級領導幹部的指導思想要十分明確。今年我們還要抓兩件大事: 第一件是上海勞改工作的全面改革、深化改革,促進其他各項工作;第二件是總結“嚴打”以來上海勞改工作改革的經驗和教訓,為全面改革、深化改革提供一些依據。

一、 認清改革形勢,增強改革的緊迫感
改革是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要前進,非改革不可。八年的實踐證明,改革、開放、搞活的總方針、總政策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運用和發展,符合中國國情。我們只有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同時,堅持改革、開放、搞活的總方針,才能實現國家繁榮、人民幸福的目標,這就是我們要走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
近幾年來,上海的勞改工作有所突破,有所發展,這是不斷貫徹兩個基本點、推進改革的結果。當前我們正處在新舊體制交替,改革從淺層次向深層次發展的階段。上海的勞改工作要繼續前進,達到“三個提高”,必須不停地改革。要認識到改革不力就是失職,就要落後,就可能會被淘汰。
據我瞭解,基層各級領導幹部的改革意識正在增強,改革的要求十分迫切,而且已經在不少方面進行了改革的實踐。可以這麼說,勞改系統已經形成了改革的“小氣候”,這是非常可喜的。全國改革的“大氣候”和上海勞改系統改革的“小氣候”匯成了一股強勁的力量,催促着我們把改革的步子邁得更大一些,更紮實一些,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們也要看到,改革愈深入,涉及的難點就愈多,難度也愈大。這就要求各級領導幹部既要有強烈的緊迫感,還要有鋭意進取的鬥志,把改革不斷引向深入。

二、 深化改革,全面改革,必須抓住五個環節
擔負改造任務的單位,檢驗的標準是促進“兩個效益”的提高,即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提高,其中首先是社會效益。改造單位是做人的教育轉化工作的,因此,社會效益是第一位的。組織罪犯參加勞動有雙重意義。首先,是改造人的重要手段;第二,在發揮改造作用的同時也產生經濟效益。毛澤東同志早就說過,人改造好了,物也就有了。這個觀點被幾十年的實踐證明是正確的。
第一,加強學習。改革是一場革命,各級領導要投身這場革命,取得主動權,就必須加強學習。只有學習好了,認識提高了,才能在改革的洪流中保持清醒的頭腦,有進取的力量。我們要認真學習馬列主義的基礎理論,學習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學習有關專業知識,改革的深度和廣度取決於我們學習的深度和廣度。
第二,調查研究。有了改革的緊迫感,接下來的問題是改革什麼?怎麼改革?改革的方向、目標是什麼?這是不能拍腦袋、想當然的。比如,大家提出勞改局機關機構龐大,人浮於事。怎麼改呢?結論應該產生在深入調查研究之後。這牽涉到局機關的職能、應該管哪些事等等問題,這些問題搞清楚後,先放權後簡政,機構改革就順理成章了。各級領導幹部對所在部門的情況也要做全面深入的調查研究,找出制度上、工作上的弊端,排出妨礙改革的因素,提出改革的目標和措施。只有情況明、決心大、方法對,才能保證改革健康發展。
第三,敢於決策。改革的方向,目標確定之後,就要敢於決策,不能紙上談兵。改革的深化,必然要觸及傳統的觀念、傳統的習慣和傳統的體制,各個方面、多個層次冒出來的思想問題一定會很多。因此,對改革者來說,一方面要做好細緻的思想政治工作,另一方面要有膽有識,敢於決策,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例如,有個農場對幾名業務上不適應的科級幹部給予免職,重新安排工作,就是對幹部管理方面有膽有識的決策,得到了群眾的擁護。又如“鐵飯碗”、“終身制”已經習慣成自然了,我們一些單位的領導敢於向它挑戰,實行了中隊長負責制、大隊長負責制,實踐證明效果很好,深得人心。
第四,發動群眾。歷史是人民群眾創造的,搞改革,同樣要發動群眾,依靠群眾。發動群眾,要注意三個問題。一要思想發動,這是全面改革、深化改革過程中不可忽視的一項工作。去年八月警校的改革研討會,今年一月的勞改局工作會議,三月的“雙增雙節”座談會,五月的青年工作會議等,都是在做思想發動工作。我們要把各個方面、各個層次的群眾都動員到改革的行列中來。只有在思想上關心改革、重視改革,才能在行動上支持改革、投身改革。二要充分發掘群眾的智慧。各級領導幹部要多渠道多形式地與群眾對話,溝通思想,聽取群眾的意見和建議,正確的意見要及時採納,這樣才能保護群眾的積極性。能否把群眾的智慧發掘出來,這是對我們發動群眾工作的檢驗。三是改革需要發動群眾,同時,改革的成效又反過來促進群眾積極性、創造性的提高。鄧小平同志說過,要通過政治體制的改革,把群眾的積極性、創造性調動起來。我們要懂得這樣的辯證關係: 改革,要調動群眾的積極性、創造性,而群眾的積極性、創造性又是全面改革、深化改革的必然結果。
第五,起用人才。政治路線確定之後,人才是決定因素,這是我們在近幾年的改革實踐中悟出的一條體會。事實告訴我們,起用了一個人或幾個人,往往能夠改變一個單位的面貌。我們推行全面改革、深化改革,必須大膽地起用各種人才。今年一支隊聘用了一個職工當財務科長,他抓了成本的目標管理,上半年就降低成本47萬元,在全局引起了震動。
起用人才,就要善於發揮人才的特長。我們的眼睛要向下,到實際工作中去發現人才,揚其長,避其短,使他們的真才實學充分發揮出來。三、 要特別重視領導班子的團結和思想政治工作
第一,領導班子團結問題。發揮領導班子的群體力量是我們健康地推行全面改革、深化改革的關鍵。領導成員的政治素質、思想素質和作風修養直接影響領導班子的團結。我們每一個領導幹部都要加強自身素質修養,在班子內部,努力取得思想觀念上一致或基本一致。如果我們思想觀念上不一致,一定會在具體問題上缺乏共同語言,班子內部也不可能團結。只有在加強自我修養、加強自我學習,提高政治、思想、業務等素質的基礎上,團結才是真正有力量的。
班子的團結要經受考驗,包括勝利的考驗和失敗的考驗。歷史上有這種現象,創業期間往往比較注意團結,然而,在勝利、榮譽面前卻產生了猜疑、嫉妒;也有這種現象,在某一項工作中由於失敗而不能同舟共濟,導致領導班子內部的衝突、分裂;還有一種情況,新班子、新人馬時期,大家都比較虛心,注意團結,共事時間一長,相互的缺點都顯露了,往往會成為不團結的起因,等等。這些都是考驗的時刻。
團結是動態的、發展的。隨着工作的發展,情況的變化,出現了矛盾和分歧也是正常的。出現了矛盾、分歧要通過正常的民主生活來交流思想,進行協調,我們要像愛護眼睛一樣愛護我們的團結。為了保證全面改革、深化改革,不僅領導班子要加強團結,上下左右都要加強團結,同心同德。總之,團結要經受各種考驗,不可能一勞永逸。我希望,各級領導班子都能經受各種考驗,成為團結協調、率先改革的堅強的領導核心。
第二,加強思想政治工作問題。強化思想政治工作是深化改革、全面改革的重要保證。思想政治工作與業務工作的關係,一個是保證,一個是依靠,即思想政治工作要保證業務工作的完成;做好業務工作,一定要依靠思想政治工作。兩者的關係擺正了,也就達到了政治工作與業務工作的統一了。
思想政治工作,各級領導都要抓,黨、政、工、團要共同抓,每個黨員都有做思想政治工作的任務。我們要改善和加強思想政治工作,確保全面改革、深化改革的順利進行。認清形勢同心同德渡過難關認清形勢同心同德渡過難關
(1988年9月)最近,中央領導同志多次指出,我們的改革面臨許多難度很大的問題。同樣,地方有地方的難關,單位有單位的難關。面對這些問題,我們不能繞道走,一定要頂着風浪前進。每個共產黨員、政法幹部,都有責任為國家、為黨渡過難關做出貢獻。
目前,上海勞改局的難關是體制改革、勞動人事制度改革和分配製度改革,就是說要引進競爭機制,把改革推向前進,向“大鍋飯”、“鐵飯碗”、“鐵交椅”衝擊,從而,有效地提高改造質量和經濟效益。如果把我們的小難關渡過了,那麼,也就為國家渡過大的難關做出了貢獻。這就需要全局上下團結一致,同心同德。

一、 要渡過難關,必須深化改革
當前的難關,是前進道路上的難關。只有改革,方能渡過難關,走回頭路是沒有出路的。
第一,深入改革要敢於碰硬,不怕得罪人。我們的改革已經從小改小革、淺層次的改革發展到體制、勞動人事制度、分配製度等深層次的改革。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三大改革越深入,矛盾越突出,因而阻力也越大,因為它牽涉到人們切身利益的再調整。
於是,就出現這樣一個問題,深化改革必然會得罪一些人。對這個問題怎麼看?我認為這裡有個辯證關係。這就是對懶漢、混客要動真格。體制,尤其是勞動人事、分配製度的改革會得罪這些人,這是勢在必行,否則,改革無法深入。當然,我們得罪的是少數人、個別人。眾所周知,改革是一項群眾性的事業,它代表和反映了群眾的根本利益。因為怕得罪人而不敢深化改革,就必然會損害群眾的根本利益,進而得罪多數人。從這個意義上說,得罪了少數人,也就是維護了多數人的利益,所以,深化改革要敢於碰硬,不怕得罪人。
現在有一種說法,推進三大改革,群眾的心理承受能力不行,改革固然要考慮群眾心理承受能力,但是,我們不能不加分析地講承受能力。群眾的承受能力通過輿論、宣傳教育是可以逐步增強的,然而,真正的心理承受能力要在改革實踐中提高。如農村的經濟體制改革,一開始也不是所有人都能承受的,後來取得了顯著的效果,也就為人們普遍接受了。去年川東農場撤下了幾個中層幹部,震動很大。今年又拉下了幾個,卻很平靜,說明群眾能夠承受了。所以光講不行,要靠改革方案出台,靠改革實踐來鍛鍊提高群眾的心理承受能力。當然要做好深入細緻的思想政治工作,防止出意外事故。
第二,要樹立不斷改革的思想。改革是一個系統工程,需要配套。實行支隊長負責制,為“三個提高”創造了條件和環境,但要真正實現“三個提高”,還必須進行勞動人事制度、分配製度的改革,這就是大配套。大配套下面還要有小配套,如勞動人事方面,實行聘用制後,還要建立崗位目標,實行考核、獎懲等等,一環扣一環地配起來。
我們還有些單位因為有不斷改革的思想,所以他們的工作一年一大步,年年有新貌。但也有少數單位改革意識不那麼強烈,或者時強時弱,因而工作進展不快。其實,有些改革是他們開的頭,但沒有堅持下去,結果自生自滅,或者牆內開花牆外香。要知道,停頓之時就是落後之日,不進則退。因此,各級領導幹部要樹立長期改革、不斷改革的思想。

二、 要渡過難關,必須改進和加強思想政治工作
當改革面臨關鍵時刻,改進、加強思想政治工作有着十分重要的意義。思想政治工作的改進和加強,其基本點就是貫徹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從實際出發,講真話、辦實事、重效果。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我們提倡求實的精神,反對不着邊際的空談;提倡抓住一切時機、利用一切方法,生動活潑地開展思想政治工作,把思想政治工作貫穿、滲透到日常工作中去,反對獃板、僵化、照搬照套的方法;提倡思想教育分層次、“分食制”,加強針對性,反對“一刀切”、“一鍋煮”。我們要加快形成黨政工團齊抓共管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新格局。黨政工團在思想政治工作中有各自的側重面,他們的職責和作用是不能相互替代的。
全體幹部、工人的凝聚力是我們渡過難關的中堅力量。但是,增強凝聚力靠什麼?以前個別單位出現過工作講好價錢再幹的情況,這是危險的。實踐證明,光講物質利益形成的凝聚力是暫時的,不牢固的。我認為凝聚力要靠精神力量加物質利益。我們要激發乾部、工人熱愛祖國、熱愛本單位、熱愛本職工作的熱情,自覺地為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作出貢獻。我非常贊成會上同志們提出的,川東農場有川東精神,白茅嶺農場有白茅嶺精神。這就是我們說的精神力量,有了這種精神力量,形成的凝聚力才是持久的,牢固的。
最近幾年,我們經常強調幹部、工人的物質利益要同單位的經濟效益捆在一起,我看光講這一點不行,還要將幹部、工人的自尊自愛同單位的集體榮譽捆在一起。我主張兩個捆在一起。我想,這就是物質文明、精神文明一起抓的具體體現。

三、 要渡過難關,必須進一步提高領導幹部的素質
領導幹部的素質如何,對於渡過難關有至關重要的影響。我覺得,領導幹部的素質,當前要強調四個意識,即改革意識、創業意識、民主意識和團結意識。
第一,要有強烈的改革意識。有沒有強烈的改革意識,檢驗的標準是什麼?我看,很重要的一條,就是有沒有危機感。如果自我感覺很好,就不可能有強烈的改革意識。從一定意義上說,強烈的改革意識來自強烈的危機感。一個領導幹部如果缺乏強烈的改革意識,就不會帶領群眾去開拓創新。從某種意義上說,越是精通業務的人,如缺乏改革意識,就越可能成為改革的阻力,事物的辯證法就是如此。
第二,要有強烈的創業意識。各級領導,包括每個共產黨員要非常明確,我們不是就業者,而是創業者。要經過我們的努力,創造出具有中國特色的勞改事業,出一批改造盜竊犯、改造流氓犯的專家。各級領導幹部都要有這個雄心壯志。白茅嶺農場團山茶場、局招待所,他們單位雖小,但有創業精神,幹出了一番事業。創業精神不是講出來的,而是在實踐中磨練出來的。
第三,要有強烈的民主意識。我們的建設和改革都要依靠群眾,上海“兩勞”工作能取得較大的成績,這同發動群眾,依靠群眾是分不開的。因此,各級領導幹部一定要強化民主意識。各單位的職代會、對話制度等都是健全民主政治的組織形式。民主制度不能停留在形式上,如果領導幹部不重視民主,或民主意識不強,那麼,職代會、對話制度等等,僅僅是點綴,裝裝門面的。我們要克服這種現象,努力使民主制度名副其實。
民主意識同提高領導機關的工作透明度是聯繫在一起的,我們的工作透明度還不夠,好多事情群眾不瞭解,因而聽信于“小道新聞”。為了逐步增強工作透明度,做到重大的事情讓群眾知道,我們考慮建立一個通報制度,利用電話會議形式,定期向各單位通報全局的工作。基層對下面也要有透明度,透明度越高,越能取得群眾的理解和支持。
真正增強民主意識,是一個鍛鍊的過程。一般情況下,人都是喜歡聽好的反映,不願聽批評的話,可這不是不可變的。可以這麼說,這也是對領導幹部的一個考驗。各級領導幹部要在實踐中不斷提高聽取不同意見的承受能力,這個不同意見,不光是反面意見,還包括冤枉的意見。
第四,要有強烈的團結意識。這幾年的實踐證明,領導班子的團結是第一位的,一個單位能不能上去,有諸多因素,其中很重要的是領導層是否團結,上下左右是否團結。一個單位的凝聚力產生於精神,而向心力產生於領導的精誠團結。這兩股力,對於我們渡過難關,都是不可少的。解放思想深化改革解放思想深化改革
(1988年12月)近五年的基本經驗集中到一點,就是要進一步解放思想,不斷更新觀念,繼續把改革作為我們各項工作的主旋律,用深化改革這把金鑰匙,打開事業發展的大門,取得事業的成功。

一、 領導者要有高度的改革自覺性,正確估計自己的思想解放度
我們這條戰線,肩負着保衛和促進社會生產力發展的雙重任務。要出色地完成提高改造質量和經濟效益兩大任務,唯一的出路在於解放思想,深化改革。
思想解放是深化改革的先導。沒有思想解放,就沒有今天上海勞改工作的新局面。現在,我國尚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們的改造工作仍處于初級水平,改造形式和方法不少還是落後的、陳舊的,缺乏科學性。因此,明智的領導者都要清醒地認識到這一點,從而產生強烈的改革慾望。
但確實也有些領導,缺乏這種感受,他們覺得在自己所管轄的部門,任務尚能完成,沒出什麼大紕漏,雖然沒冒尖,但也不是最落後,自我感覺良好,毫無緊迫感。這是一種危險的信號,一種掉隊的信號,事實上已經有人掉隊了。改革的洪流已經使我們的農場與農場之間、支隊與支隊之間、廠與廠之間、所與所之間拉開了差距,如果仍然盲目樂觀,這種差距還將拉大,直至被淘汰。
抬頭看改革形勢,新理論的提出,新觀念的湧現,可謂日新月異,如不抓緊學習,稍有鬆懈,就會茫然,就會落後。因此,各級領導對自己的思想解放度要有一個正確估計,不能自我感覺良好。思想解放是相對的、動態的,我們不能寄希望于一次完成。昨天自以為思想解放了,今天聽了一個報告,讀了一篇文章,可能又覺得還有老框框、舊觀念,還須進一步解放思想。總之,我們必須有高度的改革自覺性,把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放到中心位置,成為各級領導思考的中心、言論的中心、行動的中心。
中國有句老話,“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如今改革形勢逼人,我以為無功便是過,改革不力就是失職。今後,對領導幹部的考核,不僅要看他是否任勞任怨,更要考核他的改革意識、改革精神和改革業績,這是衡量領導幹部是否勝任的主要標準之一。

二、 改革要下苦功夫
有了良好的改革願望,並不等於就是改革本身,要真正實施改革必須狠下苦功。根據我們近五年的改革體會,領導者必須在四個環節上下苦功夫:
1. 抓好“三頭”。“上頭”: 要刻苦學習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學習改革的理論,瞭解國情;“下頭”: 要深入實際調查研究,掌握局情、廠情、隊情;“外頭”: 要開闊視野,瞭解國內外、省(市)內外、單位內外同行間的工作情況以及他們的最新成果,從而不斷地破除舊觀念,確立新觀念,科學地確定改革的目標,找到改革的突破口。
2. 排除干擾,科學決策。只有情況明,才能決心大。但真正要拍板決策時,往往又會冒出各種干擾,牽絲攀藤,使領導難下決心。改革有強烈的時間性,當斷不斷,必受其亂。作為一個積極投身改革的領導者,看準了改革目標,就應當果斷排除各種干擾,當機立斷,而不能優柔寡斷,坐失良機。
當然,決策改革非同兒戲,不能用“想當然,拍腦袋”來代替,這樣做必然會招致歷史的懲罰。
3. 發動群眾,起用人才。改革代表和反映了群眾的根本利益,群眾是改革的原動力,只有廣泛發動群眾,才能使改革獲得廣大的群眾基礎,具有強大後勁。改革方案出台一定要顧及群眾的心理承受能力,發動群眾也必須從轉變觀念入手,我概括為三個字: 風、雨、台。先吹吹風,後下點毛毛雨,最後改革方案出台。改革一定會觸及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會招致某些人的反對,這並不可怕。我們不能“拖住先進不讓飛,保護落後慢慢爬”,不能一聽到反對聲就偃旗息鼓,自己倒下。對群眾的議論要作具體分析,正確的意見迅即接受改正;不正確的,要進行說服教育;個別說服不了的,待改革成功時,再讓事實來逐步提高這部分人的認識。
人才觀的問題講了很多年,但未根本解決。領導幹部一定要有求才如渴的精神,大力培養、發掘、引進、起用人才。可以這樣說,安於現狀,不求發展的領導,對人才是無所謂的,即使送上門來的人才,還要“研究研究”。要深化改革,必須打掉一切陳腐的條條框框,不拘一格使用人才。今後,無論哪個單位,能幹的上來,不能幹的下去,誰有本事提高改造質量,提高經濟效益,提高幹部素質,誰就上來當領導。
4. 不斷總結,經常反思。改革是全新的事物,需要在實踐中不斷總結經驗教訓,經常反思成敗得失,從而進一步修正、補充改革方案,提高改革實效,並選擇新的改革突破口,深化改革。
上述四個環節是相互銜接,相互關聯,周而複始,貫穿始終的,必須花大力氣,下苦功夫。

三、 改革必然有震動
當前全國正處于全面改革、深化改革時期,處于新舊體制交替、新舊觀念並存時期,改革就是要破除舊觀念,確立新觀念,改變舊體制,創立、完善新體制,因此必然要衝擊形形色色的舊習慣勢力和條條框框,也必然會受到來自多方面的抵制和摩擦,這樣,就會有震動。對震動要作科學的分析,不能盲目認為震動就是改革,失誤的改革決策也可能引起震動。凡是改革涉及面越大,觸及力越深,其震動面必然也越大,程度必然也越深,這是客觀規律。然而,從主觀方面而言,我們要儘可能使改革引起的震動小一點,時間短一些,這樣可以使改革的推進更順利一些。
但是,我們大可不必為震動所害怕,應該正確對待改革所產生的震動:
1. 預測震動,充分估計到可能引起震動的方方面面,分析其震動的原因,預測其震動的趨勢,做到心中有數,遇震不慌。
2. 把震動儘量控制在最小的範圍,積極而穩妥地實施改革方案。這就需要講究改革的藝術,研究社會心理,充分發揮宣傳、輿論的作用,使改革能被大多數人所理解、接受。
3. 通過震動,可以進一步檢驗和把握改革的方向。如果是由於我們的經驗不足而引起的失誤,就及時糾正;如果是積極向上的震動,就可以用來激發群眾的改革熱情,吸引群眾投身改革;還可以因此觸及陳腐、保守觀念,使之震驚,引起反思,轉變觀念,跟上前進的步伐。

四、 改革必然有風險,改革者要不怕擔風險
改革是前所未有的事業,沒有現成的經驗可搬,全靠改革者自己去開拓、探索。改革有成功或失敗的兩種可能,因此就有冒失敗的風險,這風險來自社會,有政治風險、經濟風險、技術風險、輿論風險等等,風險是客觀存在的,要想尋找一條沒有風險的改革道路是不可能的。沒有風險的事業是平淡無奇的庸人事業,是沒有前途的事業。
我們提倡改革者要不怕擔風險,這並不意味着主張冒險主義。冒險主義持草率態度,不作深入的調查研究,不作嚴密的科學分析,用僥倖心理對待改革。我們反對這種不負責任的態度,主張不但要敢於承擔風險,而且要善於承擔風險。
所謂善於承擔風險,就是要學會駕馭風險。風險只是一種失敗的可能性,並不是失敗的必然性。馬克思主義有一條真理,就是不僅要認識世界,而且更重要的在於改造世界。對待改革中的風險,我們應該持這種態度,首先要充分認識風險,弄清它的來龍去脈,掌握它的內在規律,這樣就有了對付它的辦法。只要我們用科學的態度來對待風險,駕馭風險,就可以化險為夷,助改革成功。
改革者其樂無窮,樂在風險中。有了風險,才有搏鬥,有了搏鬥,人生才有了樂趣。當改革者戰勝了風險,取得了改革事業的成功,這樣的樂趣只有改革者才能感受到,其他人是無法體驗的。

五、 改革者要出以公心
改革的事業是黨的事業,是人民的事業。改革者一定要用極端負責的精神來對待改革,而不能摻雜個人私心雜念。今年,全局要普遍推行行政首長負責制,從過去的“雙軌制”逐步過渡到行政首長負責制,那麼由誰來當支隊長、廠長呢,這就是一個考驗。我認為不是什麼“誰強由誰當”,而是誰適合由誰當。改革者出以私心,必然曇花一現。這樣的教訓是不少的。
改革者只有出以公心,才有生命力,才可能把個人名利得失置之度外,獻身改革,狠下苦功,抗得住風險,經得起震動,在成功面前保持謙虛謹慎,繼續揚鞭奮進,失敗時不氣餒,吸取教訓,準備“東山再起”。
能否“五湖四海”,這是衡量改革者是否出以公心的一個重要標誌。改革是群眾的事業,需要各類人才共同努力。排外思想是狹隘小生產的產物,我們勞改事業的改革,需要各種人才的組合。勞改局的人才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因此我們應該為人才吶喊,從局領導到一般幹部、工人,人人都有推薦人才、引進人才的義務和責任。只有“五湖四海”,我們的事業才會興旺發達。上海勞改工作要上新台階上海勞改工作要上新台階本文曾被收入《論上海監獄工作》,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989年1月)近四十年的勞改工作,大致可分為四個時期: 一是初創時期,二是徘徊時期,三是恢復時期,四是新的發展時期。新的發展時期在時間上從什麼時候算起?我以為,1988年是新的發展時期的開端,因為它在上海勞改工作歷史上是一個轉折點。具體說有六個標誌: 一是在體制上實行了黨政分開、行政首長(支隊長、場長、廠長、所長)負責制;二是分類改造進入了理論和實踐並舉的時期,而且有所突破,規範化建設已取得初步成效;三是思想政治工作進一步得到加強,初步形成黨政工團齊抓共管的局面;四是幹警隊伍的政治、業務素質有了明顯的提高;五是工農業生產開始步入社會主義商品經濟軌道,產值、利潤穩步增長;六是勞動人事制度和分配製度的改革展開,在幹部和工人隊伍中引入了競爭機制。
回顧歷史,上海勞改工作確有發展,變化比較顯著。展望未來,攀登高峰是無止境的,只要我們保持清醒的頭腦,謙虛謹慎,勤奮好學,那麼就能再創新,再發展,再上一個新台階。工作上新台階,就意味着思想水平、工作水平上要上台階,這是一個工作深度和廣度的問題,它決不是過去工作的簡單重複,而是不安於現狀,繼續開拓創新。我們所從事的工作不是一般的工作,做好了也不是一般完成任務,而是在創造一項崇高的事業,即具有中國特色的勞改事業。因此我們搞分類改造、分級管理、規範化建設、綜合治理等等,都是為了創建具有中國特色的勞改工作和勞改法學作貢獻。我們的幹部,特別是領導幹部,要想得深一些,想得遠一些,從這個出發點去考慮和規劃我們的各項工作。

一、 改造工作要堅持針對性、系統性
做改造工作的好比是醫生,醫生每天要查病房,看看病人經過治療效果如何,根據病情的變化再開處方。做改造工作,也要查“病房”,看看犯人需要什麼,對症下藥。所謂堅持改造工作的針對性,就是針對改造罪犯的需要,來設計和改進我們的工作。
堅持針對性,首要的是加強調查研究。我認為,針對性來源於調查研究。向誰調查?除了向幹部、向罪犯家屬、向社會調查外,最重要的是向罪犯調查,即向被改造者調查,就像醫生直接向病人問病情一樣。向犯人調查,要瞭解他們的思想,掌握他們的需要,同時聽聽他們對我們各項監管制度、教育改造措施有什麼反映,哪些工作比較切合他們的實際,哪些還需要改進或完善等等,以不斷提高教育改造的針對性。我覺得,這是更重要更有效的調查。需要強調的是,調查研究不是一次就能完成的,工作的針對性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所以,對罪犯的調查研究要不停頓地進行,要貫穿整個教育改造工作的始終。調查研究做好了,可以減少我們工作中的盲目性和無效勞動。
這些年來,我們的懲罰管制功能發揮得比較好,針對性的教育功能發揮得不夠,針對性還比較差。不少犯人在刑滿釋放後只講“官司難吃”,很少講到教育對他的改造效果。據我所知,有的犯人改造了四五年,管教幹部還沒有找他談過一次話。如果我們把教育的功能充分發揮起來,把各項有針對性的教育改造措施同懲罰管制措施結合起來,那麼,提高改造質量就會得到真正的落實。
改造工作要有系統性,這是新的發展時期向我們提出的又一個要求。所謂系統性,就是研究一定時期內改造工作的指導思想、整體規劃、目標要求、實施方案等等,不能做到哪裡算哪裡。目前,有些單位的管教工作缺乏系統性,有的雖有系統考慮但分階段實施不力,有的還搞了不少“花架子”,這些問題在不同程度上影響了改造工作的效果。
改造工作在堅持系統性的前提下,還要不斷研究每個階段的具體目標和任務,圍繞着總目標、總規劃開展工作。如對犯人的教育如何綜合配套,教育中有主題教育與輔助教育,即縱向教育和橫向教育如何配套;課堂教育與個別教育,也就是共性教育與個性教育如何配套等等。我認為,大課教育的針對性再強,也只是解決共性的問題,必須要有小組討論、個別教育、家屬規勸等教育相配套,結合每個人的實際進行消化、滲透。另外,犯人學習討論時,幹部一定要到場,既可以掌握思想動態,又可以進行針對性的教育引導。總之,過去我們對改造工作針對性、系統性的探索有許多成功的經驗,對這些成功經驗要運用、發展、充實、提高,同時,還要有新的設計和思考,真正“一把鑰匙開一把鎖”。總之,只有堅持改造工作的針對性、系統性,才能使改造工作走上科學的軌道。

二、 改造工作要堅持實踐探索和理論研究相結合
這幾年上海勞改工作之所以能有所發展,其中一條基本的經驗就是始終堅持了實踐探索同理論研究相結合。沒有實踐探索,沒有理論研究,上海勞改工作不會出現今天的工作水平。
上海勞改工作要再上一個台階,就要繼續始終如一地進行實踐探索與理論研究,兩者缺一不可。在進入新的發展時期,理論研究是提高上海勞改工作水平的迫切要求,是時代的需要。勞改工作的豐富實踐,不斷催生理論研究的新課題,一旦新鮮經驗上升為理論,又將會對改造工作的發展起到不可估量的推動作用。
目前,實踐中有不少課題需要理論來回答,這些問題也是進一步做好監管改造工作必須回答的問題。
一是認罪服法問題。說起來似乎是老問題,其實不然。究竟什麼叫認罪服法?它由哪幾個要素組成?判斷的標準是什麼?有些犯罪承認了基本犯罪事實,但是對某些細節的認定或量刑上有想法,因而對判決有意見,這算不算認罪服法?這類問題應該研究。對罪犯服法的認定上,要堅持實事求是的態度,要清除主觀隨意性。認罪服法對一個罪犯的改造是攸關重要的,關係到能否真正得到改造,同時涉及對犯人改造表現的評價,關係到減刑、假釋等一系列問題,所以必須好好研究一下。
二是改造手段的功能問題。在任何時候都不能忽視懲罰的功能,同時還需要充分發揮教育、管理、心理矯治等功能。適時適度地運用這些功能,使之發揮綜合作用,也是一個重要的問題。我想,搞研究思路要寬闊,科學研究,就是要解放思想,勇于探索,善於實踐。
三是勞動生產問題。獄內勞動要發揮三方面的功能: 一是作為改造手段,對不同類型的罪犯有針對性地組織勞動,通過勞動,養成勞動習慣,改掉好逸惡勞的惡習。二是學習技藝,邊勞動邊學習,使罪犯學會一技之長。三是為國家創造物質財富,使罪犯在勞動中培養勤勞致富的思想。這三方面的功能如何協調統一起來,需要探討研究。
四是分類教育問題。罪犯的教育應該豐富多彩。教育的內容和形式是密切聯繫的,綜合地反映了社會學、心理學、教育學等各方面的學問。改造工作要深化,必須對教育進行深入的研究。對罪犯的教育要循序漸進,分階段實施。從實踐來看,獄內教育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每個階段集中解決一個核心問題。第一階段着重解決認罪悔罪問題,進行認罪服法教育,促使罪犯找到犯罪根源,產生悔罪感,樹立改造的信心。這是每個罪犯必不可少的“必修課”、“基礎課”。第二階段主要是轉化、矯治。這個階段要集中進行針對性的思想教育和行為矯治,“對症下藥”並有一定的劑量,在思想上幫助他們提高,在行為上增強自控能力。第三階段是全面反思、補課、鞏固階段。這個階段的重要任務是鞏固前兩個階段教育改造的成果,同時進行回歸社會前的適應性教育和行為訓練。這階段的管理教育要體現“面向社會”的特點。三、 勞改工作要有一支富有獻身精神的幹警隊伍
上海勞改工作要向前推進,幹警素質不提高是不行的。素質中最重要的是獻身精神,也就是我們提倡的“紅燭”精神。如果我們能擁有更多的具有獻身精神的幹警,那麼,我們這支隊伍的戰鬥力就會愈發強大。
獻身精神源發於強烈的事業心。但是,事業心不會天生就有的,必須要有個培養過程。我認為,事業心和興趣是有聯繫的,從對勞改工作有興趣開始,再鑽進去研究,百折不回,久而久之,就會熱愛這項工作,興趣在情感上的昇華,產生了事業心。反之,對勞改工作沒有興趣,就不會熱愛它,也就不會有事業心。所以,培養事業心這是一個漸進的過程,決不能急於求成,幻想某一天早晨大家都有了事業心。我們應當抱著積極的態度,黨政工團齊抓共管,抓住契機,教育引導,持之以恆。
幹警素質的高低直接反映幹警的形象。這個問題很重要。因為幹警的形象,在一定意義上代表了政府的形象和法律的尊嚴,是幹警自身內在素質的外化。幹警的形象好,能起到其他手段不能起到的作用;如果形象不佳,改造工作的各種功能就會被抵消掉。
幹警的外觀形象和自身的內在素質是相輔相成的,外觀形象包括警容風紀、文明禮貌等,內在素質包括獻身精神、事業心、責任心和專業水平等。光是外觀形象好,沒有內在素質,就好比“繡花枕頭一包草”,沒有什麼價值。同樣,在內在素質中,光有獻身精神,沒有專業知識水平,或專業水平不高,也不能勝任工作。外觀形象與內在素質的完美統一,這是絶大多數幹警的共同願望,也是提高上海勞改工作水平的必備條件。
一支好的幹警隊伍,不可能是自發形成的,必須有組織者和領導者依據一定時期的工作目標、工作要求,提出相應的個體素質要求和群體素質要求,有意識、有步驟地培養引導。從當前來說,各級領導幹部就是要把發掘人才、培養人才、起用人才和愛護人才作為隊伍建設的主要任務來抓,讓更多的人才脫穎而出。這幾年,在人才問題上,觀念有了較大的轉變和進步,但是還不夠,仍有一些“死角”。我們要繼續清除求全責備和論資排輩的思想,使更多的優秀同志脫穎而出,真正做到人盡其才、才盡其用。
起用人才的目的是放手工作,支持他們發揮工作能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對他們在改革中取得的成績要加以肯定,對他們在工作中的缺點和改革中的失誤,要給予充分的寬容和諒解。改革是一項探索性的事業,既然是探索,就難免犯錯誤、有失誤,各級領導要關心、愛護走在改革第一綫的人們,給予熱情的鼓勵、中肯的指導,幫助他們越過挫折,走向勝利。記得我對實驗勞改大隊的同志說過: 實驗,就會有成功和失敗兩種可能,失敗是成功之母,我們要儘可能避免失敗,但即使失敗也不可怕,從辯證法的角度看,沒有失敗就沒有成功。
當前上海勞改工作的形勢是,只能上,不能下。我們已經有了一個良好的基礎,繼續前進是有條件的,各級領導和全局上下要抓住機遇,乘勢而上,把各項工作做得更好,為推進中國勞改事業的發展作出應有的貢獻。

戰勝困難奪取新的勝利戰勝困難奪取新的勝利
(1990年3月)當前,我們面臨嚴峻的形勢和艱巨的任務。各級領導要堅決貫徹黨的十三屆四中、五中全會精神,迎着困難前進,創新,突破,為上海的穩定和經濟發展作最大的努力。這是我們上海勞改系統幹部和工人的神聖職責。

一、 統一對形勢和任務的認識
當前,擺在全黨、全國人民面前的任務有兩條: 一是穩定。小平同志多次講,穩定是壓倒一切的。我們要保持國內政治局勢持續穩定。二是發展。要保持國民經濟持續、穩定、協調地發展。這兩大任務同我們的改造、生產工作有直接聯繫。第一,我們擔負著維護上海治安穩定的責任,要繼續貫徹一個前提、一個中心、三個“重頭戲”的工作目標,一方面要確保監所內部穩定,不給社會造成不安定因素;另一方面,要盡一切努力提高工作水平,提高改造質量,為減少重新犯罪,確保社會治安穩定和政治穩定作出我們的貢獻。第二,我們要堅決貫徹治理整頓的方針,切實抓好農業,穩步發展工業,努力提高經濟效益。同時,積極調整產品結構,強化企業管理,狠抓產品質量,為上海持續穩定、協調地發展國民經濟作出我們的努力。在政法系統中,唯獨勞改這一家有這樣直接的雙重任務。因此,我們的任務既艱巨又光榮。
要實現上述兩大任務,我們具備好多優勢,一是全國局勢穩定。二是各級領導認識統一,團結一致,政令暢通。尤其是實行黨政分開,支隊長負責制後,基本理順了工作關係,兩“心”產生了合力,更加自覺地抓黨的建設和思想政治工作。三是幹部、工人士氣振奮,“紅燭”精神已成為克服困難的精神支柱。四是實踐探索與理論研究雙管齊下的工作經驗,增強了工作的科學性,減少了盲目性。五是改革開放為勞改經濟注入了活力,使進一步治理整頓和深化改革、渡過難關有了良好的物質基礎。
但是,我們還要清醒地看到不利的因素,監所內改造與反改造的鬥爭相當激烈。目前,國際國內反對共產黨反對社會主義的逆流已在監所內引起一些罪犯的共鳴,敵對思想有明顯暴露,有的罪犯甚至說,共產黨要垮台了,社會主義壽命不長了。有個派遣特務,前階段公開表示放棄反動立場,向我們投降,最近看到東歐局勢變化後又活躍起來,說:“社會主義陣營不復存在,二三年中國也會發生這樣的事,五年之內整個世界格局將發生根本性變化。”這些反動的思想不僅在反革命犯中有反映,在其他罪犯中也有反映。這些人敵對思想、反社會意識十分強烈,應特別引起全體(不是部分)同志的警惕。問題的嚴重性還在於我們部分同志包括某些領導同志的政治鬥爭觀念仍然相當淡薄,思想麻痹。幹部工人隊伍中還有少數人受資產階級思想和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影響,事業心、責任心削弱了,個別同志頭腦不那麼清醒,政治上不那麼堅定。這是很危險的,是最嚴重的問題。
各級領導對嚴峻形勢和艱巨任務要統一認識,對我們的優勢和不利因素也要統一認識,只有這樣,才能克服困難,立於不敗之地。我們應該看到,勞改局今年的困難比往年更多更大,這是事物的一面,事物的另一面是經過這些年的鍛鍊和考驗,我們戰勝困難的能力更強,經驗更豐富。縱觀形勢,是處于困難與希望同時存在的時刻。

二、 統一對形勢、任務的態度
在現實生活中,困難與希望是一對矛盾,但矛盾是會轉化的。這種轉化有兩種可能,一是希望實現,一是希望破滅。要實現希望就必須努力拚搏,去戰勝困難,希望是在克服困難中到來的。不努力,不拚搏,困難不會自行消滅,希望不會自行到來。
面對困難,有三種態度,一是知難而退;二是勇于知難而上;三是不但勇于知難而上,而且善於奪取勝利。我們提倡第三種態度,我希望各級領導都選擇第三種態度。從這幾年的工作實踐看,對困難不能取防禦的態度,而要主動進攻。今年工作就是要迎着困難前進,創新,突破,體現這個精神,就是對困難要採取攻勢。
對困難要採取攻勢,需要注意幾個問題:
1. 精神要“上坡”,準備要充分。我認為這一點很重要。我們要在心上、精神上有戰勝一切困難的氣勢。同時對困難的嚴重性要作充分、足夠的估計,作最壞的準備。比如監獄發生犯人暴動,社會上敵對分子衝擊監獄,等等。對困難要作最壞的打算,並不是要我們背上沉重的精神包袱,而是要從戰術上重視它。有了足夠的估計、充分的準備,即使出現了一些問題,也能沉着、冷靜地採取措施,使問題得以解決。我們不僅在思想上要準備,而且在組織上、工作上也要作好準備,並逐項落實。
2. 知難而上,不能勞而無功,而要勞而成功。知難而上是為了奪取勝利。面對困難,我們不能僅僅滿足於已經上了,盡了努力了,好像山窮水盡沒有辦法了。在知難而上中,我們不能當勞而無功的領導,而要當勞而成功的領導。我曾講過,對領導者來說,無功便是過。我認為,困難要向領導講,使領導瞭解,便于指導,但困難不能上交,必須一級對一級負責,一級發揮一級的主觀能動性。有個黨委書記講得好,我們不往上交困難,而要向上交貢獻。江澤民同志最近說,領導者的智慧和領導藝術,特別表現在遇到困難的時候,有沒有發現和解決困難的能力,有沒有團結廣大群眾戰勝困難的能力,正確估量和儘快扭轉當前的困難局面,是對各級領導機關和各級領導幹部的考驗。所以,我們對困難要進行客觀的、深入的研究,找準主客觀原因,抓住主要環節,採取有力措施。
3. 要用兩點論來對待困難。我們希望困難小一點,少一點。但是,困難的到來,困難的大小、多少,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我們應看到,困難也是促進工作,鍛鍊隊伍的一個好時機。比如,去年春夏之交發生的政治風波,這是壞事,但同時又是好事,它從反面擦亮了我們的眼睛,使逐漸淡化的對敵鬥爭觀念加強了,促進了我們的監管、安全保衛工作。因此,每個富有領導藝術的領導幹部,都應該抓住困難時期,展示你的領導才能,錘煉我們的隊伍,提高幹部、工人的素質。

三、 必須統一行動
統一認識,統一態度,其目的是為了統一行動。
1. 統一行動要落實到每個部門、每個人。統一行動首先要統一各級領導的行動,這是至關重要的。但是這還不夠,還要統一全局系統上下左右的行動。上下左右統一行動就是指廣泛地發動群眾,依靠群眾,要每個部門每個人都行動起來。發動和依靠群眾是黨的傳統,也是上海勞改工作的基本經驗。要戰勝困難,奪取工作的勝利,黨、政、工、團要統一行動,廣泛深入地發動群眾。這將需要做大量的思想發動和宣傳鼓動工作。在發動的方法上,要有重點,要分層次。領導層要發動透,工作會議就是一次思想發動,科技人員是一個層次,青年也是一個重要層次。我們要把當前的嚴峻形勢、艱巨的工作任務和各種困難以及我們戰勝困難的優勢告訴群眾,使他們明確全局工作的指導思想和總的目標,同舟共濟,力克困難,去創造新的業績。把中央的路線方針政策和我們的底交給群眾,這比什麼都重要,只有這樣,群眾才能發動起來,參與進去,煥發主人翁的精神,去創造性地完成本職工作。
統一行動的前提是有一個穩定的局面,各單位的黨政領導應該把抓穩定放在第一位,努力做到人心的穩定,改造秩序的穩定,經濟的穩定。這三個穩定中,人心的穩定是最基本的。從某種意義上說,發動群眾的深度和廣度,能檢驗穩定人心工作的程度。群眾對全局工作的指導思想,本單位、本部門的工作目標以及本職工作的打算愈明確,愈清楚,我們也就有了一個奪取勝利的基礎。
2. 統一行動要突出兩個作用,即黨組織的核心作用和黨員的先鋒模範作用。這兩個作用在嚴峻形勢下顯得特別重要,是我們能否克服困難,實現全年工作目標的關鍵因素。我認為,各級黨組織要發揮政治核心作用,團結群眾,凝聚人心,保證各項任務的完成。共產黨員要站在克服困難的前列,用先鋒模範作用去帶領群眾戰勝困難。這兩個作用突出了,我們的隊伍就有生氣,就能自強不息。
3. 用“紅燭”精神激勵群眾,凝聚人心,戰勝困難。“紅燭”精神集中概括了上海勞改系統幹警的精神風貌,在困難與希望並存的時刻,更需要大力弘揚“紅燭”精神,使“紅燭”精神成為我們同心同德戰勝困難的精神支柱,成為催人奮進的力量源泉。要着重抓住弘揚無私奉獻的“紅燭”精神這根主綫,貫穿始終。“紅燭”精神的本質特徵是為黨的事業,為振興中華,實現四化,為創建具有中國特色的勞改事業無私貢獻。目前,各個單位都先後行動起來了,軍天湖農場成立了弘揚“紅燭”精神的領導小組,全場初步形成了氣氛。在弘揚“紅燭”精神的過程中,我們提出六個提倡、六個反對,即提倡忠於事業,反對“一切向錢看”;提倡全局觀念,反對本位主義;提倡頑強拚搏,反對畏難不前;提倡艱苦奮鬥,反對鋪張浪費;提倡廉政,反對腐敗;提倡同心同德,反對內耗、干擾。從某種意義上說,真正做到了六個提倡和六個反對,任何困難都能戰勝。
無私奉獻的精神,體現在日常工作中,就在我們周圍,關鍵是看各級領導幹部能否善於發現,能否抓住閃光點,及時地宣傳弘揚。勞改一支隊每個月在幹部工人中評選“十佳”,不僅評出了群眾比學趕幫的人物,而且評出了克服困難的士氣,對形成積極向上的精神面貌,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
無私奉獻精神是黨性的表現,是我們黨的革命傳統。上海勞改系統的無私奉獻精神就是在黨的長期培育和廣大幹部、工人長期實踐中產生、發展起來的。我們要使無私奉獻精神長盛不衰、深入人心,世世代代傳下去,成為我們的傳家寶。我們要繼續運用黨、政、工、團齊抓共管的經驗,進一步培育和發展這種精神,讓無私奉獻的“紅燭”精神在戰勝困難、奪取勝利、創建具有中國特色的勞改事業中發揮更大作用。
4. 在治理整頓中找出路,在深化改革中找出路。這是戰勝當前困難的極端重要的途徑。治理整頓可能會對我們的工作帶來暫時的影響,同時,它也給我們提供了時間和機遇,只要我們抓住了,抓準了,就可以走出困境,同時也增強了長遠發展的後勁。這就是在治理整頓中找出路。
在治理整頓中,我們要繼續深化改革,用深化改革推進治理整頓的健康發展。這些年的工作經驗表明,深化改革是克服困難的“金鑰匙”,深化改革又是上海勞改工作長遠發展的“金鑰匙”。所以,我們講了幾個不變。這幾個不變,表明了勞改局領導改革的信念沒有變,而且要持之以恆地進行下去。我還要再次強調,改革是我們的唯一出路,我們要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前提下全面深化改革,我們寧可在改革中犯錯誤,不要犯不改革的錯誤。
5. 領導帶頭是關鍵。在當前嚴峻的形勢和繁重的任務面前,領導幹部更要身先士卒,帶領群眾衝鋒陷陣,成為群眾的表率。我們提出六個方面的表率作用: 一是無私奉獻的表率,二是頑強拚搏的表率,三是顧全大局的表率,四是同心同德的表率,五是廉潔奉公的表率,六是鑽研業務的表率。這六個表率作用,是領導幹部政治品質的集中體現。
作為領導幹部來說,他的表率作用,除了一身正氣,兩袖清風外,還必須要有兩手經驗,即一手是抓思想政治工作的經驗,一手是帶領群眾戰勝困難、創出業績的經驗。也就是要做到一身正氣,兩袖清風,兩手經驗,這才是領導幹部廉潔勤政的形象。各級領導幹部要自覺地按這個要求去努力。
要達到這個要求,一是學習馬列主義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當前,要學好黨的十三屆四中、五中全會檔案以及鄧小平、江澤民同志的講話。二是深入調查研究,抓住關鍵工作親自實踐。領導不能事必躬親,但是關鍵問題、重大問題要親自實踐,重視理論研究,重視科技進步,總結經驗,這樣才有領導權。三是關心群眾疾苦,千方百計創造條件,為群眾解決實際問題和後顧之憂。我們要過幾年緊日子,但不是苦日子。各單位要在發展生產的前提下,在政策許可的範圍內,力所能及地搞好幹部、工人的生活福利。

用“兩個爭創”推動上海勞改工作改革用“兩個爭創”推動上海
勞改工作改革
(1991年7月)“八五”期間,我們總目標應當是“兩個爭創”,一是爭創一流工作,二是爭創中國社會主義的特色。要實現這一目標,我們就要“兩個抓住”,一是隊伍建設,二是深化改革。正確路線確定之後,幹部是決定一切的。要創第一流工作,創出社會主義的特色,根本之一就是要抓隊伍建設,依靠幹部、群眾,同時必須抓住深化改革。“兩個抓住”是相輔相成的辯證關係,抓住了隊伍建設,改革才能深化,而幹部隊伍也只有在改革的深化中才能不斷提高綜合素質,適應改革發展的需要。
關於爭創一流的問題。我們要求各項工作都要達到一流,主要包括改造工作、生產勞動、思想政治工作、後勤福利等。不僅要創國內一流,還要爭創世界一流。一流是個總的要求。根據上海勞改工作的歷史經驗和現實狀況,我把改造工作的要求分為低、中、高三個層次,一是收得下、管得住、跑不了,這是低層次;二是講究提高改造質量,這是中層次;三是要創建有中國特色的勞改工作和勞改理論,這是高層次。目前從面上來說,屬於低層次;點上來說,屬於中層次;總的是屬於中、低層次。“八五”的目標就是要向中、高層次發展,面上達到中層次,點上進入高層次。
我們準備在青東地區建成四個基地,開發成為上海勞改系統的一個“高層次、綜合性、開放型的窗口”。首先要建造一個超前研究的實驗監獄,將上海第三勞教所、女勞教所辦成中國勞教工作的縮影。這兩項加起來,就是一個勞改勞教工作的基地。第二,要建設科研基地,一是犯罪改造的研究,一是農業技術的研究。將市區的犯罪改造研究所搬過來,以實驗監獄為依託搞超前的研究。第三,要成為幹部教育培訓基地,以勞改工作警校為基礎,市政法管理幹部學院為依託。第四,建設幹部康樂、療休養的基地。興建一個有健身房、遊戲室、游泳池、網球場等現代化設施的警官俱樂部。這些設想完全變成現實,大約需要十年時間。
“八五”目標是怎麼訂的?我們認為,如果計劃制訂得好,是一次很有力的思想發動,能夠振奮人心、激勵鬥志、推動工作的發展;反之,將會挫傷群眾積極性。訂計劃,既不能保守,又不能冒進,必須遵循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同“異想天開”的創造性思維結合起來的原則。要敢於“想象”,如想都不敢想,怎麼能創一流呢?但一定要和科學的態度結合起來。我們在確定目標時有個基本想法: 唾手可得的果子,不要;跳一跳把果子摘下來,這個目標還太低;我們的目標是要花大氣力,經過拚搏,才能實現的目標。上海勞改工作要實現“騰飛”,成為全國第一流,應該說是一個開創性的思路,是宏偉的設想。但“騰飛”這兩個字我們壓了三年,當時主要考慮還不具備騰飛的條件。這次提出來“八五”目標,很多同志看了計劃後,感到很自豪,為之振奮。局機關有的處長已報名要求參加開發青東地區,不少基層單位紛紛重新修訂自己的計劃。開發青東地區的領導小組會議開得氣氛熱烈,認識非常一致,沒有畏難的。通過這幾年的奮鬥,大家有一個共同體會,這就是辦法總比困難多。
我們在制訂計劃時,還抓住深化改革這一根本。從某種意義上說,除了有幾十年的工作基礎外,上海勞改工作的“翻身”、發展,就是靠改革。“嚴打”之前,上海跑犯人居全國第一,一年要跑近八百人。在司法局黨組直接領導下,我們抓住“嚴打”的有利時機,緊緊依靠改革,改變了面貌。在總結五年工作時,我們就深深地感到,改革是關鍵,是工作的主旋律,是開拓、發展勞改事業的金鑰匙。因此,上海的勞改工作要創一流、要創特色,就必須提出改革的新思路,加快改革的步伐,深化體制、人事、分配等制度的三大改革。這次“八五”計劃提出要改革機關工作,並作為一項大的改革措施。加強基層同改革機關工作是相輔相成的,不改革機關工作,就不可能加強基層;加強基層,必須改革機關工作。改革機關工作的第一階段任務是實行“三個壓縮、兩個深入”。一是壓縮會議,會議太多了。二是壓縮檔案,檔案要改革,套話、廢話不要講。三是壓縮群眾性的評比活動。過去評比什麼衛生、安全,搞一大幫人,轉上一大圈,這種“廣而告之”,做了充分準備的檢查,究竟能起多大的促進作用?!兩個深入,即深入基層、深入實際。現在看來,“三個壓縮”不那麼容易。我們訂了一條規矩,今後勞改局召集基層開會,要局領導批准。似乎要工作就得開會,不開會就無法工作,這個觀念要轉變。機關為基層服務,不能光停留在檢查、督促、指導上。我們提出,機關與基層要捆在一起,患難與共,榮辱與共。
“八五”期間改造工作有四大項目需要攻關,如分類改造、監區文化、綜合治理、規範化管理等。這些工作涉及專業面很廣,光靠勞改幹部不行,還要靠社會的方方面面,特別是一些專家、學者,一起攻關,搞大協作,不是鬆散型,而是緊密型的協作。工作應該年年有新招數,段段有新思路,段是指幾年一個階段。新招數與新思路是否可以說是量與質的關係。新招多了以後,一定會出現新的宏觀思路。金鑒副部長前年來上海,對我們工作的評價是“耳目一新”。這次來上海說:“年年有新招。”這是對我們的鼓勵。但從我們主觀上來說,確實是年年想出新東西,年年要有新發展。
再講一個問題,要敢於冒尖、冒風險,善於化險為夷。敢於冒尖,就是敢於創新,敢於開拓,敢於爭第一。想冒尖,是革命的激情,是強烈事業心的體現。冒尖,往往要冒一定的風險。風險有政治風險、經濟風險、技術風險。上海實行支隊長負責制是李庸夫同志提出的,這是有不小政治風險的。內部有分歧,講支隊長負責制是削弱黨的領導、削弱思想政治工作,有的甚至說是否定黨的領導。來自外界也有很大壓力,特別是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過程中,有的人把它作為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產物。但是我們以實踐檢驗效果。通過探索試點,有了成果,這一改革措施才被大多數的同志認可。當然,這個制度還必須進一步完善。我們現在考慮領導幹部必備的素質中增加了兩條,一是合作意識。如果說領導幹部沒有合作意識,同人家合不來,這不行。二是冒尖思想。沒有冒尖思想,就不可能有大的作為,就不具備領導幹部素質。
整個“八五”計劃是根據司法局黨組的戰略意圖制定的,是我們集體創作的,是集體智慧的結晶。局黨政領導通過學習中央有關檔案,到基層調查研究,聽取方方面面意見,然後深入思考,出思路,出目標,分工負責,人人動手。在制訂過程中,首先是吃透兩頭。作為領導幹部要正確、全面地領會中央路線、方針、戰略意圖和中央主要領導同志大的思路,聯繫本地區、本部門、本單位的實際,獨立思考,這是一頭。另一頭,要調查研究,也就是“天線”和“地線”接通。局機關每年要有三分之一的幹部、三分之一的時間下基層調查研究。這樣,對中央精神吃準了,下面實際情況掌握了,心中有了數,加上深入思考,思路也就形成了。
我們的“八五”計劃是在上海勞改工作發展過程中逐步形成的,是一步一個腳印走過來的,是一個台階一個台階上來的,是工作發展的產物,可以說是“水到渠成”。現在,擺在勞改局領導面前的任務是: 帶領隊伍衝鋒陷陣,實現宏偉的目標。我體會,這當中體現了四個字: 帶、逼、鼓、促。帶: 戰爭年代,當官的要帶頭衝在前面,炸碉堡、拼刺刀。和平建設時期,領導就要到工作最困難、任務最艱巨的地方去,親自上陣,帶領群眾攻克難關,實現目標。逼: 隊伍需要“逼”,逼能逼出幹勁、辦法、水平,逼出人才來。壓任務是一種方法,而主要的是樹立典型,形成一種非上不可的氣氛和環境。鼓: 就是鼓勵先進、鼓舞幹勁。促: 促後進跟上,鼓勵後進超過先進,包括批評那些在困難面前畏縮不前的懦夫懶漢思想。回想這幾年的工作,司法局領導同志就是這樣做的。他們帶頭攻堅,有時也“逼”我們,逼得很凶,批評得也很厲害。勞改局這幾年的工作就是這樣帶出來的。儘管勞改局目前困難不少,問題也很多,但是根據目前形勢看,如果國際上沒有大的動盪,國內保持持續穩定,勞改局的“八五”計劃是完全能實現的。迎難而上深化改革迎難而上深化改革
(1992年1月)這次會議的主要任務是,認真貫徹中央工作會議和黨的十三屆八中全會精神,聯繫全局工作實際,進一步統一認識,共下決心,全面推行“三大改革”,切實加強精神文明建設,注重提高幹部隊伍素質,為實現局“八五”計劃邁出關鍵性的一步。

一、 深化改革已到動真格的時候了
去年,我們提出了“深化三大改革、重振改革雄風”的目標,全局上下積極行動,改革的勢頭很好。這次“三大改革”同1988年的改革相比,我認為有五個特點: 一是各級領導親自動手,深入基層調查研究,從而情況明,決心大,制定的改革方案切合實際,成效比較明顯。二是改革的發動面廣,方法多樣化。不少單位的領導親自帶領機關幹部,到基層宣傳、發動。三是改革的實施自上而下,上下並舉。勞改局機關積極實施改革,農場的改革也從精簡機關、轉變職能開始,帶動了各分場(大隊)的改革。四是這次改革開始注意綜合配套,人事、勞動、分配製度的改革方案相互呼應,同步進行,逐步完善。五是敢於動真格,取得突破性進展。
但是,改革的發展是不平衡的,特別是“三大改革”觸及到每個人的思想觀念和既得利益,必然會帶來震動。部分群眾對改革還存有種種模糊認識和思想顧慮,他們說,改革我是擁護的,但不能影響我的收入。有的幹部認為“司法幹部和工人一樣分配,還算什麼司法幹部”。還有些人怕被優化下崗後,對家屬難以交代。個別人下崗後不能正確對待,肚裡有氣,四處寫信告狀。少數群眾對改革持懷疑態度,或袖手旁觀,或在背地裡議論等等。在改革深化過程中出現這些思想是正常現象,但須引起我們重視。
綜觀全局改革的趨勢,可以自信地說,深化改革既有風險也有把握。改革衝擊許多習慣勢力,影響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因此,改革的深化必然會有阻力,甚至風險。但是,我們有1988年以來“三大改革”的經驗和教訓,有七月工作會議以來的輿論準備和試點經驗,特別是中央工作會議和黨的十三屆八中全會為進一步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政治穩定、經濟穩定、社會穩定、人心穩定和打破“鐵飯碗”、“鐵交椅”、“鐵工資”、“大鍋飯”的改革試點又為我們創造了良好的外部環境和可供借鑒的經驗,因此全局深化改革的條件、時機已經成熟,就看領導的決心和魄力了。
打仗要看敢不敢衝鋒陷陣,改革要看敢不敢動真格,這是考驗領導幹部是否“正、能、硬”的試金石。領導幹部在深化改革中要有“鐵石的心腸、無私的面孔”。但是,現在不是所有的領導同志都能碰硬、動真格,有的怕動了真格會得罪人;有的怕“傷筋動骨”影響穩定,因此改革的決心難下,方案難決,或者決而不行。總之,以“群眾缺乏承受能力”、“幹部心理不平衡”、“會產生不穩定”等為冠冕堂皇的理由,把不改革或改革不力的責任推向客觀。如果說群眾對“三大改革”至今還沒有足夠的承受能力,這只能說明這些單位的領導宣傳、發動不力,個別領導自身的心理承受能力較差,缺乏自信心。
至于說改革造成一部分人心理“不平衡”,這要進行具體分析。“三鐵一大”的體制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一批懶漢庸人在“大鍋飯”的體制下心安理得,一旦改革了,把“鐵飯碗”、“大鍋飯”砸了,他們勢必心理失衡。我認為,這種不平衡好得很,具有積極意義,只有這種人的心理不平衡,才能使大多數群眾心理獲得平衡。
改革與穩定是不矛盾的。通過“三大改革”,充分調動人的積極性,把改造、生產等各項工作搞上去,將帶來真正穩定的局面。現在,一些單位、部門深化改革紙上談兵,是非曲直繞道走,你好我好一團和氣,表面上貌似穩定,實質是“死水一潭”,在這種“穩定”的背後,孕育着嚴重的不穩定,有朝一日,歷史會同我們算總賬。
當然,謹慎、穩妥是我們在深化改革中始終要堅持的一條原則,千萬不能蠻幹。從全局改革的現狀看,我們的問題不是蠻幹,而是改革的份量不大,改革的步子太小。我們提倡看準了的問題一定要破釜沉舟地去幹,敢於決策,敢於負責,這就是“膽”“略”相濟。
堅持改革,就要敢於動真格,對此誰早覺悟,誰早得益,這早已被歷史所證明。各級領導幹部要不斷增強改革的自覺性,抓住當前的有利時機,敢於動真格,碰硬的,紮紮實實、富有成效地推進改革,這是我們唯一的前途和出路。

二、 強化精神文明建設,堅決克服“一手硬、一手軟”的現象
這幾年,各級領導對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性、緊迫性有所認識,做了很多工作,尤其是在全局範圍內開展弘揚“紅燭”精神和“六提倡、六反對”活動,較有力地促進了隊伍建設,為完成各項任務提供了強大的動力,並湧現了一大批無私奉獻的先進人物。他們兢兢業業,埋頭苦幹,不計名利,不計報酬,在全局幹部、工人中起到了很好的激勵作用。
但是,隨着改革的深化,開放的擴大,商品經濟的發展,資產階級腐朽的人生觀、價值觀乘虛而入,黨的隊伍、幹部隊伍的思想受到侵蝕,致使部分同志黨性削弱,公心淡化,私慾膨脹,出現講實惠不講貢獻,圖名利不顧事業的傾向。據市監獄團委一個調查表明,現在不少青年幹警政治熱情不高,政治學習不關心,業餘時間讀政治理論書籍的僅占7.6%,個別青年甚至認為共產主義看不見、摸不着、說不清,離我們太遙遠。在調查“有無長期從事勞改事業心理準備”時,僅有2.6%的人答“有”。有少數人行業風氣不正,以權謀私,工作不負責任,故意刁難,甚至貪污、受賄、敲詐勒索等違法行為也時有發生,這些雖不是主流,卻是潛在的危險。
嚴峻的事實敲響了警鐘,反映出我們對精神文明建設認識還不足,工作抓得不深、不實、不力。對此,各級領導要認真反思。從全局看,“一手硬、一手軟”的問題還沒真正解決,個別單位甚至“兩手”都軟。現在一些領導對經濟“滑坡”表現出應有的重視和緊迫感,而面對精神“滑坡”卻滿不在乎,處之泰然,有的甚至認為,這是改革開放中的正常現象,是“大氣候”造成的,沒有必要大驚小怪。這種認識是十分有害的。我們要充分認識精神文明建設的戰略地位,十分重視精神“滑坡”可能帶來的嚴重惡果,必須採取堅決措施,認真克服“一手硬、一手軟”的狀況。
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涉及面很廣,當前,要着重抓好如下幾方面工作:
首先要認認真真抓好黨風建設。黨風是黨的戰鬥力的表現,關係到黨的生死存亡。我們要進一步發揚三大作風,在人民群眾中樹立領導幹部勤政、廉政的好形象。現在在部分領導幹部中有一種不好的風氣,就是工作華而不實,浮光掠影,重形式不重效果,靠開會抓工作,會開過了,似乎工作就落實了。開會也有個會風問題。會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黨風。去年我們號召領導幹部要“三個深入、兩個壓縮”,其中就包括壓縮會議。這個情況目前雖有好轉,但是仍有少數領導沉溺于各類會“海”裡,應酬于酒桌上的“高談闊論”之中,很少有時間深入實際,深入基層,思考問題,解決問題,這個狀況必須堅決扭轉。
要解決“一手硬、一手軟”的問題,與領導敢不敢理直氣壯地抓精神文明建設有很大關係。只有領導重視,抓實,抓到點子上,精神文明才能抓出成效來。要“兩手抓”,領導必須“正、能、硬”。現在有些領導不敢碰硬,就與本身不正有關,我不抓你,你也別碰我,相安無事,皆大歡喜。領導自身不正,焉能正人?這個道理是很清楚的。總之,要用黨風帶民風,以領導帶群眾。
其次要重視職業道德建設。這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提高隊伍素質的重要措施,也是群眾進行自我教育的有效形式。要在全局開展職業道德大討論,通過討論,使廣大幹警和工人分清什麼是該做的,什麼是不允許做的,怎樣樹立勞改幹警應有的形象,然後有針對性地制訂本單位、本部門職業道德的若干規範,作為共同遵守的準則。軍天湖農場龍獅山分場七年無罪犯逃跑,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與幹警職業道德有關。他們執行政策過硬,嚴格按照規定使用警戒具。但是,有些單位對幹警的職業道德教育不力,幹警中使用警戒具不當,或利用犯人、勞教人員干私活等違反政策、違反紀律的情況還不是個別,嚴重損害了幹警的形象。對此,領導一定要常抓不懈,利用正反兩方面的典型,切實地把職業道德建設與我們的日常工作結合起來,使精神文明建設看得見,摸得着,落到實處。
抓精神文明建設要進一步弘揚無私奉獻的“紅燭”精神。“紅燭”精神是我局廣大幹部、工人奮鬥幾十年的結晶,也是精神文明建設在上海勞改勞教戰線的具體、生動的體現。我們要充分利用它來培育隊伍,依靠它戰勝困難。“紅燭”宣傳活動要圍繞中心工作,緊貼黨風建設和職業道德建設,抓住身邊的人和事,以“六提倡、六反對”作為道德標準來開展“二講二比”,通過報刊、電台、電視等傳播媒介,大力弘揚先進典範,鞭撻落後風氣,以提高廣大幹部、工人的思想水準和精神境界,促進隊伍建設。
當前,在我們的隊伍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精神疲軟。精神疲軟是一種綜合症,它是由小農經濟加“大鍋飯”,再加資產階級價值觀混合而成的一種癥狀。小農經濟是從歷史角度講的,是指傳統的積澱,它的實質是自給自足,狹隘保守,不思改革;只顧眼前,不慮將來,“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來明日憂”;凡事斤斤計較,錙銖必爭,就怕小集體吃虧,沒有任何犧牲精神,所謂“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大鍋飯”是就現實體制講的,它的實質是分配上的平均主義,幹好干壞一個樣,干與不幹無差別,這種體制只能造就一批又一批懶漢,只能挫傷人們的工作熱情和首創精神。資產階級價值觀則是從西方思想滲透這個角度講的,我們有些人,特別是少數青年,消極吸取西方思想、文化糟粕,什麼主義,什麼理想,他一概不問,生活上追求高消費,吃講高檔,穿講派頭,享樂至上,工作無所用心,磨洋工,混日子。正是這種小農經濟的積澱,“大鍋飯”體制的弊端以及資產階級價值觀的潛移默化,才造成了部分人的畸形心態。“精神疲軟綜合症”是一種頑症,非下猛藥不能根治,對這種綜合症要進行綜合治理,既要通過精神文明建設把握政治方向,根治小農經濟和資產階級價值觀,同時也要通過深化改革打破“大鍋飯”,形成激勵機制,使我們的隊伍精神振奮起來,擺脫“疲軟”。

三、 強化挖潛意識,向潛力要效益
從全局範圍看,人、財、物的潛力很大。近幾年來,我們雖一再強調挖潛,但仍抓得不緊。一部分領導幹部挖潛意識薄弱,往往強調外延的擴展,如擴大廠房,添置設備,增加投資;一講要提高工作要求,就向上伸手,要人,要編製,要提高級別。而對眼睛向內,從內涵上深挖潛力,想得很少。去年我們提出: 從一定意義上說,問題就是潛力,誰發現了問題,誰就有了潛力,誰就抓住了希望。各級領導幹部務必懂得這個道理,強化挖潛意識。
挖潛是個綜合性的任務,必須人、財、物並舉,特別是人的潛力。人的潛力包含兩方面,一是勞力資源,二是智力資源。人、財、物的潛力中最關鍵、最根本的是人的潛力。馬克思說過,人是生產力諸因素中最重要的因素。現在有些領導看不到人的巨大潛力,一面向上伸手要人要編製,一面一個人的活兩個人干;一面支付大量民工費用,一面大批犯人、勞教人員吃閒飯;一面高喊缺人才,一面卻“武大郎開店”,人才被埋沒……以至于機構臃腫、人浮於事、忙閒不均等問題越來越突出,第一綫生產人員不斷減少,而二、 三綫非生產人員和管理人員則盲目增加。我特彆強調挖掘婦女的潛力。婦女並不比男子差,甚至可以超過男子。婦女有許多長處,比如工作細緻,認真負責,耐力好,這些都是最寶貴的資源。然而,種種社會偏見還不時頑固地表現出來,埋沒了一批女能人、女強人。
開發智力庫、人才庫,要擺到挖潛的首要位置。領導幹部不但要愛才、惜才、用才,牢牢掌握“任人唯賢”的用人原則,更要懂得人的才能是動態發展的,實踐孕育人才,實踐湧現人才。因此我們要眼睛向下,到第一綫去發現人才,起用人才。
開發智力庫、人才庫要注意兩個問題。一是要注意克服“擺擺平”的思想。據瞭解,有些青年人才被壓制着,有人說,“老三屆”的還沒當科長,警校生只能慢慢來。這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產生的“論資排輩”,也是一種“擺擺平”的思想。前幾年,我們對政績平平的處級幹部作了較大調整,不行就下。但是,近年來“易地革命”多了起來,換個地方,職級、待遇照舊。究其根源,也是“擺擺平”思想在作怪。我認為,“擺擺平”只能是自欺欺人,實際上是擺不平的,你這裡擺平了,那裡又翹起來了。實績平平的“老三屆”提了科長,年輕有為的警校生往哪兒擺?平庸者“易地革命”,佼佼者只能“望洋興嘆”。所以說,“擺擺平”非但不利於提高能力,激發動力,挖掘潛力,而且還會一定程度地摧殘人才,扼殺人才,最後導致事業青黃不接,後繼乏人。我們領導者一定要從深化改革,促進勞改勞教事業發展的高度來認識這個問題。二是全面準確地看待有爭議的幹部。從這幾年的情況看,往往在有爭議的人中有人才,人才一旦有缺點,於是爭議接踵而來。對有爭議的幹部要作全面分析,對他們的長處和弱點要作出恰如其分的評價,一定要防止以偏概全。同時應歷史地看待這些幹部,不要老是糾纏于歷史舊賬,要看發展趨勢,要看有無潛力。比如有的幹部各方面表現都不錯,能力也強,就是有些驕傲自滿,或者有時對領導說些奉承的話,群眾有意見。對這樣的幹部,他驕傲,你就給他潑點冷水,他奉承,你不聽就是了,他有什麼特長,照樣可以發揮。可是我們有些領導對此顧慮重重,結果涼了這些幹部的心,也貽誤了我們的工作。所以,在用人問題上,我們要進一步解放思想,轉變觀念,對看準的人,對主流是好的、但有一些小節問題的人,要力排眾議,放手使用,不要求全責備,也不要無原則地遷就一些群眾的偏見。金無足赤,人無完人,只要你敢於起用那些有爭議的幹部,揚長避短,用其所能,一大批“能人”就站在你的面前了!
人的潛力,包括勞力和智力資源,有兩種形態。一種是靜態,一種是動態。靜態是指人的現有能力,這種能力,我們只要創造較好的外部環境和形成激勵競爭機制,就能使它充分發掘出來;動態是指人的潛在的能力,是可以發展、提高的。這就需要我們加強教育培養,不斷開發,潛力就會越來越大,取之不盡,用之不竭。
那麼,我們怎樣才能把人、財、物的潛力充分挖掘出來呢?
1. 進一步發動群眾,挖潛力,反浪費,堅決壓縮行政開支。這幾年經濟困難,我們提出要制止經濟效益滑坡、開源節流外,還提出要壓縮支出,局機關要帶頭,勒緊褲帶。有的同志說得好,開源不是人人都能辦到的,但節流卻是人人都能作貢獻的。進一步發動群眾算細賬,原材料、能源、成本賬要算,會務費、招待費的賬也要算,以此舉一反三深挖我們的潛力。
2. 依靠科技進步,向科技要效益。我局現有職稱的2000多人,其中高級職稱人員100多人,這是寶貴的財富。我們一定要充分發揮這支隊伍的作用,科技興廠、科技興農,運用科技挖潛力。我們要將專業科技人員攻關與群眾性科技活動、小改小革結合起來,創造最佳的效益。勞改工作要進一步發展實踐探索與理論研究雙管齊下的經驗。
3. 挖潛要見物又見人,雙管齊下。我們要通過教育和培訓,幫助幹部、工人樹立職業理想,增強職業責任,強化職業規範,遵守職業紀律,掌握職業技能,創造第一流的經濟效益與工作質量。同時,還要在全體幹部、工人中進一步宣傳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思想,關心科技人員的政治、業務素質的提高,設法解決他們的後顧之憂,在分配上向有重大貢獻的科技人員傾斜,充分調動他們的積極性。

四、 提高領導素質,適應深化改革的需要
關於領導素質的問題,這幾年強調得很多,如領導幹部要刻苦學政治、學專業,要深入實際調查研究,要善於思考問題,要敢於決策、善於總結等等,已引起大家的充分注意,也有一定程度的提高。針對全局領導幹部的思想實際,講五個問題,與大家共勉。
1. 確立反“和平演變”的觀念
當前,我們面臨着執政、改革開放和反“和平演變”三個考驗。其中,反“和平演變”是一個重大的考驗。近年來,國際形勢風雲變幻,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紛紛“換旗易幟”,蘇聯分崩離析,國際社會主義運動驟處低潮。今後形勢會變得更加嚴峻,西方敵對勢力勢必對我加緊“圍剿”。所謂“人權”問題的鬥爭已把我們推到第一綫。國內敵對勢力不甘心失敗,一有風吹草動,便會興風作浪。加之當前我國政治、經濟體制還存在不少弊端,一些深層次的問題尚未完全解決,制約着我國經濟的發展;商品經濟所固有的消極因素正在腐蝕着我們黨的肌體等等,對這些潛在的危險因素,我們一定要有足夠的認識,保持清醒的頭腦,首要任務是把我們的事情辦好,核心是發展生產,把國民經濟搞上去,這是抵禦“和平演變”的物質基礎。同時黨的建設、精神文明建設、思想政治工作都要加強。從勞改系統來說,要堅定不移一手抓進一步深化改革,一手抓弘揚無私奉獻的“紅燭”精神,提高改造質量,維護社會穩定,為經濟建設創造良好的環境作奉獻。這一點,在任何時候都不能動搖。
2. 牢固樹立全局觀念
全局是相對的,在不同的範圍裡有不同的全局。就全國而言,把國民經濟搞上去,這就是全局,全黨全軍全國人民都要服從這個全局。對某一個地方來說,又有個全局的問題,地方服從中央,下級服從上級,個人服從組織,就是講這個關係。
我認為,凡是全局需要的,有利於全局的,就要服從,就要支持,甚至犧牲局部乃至個人的利益,也不能討價還價。對共產黨員來說,這是一個黨性問題,也是共產黨區別于其他政黨的一個重要標誌。去年,我國部分地區遭受特大洪澇災害,上海青浦、金山、松江地區為了確保鄰省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炸壩引洪,以至淹沒了本地區大批良田宅院,老百姓毫無怨言這就是有全局觀念的表現。
從總體上說,我局各單位、各級領導是能服從大局的,這是有目共睹的。但由於種種原因,近年來有些領導同志全局觀念淡薄了,為全局分憂解難的思想少了,相反,本位主義思想不同程度地增長了,為了本單位的利益,“小算盤”打得很精,甚至不惜搞兩本賬,對上級領導不講真話。本位主義、小團體主義的嚴重性不在於幾個錢,而在於把全局丟了,黨性丟了。這幾年,我們勞改局的日子不好過,但我們考慮到市裡也有困難,始終沒有向市委、市府伸過手,喊過困難,硬是咬緊牙,靠挖潛、借貸挺過來了。我們要懂得這樣一個道理,大河有水小河滿,先有國家的利益,然後才有集體、個人的利益。如果國家上不去,搞垮了,哪來集體和個人的利益!在新的一年裡,各級領導幹部要振足精神,顧大局,識大體,真正從國家利益和實現“八五”計劃的總目標出發,摒棄本位主義和小團體主義,必要時該丟卒保車就丟卒保車,該丟車保帥就丟車保帥。這應該成為我們每一個領導幹部考慮問題的基本出發點。
3. 黨政“兩心變一心,一心為中心”
過去,我們在行政領導和黨委領導的關係上,曾提倡“兩心變一心,心心相印”,也就是說,一切從事業出發,不比誰大誰小,不講誰聽誰的。全局系統大多數單位能做到這一點,但少數單位至今黨政還是兩張皮,你幹你的,我幹我的。有的暗裡彆扭,有的趨向公開,妨礙了工作,在群眾中造成了不好的影響。我認為,黨政之間要互相支持,互相合作,互相諒解,要求大同存小異。如果做不到這一點,能力再強也不行。
從事業的發展看,黨政領導“兩心變一心”還不夠,必須再加一句,叫做“一心為中心”,中心就全國而言是經濟建設,聯繫我局,就是實現“八五”工作計劃。我們要圍繞中心,黨政互相滲透,相輔相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配合默契,形成合力。
具體地說,黨委要支持行政領導,要圍繞行政的中心工作,開展黨的建設,充分發揮黨的基層組織的戰鬥堡壘作用,充分發揮每個黨員的先鋒模範作用,並監督和保證行政領導不折不扣地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行政領導要依靠黨委,依靠思想政治工作,激發起群眾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去完成各項任務。這種事業上默契配合、誰也離不開誰的關係,就是我們常說的“魚水”關係。只有建立這種關係,黨政工作才能相得益彰,才能上水平,創一流。市監獄三大隊黨支部提出爭創標準化黨支部與爭創規範化大隊相結合,爭創優秀黨小組與爭創五好中隊相結合,爭當優秀黨員與爭當個別教育能手相結合,較好地體現了“兩心變一心,一心為中心”的思想,這些做法值得提倡。因此,我們不能僅僅滿足於不閙矛盾,不拆台,還要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把黨政“兩張皮”真正變成“一張皮”,向着共同的目標並駕齊驅,攜手併進。這才是高層次的“兩心變一心”,高層次的“心心相印”。
4. 在勝利面前保持清醒的頭腦
評價事物要一分為二,既要看到成績和光明面,也要看到不足和陰暗畫,兩者不能混淆,不能互相遮掩,一俊不能遮百醜。
面臨失敗,對領導者固然是一種嚴峻考驗;獲得勝利,對領導者則是一種更嚴峻的考驗。一個清醒的領導者,當群眾在慶功時,自己卻在反思工作中的不足之處和薄弱環節,從中找出潛在的危險,從零開始。比如去年犯人逃跑率是“嚴打”以來的最低紀錄。但我們絶不能飄飄然起來。這個紀錄與全年無逃跑的目標還有很大距離,我們的管教工作還有許多隱患。有時勝利來了,我們會在不知不覺之中陷入“自我感覺良好”的心態,要引起足夠的警惕。作為一個領導者,最危險的是勝利時沖昏頭腦。這幾年工作中出現了一些問題,有些領導同志往往把原因推向“大氣候”,主觀原因很少找,甚至不找。在同樣的“大氣候”下,為什麼有的單位能大踏步前進,而我們卻相形見絀?這裡給我們一個警示: 把原因推向客觀是懦夫懶漢思想。希望大家面對現實,深刻反思,以清醒的頭腦、飽滿的精神狀態走上深化改革和經濟建設的主戰場。
5. 政治、精神、物質並舉,增強隊伍凝聚力
每個領導幹部都希望有凝聚力。怎樣增強凝聚力,我們在實踐中創造了許多經驗,但也有人把和稀泥、一團和氣當作凝聚力,這是十分有害的。
我認為,凝聚力是一種磁性,具有共同的目標指向,有較一致的價值觀,是在此基礎上產生的、能衝破層層困難的合力。
凝聚力的形成,不可能單純靠物質刺激,也不能靠庸俗的人際關係。凝聚力是由許多綜合的因素促成的,其中主要是政治、精神(包括感情)、物質這三個因素。政治因素是基礎,精神因素是支柱,離開了這兩個因素,一般不能產生凝聚力。現在有些領導企圖通過多發獎金,多搞物質刺激來增強凝聚力,或用江湖義氣、“哥倆好”來維護團結,這些方法不可能產生真正的凝聚力,相反將產生很大的腐蝕作用。有些領導為了“安撫人心”,任務完不成也照發獎金,甚至借債發獎金,而且只能上不能下。這不是一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問題,而是把群眾引向何處的問題。我們局領導班子認識是一致的,效益不好,獎金要下來,沒有效益,不能發獎金。違背經濟規律的“迷魂湯”越喝越迷,必要時喝點“西北風”倒能使人覺醒,臥薪嘗膽,重振旗鼓。
建設有中國特色的勞改事業,需要強大的凝聚力,我們反對庸俗的人際關係,反對單純的物質刺激,但也不能搞“精神萬能”,必須政治、精神、物質並舉,相輔相成,精心培育。這種凝聚力是經得起任何考驗的,是我們所需要的凝聚力。

加大改革力度加快開發開放加大改革力度加快開發開放
(1993年1月)1992年,我們以鄧小平同志南巡談話為指導,認真貫徹黨的十四大精神,圍繞經濟建設這個中心,進一步解放思想、轉變觀念,加大改革力度,加快改革開放,真抓實幹,使上海勞改局系統的整體工作躍上了新台階。各級黨政領導主動抓住機遇,敢於決策,勇于開拓,貫徹黨的基本路線、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的自覺性大大增強,“等、靠、要”的思想基本消除。全局系統創一流、爭第一的氣氛越來越濃。瞄準一流目標,奮力拚搏,正在成為廣大幹部和工人的自覺行動。努力提高改造質量,大力發展勞改經濟,迅速增強幹部、職工隊伍素質,正在同步發展。上海勞改工作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回顧一年的工作,主要取得了七個方面的成績:
——監所秩序和社區治安持續穩定。犯人逃跑率為萬分之三點五;社區治安案件和刑事案件有較大幅度下降。
——分類改造工作向縱向拓展。各勞改總隊、支隊全部建立分流中心,將近一半的勞改大隊完成了分押佈局;“計分考核、依法獎罰”和分級管理進一步完善;開發犯人智力庫、“希望”讀書活動、心理矯治等科研課題的研究與開發,為深化分類改造工作提供了新鮮經驗。
——勞改經濟出現全面增長的好勢頭。
——農、林、牧、副、漁穩步發展,種植結構逐步由增量型向效益型轉變。糧食總產量為我局歷史上第二個高產年。棉花總產量比上年增長1.56倍。
——第三產業異軍突起,呈現新的發展態勢。商業、飲食、服務業等傳統意義上的“三產”如雨後春筍不斷湧現,房地產、交通運輸、電話通訊等新興行業發展良好。
——思想政治工作得到進一步改善和加強,黨政“兩心變一心,一心為中心”的原則得到貫徹,並取得實效。共產黨員“勇挑重擔,帶頭攻關”的活動滲透各行各業。幹部、工人的整體素質有較大程度的提高,隊伍的凝聚力繼續增強。
——由我局編撰的《上海監獄人權紀錄》,以鮮明的人權觀審視罪犯改造工作,出版發行後,在社會上引起了較大反響,受到了領導與有關部門的肯定和讚譽,也得到了海內外同行和朋友的稱道。

一、 堅持黨的方針政策,立足於改造人、輓救人、造就人,開拓監管改造工作的新領域
在對罪犯實行懲罰與改造的前提下,千方百計地輓救人才、造就人才,為經濟建設提供有用之才,這是“嚴打”以來我局在監管改造方面一貫強調的指導思想。1991年,我們更明確提出了利用和開發兩個智力庫的目標,一是充分利用社會智力庫,一是大力開發犯人智力庫,並着手進行大量的準備工作。到1992年,這個指導思想在領導層中更加明確,工作更加自覺。不少單位爭先試點,大膽探索,從而拓寬了改造人、輓救人、造就人的思路,開闢了開發犯人智力庫、“希望”讀書活動、科學配膳等改造工作的新領域,為提高監管水平和改造質量提供了新鮮經驗。
1. 大力開發犯人智力庫,探索勞動改造罪犯的新路子
勞動改造機關在懲罰罪犯的同時,要把提高改造質量建立在改造人、輓救人、造就人這個基本點上,充分利用和發掘罪犯的一技之長,開發他們的智力潛能,激勵他們學文化、學技術,在獄內立功贖罪,加速改造,回歸社會後為經濟建設作貢獻。基于這樣的認識,我們從開發犯人智力庫着手,採取了一系列措施進行探索。
一是試點引路。基礎工作較好的勞改一支隊首先進行試點,成立了支隊、大隊兩級“開發犯人智力庫指導小組”,在犯人中建立了“科技協會”,開辦了“科技之家”,還不定期舉辦科技講座。原來是科技人員、企業經營管理者的犯人積極提合理化建議,開展技術革新,在勞動中千方百計降低單耗,提高工效,多創財富;面上的犯人踴躍參加“貢獻在崗位”的活動,爭當生產能手、服務能手和質量標兵,學習文化、尊重科技、發揮特長、立功贖罪的風氣正在形成。短短半個月,犯人就提出了158項合理化建議。其中87項列入支隊革新項目。一些犯人動情地說,“政府為我們創造了這麼好的機會,‘拎得清’的要跟着走,混是沒有前途的”,“改造看表現,實惠靠貢獻,吃官司也要變變觀念了”。過去信奉“誰的拳頭硬誰是好漢”、“誰錢多誰吃得開”的罪犯也受到了震動。他們說,現在是有知識、有本領、戴罪立功的人受尊重。
二是總結經驗,全面發動。在勞改一支隊取得初步經驗的基礎上,局隆重召開了服刑科技管理人員大會,全面推廣一支隊經驗,進行更為廣泛的動員。參加會議的150名犯人中,有五六十年代大學畢業的高級工程師,有的曾擔任過大中型企業的廠長或經理。他們對在大牆內參加這樣的會議感到振奮和鼓舞,會議期間就提出了76項合理化建議。會後,開發犯人智力庫的工作在全局普遍開展起來。
三是成立了“希望科技管理諮詢團”。由95名原具有高、中級技術職稱的罪犯組成的諮詢團,在管教幹部的帶領下,不定期地到一些監獄就生產工藝、技術、設備、環境以及經營管理、項目開發等開展諮詢,受到企業的歡迎。他們除當面解答一些問題外,有的還立項攻關。目前已有22個項目正在落實之中。軍天湖農場2台價值數十萬元的無芯磨床損壞後,多次花錢請人修理,未見效果,我們從諮詢團中派了兩名犯人去攻關,結果很快解決了問題。
我們認為,開發犯人智力庫,是在新形勢下對勞動改造內涵和功能的新拓展。首先,它將勞動改造的手段最充分地運用起來為罪犯改造提供了廣闊的空間,激發了罪犯改造的積極性。
其次,它將蘊藏在犯人中的知識、才能、技術和特長有效地發掘了出來。全局收到犯人提出的攻關項目310個,已完成115個,創造直接經濟效益數百萬元。犯人開發的雙面多用磨削機、多功能烤箱、組合式梅花扳手、防盜電子報警門鈴等十個項目已獲准參加上海市第五屆星光杯發明創造大獎賽。
興起開發犯人智力庫後,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風氣也開始在犯人中形成,促使許多犯人萌發了強烈的求知慾望,把精力放到學習文化、鑽研技術中去。
一些雖無專業職稱,但有一技之長的罪犯同樣在開發智力庫中看到了新的希望。盜竊犯張某某激動地指着戴大紅花的照片說:“這些照片把我人生的斷層連接了起來。”如今他已成了革新迷,決心以自己的汗水和智慧來爭取減刑和假釋。
2. “希望”讀書活動與分類改造相結合,呈現潛移默化的教育作用
一本好書,可以將一個人引向革命道路,催人成才;一本壞書,可以將一個人引入歧途,毀其前程。從這個意義上說,一本好的書就是一個好的老師。我們在犯人中開展讀書活動已有多年,1992年進一步把“希望”讀書活動與分類改造結合起來,取得了較大的突破。
工作實踐告訴我們,犯人讀書要有成效,首先幹部必須讀好書。因此,我們從幹警讀書入手,選擇了兩個勞改大隊進行幹警讀書活動試點,並舉辦了讀書活動組織者講習班,開展經驗交流,以增強幹部的讀書自覺性,掌握讀書活動的本領。至今,全局已建立840個讀書小組,70%的犯人與書結緣。在幹部的指導下,犯人的讀書層次也在逐步提高,不少人的讀書熱點已由武俠小說轉移到富有生活哲理的思想修養書籍上來了。
從普遍讀書發展到分類讀書、分類指導,使“希望”讀書活動不斷深化,更具有生命力。市監獄實驗大隊擔負著反革命犯、盜竊犯、老殘犯、出監犯的分類改造任務。他們的讀書活動已堅持數年,很有成效。他們指導反革命犯學習馬列主義著作,以轉變其反動立場;要求盜竊犯重點閲讀有關思想修養方面的書籍,以提高其文明、修養程度;對近期出監犯則組織學習有關工商、稅務法規和實用技術書籍,以使其適應回歸社會後的新生活。他們還結合讀書,組織犯人寫讀書筆記,舉辦知識競賽、“新荷詩會”、小說演播等活動,有效地促進了罪犯的改造。
為了把大牆內的讀書活動不斷引向深入,局“希望讀書指導委員會”還經常邀請作家、教授和社會知名人士,參與對犯人讀書活動指導。在他們的支持下,舉辦了“名人談讀書”系列活動。戲劇家余秋雨、小說家葉辛、著名導演謝晉等,在百忙之中抽時間與犯人面對面暢談讀書與人生。上海不少振興中華讀書活動的先進集體,走進大牆與基層勞改單位建立了讀書聯誼關係;市、區圖書館和團市委還向我局各勞改單位贈書五萬餘冊。這些都有力地推動了我局的“希望”讀書活動。
3. 積極探索科學配膳,進一步提高罪犯伙食的管理水平
前兩年,我們把提高罪犯伙食管理水平,改善膳食結構列為改造工作的一項攻關課題。先行試點的勞改二支隊、市監獄和第三勞改總隊三大隊,求教科學,改革創新,理論研究和實踐探索雙管齊下,在罪犯伙食的改善與科學管理上取得了突破性進展。過去的“吃飽、吃熱、吃得衛生”正逐步向“吃得合理、科學配膳”轉變。為社會輸送“兩個健康,一個有用”(思想健康、身體健康,經濟建設有用)的新人,已成為改造工作的新目標。
不少單位採取走出去、請進來的方法,走訪醫療單位,輸送人員參加醫科大學“營養與食品衛生學”科目的學習培訓,還特邀醫大教授來隊舉辦講座,進行現場指導。為了適應物價的逐步開放,各勞改單位因地制宜,開源挖潛,發展自種、自養、自加工,把握批零、季節和地區差價,精打細算,嚴格管理,減少各個環節的浪費,從而用活了有限的資金,確保了罪犯伙食實際水平的逐步提高。
運用營養學知識,科學安排膳食結構。有的單位根據人體每日所需的蛋白質、脂肪、碳水化合物及微量元素的攝入量,制定食譜,精心搭配,合理烹調,使膳食中的各種營養元素儘可能地被罪犯所吸收,以保證生理平衡,減少各類疾病的發生。勞改二支隊原料中隊的犯人搬運石頭,不僅體力消耗大,也因長期接觸粉塵易得矽肺病。支隊就加大營養費標準,經常增加黃豆芽、豬血湯等具有潤肺功能的菜餚,使這些犯人的營養水平基本達到國家規定標準。
對外籍犯和少數民族犯,則根據他們的風俗習慣,實行特殊伙食。外籍犯雖然人數少,但市監獄經常給他們開小灶,供應他們喜歡吃的水餃、煎餅等中國點心。每逢他們過生日,送上一隻裱有賀詞的小蛋糕。少數民族犯的伙食則是實行“定點採購、專用冷櫃、專用灶炊具,專人烹調”,還按照他們的傳統習俗,舉辦封齋、開齋儀式與古爾邦節等。一個出身于世代穆斯林家庭的罪犯,專門給上海市民族委員會寫信,稱讚對少數民族犯人的伙食管理,體現了黨的民族與宗教政策。
4. 積極探索,勇于創新,綜合治理工作更趨紮實
1992年,我們積極探索改造工作的向後、向外延伸的新形勢,充實新內容,直接服務于社會穩定和社會治安綜合治理。
一是創辦了面向社會的“希望熱線”諮詢電話。“希望熱線”諮詢電話始終堅持“熱情、真誠、坦率、平等”的方針,踏實為求詢者服務,從而為刑釋人員及其家屬所信賴。開通一年來,共接到求詢電話1500多次,面詢500餘人次,收到來信400余封,其中給予心理治療、婚姻擇友指導、政策法律服務的占70%,要求解決就業等實際問題的占30%。全體電話工作人員以坦誠的態度、真摯的熱情溫暖了一顆顆近乎冷漠的心,鼓起了新生者摒棄絶望、重新塑造自我的勇氣。張某曾是失足少年,刑釋後繼續求學,一次與他人發生爭執,臉上被打得鮮血直流。他回家取了兩把匕首,準備拚命。臨行前想起了“希望熱線”,抱著試試看的心情他撥通了電話。在諮詢員的耐心指導下,他的理智戰勝了衝動,並按諮詢員教給的方法妥善處理了這件事,避免了一起惡性流血事件。事後他再次打來電話,感激之情溢於言表,並表示要永遠記住“希望熱線”。
二是創辦“希望”實業公司和久安實業開發總公司,為刑釋人員提供過渡性的就業基地。“希望”實業公司是“希望熱線”電話的延伸。在“希望熱線”諮詢過程中,要求解決的實際問題中最集中的就是刑釋人員的就業難問題。我們堅持培訓技能、適應社會和立足社會的原則,創辦了“希望”實業公司。目前,介紹安置就業40餘人,自己開辦了服裝針織經營部、室內外裝潢經營部、希望酒家等三個經濟實體,為刑釋人員提供職業培訓,創造就業機會。“希望”實業公司所得利潤將全部用於完善和擴大就業點。我們還與市勞動局聯合籌建了“久安實業開發總公司”,各區綜合治理辦公室也積極協助基層勞改單位籌辦經濟實體,開設經營點,從而為刑釋人員就業開闢了新的渠道。

二、 以市場為導向,轉換經營機制,加快發展企業經濟
1992年,上海勞改局企業經濟面臨着一個十分有利的時機,也面臨着發展戰略的決策和市場競爭的考驗。我們提出了“積極調整產業結構,深挖第一、 第二產業潛力,大力發展第三產業”的方針,促使三個產業共同躍上一個台階,實現歷史性跨越。
1. 切實轉換經營機制,把勞改企業推向市場
一是積極落實企業的經營自主權。在前幾年下放企業生產經營決策權的基礎上,又按照《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轉換經營機制條例》有關規定,下放了機構設置、副處以下幹部管理、勞動用工、工資獎金分配、部分投資項目審批等自主權,促使企業加快轉換經營機制,真正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約束、自我發展的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
二是努力轉變機關職能。根據“宏觀要管好,微觀要開放”的原則,我們明確機關幹部下基層任務: 一是學習,二是調查研究,三是幫助解決實際問題。權力下放後,各部門在加強對基層領導、搞好服務方面也盡了較大努力。
三是深化人事、勞動和分配改革制度。年內先後在萬象汽車廠、華東電焊機廠、氣體閥門總廠等單位,推行了員工上崗合同制和崗位技能工資制,確立了“管理靠合同,崗位靠競爭,報酬靠貢獻”的不同類型的用工和分配模式。
四是大膽改革農場現行管理體制。五個農場初步確立了政企分離,分灶吃飯,各司其職的新格局。
2. 加快調整產業結構,大力發展第三產業
一是積極調整產業、產品結構。“七五”期間投資建設的浮法玻璃生產綫、鍍鋅鋼管生產綫、萬象汽車廠二期工程、特鋼粉末製品廠一期工程等6個工程,是前幾年我局調整工業結構的重要步驟。這些工程先後竣工投產後,收益明顯。浮法玻璃生產綫,實現當年投產,當年收益,當年達到並超過設計生產能力。根據國內外市場變化和發展趨勢,大力開發新產品,一批有競爭力的產品進入市場。全局新產品產值占總產值的22.3%,比上年增長6個百分點。列入市級星火計劃項目“萬畝大豆高產綜合技術開發”、“麥後直播棉花輕型栽培技術探討”和“茶葉機械作業綜合技術開發”,都通過了市科委和專家組的驗收,後一項達到國內先進水平。
二是大力發展第三產業。各級領導下決心,加快發展速度,並提出了三個方針: 一是“土洋結合,大小並舉”;二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三是“組織精兵,重點突破”。
3. 強化挖潛工作,向潛力要效益
這是我們發展企業經濟的主要經驗之一。哪裡有問題,哪裡就有潛力。全局上下深入挖潛,多管齊下,人、財、物並舉,超額完成了節支目標。局機關帶頭,通過採取精簡人員、控制設備購置、辦公用品限額憑卡供應等有力措施,節約行政經費開支。同時,抓住重點,在人、財、物諸種潛力中發掘潛力,調動廣大職工潛在的聰明才智和勞動熱情,圓滿完成了目標。三、 緊緊圍繞全局中心工作,進一步改進和加強思想政治工作
面對新的形勢,我局各級組織抓住有利時機,較好地發揮了思想政治工作的保證作用。
1. 充分發揮思想政治工作的先導作用,為中心工作服務
我局先後組織了三次思想政治工作研討會,圍繞新形勢下思想工作的內容、形式、方法、觀念等進行了專題討論,從而增強了政工幹部服從、服務于經濟建設這個中心的緊迫感和自覺性。有些單位運用廣播、電視、場(廠)報等輿論工具,採取藝術節、體育節、影視書評等形式,使思想政治工作更具活力。
2. 黨組織在圍繞中心工作、實現總體目標中重視發揮黨員的作用
在實行行政首長負責制後,我們十分強調黨政領導要“兩心變一心、一心為中心”。近年來各級黨組織緊緊圍繞局“八五”目標和行政中心任務開展工作,促進了自身建設。開展黨員攻關活動,在黨內形成“爭挑重擔、帶頭攻關”的濃厚風氣,就是其中一項最富有成效的活動。1992年,全局共列出改造工作、生產經營、黨建、思想政治工作、新產品開發、科技、理論研究等259個攻關課題,年內已完成219項。共產黨員以打硬仗、攻難關的實際行動,為黨的形象增添了新的光彩。黨員在艱苦崗位,在擔負急、難、險任務中帶頭衝鋒,在群眾中產生了鼓舞力量。黨員帶領工人和技術人員日夜奮戰,克服了一個個難題,提前完成了任務。
3. 進一步加強對專業人員的管理,充分發揮他們的聰明才智
我局科技隊伍至今已擁有20個專業,5700多人。為進一步加強管理,充分發揮他們的作用,局制定了“專業技術人員暫行管理規定”和“實施細則”,對考核、評審、聘任、教育、獎懲等均作了明確規定,從機制上為專業人員脫穎而出、施展才華創造了一個良好的環境。勞動機械廠在考核、評審的基礎上,將成績顯著的10名工程師聘為高級工程師,而對工作平平的10人則予以解聘;年內又為5名科技人員分配了住房,為8名科技人員晉陞了工資,還對3名有傑出貢獻的專業技術人員實行終身聘用,極大地激發了他們獻身科技的熱情。
4. 以弘揚“紅燭精神”為主要內容的精神文明建設得到了深化
我們按婦女、青年和科技人員三個層次發掘具有“紅燭”精神的集體和標兵,並召開命名表彰大會,共有4個集體和58名個人被授予“紅燭精神獎”和“燭光獎”。在命名表彰大會後,團組織發出了“改革中施展才華,崗位上奉獻青春”的號召;婦女同志開展了“巾幗建功”活動;科技戰線的同志提出了“發揮聰明才智,提高科技水平”的倡議,起到了“表彰一批,帶動一片”的作用。
1992年,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上海勞改局整體工作進入新的發展階段、各項工作上新台階的一年。這些成績的取得,一是黨的基本路線的指引,全國改革開放大氣候的強大影響;二是市委、市政府、司法部的親切關懷和市司法局的正確領導;三是全局各級黨政組織帶領廣大幹部和工人敢試敢闖,勇于實踐。同時,我們也深深感到,這些成績不只是一年努力的結果,而是長年以來我們堅持黨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和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的結果,是不斷深化改革,鋭意進取,紮紮實實工作的結果,是多年工作的延續和飛躍。
然而,我們面臨的困難與問題也不少。在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的形勢下,勞改戰線出現了許多新情況、新問題,對此我們尚缺乏深入細緻的研究。監管改造工作對照《中國改造罪犯的狀況》(白皮書),差距仍然較大,特別是基礎建設還存在不少薄弱環節,有待于進一步加強。
回顧工作實踐,根本經驗和主要體會有兩條: 一是抓住“綫”,二是抓好“人”。
抓住“綫”,就是始終不渝地堅持黨的基本路線,以改革為主旋律,不斷推動整體工作跨上新台階。
1983年“嚴打”鬥爭後,我局開始了艱難曲折而又充滿希望的改革歷程。當改革大潮從農村轉到城市後,我局廣大幹部和工人要求改革的呼聲日趨高漲,工作實際也呼喚着改革。只有改革才有出路,舍此別無選擇。我們抓住了這一有利時機,從管教業務領域進行改革嘗試。與此同時,我們又把改革的觸角伸向經濟領域,各工業企業和農場先後實行經營責任承包,為企業注入了生機。雖然改革僅是小動作,但各基層單位和幹部、工人嘗到了改革的甜頭。
改革要突破,首先用人觀要更新。1985年和1986年期間,我們在市司法局黨組的領導下,以極大的勇氣和膽略,在全局發動了一場思想解放運動,就新時期的用人標準、人才觀開展大討論,全局上下對新時期的人才觀取得了共識,一大批優秀同志被選拔到了不同的領導崗位。人才用好了,改革就勢如破竹。
早改革,早得益。在支隊長負責制等改革取得了試點經驗的基礎上,1988年,我們在全局系統全面推行了“三大”改革,即體制、幹部人事制度、分配製度的改革。支隊長(廠長、所長)負責制的推行,強化了行政指揮決策權,管教、生產得到統一,政令通暢,效率提高;黨的建設和思想政治工作得到進一步加強,幹部、工人士氣旺盛,改造場所秩序穩定,經濟效益大大提高,我們的事業呈現欣欣向榮的景象。
1989年下半年,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許多單位的改革處于停頓狀態,前幾年改革中受衝擊的陳舊觀念有所抬頭,工作徘徊不前。這段曲折的經歷雄辯地說明: 如果我們一如既往地狠抓改革,工作就有突破,就會發展;如果我們放棄改革這把“金鑰匙”,就會帶來嚴重後果,受到懲罰。
經過深刻反思,在1991年7月工作會議上,我們提出了“重振改革雄風”,向“鐵交椅”、“鐵飯碗”和“大鍋飯”發起衝擊,並採取有力措施,把改革從局部推向配套,從低層次的改革向高層次的改革發展。幹部由聘任制進入到考核制;無改造任務單位的司法幹部進行企業化管理,幹部、工人全部推行崗位技能工資制,打破了長期存在的“一廠三制”的不合理分配狀況;農場調整佈局,生產向外轉移,農、工、貿並駕齊驅;機關精兵簡政,轉變職能,服務基層,跨出了可喜的步子。這次改革同1988年相比,具有五個特點: 一是各級領導決心大,親自深入基層調查研究,制定的方案切合實際;二是改革的發動面廣,方法多樣;三是改革實行自上而下,上下並舉;四是開始注意綜合配套,同步進行,逐步完善;五是敢於動真格,取得突破性進展。
隨着改革的深化,全局監管改造、生產經營工作出現了新的轉機。1992年春,鄧小平同志南巡談話公開發表後,我們受到極大的鼓舞,同時也產生強烈的震動。深深感到,我們的改革才剛剛起步,思想還不夠解放,同小平同志南巡談話精神差距還很大,必須從新的角度、用新的思維方式來審視我們的工作。我們認為,當前形勢大好,大氣候、中氣候、小氣候都好,正是深化改革的最好時機,是上海勞改工作的黃金時期,不抓住這個時機,要犯歷史性錯誤。基于這種認識,在去年七月工作會議上,我們鮮明地提出了“解放思想,抓住機遇,轉換機制,乘勢而上,促進上海勞改局整體工作躍上新台階”的指導思想。此後,我們堅持一手抓提高改造質量,一手抓發展勞改經濟,敢於闖新路,敢於試新招,各項工作出現新的突破,上了一個新台階。
“嚴打”以來的近十年,是我們認真學習、逐步理解、努力貫徹黨的基本路線的十年,是我們從小到大、由點到面不斷推進和深化改革的十年,是我們用改革這把“金鑰匙”開啟通往創建中國特色的勞改事業的大門取得不斷進步的十年。回顧這段改革歷程,我們深切地感到: 深化改革,一抓就靈;放棄改革,一籌莫展。因此,我們要繼續堅定不移地堅持黨的基本路線,以改革為動力,以三個有利於(即有利於提高改造質量,有利於發展勞改經濟,有利於提高隊伍素質和幹部、工人物質與文化生活水平)為標準,以推動上海勞改局整體工作上新台階為目標,實行兩條戰線作戰,搞改造的聚精會神抓改造,搞生產的千方百計賺鈔票,共同做好建設有中國特色的勞改事業這篇大文章。
抓好“人”,就是堅持不懈地加強領導層的思想、組織、作風建設,不斷提高幹部隊伍的整體素質,以適應創造第一流工作的要求。
這些年來的實踐告訴我們,勞改工作有兩個產品,一是監管改造工作出精神產品,二是勞動改造創造物質產品。這兩個產品的質量取決於工作質量,而工作質量又取決於幹部隊伍質量。因此,我們在提出“瞄準一流目標”的同時,提出要建設一支一流的幹部隊伍。
正確路線確定之後,幹部就是決定的因素;而領導幹部則是決定因素中的關鍵因素。這些年來,我們十分重視各級領導層的建設。“正、能、硬”就是首要的標準。所謂“正”,就是領導幹部能堅持地執行黨的基本路線,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每個領導幹部要自覺地在六個方面起表率作用,即無私奉獻、頑強拚搏、顧全大局、同心同德、廉潔奉公、鑽研業務。所謂“能”,是指洞察事物的能力,果斷決策能力,解決重大問題的能力,駕馭全局、開創新局面的能力。所謂“硬”,是指敢於在爭議中決策,勇于攻關,敢於碰硬。“正”、“能”、“硬”要三位一體,有機結合,相輔相成,光“正”無“能”不行,有“能”不“硬”也不行。按照“正、能、硬”的標準建設領導層,領導幹部就能成為爭創一流工作的“排頭兵”,領導班子就能成為向一流目標奮進的“火車頭”。
“改革不力就是失職”、“無功便是過”是衡量領導幹部是否勝任的兩把尺子。這些年,我們用這兩把尺子考核基層領導班子,對改革不力或實績平平的領導班子進行調整、充實。我們認為,墨守成規,不思進取,得過且過,為政多年“山河依舊”的人不配當領導幹部。對這樣的幹部要堅決撤掉,就地免職,絶不搞“易地當官”。幾年的實踐證明,領導班子調整後,改造、生產重顯生機。
縱觀這些年的工作,有順利的經歷,也有波折的時候,因此,領導幹部在勝利時,保持清醒頭腦;受挫時,不推客觀原因,已經成為我們的規矩。有一時期,有的單位經濟效益連年滑坡,一些領導往往將其歸結為市場疲軟,資金短缺,材料漲價,設備老化。在同樣的“大氣候”下,有的單位卻在大踏步前進。我們得到一個啟示: 大氣候是公平的,關鍵是精神狀態,要從主觀上找原因。把原因推向客觀是懦夫懶漢。1992年全局工業利潤比上年增長48.3%,發展速度之高,創了歷史紀錄。它告訴我們,幹事業總是希望與困難共存,機遇與挑戰同在。領導幹部只有看到機遇,抓住機遇,敢於決策,咬住不放,才能抓出實效,跟上不斷變化的形勢。
要達到這個要求,一是轉變觀念,換好腦子。勞改工作主要是圍繞“一個目標”,擔負“兩大任務”。“一個目標”,就是服從和服務于經濟建設。“兩大任務”,一是化消極因素、破壞因素為積極因素、建設性因素,直接為社會秩序的穩定服務;二是充分運用勞動手段,在改造罪犯的同時,努力發展生產,為國家的經濟建設作出直接的貢獻。可以這麼說,這是一篇文章的兩個方面,相互依存、相互促進,誰也離不開誰。當前,我們要在強化專政職能和不斷提高改造質量的前提下,不失時機地發展勞改經濟,大膽地干,放手地干,為改造工作的大發展創造堅實的物質基礎。
二是去除私心雜念。我們正在干前人沒有幹過的事業,馬列的教科書裡沒有現成的答案,需要我們在實踐中探索。成功的經驗,失敗的教訓亦是財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的各項工作就是在市司法局黨組領導下,把“烏紗帽”放在一邊,闖風險過來的,如大膽起用有爭議的人、實行支隊長負責制、探索新的改造方式和改造手段、新建生產項目等。領導在闖風險、建事業的歷程中,只要出於公心,不以權謀私,就犯不了大錯誤。
三是科學決策。轉變觀念,去除私心雜念後,還要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深入實際,依靠群眾,明辨真偽,一旦看準了,敢於在爭議中決策。領導幹部轉變觀念、去除私心雜念、科學決策,落實到根本職責上,就是帶好隊伍打好仗。
黨政“兩心變一心,一心為中心”是事業成功的保證。在處理黨政關係上,我們這些年是走了三步曲。實行支隊長負責制時,我們要求黨政不閙矛盾、不拆台;1990年,我們提出“中心”、“核心”,兩心變一心,心心相印。但從上海勞改工作的發展看,黨政領導“兩心變一心”還不夠。去年初,我們再加了一句,叫“兩心變一心、一心為中心”,“中心”就全面而言是經濟建設,聯繫我局實際,就是實現“八五”計劃。現在我局絶大多數領導能做到這一點。
花大力氣,下苦功夫,紮紮實實地抓好整體隊伍建設,是關係到我們工作有否後勁,能否一年一個台階,三年大變樣的根本問題。為此,我們要一如既往地努力,堅持隊伍建設的十六字方針,即政治堅定、業務精通、紀律嚴明、作風紮實。做到三句話,即提高能力,激發動力,挖掘潛力。提高能力,就是要通過教育培訓,使廣大幹部的政治、業務能力,創造性思維能力以及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得到更大的發展;激發動力,就是要通過深化改革,形成內部激勵機制和優化外部工作環境,激發人的內在動力;挖掘潛力就是要把隊伍現有的能力、動力充分發揮出來。
上海的勞改工作已經進入了承上啟下、繼往開來的新的發展時期,需要各級領導幹部以高度的政治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竭盡全力,抓好隊伍建設。有了一流的幹部隊伍,再艱巨的任務也能完成,再堅固的堡壘也能攻克。

上海監獄工作深化改革的幾點思考上海監獄工作深化
改革的幾點思考本文系王飛與上海監獄局專家組其他成員合作。
(1998年12月)面對新世紀發展的目標,上海的監獄管理工作要以鄧小平理論為指導,總結過去,籌劃未來,抓住機遇,深化改革,努力在新世紀的前十年,創出新的特色,使之與上海“一個龍頭、三個中心”的國際大都市地位相適應。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二十年,上海監獄抓住機遇,形成了兩次改革的高潮。第一次是1983年嚴厲打擊嚴重刑事犯罪活動以後,以“兩手抓”為標誌,即一手抓嚴打嚴管,一手抓教育感化,迅速整頓了監管秩序,保證了嚴打後大批收押任務的完成;大膽改革創新,拓寬並豐富了教育改造工作的領域和內涵。第二次是1988年,以分類改造為標誌的一系列改革,初步形成了分類改造、規範化管理綜合治理、監區文化、心理諮詢和智力開發等具有上海監獄管理特色的工作。《刑法》、《刑事訴訟法》修改和《監獄法》頒佈施行以後,又在監所佈局調整、探索監企分開的管理體制、創建現代化文明監獄等方面,取得了長足的進步。持續不斷的改革,把上海監獄工作逐步納入了法制化、規範化的軌道,有效地促進了改造質量的提高,促進了幹部隊伍整體素質的提高。但是,與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依法治國方略的總要求相比,這僅僅是上海監獄工作改革的序幕。黨的十五大確定了跨世紀目標,現代化建設進入了關鍵時期,改革進入了攻堅階段。最近,中央關於軍隊和政法機關不再經商的決定,更為改革歷史形成的監獄管理體制,完善監獄管理的經濟保障體系等重大問題,營造了極其有利的環境和條件。可以預見,只要善於抓住機遇,敢為人先,上海的監獄管理工作必將出現第三次改革的高潮。
徐匡迪市長多次強調,上海發展的希望在於創新。同樣,上海監獄工作發展的希望也在於創新。創新的重點應當是體制、機制、行刑制度、幹部隊伍建設等。譬如如何擺脫高度集中、監企合一的體制的束縛,切實履行國家賦予監獄的職能;如何實行多種刑罰方式,避免、限制和減少自由刑的負面效應;如何進一步擴大改造工作的開放度,充分運用社會資源,提高改造質量;幹警隊伍的綜合素質如何適應新世紀工作發展的要求,以及監獄經費的保障等等。通過創新,逐步實現監獄管理工作的法制化、社會化、科學化,做到六個有利於: (1) 有利於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原則;(2) 有利於社會穩定,包括罪犯的家庭穩定;(3) 有利於提高改造質量;(4) 有利於教育、輓救、保護罪犯中的人才;(5) 有利於我國的國際人權鬥爭;(6) 有利於減輕國家財政負擔。我們認為,只要符合這六個有利於,就應當按鄧小平同志提出的“鼓勵試,允許看,不爭論”的原則,從中國的國情出發,發揮上海的優勢,借鑒國際的經驗,大膽進行探索和試驗,總的方向是: 依法治監,依靠社會,科學興業。

一、 開發社會資源,重組工作隊伍
犯罪是一種反社會的現象,其本質是一個社會問題,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包括預防犯罪、打擊犯罪和改造罪犯、減少犯罪,維護社會穩定等內容,這是一項艱巨而複雜的社會系統工程。預防和打擊犯罪要依靠社會,改造罪犯,減少犯罪同樣要依靠社會。把被依法判刑的罪犯關進監獄,是懲罰和改造罪犯的需要,但這僅僅是整個社會改造罪犯、減少犯罪工作全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環節。罪犯來自社會,最終還將重新回歸社會,改造罪犯的過程實際上又是罪犯重新社會化的過程。過去,上海監獄系統在運用社會資源方面作過不少有益的探索,但還應當進一步解放思想,拓寬思路。幾十年的實踐證明,真正有效地改造罪犯,需要具有各類學科的知識和各種專業特長的人才,但目前的監獄還不具備也不可能具備這樣一支綜合素質的幹部隊伍,而提高改造質量又時不我待,唯一的出路是面向社會,充分依靠社會。社會上蘊藏着大量優秀的改造罪犯所需要的人才資源。充分開發社會資源,廣泛運用社會的人才優勢,才能增強監獄工作的活力,才有可能大面積提高改造質量。因此,步入新世紀的上海監獄管理工作,必須在改革體制,精簡機構,提高教育改造工作針對性,提高執法的規範化、文明化,提高監獄人民警察素質的同時,從思想上拆除“獨家經營”的無形圍牆,與社會全面合作,重組監管改造工作的幹部隊伍,使監獄工作由專職的監獄人民警察、社會兼職人員和社會幫教志願者三個部分組成。法制、倫理道德等政治思想教育的師資,文化教育和職業技術教育的師資,以及心理醫生、精神醫生等等,多數可由兼職或志願工作者擔任,監獄可以聘任的辦法,給予應得的報酬或待遇,固定合作共事的關係。這樣,既可以彌補監獄人民警察在知識、專業結構等方面的不足,有效地提高工作人員的整體素質,又能精簡專職在編人員,節約財政開支,提高改造工作水平。

二、 正確執行法律,改革行刑制度
目前,世界上許多國家都在推行刑罰執行制度的社會化。行刑社會化,主要是指監獄在執行刑罰過程中,為了避免、限制或減少自由刑的負面效應,促使犯罪人改過自新、適應社會而採取的行刑措施。改變單一監禁的刑罰方式,有條件地讓部分罪犯(殺人、搶劫、強姦等暴力犯除外)離開監獄,放在社會上接受非監禁式監督改造,這是新時期刑罰執行專門機關與群眾路線相結合的有益探索。依靠社區群眾對部分罪犯的監督改造,逐步加大社區在行刑制度構成中的地位與比重,並走上法制化的軌道,應是上海監獄工作深化改革的重點之一。
假釋是行刑社會化的重要措施之一,也是當今一些發達國家普遍運用的一種刑罰手段。不少國家被假釋的罪犯約占全部監禁罪犯的30%左右,已實踐九十九年的加拿大則占40%以上,日本、美國等資本主義國家有時甚至高達50%以上。而1997年上海的罪犯假釋率僅占0.73%左右。在社會主義中國,特別是在建設國際大都市的上海,街道和鄉鎮基層政權組織較強,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網絡已經形成,熱心于社會工作的隊伍日益壯大,更有條件推行刑罰制度的社會化。我們認為,行刑社會化的好處很多: (1) 能提高基層政權綜合治理的能力和人民群眾的法制觀念;(2) 促進社會穩定,維繫罪犯的婚姻、家庭關係,抑制新的社會、家庭矛盾的產生;(3) 監獄可以集中精力強化對應予監禁罪犯的懲罰改造;(4) 有利於罪犯加速改造成為適應社會規範的勞動者;(5) 可避免監獄擁擠,減輕財政負擔等等。從上海連續幾年的跟蹤調查情況看,由於被假釋人員自知罪犯的身份未變,在考驗期內隨時有被撤銷假釋、收監服刑的可能,因而基本上都能老實服法,接受監督,極少有人重新犯罪。可見,我們完全有條件按《刑法》、《刑事訴訟法》、《監獄法》的規定,以確有悔改表現,不致再危害社會為前提,進一步擴大假釋面,用好暫予監外執行和准假探視等司法行政獎勵手段,讓部分罪犯,尤其是一些瀆職犯、過失犯、一般經濟犯以及惡習不深的某些初偶犯、女犯、未成年犯、老弱病殘犯等,在監獄服刑一段時間以後,提前回歸社會,交社區改造。
實行行刑社會化的同時,要注意建立一套科學的管理制度,建立對被假釋和暫予監外執行人員的監督考察機制,組建一支社會志願者隊伍,逐個落實幫教措施,預防他們重新犯罪。監獄應結合機構改革,設立專門的監外罪犯管理機構,協調與公安機關的聯繫,協助社區加強各項幫教措施,及時辦理收監、釋放等法律手續,積極創造條件輔之以必要的、先進的科技監控設備。監獄應當全力加大對社會和群眾有一定威脅性、危害性的罪犯的懲罰改造力度,進一步強化自身的專政職能。三、 堅持科學興業,加強研究探索
在新世紀提高監獄管理水平和罪犯改造質量,就要按小平同志“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指示,走科學興業道路。監獄管理做到“收得下、管得住、跑不了”雖有一定難度,但還不算最難,難就難在“改造好”,當然這是相對的。要把罪犯真正改造好,一定要在理順體制、依法治監、依靠社會的同時,建設一支靠科學的方法和手段工作的高素質的幹部隊伍。
1. 牢固樹立科學興業、敢為人先的思想
開拓進取,爭當創業者,就必須牢固樹立科學興業的思想,把科研工作放在重要的戰略地位。幾十年的實踐證明,缺乏科學性的工作,往往事倍功半或者是無效勞動,甚至還會引出負面效應。監管改造的科研工作要加強、加強、再加強。科研工作應是領導的外腦、智囊,是生產力。監獄的負責人應親自抓科研,參與實踐,指導實踐。要把加強科研機構,保障科研經費,提高科研人員的政治業務素質,保證完成每年規定的研究課題,作為硬指標列入評價、考核領導幹部的目標。科研工作要制定長遠規劃和近期目標,建立必要的考評激勵機制,重點鼓勵有開拓性的、具有現實指導意義的課題的研究。在加強內部研究的同時,還應當與社會上相關學科的研究機構或高等院校加強合作,通過學術交流,兼收並蓄,資源共有,成果共享,培養造就新一代改造罪犯的學科專家和帶頭人,推動上海的監獄工作上新的台階。
敢為人先,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具體體現。上海監獄工作面臨着新世紀的挑戰,同時也是歷史賦予的機遇。機遇與挑戰同在,稍縱即逝。抓住機遇,就爭取到時間,贏得發展的主動權。敢為人先,需要慧眼識機遇,善於抓搶機遇,還需要理論的支撐,進取的精神。這方面上海有着良好的環境和傳統。江總書記說:“創新是一個民族進步的靈魂,是國家興旺發達的不竭動力。”監獄工作要有強烈的創新意識,勇于承擔責任,善於化解風險,敢於試第一,在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取得突破。
2. 堅持理論研究與實踐探索相結合
上海監獄改革開放二十年,堅持理論研究與實踐探索雙管齊下,是一條成功的經驗,是改造工作科學性的體現。科學興業,還是要堅持理論研究與實踐探索相結合的原則,按照《監獄法》規定把罪犯改造成守法公民的要求定位,圍繞提高改造質量,繼續深化具有特色的工作,不斷拓展新的領域。教育改造工作要着重提高針對性,研究對各類罪犯政治思想教育的起點、內容和方法,以及各種改造手段的綜合應用。獄政管理工作要着重研究加強刑罰力度,完善對罪犯的考核激勵機制以及不同的監管方式和處遇,提高執法的規範化、文明化程度。心理矯治要着重研究發揮對改造罪犯獨特的功能和作用,提高矯治的技巧和水平等等。同時,要大膽探索新的改造手段,進一步豐富改造工作的實踐與內涵,提高上海監管改造工作的總體水平。
3. 儘快實現獄政設施現代化
面對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上海應當下決心擠出一些經費,引進一些先進技術和裝備,作為我們發展的起點,以改善監獄的硬件設施,建設一套現代化的防衛監控系統、快速反應系統和獄政管理系統,儘快實現看押警戒和獄政管理的現代化,把基層幹警從繁瑣的日常事務性操作中解放出來。對監外罪犯進行跟蹤考察的裝備也應當引進或自製,以保證行刑制度社會化的順利實施。新世紀上海監獄管理工作只有通過改革才能獲得更大的發展。此次提出的幾個問題,作為面向未來的一種思考,既有體制問題,也有觀念方面的問題,希望能選擇一個監獄先行試點和探索。我們相信,只要不懈地改革,紮紮實實地破解難題,上海的監獄管理工作一定能踏着時代的節拍,不斷有突破和發展。

發展中存在的問題只能用改革的辦法來解決發展中存在的問題只能用
改革的辦法來解決本文系王飛2001年2月在中國監獄學會“21世紀中國監獄工作論壇”上的發言。
(2001年2月)21世紀中國監獄工作論壇是中國監獄學會抓的一件大事、好事,這個活動很重要。我認為這個論壇剛剛拉開序幕,需要深化。研究21世紀中國監獄工作,首先要回顧半個世紀以來的中國監獄工作。總結基本經驗,找出阻礙中國監獄工作發展的癥結問題。同時,把中國監獄工作同世界發達國家的監獄工作作比較研究,看到我們的優勢,尋出我們的不足。然後,放到當前時代潮流和我國國家發展的形勢下來考慮21世紀的中國監獄工作。這是我想到的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阻礙當前中國監獄工作進一步發展的主要因素有五個方面: (1) 監企合一的體制。現行監企合一的體制是歷史沿襲下來的。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其主要弊病概括地說是“兩個束縛”: 監獄經濟工作束縛了改造工作的發展,改造工作又束縛了監獄經濟的發展。因此,這個體制的改革刻不容緩。同時,我們應該歷史地看,過去實行監企合一是正確的。在當時國家那麼困難的情況下,監獄的全部經費國家負擔不了,監獄應該發展經濟,儘可能自力更生。然而,在市場經濟體制下,監獄企業就完全不適應了。監企必須分開。我們上海周浦監獄實行監企完全分開,事實證明是成功的。監獄領導專心致志搞監管改造工作,工作有了很大的發展。當然,怎麼分,什麼時候分,要根據不同情況,不能一刀切。(2) 我們監獄工作開放不夠,還很封閉。在新世紀裡應該進一步開放,將“請進來,走出去”的成功經驗,進一步延伸為“引進來、放出去”。意思就是把社會上對監管改造工作有用的各種資源,尤其是人才引進來。我認為整個監獄工作者隊伍結構要作重大調整,可由三個方面組成。一部分是司法幹警,是主力;一部分是向社會聘請的兼職人員,如政治、文化、職業、技術等各類教員以及醫師等;第三部分是志願人員。目前上海不少監獄正在這方面探索。“放出去”呢,主要是指擴大罪犯假釋面。我們中國的假釋面大概是2%,國外是30%、 40%、 50%都有。關於這個問題我們寫了一篇文章,建議搞一個擴大假釋面的試點,已被中共上海市委政法委採納。(3)我們監獄工作的科學性不夠。工作往往是憑經驗,剛纔江蘇的同志介紹了他們抓硬件方面的高科技,這很必要,我們要充分運用高科技的儀器設備,但這僅僅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軟件,我們的工作方法、工作內容、工作方式都要科學化。科學化的真諦是針對性、有效性。(4)我們幹部隊伍的素質還不能適應監獄工作的發展。大家從這個方面已經談了許多了,的確這是監獄工作發展的關鍵。教育改造工作特別是個別教育要達到針對性、有效性,監獄管教幹部沒有一定的文化基礎、理論水平、社會經驗和專業知識,要搞好教育改造工作那是不可能的,質量也就無從談起。(5)監獄的經費保障不足。這個問題我認為關鍵還在於領導。領導把監獄工作放在什麼位置上?如果領導把監獄工作提到應有的高度,這個問題就好解決。
第三個問題,我認為發展中存在的問題只能用改革的辦法來解決。監獄工作的改革,只要符合五個有利於,就應該大膽地改革。即: 一、 有利於罪犯改造質量的提高;二、 有利於社會的穩定(包括家庭和睦);三、 有利於利用、保護、開發罪犯中的人才資源;四、 有利於減少國家財政開支。擴大假釋面作用之一就是能大量減輕國家財政負擔。五、 有利於國際人權鬥爭。這是我們監獄工作始終要考慮的一個重大問題。當時我們上海建造青浦監獄就是作為窗口,從有利於國際人權鬥爭考慮的,兩年時間共花了8000萬,許多國際友人參觀後評價很高,在國際人權鬥爭中產生了很大影響。中國監獄工作的改革能不能不斷深化取決於司法部領導。希望部領導加強研究、轉變觀念、消除私心、敢於決策。
第四個問題,我認為從上到下要明確一個問題,即我們是吃什麼飯的?我們搞了半個世紀,似乎還沒有真正明確監獄工作人員是吃改造飯的。要明確,監獄工作所有一切的一切都是為改造服務的。目前發展監獄經濟只是為瞭解決財政保障不足,屬於過渡性質的。監獄是在黨委領導下工作,這是絶對的,然而黨委工作也是為改造工作服務。同時要搞清楚,監獄的穩定安全是前提,不是監獄工作的中心;穩定和安全是為改造工作服務的,而改造工作是為社會穩定服務的,為國家大局服務的,這個問題一定要搞清楚。
第五個問題,加強對監獄工作的科學研究。這個問題實在太重要了,這是被歷史所證實了的。可是真正重視科研的領導不多。不重視科研,監獄工作不可能有大的發展。
第六個問題,21世紀中國監獄工作應該在“改造好”上狠下功夫。“收得下、管得住、跑不了、改造好”,這是1983年“嚴打”時提出來的,是比較科學的四句話。前三句話,現在做得不錯,但是後面一句話“改造好”,比50年代有進步、有發展,但從整個社會的發展要求講是滯後的。改造好是動態的。以前從政治角度考慮比較多,說將罪犯改造成為守法公民,回歸社會,自食其力。在市場經濟環境下,罪犯通過改造能遵紀守法,還必須要有生存競爭能力,如果缺乏生存競爭能力,就容易重新犯罪。要提高罪犯的生存競爭能力,必須改革監獄教育改造工作的結構,對無一技之長的罪犯加強技術職業培訓。入監後在強化法律、道德等政治思想教育的基礎上着重搞技術職業培訓,為將來就業創造條件。第二,他們中的人才我們要利用、保護、開發。不要因為他們被判刑改造而荒廢了他們的專業,造成國家人才資源的浪費。第三,為富有潛質的罪犯,創造條件,造就人才。楊殿升教授對21世紀中國監獄工作提出了幾個“化”,很好。我認為是否可以概括為三個化: 法制化、科學化、社會化。對上海監獄罪犯改造工作社會化的思考與展望對上海監獄罪犯改造工作
社會化的思考與展望本文系王飛與上海監獄局專家組其他成員合作。曾在2002年香港舉辦的“21世紀罪犯端正與康復”國際研討會上宣讀。
(2002年6月)上海監獄系統應當與時俱進,適應上海經濟社會發展的客觀要求,在實現監獄工作法制化、科學化的同時,構建具有時代特徵、中國特色、上海特點的改造工作社會化新模式,為社會的長治久安作出新的貢獻。

一、 社會化: 20世紀中外罪犯改造制度發展的重要成果
早在19世紀末,改造工作社會化的某些制度就已經在歐美國家萌芽,20世紀是改造工作社會化在世界範圍內迎來大發展的世紀。改造工作社會化是一種面向社會、依靠社會、服務社會的監獄工作模式。主要包含着以下三個方面的內容: 一是根據罪犯再社會化過程的需要,建立開放式的行刑機構。它是指刑罰執行場所“沒有防止囚犯逃跑的物質措施和人員措施,是建立在囚犯自覺遵守紀律和其所在群體的基礎上的一項制度”。二是根據罪犯的服刑表現,實行不同形式的開放式處遇,減少監禁在自由刑執行中的比重,讓在獄內服刑的罪犯有更多的機會接觸社會,適應社會。三是實現獄內教育的社會化,即引進社會教育的師資、內容、形式和評價標準,促進獄內教育與社會教育接軌,以利於罪犯的再社會化。
1. 社會化在各國矯正制度中的地位不斷提高
從現代刑罰制度的發展來看,把罪犯與社會相對隔離的監禁刑雖然是其主體,但把部分判處刑罰的罪犯放到社會上去執行刑罰,同樣也佔有一席之地,如緩刑、保外就醫制度等。隨着社會的進步,這種趨勢仍在進一步發展,審前釋放制、賠償和社會服務制等非監禁刑罰手段應運而生。在此背景下,對監禁刑執行的社會化也被提上議事日程。20世紀中期以後,開放式的行刑制度和機構得到了很快發展。
(1) 開放式行刑機構已成為發達國家矯正機構的重要組成部分,並在發展中國家得到了一定的發展。1950年美國向海牙國際刑事監獄會議的報告中就宣稱,有25%的罪犯在開放式行刑機構中服刑。在北歐,1977年丹麥全國15所監獄中就有9所為開放式,瑞典全國43所監獄中32所為開放式。前蘇聯也在1963年開始創建了一種名為勞動改造村的開放式行刑機構。據《中國勞改學大辭典》等資料,截至1992年,土耳其全國有開放式監獄7所,印度有27所,伊朗、阿根廷、巴西等國家也都有自己的開放式行刑機構。
(2) 開放式處遇的制度創新方興未艾。許多國家都結合本國的實際情況,創設了不少各具特色的獄政管理和罪犯探假制度。英國、日本實行外部通勤制,允許罪犯白天在獄外上班,晚上回獄內就寢。阿根廷根據罪犯的表現可給予12小時、24小時或48小時的離監探親。新西蘭規定15~21歲的青少年罪犯,除少數表現不好的以外,一般可以每月回家過一次周末。瑞典規定罪犯進入關押輕刑犯的地方監獄2個月後,即可享受48至72小時的休假。法國實行“半自由刑”和“歸假制”,即允許罪犯節假日在獄內服刑,平時在獄外勞動就業。對服刑滿二分之一的罪犯,還規定可以享受每年1次、最多不超過3周的探假。丹麥開放型監獄的罪犯,每一個星期也可以有一個周末的假期,即星期五下午至星期日晚上。
(3) 獄內教育的社會化正快速啟動。英國監獄有關罪犯教育的事務均邀請地方部門承擔,由地方教育局提供教員、教材,負責監獄中的教育組織。意大利全國有4萬名社會志願者,從事對罪犯的文化、技術“再教育”,幫助監獄實施對罪犯的矯正工作。日本有的地方中學已在青少年監獄中設立分校,集中對未修完義務教育的罪犯進行教育。20世紀70年代,還出現了學習釋放制度,允許罪犯白天到獄外接受文化教育,下課後返回監獄。美國于1966年起在全國推行此制,1971年即有3000餘名罪犯參加大學、中學和職業學校學習,其中15%上夜校。1987年,日本出現了專門到獄內開展思想教育、心理疏導的民間組織“監獄訪問者委員會全國聯盟”。韓國成立了“公民生活恢復協會”,解決刑釋人員的幫教問題。我國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法務局還設有社會重返局,通過“社會重返基金”、“澳門善導宿舍”及“善導協會社”等,向刑釋人員提供經濟、住房、培訓、就業及幫教等援助和服務。
2. 社會化也是建國以來上海監獄工作發展的一條主綫
上海監獄工作的發展,實際上是改造工作社會化從萌芽到初步發展,以至今天已形成一定規模格局的漫長歷程。因此,提出改造工作社會化,絶不是突發奇想的標新立異,而是半個世紀上海監獄工作全部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
(1) 20世紀50年代,是改造工作社會化的萌芽階段,這一時期上海監獄系統創造了“走出去,請進來”的工作方法。允許身在囹圄的在押罪犯看書讀報,讓他們及時瞭解國內外大事和各類社會信息就是一例明證。監獄還與社會同步,邀請著名的教師到獄內授課,在罪犯中開展了大規模的掃盲運動。1952年10月,提籃橋監獄就有計劃地分批對罪犯家屬3046人進行教育,召開了有200餘名家屬參加的座談會,動員他們協助監獄做好在押犯的規勸教育工作。1956年社會主義運動高潮前後,不僅邀請著名學者徐盼秋等來監向罪犯作報告,還召開了上海第一次勞改積極分子大會,組織800餘名罪犯參觀剛建成的上海展覽館前身中蘇友好大廈,參觀工廠、農村和高等院校,幫助罪犯認清社會主義建設的大好形勢。
(2) 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是改造工作社會化的初步發展階段。這一時期,影視傳媒已在獄內普及,社會上的音像讀物已成為教育改造罪犯的重要教材。隨着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概念的提出,上海監獄系統首先開始了“向前、向後、向外”延伸的新探索。廣大監獄幹警愈加深切地感到: 改造工作是一項偉大而艱巨的社會系統工程,只有依靠社會的參與才能真正提高改造質量;越來越多的社會各界人士也認識到,要使犯罪分子回歸社會後不再重犯,必需給他們以關懷,全力支持改造工作。這一時期,改造工作社會化已形成了規模格局: (1) 建立了組織指導社會幫教工作為主的綜合治理專門機構,對社會開放了《希望熱線》諮詢服務電話,創辦了安置刑釋人員就業的“希望實業公司”和“久安實業開發總公司”,並成立了“上海市愛心工程基金會”等工作實體,開創了改造工作融入社會的新局面。(2) 社會幫教工作在各個監獄,由點到面不斷深化發展,從地區送溫暖,政法機關領導到監獄宣講法制,社會知名人士走進大牆話人生,到大牆內外簽訂幫教協議、家屬規勸、被害人控訴、回歸新人現身說法等活動,對罪犯的改造起了有力的推動作用。(3) 在行刑制度的探索方面,上海各監獄也曾迸發出不少改革的火花,對照國際慣例有異曲同工之妙。白茅嶺監獄“寬管村”有了開放式矯正機構的雛形;少管所的“試工試讀”制度也有了學習假釋制度的萌芽;提籃橋監獄對少部分知識型罪犯的易地勞動改造,也有了一些工作假釋制度的特徵。
(3) 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後,是改造工作社會化的深化發展階段。這一時期的特點是: 首先工作模式實現了由“即時”、“零星”向“長期”、“固定”的轉變。過去對罪犯的幫教聲勢大,說教多,但缺乏連續性和長效機制。1995年以後,開始注意了幫教措施的落實,日益呈現出對罪犯改造的積極推動作用。目前全市已有5個區縣勞動部門在監獄設立了就業指導站,向即將刑滿的罪犯提供勞務信息,指導就業和競爭上崗。市、區有9個圖書館定期無償向監獄罪犯圖書館提供和調劑圖書,開展讀書指導和書評等活動。11個律師事務所在監獄、少管所建立了法律服務基地,免費向罪犯提供法律諮詢和服務,維護罪犯的合法權益。這些舉措,有固定的責任人員、工作協議和工作內容,直接面向罪犯群體,形成改造工作社會化的工作基礎。其次幫教形式開始由“群體化”向“個別化”過渡。過去主要是地區政府組團來監獄宣講形勢、法制,雖也找罪犯談話,但往往一別即逝。如今,上海監獄系統已組建了社會幫教志願者隊伍,配合監獄幹警參與對罪犯的教育改造,到1999年末統計,遍佈全市18個區縣的850餘名幫教志願者,與罪犯“一對一”結成對子,長年固定堅持開展幫教活動,有力地拓展了罪犯個別教育的領域和內容。志願者中既有幫助罪犯樹立信心、轉變觀念的專家教授和先進模範人物,又有熱心為罪犯解決實際困難的社區工作者和離退休老乾部,也有不少熱心公益事業的教師、職工、企業家,包括一些外省籍在滬深造的大學生。通過優化配置和組合,幫教不同情況和類型的罪犯,絲絲入扣,罪犯也願意向他們傾訴心聲,相互平等的思想交流,收到了很好的教育效果。第三在刑罰執行制度的探索上出現了新的突破。除少管所堅持對未成年犯的外出試學外,周浦監獄的回歸社會指導中心,正在探索運用開放式教育完成罪犯的再社會化。尤其是女子監獄借鑒國外的成功經驗,結合全市女犯特點和改造的實際,開展了半監禁行刑制度的探索。經市委政法委批准,首批3名罪犯每週五天回社會參加勞動,周末回監獄服刑。自2000年9月27日試點以來,運行情況良好,試點罪犯回到社會後均能遵紀守法、自食其力,緩解了家庭和社會矛盾,密切了親情鄰里關係,為降低行刑成本,從行刑制度上探索改造工作社會化積累了寶貴的經驗。

二、 發展方向: 社會化在今後監獄工作中的定位
事實證明: 世界範圍內刑罰執行的社會化,絶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從歷史與現實的角度反映了行刑制度的發展趨勢。同樣,改造工作社會化是半個世紀上海監獄工作反復實踐和探索的過程,是監獄人民警察創造性勞動的結果。它不僅有一個清晰的發展過程和堅實的工作基礎,而且具有作為上海監獄工作發展方向的合理性,是新時代新的探索和實踐。
1. 改造工作社會化是預防和減少犯罪的必然要求
犯罪是一種社會現象,改造罪犯必然要求全社會的共同參與。監獄作為國家刑罰執行機關,是預防和減少犯罪的重要環節,但並不能解決人類社會的整個犯罪問題。從世界範圍來看,隨着現代化進程的加快,犯罪數量在各國總體呈上升趨勢,監獄規模不可能無限擴大和膨脹,變更刑罰的種類和執行方式勢在必行。在率先實現現代化的發達國家,隨着犯罪的上升,監禁率卻呈下降趨勢。1950~1975年,荷蘭有記錄的犯罪增長了300%,但監獄人口卻下降了50%,監禁率由1955年占總人口的十萬分之六十六,降至1975年的十萬分之十七。芬蘭1983年的監禁率為萬分之十,1990年降至萬分之六。從1900年到1990年,聯邦德國監禁刑與其他刑罰的比例由7∶3變為3∶7。20世紀70年代以來,奧地利監獄收押的人數僅占判處刑罰罪犯總數的三分之一,而美國矯正機構處理的人數,也只占用緩刑和其他社會處遇處理的罪犯人數的一半。目前,日本被判處刑罰的每100人中,僅有2%被關進監獄,98%則留在社會。面對日益複雜的犯罪現象,必須重新審視傳統監獄的改造功能。如果說把罪犯相對隔離于社會,誕生了監獄和監禁刑,是社會文明的一種進步,那麼讓社會參與對罪犯的刑罰執行和教育改造,則應當是社會文明更高層次上的進步。
2. 改造工作社會化有利於控制行刑成本
行刑成本是監獄執行刑罰過程中所必須考慮的問題。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使罪犯個體的平均行刑成本不斷提高,而罪犯數量的不斷增加,又使行刑成本的總量居高不下,屢創新高。我國目前監獄押犯總數為150萬人,監禁率為十萬分之一百十五人左右,已高於不少國家和地區,而且押犯總數還有進一步增加的趨勢。如維持目前的關押模式,行刑成本總量肯定將不斷上升。行刑個體成本上,按上海市近幾年的分析,平均每人每年的行刑成本為2萬元左右(不包括歷年來的硬件設施投資與折舊費用)。依此類推,全國個體行刑成本隨着經濟發展水平的不斷提高而上升,將是一個十分驚人的數字,勢必不斷加重國家和納稅人的負擔。只有讓監獄執行刑罰的部分職能走向社會,實現一定規模的改造工作社會化,才能控制行刑成本。1999年,我國向第19屆亞太地區矯正管理者會議提交的《關於中國當前矯正問題的國家報告》中對緩解押犯不斷增多、關押困難也提出了“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擴大假釋、暫予監外執行等法律手段的運用,逐步擴大對罪犯的社會矯治”的對策。
3. 改造工作社會化有利於提高罪犯的改造質量
作為社會主義的東方大國,我國的監獄歷來堅持“改造人”的宗旨和有利於罪犯再社會化的目的。進入新世紀,監獄工作要跟上社會的變革和前進的腳步,就必須實行改造工作的社會化。在中國推行改造工作社會化,不是國外做法的翻版,更不是注重經濟,而是提高改造質量的需要,是保證社會長治久安的需要。改造工作社會化在中國監獄工作中有着很深的思想理論淵源,與我國政法工作專門機關與群眾路線相結合的方針政策是完全一致的。半個世紀的實踐證明,監獄只是國家的刑罰執行專門機關,要把罪犯改造成為社會需要能自食其力的守法公民,僅僅依靠專門機關的工作是不夠的,必須依靠人民群眾和社會各方面力量的大力支持和密切配合,才能收到良好的改造效果,也才能為罪犯刑滿釋放以後回歸社會、重新做人創造有利的條件,奠定必要的基礎。上海地區的發展日新月異,由於漫長的刑期使罪犯與社會長期地隔離,將給他們立足社會、適應社會帶來很大的困難。在改造工作的系統工程中,“監獄化”只是一種手段,而“社會化”不僅是一種手段,而且更是提高改造質量的目的所在。因此,我們的結論就是,只有從探索監禁刑執行方式的改革入手,才能為進一步提高改造質量,開闢一條經濟而富有成效的途徑。
正因為改造工作社會化有利於提高改造質量,因此它的某些要求,已經逐漸為立法所肯定。1994年12月頒行的《監獄法》,總結了歷史的成功經驗,明確把“獄內教育與社會教育相結合”規定為教育改造的方法,還對各社會團體、社會各界人士參與配合獄內教育改造,以及罪犯的監外執行、假釋、離監探親等問題作了明確的規定。與此同時,對非監禁刑的社會矯治方法的探索,開始引起有關領導和專家學者的重視。近年來,各類報刊雜誌上公開發表呼籲改革刑事執行體制和機制的文章已屢見不鮮。1998年,司法部監獄局領導在全國監管改造工作座談會上也已提出,要“積極探索行刑措施和方式的改革,探索對改造較好、余刑短的罪犯的行刑非監禁化的可行性。”
4. 上海具備了加快行刑措施和方式改革的步伐、全面實行改造工作社會化的現實條件
上海的經濟發展水平較高,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已超過4000美元,跨入了中等發達國家和地區的行列。經濟的高速增長,為改造工作社會化的全面推開,提供了良好的社會環境: 一是社會控制水平提高,使部分罪犯回到社會,有了一種現實的基礎;二是經濟發展帶來就業機會的增加,有利於罪犯提高回歸社會的就業安置;三是經濟的發展帶來了社會各界對社區穩定更多的關注,有利於為改造工作社會化提供更多的幫教資源。
從上海監獄系統目前的實際情況看,也有不少有利因素。表現在: 一是財政保障程度較高,有利於在解決“吃飯”問題的前提下,系統、周密地開展工作。二是由於幾十年來一貫高度重視利用社會力量來推進改造工作,已形成了一個初具規模的社會幫教網絡,積累了比較豐富的工作經驗。三是目前警力相對較充足,為進一步開展探索儲備了一定的人力資源。相信我們只要順應歷史和時代潮流,繼續發揚20世紀90年代以來上海在全國改革開放中爭當领頭羊的魄力和勇氣,改造工作社會化的全面推開必然為我國刑事法律的完善和改革增添濃重的筆墨。

三、 幾個矛盾的分析
改造工作社會化的發展趨勢是可喜的,對教育改造質量的提高和促進作用也是明顯的,但要形成改造工作社會化的監獄工作新模式還任重道遠。為了加快改造工作社會化的進程,特別是在探索開放式處遇和開放式矯正機構的過程中,應當正視現實工作中存在的矛盾。
1. 改造工作社會化與嚴格執法
當前改造工作社會化的探索,呈現出明顯的不平衡現象: 一方面,教育改造工作社會化的探索方興未艾;另一方面,對開放式矯正機構和處遇以及非監禁刑的探索則難成氣候。造成這種現象的根本原因在於立法滯後。從1979年到1997年頒行的《刑法》、《刑事訴訟法》和《監獄法》均無這方面的規定。因而,探索于法無據,舉步維艱。如何正確處理行刑制度的探索與依法辦事的關係,主要還是要解決認識問題。
首先,法律是立法機關以條文形式固定下來的對工作實踐中成功經驗的一種總結。現行刑事法律中行之有效的做法,絶大部分也都是在總結全國經驗基礎上才形成的。沒有不斷的探索實踐,就不可能完善立法,更談不上司法改革。從根本上說,探索和實踐總是在立法之前,立法永遠相對落後於探索和實踐。因此,對於符合國際行刑制度發展趨勢,符合我國國情和刑事立法精神,現行法律沒有明文禁止的東西,只要有利於發展社會生產力,有利於社會穩定,有利於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就應當積極鼓勵在小範圍內大膽探索和創新。走前人沒有走過的路,本質上同嚴格依法辦事並不矛盾。
其次,我國各地經濟、文化水平的差異性,決定了適應全國的統一立法不可能完全解決沿海發達地區首先遇到的問題。因此,應當允許部分沿海地區在社會控制條件基本成熟的情況下,率先開展行刑制度改革的探索試點,為最終豐富和完善我國的刑事法律體系先行一步。
第三,法律作為一種文化現象,應當吸收世界各國的精華,吸收專家學者的意見、建議或研究成果。對於開放式處遇、開放式行刑機構等,為世界各國立法肯定,寫入聯合國有關法律檔案,併為絶大多數專家學者所認可的東西,應當大膽借鑒,為我所用,設計方案,付諸實踐。
2. 改造工作社會化與獄內安全穩定
從根本上講,改造工作社會化是監獄刑罰職能的擴展和對罪犯教育改造的加強,將更多地考慮罪犯再社會化的需要,有利於調動在押罪犯的改造積極性。開放式的行刑制度,將減少罪犯與社會隔離的程度,對嚮往早日恢復自由的罪犯無疑有着強烈的激勵作用。同時,教育改造工作的社會化,將使罪犯能更多地接受全新的現代信息、社會文化和生活方式的系統影響,也為刑釋後適應社會生活和立足社會增添砝碼。因此,在總體上它不可能妨礙獄內的安全穩定。相反將促進獄內監管秩序的持續穩定。但在初試階段,兩者之間的局部矛盾也可能存在,特別是開放式處遇在我國還沒有系統經驗可借鑒,要改變對罪犯的監管方式,可能會對監獄的安全穩定產生一定的風險和代價。但並不等於開放式處遇就不能探索,關鍵還在於日常的工作基礎。只要切實掌握各個時期獄內的不安全因素,綜合防範的措施周密,這些局部矛盾也是完全可以化解的。同時,開放式處遇的推行並不是一味放鬆對罪犯的嚴格監管,更不是不分對象搞“一刀切”。大部分實行開放式處遇的國家,也只在瀆職、過失以及一般類型的罪犯中適用,對搶劫、重大涉毒、涉黑等罪犯都投入高度警戒的監獄,給予更加嚴格的監管。這正是罪犯分類管理的原則在行刑制度方面的體現,與我國一貫提倡的“沒有區別就沒有政策”的原則是基本一致的。
3. 改造工作社會化與社會穩定
當前“嚴打”整治鬥爭的“抓進來”,與改造工作社會化的“放出去”,表面上形成一對尖鋭的矛盾,其實這是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中長期存在的對立統一的兩個側面。對嚴重危害社會的犯罪分子該殺的殺,該關的關;對確有悔改表現,不至于重新危害社會的服刑人員該寬的寬,該放的放;辯證地運用這兩手,既有震懾,又有瓦解,既能“穩、準、狠”地孤立打擊少數,又能教育改造大多數,從而更加有效地保證社會的長期穩定。同時,改造工作社會化還有助于監獄控制行刑規模,提高行刑質量,降低行刑成本,集中力量去監管改造那些必須與社會相對隔離的罪犯,更好地在“嚴打”鬥爭中發揮它的專政職能。
當前,上海的治安形勢在全國是比較好的,去年已成功遏制了刑事案件連年上升的勢頭。全市各監獄的監管改造秩序持續穩定,客觀上已為改造工作社會化的深入探索提供了現實條件。社會各界對改造工作的大力支持,是開展探索堅實的社會基礎。市委、市政府對監獄工作的關懷、重視和支持,更為改造工作的改革探索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歷史機遇,我們必須義無反顧、與時俱進,決不能坐失良機,愧對後人。
4. 改造工作社會化與思想解放
當前與改造工作社會化的迫切要求形成反差的是,還有一些單位和幹警的思想不夠解放,片面“求穩怕亂”,滿足於“三不一高”(不發生罪犯脫逃、不發生非正常死亡、不發生重大惡性事故案件,生產效率高)的低要求。有的同志對法律早有明文規定的也要“從嚴掌握”,怕出亂子。其實,工作不僅需要謹慎,更需要開拓創新。作為一項改革,改造工作社會化的探索,關鍵是思想解放。
在推進改造工作社會化的進程中,“積極穩妥”是解放思想的基本要求。所謂“積極”就是要深入領會江總書記關於“與時俱進”、創新是一個民族進步靈魂的重要思想,按照市委領導對監獄人民警察所要求的那樣,充分認識到“防逃只是監獄工作的一個方面,提高改造質量才是根本”。在工作實踐中積極衝破傳統經驗所形成的“禁區”和“怪圈”,不僅要敢於思維,敢於設計,而且要敢冒風險、敢於實踐,以只爭朝夕、時不我待的激情創造性地開展工作。同時“積極”並不是不顧客觀條件和現實風險的蠻幹,在敢幹肯幹的前提下,講究工作進度的穩步加快和工作推進方式的切實妥帖。“穩妥”提倡的是小步快跑,不斷前進;反對的是原地踏步,不進則退;防止的是因壞一事而牽動全局,遲滯改革探索的進程。
回顧上海監獄工作的歷史,我們這條相對封閉的戰線,做了幾件事,所以能得到黨和政府以及社會各界的肯定和支持,靠的就是解放思想和開拓創新。要使上海監獄工作與上海在全國的發展水平相適應,這個光榮傳統不能丟。在當前應對WTO挑戰的新形勢下,按照局黨委提出的“跳出監獄看社會”和“跳出監獄看監獄”的新思路,上海的監獄幹警應當放眼世界,面向未來,拿出敢為人先的勇氣,把工作的開創性、操作性、堅韌性有機統一起來,不斷推進改造工作社會化的各項探索,爭取早日以大思路、用大手筆,寫好提高改造質量的大文章。

四、 未來前景展望
改造工作社會化是監獄工作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的發展方向,是世界各國監獄制度改革的潮流,必然在未來的幾十年裡有一個美好的前景,上海的監獄工作也必將有更多的創新和更大的發展。
1. 理論創新: 解決實踐方向的問題
上海監獄系統要與社會上的大專院校和科研機構合作,進行紮實的基礎性研究,拿出比較系統的理論,用以指導改造工作社會化的實踐。這些理論成果要解決好以下問題: (1)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改造工作社會化的必要性和可行性;(2) 如何從整體上控制獄內監禁行刑規模,遏制行刑成本上升的趨勢;(3) 具有中國特色、符合上海實際情況的社區矯正形式的設計;(4) 獄內教育如何融入整個社會教育體系;(5) 如何確定和跟蹤觀測罪犯的主觀惡性和人身危險性的變化。實踐呼喚理論,唯有理論的創新,才能指導創新的實踐,這方面問題也更應該引起監獄系統內部理論工作者的高度重視。
2. 體制創新: 建立社區矯正體制
從各國開放式處遇實踐來看,社區矯正體制的建立是其賴以生存的基礎。就我國的情況來看,雖然各地的綜合治理工作有長足的發展,但社區矯正的專業化體制還沒有出現。我們認為今後的趨勢是(1) 從原有的監獄工作者隊伍中,將有一部分人進一步分工,主要到社區從事對半監禁人員、試學人員、包括假釋、監外執行、保外就醫人員的管理教育;(2) 在監獄系統內部或監獄系統之外,將出現專門性業務機構;(3) 在社會控制比較穩定、幫教資源比較豐富的社區,將出現服務于社區矯正的工作基地;(4) 在社區矯正體制中,社會幫教志願者將發揮比在獄內幫教中更大的作用。
社區矯正體制不僅是實行開放式處遇的可靠保證,而且將進一步加強對保外就醫、監外執行、假釋人員的管理教育,有效地緩解公安機關對這些人員管理上力不從心的薄弱環節。而且,也將使困擾政法系統多年,難以擴大假釋面的問題,得到比較合理的解決。
3. 制度創新: 建立與改造工作相適應的基本監獄制度
改造工作社會化從本質上講是對罪犯自由刑執行方式的改變,那麼什麼樣的罪犯才能改變或者減少監禁的比重呢?我們認為重要因素有兩個: 一是罪犯的犯罪情況(包括原判的刑罰處罰情況);另一個是罪犯的現實表現,因此要建立監獄分類和罪犯累進處遇這兩個基本的監獄制度,以適應改造工作社會化的發展。監獄分類制度根據罪犯的犯罪情況、刑罰處罰情況和現實表現,將不同的罪犯投入不同的監獄,決定對罪犯人身自由的剝奪程度,監獄分類也將直接導致開放式處遇機構的誕生。目前可在硬件設施、幹警素質都比較好單位,在回歸社會指導中心的基礎上,建立具有向社會過渡性質、模擬社區環境的工作機構,對本單位余刑一年的罪犯實行開放式改造,為繼續降低重犯率,提高改造質量打好基礎。累進處遇制的實施,將會使罪犯明確享受開放式處遇的條件,進一步提高執法透明度,充分發揮改造工作社會化對罪犯的正面激勵作用。
從更長遠的角度分析,在體制創新和制度創新的實踐發展到一定階段的時候,有可能引起部分刑事立法的修訂和完善。可以大膽地預測: 在不遠的將來,一些規範整個刑事執行的司法程序,協調大牆內外改造工作的新型法律、法規,如《刑事執行法》、《社區矯正工作管理條例》等將會相繼誕生。改造工作社會化將由探索性工作,逐步變為日常性的執法工作。那時候,具有中國特色的罪犯改造制度,將以嶄新的面貌呈現在世人面前。
4. 工作創新: 提高社會教育資源利用效率
社會教育資源的選用將出現以下變化: 一是網上信息資源的運用將會成為重要方面。互聯網是信息時代的重要標誌,具有信息量大,傳遞快捷,更新速度快等特點,非常能夠適應獄內不同層次罪犯接受教育改造的需要。我們認為監獄教育改造部門通過下載網絡信息以及發展獄內的遠程教育,將會使教育改造社會化的覆蓋面大大提高。二是社會教育中的思想教育功能將被充分發掘。目前運用社會教育資源為獄內的職業技術教育服務已相當普遍,而運用於思想教育方面,還停留在比較粗放、零碎的階段。可以預見,隨着工作的深入,系統地選用社會教育資源開展思想教育將成為思想教育深化發展的動力。三是一支由高素質的監獄人民警察、社會兼職人員和幫教志願者相結合的教育改造專業隊伍,在不久的將來,將逐步形成。有些社會幫教志願者中的高級人才將向專業化發展,有可能出現類似香港善導會這樣專門從事罪犯幫教的民間組織。四是幫教工作將進一步市場化,類似愛心基金會這樣專業性、公益性社團將更多地出現,社會教育資源對改造工作作出貢獻的效率將進一步提高。
開放的社會需要開放的監獄工作,監獄工作也只有進一步融入到社會的改革大潮中,才更能凸現它的本質職能。上海監獄系統改造工作社會化的步子完全可能邁得快一點、大一點。這既是我們行文至此的結論,也是監獄人民警察對未來工作最美好的嚮往和祝願。

罪犯改造工作科學化問題的研究與思考罪犯改造工作科學化
問題的研究與思考本文系王飛與上海監獄局專家組其他成員合作,原刊于《監獄理論研究》2004年第3期。
(2003年5月)新中國的罪犯改造工作已走過了半個多世紀的發展歷程,取得了輝煌成就,誕生了許多符合客觀規律的成功經驗。但就總體而言,工作水平還處在經驗型和粗放型的階段。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為了完善刑罰執行機關的工作,為了研究和揭示改造工作的客觀規律,探索具有中國特色的科學改造手段,進一步提高改造工作的質量,我國法學界特別是刑事司法界作出了很大的努力,上海和全國監獄系統也進行了不懈的實踐與研究。小平同志關於“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科學論斷,對改造工作的發展同樣具有極為重要的指導意義。站在新世紀的角度,繼續研究和思考實現改造工作科學化,是時代賦予的歷史責任。
改造工作科學化是一個涉及面很廣的複雜問題。既涉及理論觀念、改造手段、工作方法、設施裝備的科學化,又涉及政策、法律、制度、法規以及決策、管理的科學化。結合改造工作的實踐,就幾個涉及改造工作科學化的方向性問題,進行初步的研究和思考。

一、 改造工作科學化的概念和意義
我們認為,改造工作科學化就是發現和遵循改造工作的客觀規律,運用科學知識、手段、方法改造罪犯,不斷提高改造工作質量和效益的過程。它是一個運動的過程,並沒有靜態的標準,應該永遠是相對的,只能與時俱進,逐步接近,主要包括以下五個方面的內容:
第一,研究罪犯改造工作中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揭示其中的普遍規律。針對各類罪犯的犯罪原因和回歸社會的要求,以科學的理念和思維設計獄內改造工作的有關政策制度、工作體制和機制,進一步推動實踐的深化。
第二,積極引進優質社會資源,科學運用監管、教育、勞動等基本手段,促進改造工作水平的不斷提高。
第三,運用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及其他邊緣學科的科學知識,使改造工作的方案和措施更加適應整個罪犯群體或某一類型罪犯重新社會化的客觀要求。
第四,引進和運用多種科學技術、設施裝備,提高罪犯改造工作的科技含量和運行效率,不斷提高改造質量。
第五,加強改造工作主體的科學意識、科學知識技能的培養和灌輸,不斷優化其知識、技能結構,努力營造愛科學、學科學、用科學的工作氛圍,形成一支不斷適應社會發展、推進改造工作科學化的幹警隊伍。
改造工作科學化既有主次,又互相聯繫。發現改造工作規律,展開深層次的理性思考,實現改造工作政策、制度、體制、機制上的科學化是其核心與目的所在,運用科學知識和科學技術、裝備是加快改造工作科學化進程的基本手段和方法,而幹警隊伍科學意識、知識、技能的培養(包括工作氛圍)和形成,則是影響改造工作興衰成敗的關鍵因素。與改造工作法制化、社會化、規範化(標準化)等改革相比,實現改造工作科學化既是現代化的要求,又具有基礎性、開拓性的地位,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改造工作科學化是監獄系統貫徹黨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核心。建國50多年來,我國監獄系統依法改造了數以百萬計的各類犯罪分子,靠的就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進入新世紀以來罪犯改造工作面臨的困難和挑戰更加突出。監企合一、 監社合一的體制,越來越顯露出其弊端,使全國近700所監獄中的絶大多數,几乎都將工作的主要精力投向監禁和生產;沉重的經濟負擔削弱了監獄改造人的功能。加上監獄自我封閉的傳統模式,使罪犯改造工作從思維方式、方法手段、評估要求、設施裝備等諸多方面均落後於社會的發展。這迫切需要按照黨的十六大精神,踐行“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再一次的思想解放和飛躍,用科學化重塑改造工作的嶄新形象。
第二,改造工作科學化是改造工作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必然產物。人類社會已經進入知識爆炸的信息時代,科教興國的戰略深入人心。國際行刑制度的發展趨勢也表明,罪犯改造工作的科學技術含量在不斷提高。要使改造工作與社會發展的客觀要求相適應,就要尊重科學,按科學規律辦事。而反觀我國的監獄工作,不盡如人意之處還隨處可見。為了監獄的安全穩定,往往還是靠“嚴防死守”,很少研究獄內安全事故的規律與特點,採取相應的科學對策;在對罪犯的監管方面,還有許多監獄不管罪犯的主觀惡性、人身危險性、再犯可能性如何,一律置於同樣的監管條件之下;對罪犯的教育改造,缺乏時代特徵,有的觀念陳舊,脫離實際,流于形式,許多有價值的現代信息、科學理論以及技術方法,還沒有得到廣泛運用;罪犯的勞動也往往片面追求經濟效益,勞動的改造功能出現異化。因此,實現改造工作科學化,是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對監獄工作的必然要求。形勢逼人,時不我待。要轉變人的思想,把絶大多數罪犯改造成為守法公民,實現改造人的宗旨,不依靠科學是沒有出路的。
第三,改造工作科學化是應對犯罪態勢變化的必然要求。隨着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快,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断發展,刑事犯罪的數量和構成已經還必將產生重大的變化。目前,犯罪總量不可能明顯下降。刑釋、解教人員的重新違法犯罪也不可能被完全控制。就犯罪類型而言,包括流竄犯罪,團夥犯罪,涉毒、涉黑犯罪,利用邪教組織犯罪等的出現,產生了一系列新的犯罪群體,他們反社會意識強烈,改造他們具有相當的難度,對監管改造工作提出了新的、高難度的挑戰。
隨着刑事法律政策、犯罪主體構成和心理行為特徵的變化,客觀上要求不斷提高對改造工作和罪犯的科學認識,深入研究和實踐探索科學的工作手段。好比醫學的發展,隨着疾病類型的新發現,病因病理研究的深化,各種藥品和治療技術也將不斷更新。從有效遏制犯罪率和重新犯罪率不斷上升的趨勢看,沒有科學知識和技術武裝的監管改造工作也不可能有大的作為。

二、 上海改造工作科學化的發展進程與反思
1. 發展進程回顧
建國以後的50多年,上海改造工作科學化的探索,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
第一階段(1949年~1984年),改造工作科學化的自發探求階段。基本特徵是總結改造工作的經驗,研究改造工作的具體策略,為鞏固革命政權以及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服務。新中國建立後,上海監獄系統按照黨的方針政策,對包括歷史反革命犯、舊社會遺留下來的刑事累慣犯以及各種新生的犯罪分子創造性地開展了改造工作。按照“人是可以改造的”、“只要政策方法對頭,絶大多數犯人是能夠改造的”理念,通過艱苦細緻的工作,把絶大多數罪犯改造成為守法公民,有些人還成為有用之才,對社會作出了積極貢獻。工作成就的背後,積澱着許多符合科學規律的實踐與經驗。但是在“左”的思想困擾下,對改造工作本身的科學認識受到極大的阻礙。改造工作作為一門科學,長期以來,並沒有應有的地位。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從撥亂反正、衝破“左”的思想束縛開始,對罪犯改造工作的科學研究提上了議事日程。1984年7月,上海在全國監獄系統率先成立了上海市犯罪改造研究所,同年12月成立了市犯罪改造學學會,初步組建了推進改造工作科學化的機構和隊伍。並逐步形成了“五個結合”的做法,曾對改造工作科學化的進程產生了重要影響,即: (1) 專業人員研究與群眾性研究相結合,以群眾性研究為主;(2) 在探索實踐中土洋結合,洋為中用,以土為主;(3) 基礎理論研究與應用理論研究結合,以應用理論研究為主;(4) 大牆內的理論研究與大牆外的理論研究結合,以大牆內的理論研究為主;(5) 理論研究中社會科學知識與自然科學知識結合,以社會科學知識為主。
第二階段(1984年~1993年),改造工作科學化的全面探索階段。基本特徵是廣泛開展了應用理論的研究,為豐富改造工作的內涵、外延進行了大膽的創新、實踐和探索。1987年,從進一步提高改造質量的目的出發,上海監獄系統開始明確提出把分管分教作為全局改造工作的攻關項目。1988年,又創辦了上海市勞改實驗大隊,在全局系統推開了以犯罪性質為主要分類標準的分類改造,並在探索過程中,引入了教育學、社會學、管理學、心理學、犯罪學以及行為科學等多學科知識,提高了改造各類罪犯的針對性和有效性,還創造了罪犯智力開發、氣功訓練、心理矯治、科學配膳等許多新的舉措和方法,改造工作的面貌煥然一新。
第三階段(1994年至今),改造工作科學化的曲折發展階段。這一階段的特徵是硬件建設與設施更新加快,整合各種社會資源,多側面推進改造工作的科學化取得新進展。隨着創建現代化文明監獄的開展和《監獄法》的頒行,在市委、市府的大力支持下,監所佈局調整全面展開。一大批硬件設施較為先進的監所的建成,為改造工作科學化的進一步探索奠定了較為堅實的物質基礎。電子計算機、無線通訊、紅外監控等現代科學技術和裝備得到了廣泛的運用,為改造工作科學化開闢了新的發展途徑。社會上一大批志願者深入監所對罪犯進行結對幫教,使改造工作的社會化、個性化向前邁進了一步。雖然由於探索難度的增加,以分類改造為核心的群眾性科研活動有所降溫,但一些對改造工作科學化的理性思考逐漸出現,比如: (1) 關於科學認識罪犯問題的研究;(2) 關於改變工作推進方式的思考;(3) 關於建立監管安全長效機制的研究;(4) 關於改造工作社會化,擴大假釋面,加強社區矯治的研究等等;有些已涉及刑罰執行制度的改革等深層次的問題,改造工作科學化的概念也正是在這一時期正式提出的。
2. 對改造工作科學化進程的反思
(1) 改造工作科學化在與時俱進中發展,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經濟基礎變革在監獄工作這一上層建築中的反映。20世紀80年代,改造工作科學化的積極探索,正是在罪犯改造領域對“左”的工作模式的一種否定。當時提出了“一手抓嚴打嚴管,一手抓教育感化”,從很大程度上只是還以社會主義改造工作的本來面目,為廣大幹警創造性的科研探索活動指出了方向,但屬於小改小革範疇。監獄局領導提出: 新世紀的監獄工作要“與上海的社會發展水平相適應,與國際行刑發展趨勢相銜接”,更為改造工作科學化的進一步探索和繁榮提供了廣闊的發展空間。
(2) 人的因素是改造工作科學化進程中最為活躍和最為重要的因素。雖然改造工作科學化將改變幹警自身的工作環境、條件、效率,也將關注他們未來的發展,併為這種發展提供更好的機遇。但是,改造工作科學化探索的本身就是前無古人的事業,要求投入更多的智力奉獻。20世紀80年代以來,弘揚以解放思想、開拓創新、無私奉獻為核心的“紅燭”精神,激勵着一批又一批幹警,在客觀條件相對比較困難的情況下,拓展了不少新的工作領域。直到今天,我們的結論仍然是,改造工作科學化的歷史性突破,離不開由“紅燭”精神武裝起來的廣大幹警。
(3) 只有不斷的實踐才有改造工作科學化的生存空間。但是實踐需要一支擁有廣泛群眾基礎的專業化的科研攻尖隊伍,同時實踐也需要理論,需要能夠幫助解決實際問題的理論。實踐基礎上的理論創新是社會發展和變革的先導,不付諸實踐的理論不可能從根本上推動改造工作科學化的進程,無助于改造質量的提高。沒有實踐的理論是空洞的,沒有理論的實踐是盲目的。沒有理性思考,實踐就永遠無法擺脫低水平徘徊的怪圈。
(4) 改造工作科學化的發展,離不開科學的工作體制和正確的政策導向。改造工作科學化除人的因素和不斷實踐探索等重要條件外,最根本的要有一個科學的管理體制和正確的政策導向。監獄管理體制是否科學,財政保障能否到位,直接制約着改造工作科學化的進展。然而根據我國國情,科學體制的建立和財政保障的到位將有一個過程。但在這過程中也不是無法作為的。只要各級領導準確地把握時代特點和監獄工作的根本任務,正確地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大力倡導創新思維,親自投入科研工作,帶頭攻關,改造工作就能新招迭出,滿園春色。

三、 加速實現上海改造工作科學化
隨着社會的進步,罪犯改造工作科學文明水平不僅僅體現了法律範疇的成效,而且是一個國家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特別是政治文明建設水平的窗口。改造工作與時俱進,就應當進一步用科學的精神、科學的理念、科學的手段來凸現本質職能。從近期目標看,上海改造工作科學化的探索要實現“三個突破”,即全面落實財政保障體制、提高難改造罪犯改造質量和行刑方式多元化等三個方面在全國監獄系統率先有所突破。從遠期目標看,要使上海改造工作的基本手段和工作措施,適應于社會發展變化的客觀要求,體現現代化國際大都市的水平,為完善中國特色的行刑制度作出應有的貢獻。為此,要從以下四個方面入手,把改造工作科學化的探索不斷引向深入。
1. 轉變思維理念
改造工作的科學化,首先是一個思維方式大解放過程。沒有科學的思維理念,不善於進行理論思維和戰略思維,改造工作科學化就無從談起。
(1) 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的關係。改造工作科學化的探索必須衝破過去幾十年遺留下來的阻礙監獄發展的條條框框,因此改革是它的本質屬性。發展是檢驗工作成效的唯一標準,其核心就是罪犯改造積極性的調動和改造質量的提高。穩定是改革和發展的前提,也是改造工作科學化生存的前提條件。同時,改革和發展將從根本上創造出持續的穩定。對於三者之間短時期內的局部矛盾,只要充分考慮改革風險,設計一定的預警機制,謹慎駕馭,就完全能夠謀取最大的發展效益。當前,要注意防止單純強調獄內安全穩定,影響和削弱改革創新探索。獄內的安全穩定不應是簡單地等同各種事故的零指標。一味強調嚴防死守,很少研究科學的綜合防範,就不可能真正實現持續穩定。只有在穩定中推進改革發展,通過改革發展來確保穩定,才能促進監獄工作的全面發展。
(2) 克服“神秘論”、“條件論”等觀念性障礙。“神秘論”把改造工作科學化看得“高不可攀”,似乎只能是少數專家學者的工作範疇,與絶大多數幹警毫不相干。這種論點把改造工作科學化變成了無本之木、無源之水。應當看到,廣大幹警創造性的工作始終是推動改造工作發展進步的根本力量,成果中蘊含著大量的科學成分。只要堅持眼睛向下,走群眾路線,堅持總結實踐的新經驗,借鑒當代人類文明的有益成果,在理論上不斷拓展新視野,作出新概括,就一定能譜寫出改造工作科學化的新篇章。當然,專家學者的作用也是不可替代的,應當尊重,但絶不能是少數人閉門造車,不能走進自生自滅的死衚衕。
“條件論”只看到當前幹警隊伍、工作機制、經費保障等方面的不適應性,就斷定不能提“改造工作科學化”。這是一種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任何時候研究工作都要既看有利條件,也看不利條件。只看不利條件,不看有利條件,是一种放棄機遇的思維方式。其次,縱觀歷史和現狀,進入新世紀後,應當是改造工作改革和發展最好的時期,各方面的條件也比過去更好,既然過去能有所作為,現在肯定會大有作為。因此,改造工作科學化的探索要考慮現實條件,更要創造條件加快發展。
(3) 正確對待體制性障礙,樹立奮發有為的工作思路。在當前的條件下,財政保障的“經費缺口”,使獄內勞務加工生產仍然成為監獄工作的重中之重。這種體制性矛盾對改造工作的消極影響不容忽視。基層幹警的大量精力都放在加工生產業務聯繫和生產現場的簡單管理上,很少有時間對罪犯進行耐心細緻的改造工作。這是體制性障礙下一種無奈的選擇,不從根本上去消除這種體制性障礙,改造工作科學化就難有大的作為,改造工作也必將滯後於社會的發展。但是體制性障礙的形成,有其深刻的歷史、社會原因,也有一些不容忽視的客觀因素,儘管中央已對監獄管理體制的改革試點作了部署,但它的解決還有一個過程,我們不能坐等體制完全理順之後,才去思考改造工作的科學化。應該看到,財政保障的完全落實,改造工作真正成為監獄的主業,是一個毋庸置疑的歷史趨勢。當前,只有用改革的方法解決改革中的矛盾,通過推進改造工作科學化,提高改造質量,才能爭取改造工作應有的社會地位,推動財政保障體制的儘快落實。消極等待,無所作為的思想是錯誤的。一句話,要樹立在夾縫中求生存,求發展,奮發有為的工作思路。
2. 振興監獄科研工作
科研工作是推動改造工作科學化的第一驅動力,是改造工作科學化的重中之重。強化監獄系統的科研工作,通過理論創新推動制度創新、科技創新、文化創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創新,是一個全方位的課題,主要有三個方面的內容:
(1) 確立“五個科學認識”的攻關方向。改造工作的科研本質上是一個認識和實踐結合的過程,可供研究的範圍很廣,但基本問題不外乎“五個科學認識”,如能結合當前的社會背景和工作實踐作出比較合理的回答,監獄科研工作就有可能誕生獨具特色的改造工作科學化的理論體系。
① 要科學地認識犯罪。犯罪是一種社會現象。它的發展變化、消亡是由其相應的社會經濟基礎所決定的。作為監獄科研工作而言,科學認識犯罪,除了研究與現實工作密切相關的犯罪現象的特點以外,更為重要的是要研究改造工作本身對預防犯罪現象和減少重新犯罪所起的作用。綜觀世界各國的情況,伴隨着經濟發展負面影響的增多,犯罪率和重新犯罪率呈上升的趨勢清晰可見,在這種情況下,通過科學地認識犯罪,為改造工作找到科學的定位是一個具有重大現實意義和理論意義的課題。
② 要科學地認識罪犯。罪犯作為改造工作的對象具有相當的複雜性,對其時代性、階段性、地域性的許多特徵研究,雖然有助于推動改造工作實踐,但有待認識的領域還很多。馬克思主義的經典作家早就指出,人在其現實意義上,“恰恰是全部社會關係的總和”。隨着我國社會生活的急劇變化,罪犯的整體結構必然會發生相應的變化。但有時這種變化對社會生活的反映,又是曲折的、間接的、滯後的。就宏觀共性特徵而言,科學認識罪犯的共性,目前的研究結論還比較零碎,只是罪犯群體犯罪社會原因和社會特徵的研究過程。就微觀的個性特徵而言,每個罪犯的主觀惡性、難改造性、可改造性都是具體而複雜的。而對這些問題的科學認識,目前既缺少以大量樣本為研究基礎的權威結論,又沒有頗具說服力和典型性的個案,更缺乏從罪犯的具體犯罪原因中,研究當今社會上存在的弊病和漏洞,為從源頭上強化和改善社區管理提供可靠的依據。科學認識罪犯是監獄科研工作的永恆課題之一,隨着罪犯群體、個體的變化,這個永恆的課題將常做常新,不斷被賦予新的內容。
③ 要科學地認識監獄在改造罪犯中的作用。現代監獄作為以自由刑為核心的刑罰體系的執行場所,對於把大量罪犯改造成為守法公民的作用是不可抹煞的。但司法實踐表明監獄的侷限性同樣是十分明顯的。有些問題應當通過科研工作,找到較為合理的答案: 第一,隨着犯罪數量的上升,監獄的規模不可能無限膨脹,監獄行刑成本不可能在整個社會財富的分配中佔有越來越大的份額,行刑成本投入與罪犯數量增加的不匹配將直接影響着改造效果。因此首先有一個對現行監獄改造效果及潛能進行科學評估的問題。第二,監獄的主要功能首先在於刑罰執行,對罪犯的改造作用也只有發生在刑罰執行的過程之中。對監獄工作過多的“功能延伸”和不科學的衡量標準值得認真研究。第三,分析研究高度與社會隔離的監獄環境,對罪犯思想、心理、行為的負面影響,設計優化改造功能發揮的監獄社會化管理模式。第四,在發展與監獄改造模式相對應的社區矯治模式時,應該研究改造對象在獄內外的配置標準,以利於更好地發揮監獄的懲罰和改造功能,完善刑罰執行的一體化體制,保持罪犯改造的連續性。第五,要研究監獄在執行刑罰的過程中,如何運用勞動這樣一種改造手段,完成改造罪犯這一任務,同時,還有一個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如何擇定獄內勞動生產的內容和組織管理等問題。
④ 要科學認識監獄工作者隊伍。監獄工作者隊伍的研究是監獄科研工作中的重要內容。第一,政治素質和業務素質的關係問題。政治素質的保證作用和基礎性作用是不容否定的。但對罪犯的改造工作畢竟是一門科學,政治素質不可能等同或替代業務素質。業務素質也有其核心內容,絶非“萬金油式”的培訓可以解決。同樣,對監獄工作者的評價也必須堅持政治、業務素質並重的標準,並把政治素質統一到業務素質之中。第二,監獄工作者隊伍的構成問題。實踐已證明: 監獄人民警察隊伍結構的“小而全”以及“唯學歷論”是不切實際的,因而,究竟應當匹配什麼樣的人員,聘用什麼樣的人員,什麼樣的崗位應有什麼樣的素質等等,都應該有一個相應的科學結論。第三,目前監獄工作者的隊伍,絶不是也不需要是社會的“人才高地”。但如何提高“人才低谷”的“海拔位置”,適應提高改造質量和改造工作科學化的需要,應該有一個比較系統的規劃和研究。
⑤ 要科學認識改造工作規律。改造工作既有普遍規律,又有特殊規律。要遵循科學的認識方法去研究發現未知規律,不斷開拓理論發展的新境界,又要通過對新情況、新問題的研究探索,深化對普遍規律內容和表現形式的認識,更要突破前人,研究發現新的特殊的改造規律,運用發展中的理論指導新的實踐。
(2) 堅持“雙管齊下”的科研工作途徑。開展監獄科研工作的基本途徑仍然應當堅持實踐探索與理論探索“雙管齊下”,並注意整合各種可供利用的社會資源。改造工作科學化主要應強調應用性科研,包括決策性科研。實踐探索既是科研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又是檢驗理論探索成果的唯一標準。同時要重視理論研究,減少實踐探索的盲目性,用理論成果支持實踐探索提高層次,跨上台階。“雙管齊下”,兩者互補的科研工作途徑,不是封閉的羊腸小道,而是海納百川的康莊大道,可以充分凝聚各種社會資源,主要包括: (1) 同公安、檢察、法院等其他政法機關的科研工作密切銜接,把改造工作的科研放到整個司法研究的宏觀背景中去運作;(2) 同大專院校和科研機構密切合作,獲取知識、信息、研究手段方面的支持;(3) 同社會各界密切合作,建立實踐探索與理論成果運用的特殊反饋機制;(4) 同國際刑事司法和犯罪矯正界交流信息,創造條件開展科研合作,吸納他人的先進制度和成功經驗,進行比較研究,進一步拓寬監獄科研工作的領域。
(3) 夯實專業與群眾性科研兩者並舉的科研工作基礎。以往建立的局、監獄兩級科研機構,以及廣泛的群眾性科研隊伍,是推進改造工作科學化重要的工作基礎。目前,局犯罪改造研究所的專職科研人員青黃不接。各監獄中雖有9個研究室,共有專職科研人員20人,平均每個監獄2人左右,中老年幹警占了大多數。有的還往往是一人掛帥的“空殻”結構,很難對改造工作產生影響,群眾性科研活動也處于不斷降溫狀態。這樣,嚴重制約着改造工作科學化的發展,必須儘快採取措施: 一是重點培養一批年富力強、有一定實踐經驗兼具一定理論功底的專兼職科研骨幹。要積極營造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尊重創造的良好氛圍和創業機制,對局、監獄兩級改造工作科研人員的編製人數、崗位任職條件、工作任務給予明確規定,保證必要的經費和工作條件。要鼓勵群眾性科研活動,要從政治上愛護和關心科研人員,逐步建立起相應的考核評估機制,鼓勵實踐探索與理論探索競相迸發,對確有重大實踐和理論創新的同志予以重獎。二是發掘社會智力資源。目前可以通過兩種形式,第一種形式是以課題組的形式聘請社會專家教授參與;第二種形式是全局聘請少量的專業人員,作為諮詢專家,幫助和指導科研工作。三是繼續發揮好離退休和即將退休老同志的作用,把其中具有豐富實踐經驗,又有一定理論素養、樂於參加監獄科研工作的同志組織起來,開展科研工作。四是適當引進一些急需的專業人才,並創造條件使其儘快發揮作用。
夯實監獄系統科研工作的基礎,關鍵的關鍵還在於各級領導重視科研的程度。要把是否重視、支持和參與科研工作,作為衡量和考核各級領導幹部實績的一項重要標準,並逐步形成評價機制。要大力支持各監獄改造工作的創新,倡導“求異思維”,主動承擔改革風險,寬容改革失誤。要鼓勵幹警思考身邊工作中的問題,總結身邊工作中的經驗,探索身邊工作中的規律,養成事事用科學,人人講科學的良好工作氛圍。
3. 構建現代幹警隊伍
幹警隊伍建設是實現改造工作科學化十分重要的關鍵因素之一。除了培養敬業精神、奉獻精神之外,還必須改變隊伍的封閉性結構,積極推行專業化分工、加強培訓的針對性。
(1) 組建“三結合”的監獄工作者隊伍,逐步實現由封閉性結構向開放性結構的轉變。隨着改造工作的不斷深化,對監獄工作者隊伍的知識結構和素質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單靠監獄人民警察很難滿足,必須組建“三結合”的隊伍。一是使監獄人民警察向專業化方向發展,培養一批獄政管理、教育改造、生活衛生、獄內偵查等方面的專業技術人才和管理人才。二是聘請部分具有專業知識的社會各界人士,兼職承擔罪犯心理測量、諮詢、矯治和文化技術教育等工作。三是繼續擴組以對罪犯個別幫教為主的社會幫教志願者隊伍,加強對罪犯的個別教育和回歸社會指導,逐步建立一支幫教專業的社會工作者隊伍。“三結合”隊伍將有效解決改造工作科學化對知識和人才的需求。
(2) 建立監獄人民警察的專業分類體制。目前,雖然大部分監獄都設有內看守,但就一綫幹警而言,管理、教育、生產、生活衛生都兼而管之,管而不精,很難不斷提高業務水平。監獄各職能部門的專業人員很少,崗位也經常輪換,難以湧現工作水平較高的業務尖子。
分工和專業化是現代社會各個行業發展的普遍趨勢,分工細密有利於提高工作效率和工作質量,體現按勞分配的原則。根據監獄行刑和改造工作的運作,可分設幾個不同的工作序列。① 看守人員(負責監獄、監區的警戒、看管、押解和安全保衛工作);② 獄政管理人員(負責罪犯日常管理、考核、事故處理、執法和獎懲材料報批等工作);③ 監管專業技術人員;④ 勞動管理人員。另外,改造罪犯是社會主流文化對罪犯亞文化的轉化,側重教育學、心理學、社會學等方面的要求,又可設⑤ 專職教育改造人員(直接對罪犯實施各種形式的教育改造);⑥ 服刑生活指導人員(包括心理諮詢、法律諮詢等專業人員);⑦ 設計改造項目的研究人員。同時,實行配套制度: 各類人員的職業資格準入制度,各類人員專業的考試考核晉級制度,各級各類幹警的定期業務進修和培訓制度。總之,只有形成了職能分工並堅持按照工作實績給予不同的待遇,改造工作科學化才能持續深化發展。
(3) 建立隊伍建設的科學考核評估機制。首先是正確的政策導向。無論是“三防”無事故的“一票否決”,還是勞務加工的人均收入,都只是改造工作某一方面的具體標準,不能反映改造工作的全貌。過高評價這些具體標準的作用,是對監獄功能的一種錯誤導向,將使這些行刑和改造手段的科學成分逐步喪失,不利於調動幹警隊伍整體的工作積極性。其次,必須逐步改變罪犯勞務加工收入與幹警福利直接掛鉤的做法,局、監獄應認真研究獄內勞務加工收入進行科學合理的再分配,提取一部分收入支持鼓勵改造工作的探索創新。第三,在幹警分類的基礎上,改變獎金收入分配簡單地“向一綫傾斜”的做法,逐步過渡到按崗位性質工作難易程度和實績來確定獎金待遇標準。第四,提高監獄政工幹部水平,制定科學評估幹警工作質量的標準。由於幹警隊伍建設的極端重要性,賦予政工部門較高地位完全必要,但還必須有與工作職能相匹配的素質。政工人員不熟悉改造工作,即難以按改造工作的要求對幹警進行評估考核,不利於幹警隊伍建設。因此,在突出主業意識的同時,把熟悉改造工作的幹部充實到政工部門去,制訂對監獄人民警察工作質量科學的考核評估標準是實現改造工作科學化的重要組織保證。
4. 大力推進實踐
實現改造工作科學化,離不開實踐。大力推進實踐,決策層的戰略思考至關重要,要兼顧歷史、現實、未來等諸多因素,引導廣大幹警用紮實的工作,不斷提高工作質量。
(1) 抓住機遇,爭取早日全面落實財政保障體制,為改造工作科學化的探索創造更為良好的外部環境,奠定更為堅實的物質基礎。當前,上海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經濟總量和財政收入水平不斷提高。以上海監獄系統的工作規模和實際需求來看,實行完全的財政保障已經具備了條件。應當積極貫徹中央關於監獄管理體制改革的要求,抓緊調查研究,對上海監獄系統財政保障的現狀和未來的實際需求進行分析預測,制定全額保障、監企分開、收支分開、監社分開的改革方案,全面規划上海的改造工作,科學決策未來的發展方向,為改造工作科學化的系統發展奠定最現實的基礎。
(2) 改革對基層監獄工作的評價標準,把夯實基礎、定點實驗和鼓勵創新結合起來。這是在當前情況下,推進改造工作科學化更為直接便捷的途徑。“夯實基礎”就是按法定的基本要求,如刑罰執行、獄政管理、教育改造、生活保障等方面規定一兩個基本的量化指標,每年對整個監獄全面考核評估。所謂“定點實驗”就是按照上海改造工作發展的戰略要求,選擇一些條件相對成熟的監獄或監區,在局領導和有關部門的指導下,集中精力、優化組合,有計劃、有步驟地實驗某些改造工作的新課題,為全局改造工作的發展積累經驗。“鼓勵創新”就是通過必要的激勵機制和有效的評估機制鼓勵各基層單位大膽探索創新,及時總結推廣,加快探索信息和新鮮經驗的傳播與交流。只要做到這三方面的緊密結合,上海的改造工作一定會再次出現百花齊放、萬紫千紅那樣一種生動活潑的局面。
(3) 探索建立現代行刑制度體系。現代行刑制度是人類現代文明的成果之一,它體現了現代社會罪犯改造的共同規律。回顧上海二十多年來對改造工作科學化的探索,有許多東西正是現代行刑制度的重要內容。當前和今後一段時間內,應在建設有中國特色、上海特點的現代行刑制度體系方面多作探索:
① 監獄分類制度。根據執行刑罰和罪犯改造需要的監獄分類制度,決定了改造工作中幹警素質、硬件設施、改造手段配置等諸多方面的內容,是優化工作資源配置、大面積提高改造工作科學技術含量的必由之路。除新收犯監獄、女子監獄和少管所體現監獄功能的初級分類之外,應抓緊調查研究,儘快對其他監獄按警戒程度等標準實行分類。在條件成熟時,創建1~2個科研實驗型監獄,進一步從工作職能體現改造工作科學化的要求。
② 新型罪犯管理制度。首先應當在罪犯管理中體現程度與效率的理念,逐步變分級管理制度為累進處遇制度;對罪犯的獎懲,從增加獎懲種類、細化適用條件和設定運作程序三個環節加以完善。其次是在勞動管理上,要從維護罪犯人權的高度,依法控制罪犯的勞動時間,要從有利於罪犯回歸社會和就業謀生的要求出發,選擇適當的勞動項目,增加勞動技術含量和習藝特徵,在刑期較長的罪犯中,有計劃地加強社會急需的各類技工和技師培訓;摒棄單純推崇體力勞動的傾向,有條件地逐步建立一些體腦結合或以腦力勞動為主的改造項目。第三,提倡改造工作個性化、人性化,體現對罪犯改造的人文關懷,逐步研究廢止一些為追求簡單整齊劃一而否定人的個性的罪犯日常行為規則。第四,加強與有關公益性社團的聯繫合作,逐步完善對罪犯的救助制度。
③ 社會矯治制度。開放式處遇制度對於減少監禁刑的負面效應,使罪犯儘快適應社會,預防重新犯罪,降低行刑成本都有着重要的作用,但在我國的行刑制度中基本屬於空白點。建議抓住本市開展社區矯治工作的試點機遇,用足用好政策,加大力度儘快形成周末服刑、周末放假、試工試讀等開放式處遇制度體系,並與獄內管理制度配套銜接。
(4) 實現教育改造工作的轉型。為了從根本上扭轉罪犯教育改造工作的弱化態勢,要抓住全額保障、收支分開的機遇,儘快實現教育改造工作的轉型。作為改造工作科學化的重要手段,在教育理念上,應改變簡單強制灌輸和追求效果立竿見影的指導思想。在工作過程中要體現罪犯的主體性、權利性和自願性,遵循教育科學規律,增強教育改造的實效。在教育內容上,以實現罪犯的重新社會化為終極目標,突破政治、文化、技術教育等傳統“三課”教育的束縛,廣泛而持久地對罪犯開展人文熏陶,構建以培養罪犯現代文化素養和社會意識為中心的素質教育體系。在教育方法上,着力研究和開闢獄內外互動,開放式、參與式教育和自我教育途徑,研究和實施符合罪犯個性特點,有利於罪犯未來個性健康發展的個別化改造方案。發揮五項社會功能實現監獄工作的新一輪改革發展發揮五項社會功能
實現監獄工作的新一輪改革發展本文系王飛與上海監獄局專家組其他成員合作,原刊于《監獄理論研究》2005年第1期。
(2005年3月)監獄的社會功能,是指監獄本體及其行刑存在與運作對社會表現出來的能力、效力和作用。對監獄社會功能的研究,是一項具有很強理論性和實踐性的重大課題。黨的十六大報告對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和推進司法體制改革提出了總體要求,特彆強調指出社會主義司法制度必須保障在社會實現公平和正義。要按照公正司法和嚴格執法的要求,完善司法機關的機構設置、職權劃分和管理制度。完善和發揮好監獄的社會功能,正是政治文明建設和司法體制改革在監獄工作中的具體體現。優化和拓展監獄的社會功能,能使監獄作為國家刑罰執行機關,更好地體現依法治國的要求;也能使監獄作為司法行政機關,更好地為加強黨的執政能力服務,樹立起“服務政府”、“有限政府”、“責任政府”的社會公眾形象。

一、 監獄社會功能的一般研究
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把監獄定義為國家專政的工具。列寧指出:“被稱為國家的那個‘力量’的”,“主要是指擁有監獄等等的特殊武裝隊伍”。但國家專政工具這一上層建築的形態,歸根到底還是由反映當時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的經濟基礎所決定的。經濟基礎決定了一個社會法律的性質和內容,也就對刑罰這一國家強制力的形態作出了界定。監獄的社會功能也就是隨着刑罰制度的演變而發展。
綜觀中外法制史,人類的刑罰制度大致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 第一階段,奴隷社會、封建社會時期以死刑、肉刑、流放刑為中心的古典刑罰制度階段。監獄的主要社會功能就是對未決犯的覊押,是依附於國家行政和審判機關的社會功能而存在的。第二階段,16世紀以後,在監獄成為刑罰體系的核心後,主要功能逐漸轉化為執行自由刑的行刑功能。第三階段,20世紀後,隨着教育刑思想的提出,開始賦予監獄以改造(矯正)罪犯思想和行為的功能,成為監獄的主要社會功能。隨着刑罰制度的改革,非監禁刑和開放式處遇制度的出現,使監獄的行刑功能和改造功能,走出了高牆電網的限制,開始了向社會的延伸。
監獄的社會功能不僅具有上述普遍性,更具有國情特色的特殊性。這種特殊性是一個國家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政治制度的發展歷史以及行刑制度等因素所決定的。當前,我國監獄的刑罰體制體系仍然是以監禁刑為主體的近代刑罰體系。社會把對監獄功能的要求通俗地概括為“收得下,管得住,跑不了,改造好”。隨着社會經濟體制的變遷,我國監獄社會功能的運行狀態,以20世紀80年代為界,有過兩次較大的變化。
20世紀80年代以前是相對隔離于社會的階段。計劃經濟體制要求監獄既解決履行行刑、矯正等主要社會功能的問題,又要通過組織罪犯勞動,解決部分經費來源。監獄的主要任務是在執行刑罰過程中對罪犯進行勞動改造和教育改造,使之完成由罪犯向新人的轉變。監獄社會功能的發揮,表明它既是組織罪犯生產勞動的地方國營特殊企業,又是對罪犯進行思想、文化、技術教育為主要內容的特殊學校。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這種體製為監獄發揮行刑、改造兩大主要社會功能,提供了物質基礎和空間條件。一定程度上既創造了物質財富,又履行了監獄的主要社會功能。
20世紀80年代至今是有條件的依靠社會參與的階段。隨着改革開放的逐步深入,監獄相對隔離于社會來履行社會功能,已經不適應社會發展的要求。社會各界人士走進大牆開始形式多樣的幫教活動,監獄的改造工作也開始了“向外延伸”,“向前延伸”和“向後延伸”的轉變。20世紀90年代開始,監企分開改革的探索也為監獄充分地發揮行刑、矯正等社會功能創造了新的條件。雖然這些改革,是作了充分醞釀,下了很大決心,但是還不能滿足市場經濟條件下監獄正常發揮社會功能的要求。現實依舊是監獄工作明顯滯後於社會的發展。由於歷史條件的制約和認識的侷限,對監獄社會功能的定位,主要有以下的偏差:
一是對監獄社會功能定位失當。在傳統的法制觀念中,改造罪犯專門機關監獄的社會功能被有意無意地誇大了。簡單地認為監獄是打擊犯罪的最後一道工序。涉及罪犯改造的一切工作應該由監獄“全承包”,使監獄承擔了大量超乎行刑、改造功能以外的工作,不僅要負責“改造好”,甚至連解決罪犯的財產權利、婚姻糾紛、子女撫養和刑釋後的就業安置等等本應由社會承擔的任務,都成了監獄的職責,連重新犯罪這一社會問題也成了監獄工作出了“廢品”,承擔了過重的社會壓力。犯罪這一社會問題,從社會中產生,也必須從社會中解決。把解決重新犯罪問題的責任完全歸咎于監獄,監獄只能是無可奈何。
二是對監獄社會功能的侷限性缺乏全面分析。監獄在通過發揮社會功能,對罪犯改造發揮積極作用的同時,也存在着不可避免的侷限性。
首先,犯罪數量上升與監獄行刑功能發展的不協調性始終存在。在押犯不斷上升乃至爆滿的前提下,支撐監獄行刑功能發揮的人、財、物力往往捉襟見肘。但是監獄的行刑規模和對罪犯的行刑成本不可能無限上升,必然制約監獄行刑功能的發揮。
其次,監獄行刑功能受到其負面社會效應的制約。由於與社會相對隔離,罪犯的人身自由受到限制,加上信息滯後等方面因素,監獄行刑要求的“監獄人”始終與“社會人”存在差距,刑滿釋放後很難立即適應瞬息萬變的社會生活。對於人身危險性大、社會危害性大的罪犯實行監禁,剝奪了他們再犯罪的條件,較好地發揮了監獄的行刑功能,可以達到一般預防和特殊預防的目的。但是如果不加區別地將各種罪犯都關押在監獄,大量惡習淺的罪犯就有可能受罪犯亞文化的“交叉感染”和“深度感染”,從而強化犯罪意識,學習犯罪技能,鞏固犯罪傾向。另外,將罪犯投入監獄還直接導致了家庭缺陷,容易產生家庭不穩和破損,也影響對罪犯子女的撫養教育,增加了子女違法犯罪的可能性等社會問題。
第三,監獄改造功能的發揮受到改造對象諸多因素的制約。一是罪犯主觀惡性與改造周期(刑期)無法完全匹配。在監獄工作的實踐中,經常出現主觀惡性深的罪犯,因犯罪後果輕而刑期短,而主觀惡性淺的罪犯因犯罪後果重而刑期長。監獄明知主觀惡性深的罪犯尚未得到徹底改造,刑期屆滿也不得不依法予以釋放,給社會預防和減少犯罪帶來了消極影響。二是部分新的犯罪類型具有難改造的特點,如目前全國範圍內呈上升趨勢的涉黑、涉毒和邪教犯罪,具有思想、行為控制、心理依賴等許多新特點。在沒有完全認識這些新型犯罪特點之前,監獄的改造功能也不可能在這些罪犯身上得到充分發揮。
這些侷限性是監獄在發揮其社會功能的同時所不可避免的,對這些侷限性缺乏全面分析,實際上也就不能對監獄社會功能有一個科學的認識。
三是對罪犯刑罰執行的片面認識。長期以來,人們把監獄社會功能的發揮等同於社會對罪犯的有效改造,忽視了社會系統本身對罪犯改造不可替代的作用。似乎犯了罪的人都得關進監獄,罪犯刑期越長越好,服刑期限越久越好。統計表明,中國罪犯獄內服刑平均為60個月,而美國為22個月,前者是後者的近3倍。即使對一些法律明文規定的其他自由刑執行方式,如假釋、監外執行、保外就醫等,也是“法外有規”、“從嚴控制”。《監獄法》把能享受離監探親罪犯的服刑年限與實行假釋的服刑年限的起點“一刀切”,從立法的角度,也折射出對罪犯刑罰執行的片面認識。
事實上,世界行刑制度的發展趨勢證明: 只有監獄矯正沒有社區矯正的罪犯改造工作是不完整的。只有在社區矯正工作的支持下,監獄的社會功能才能得到更充分的發揮。
綜上所述,監獄社會功能的定位,從縱向看,社會預防、打擊犯罪——監獄懲罰改造罪犯——社會接茬幫教、預防重新犯罪,一棒接一棒。從橫向看,公安、檢察、法院、監獄、社區矯正,以及方方面面的政府部門和社會團體,形成一條綜合治理的工作鏈條,一環扣一環,共同為社會穩定服務,不存在誰依靠誰,誰幫助誰,誰感謝誰的問題。監獄的社會功能只能定位為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系統中的一個重要環節。站在社會發展的新高度,監獄的社會功能定位要從有條件的社會參與轉變為融入社會的新階段。即按照社會發展的客觀要求,堅持科學發展觀,正本清源,與時俱進。凡不屬於監獄社會功能範疇,堅決予以剝離和轉移;凡屬於監獄社會功能範疇,積極進行完善、優化和拓展。這是重新思考新形勢下監獄社會功能的出發點和歸宿點。

二、 我國監獄應當具有五項社會功能
我們認為,當今監獄作為全社會改造罪犯的重要環節,主要具有五項社會功能,即行刑功能、矯正功能、保護功能、警示功能、科研功能。這五個功能並不是同一層面的概念,其中行刑功能和矯正功能早已為人們所認識,是十分明確的。而其他功能還沒有成為人們的共識,它們的作用還有一個逐步發掘、認識的過程。
1. 行刑功能
行刑功能就是監獄依法執行人民法院對罪犯個體刑罰判決的社會功能。按照我國法律的規定,監獄的行刑功能是對罪犯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無期徒刑和一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執行。它是一個矛盾的對立統一體。既包含了依法對罪犯各種法定權利的剝奪、限制和暫停行使,也包含着對罪犯未被剝奪、限制和暫停行使權利的保障和實現。缺少了前者,監獄行刑功能的現實基礎將不復存在;缺少了後者,監獄的行刑功能就將受到來自法律和社會道德的雙重質疑。監獄的行刑功能具有以下特點。
(1) 懲罰性。主要通過限制罪犯的人身自由,剝奪、限制和暫停罪犯法律權利的方式來實現。懲罰的目的在於使罪犯產生失去自由、被迫服從、不能為所欲為的痛苦心理體驗,達到刑罰特殊預防的目的。但這種懲罰性必須以人道主義為原則和前提,監獄不能擁有法律規定以外的強制力。監獄在行刑過程中必須對作為特殊群體罪犯權利的實現和保障給予充分的重視。這主要表現為: 一是通過多種途徑,在不同場合對罪犯的權利全方位地進行告知,包括向社會特別是罪犯及其家屬、幫教志願者告知。二是根據罪犯服刑的現實狀況,規定罪犯保障和實現權利的內容和形式。三是開闢有特殊困難罪犯實現權利的幫困機制和迅速解困的“綠色通道”。四是加強對罪犯權利實現和保障的監督制約,特別要注重對監督的反饋落實。
(2) 社會性。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① 監獄對罪犯服刑待遇及其變化受到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制約,監獄對罪犯權利的保障和實現也必須放到社會環境和社會機制中去運作。② 一定條件下監獄行刑功能向社會的轉移,在刑事審判過程中,更加廣泛地適用緩刑、管制等非監禁刑和非監禁行刑方式,減少獄內短刑犯的數量,從罪犯的源頭上完成監獄部分行刑功能向社會的轉移。其次獄內在押罪犯在一定條件下完成行刑功能向社會的轉移。一是對確有悔改表現,不致再危害社會,符合法定服刑年限的罪犯,適用假釋的法律規定;二是對身患疾病,符合保外就醫條件的罪犯,及時給予保外就醫;三是對年老體弱,喪失繼續犯罪和危害社會能力的罪犯,視其具體情況予以監外執行;四是對改造表現好,家庭確有困難,社會願意接納,又不符合法定假釋服刑年限的罪犯,給予周末監禁、周末放假等開放式處遇,作為向假釋過渡的一種行刑方式;五是對中期和臨近刑滿釋放的罪犯,區別不同情況給予准假和離監探親處遇。最後,一定條件下社會行刑功能向監獄的轉移,主要將那些按照法律規定,不適應在社會上執行刑罰的罪犯收監執行,如撤銷緩刑、假釋,保外就醫條件消失的罪犯收監執行刑罰。
2. 矯正功能
矯正功能是指監獄通過多種手段對罪犯反社會或不良思想、心理、行為、習慣進行矯正的社會功能。我國監獄通過不斷摸索、不斷創新,建立以監管、教育、勞動為主要內容的罪犯矯正手段體系。我國監獄歷來重視監管的養成作用,對罪犯實行依法、嚴格、科學、文明的日常管理,矯正罪犯的不良思想品德和行為習慣。我國監獄對罪犯開展系統的思想、文化技術教育,近年來還增加了心理健康教育,特別是通過耐心細緻的思想教育和心理諮詢、治療,解除罪犯的心理障礙等,轉變罪犯不適應社會要求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我國監獄注重通過生產勞動,培養罪犯的勞動習慣和立足社會的技能,用社會化大生產的要求,在生產實踐中完成對罪犯的再社會化訓練。除了堅持上述基本手段外,罪犯矯正功能的優化還必須重視以下基礎性的問題。
(1) 環境熏陶對監獄發揮矯正功能的基礎作用。由於罪犯的自身條件千差萬別,刑期長短不一,要對罪犯實行系統化的思想、文化、技術教育,進行系統改造可謂難之又難,必須依靠環境熏陶的基礎性作用。這種熏陶作用主要通過以下形式來體現監獄的改造功能: 一是營造體現社會文明進步的服刑環境和改造氛圍;二是通過獄內傳媒和引進社會傳媒傳播健康向上的社會主流文化;三是培養罪犯良好的生活方式、生活習慣;四是對日常行為的正向、反向激勵。監獄通過懲罰的形式讓罪犯身處其中,耳聞目染,知行合一,使其由強制到自覺,由被迫到主動,逐步完成社會化的過程。
(2) 倡導對罪犯的個性化矯正。個性化矯正就是針對罪犯不同個體的具體情況,由監獄對其實施全方位或特定的針對性措施。個性化矯正是監獄矯正功能強化的重要表現。它着力改變對罪犯“一鍋煮”的粗放式改造,有助于消除監獄矯正功能的“死角”和“盲區”。在我國長期的監獄工作實踐中,有許多符合個性化矯正要求的政策和工作理念,諸如“給出路”、“區別對待”、“因人施教”、“一把鑰匙開一把鎖”等等。歷史和現實中也有許多成功的個案實踐。應當總結幾十年來大量成功的個案,剖析其成敗得失的機理,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個性化矯正制度和機制。
(3) 形成罪犯自我矯正的機制。監獄矯正功能的各項要求,必須通過各種途徑內化為罪犯的心理要求,外化為罪犯的行為,這是矯正功能的一般作用機制,帶有較大的強制性。而形成罪犯自我矯正機制,則是監獄發揮矯正功能的高級形式,也是中國特色罪犯改造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根據當前監獄工作的實際情況,應當在以下一些方面進行探索: 第一,在自願的前提下,罪犯按照自身的能力,不斷督促落實改造要求,逐步做到自我調節,自我約束,自我進步。第二,廣泛建立罪犯學習組織,引導罪犯學科學、學知識、學文化、學技能,告別愚昧的過去,儘快融入社會主流文化。第三,經常開展“幹警出題,面向實際,方方面面罪犯參與”的互動式、自助式教育活動,進一步解決教育內容入耳入腦的問題。
3. 保護功能
保護功能應當定義為監獄對罪犯作為社會人力資源的保護和開發,保障其身心健康,提高其綜合素質,培養其就業技能。新中國監獄工作創建時,我國就提出罪犯是社會一個很大的人力資源,不能讓他們在服刑中坐吃閒飯。組織罪犯參加生產勞動,發揮一技之長成了對罪犯這一人力資源最為初級的保護和開發。半個多世紀過去了,儘管上海提出過“開發罪犯智力庫”之類的概念,也在實踐過程中進行過一些有益的嘗試,但是,保護和開發罪犯人力資源作為監獄社會功能被提出來,還是一個全新的課題。這是監獄社會功能面向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轉折,是傳統改造工作根本性變革的源頭與方向。隨着時間的推移,可以預見,保護和開發罪犯這一社會人力資源,對調動罪犯改造的積極性、提高改造質量、確保社會穩定、促進經濟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深遠意義。從當前和今後工作需要看,要凸現監獄這一社會功能迫切需要把握好以下環節。
(1) 保護罪犯的身心健康。主要包括罪犯基本生活需要,諸如衣食住行的保障,減少罪犯因監禁而帶來的亞健康狀態。通過廣泛深入的心理矯治工作,消除、減輕罪犯心理障礙,緩解罪犯中抑鬱、焦慮、情緒反常等不良心理癥狀。
(2) 培養罪犯作為社會勞動力的必要素質。必須大力開展文化、技術教育。既讓大部分罪犯完成文化教育的“補課”,又完成未來擇業謀生的“充電”。培養罪犯勞動力素質,必須解決好獄內教育和勞動相結合的問題。第一,獄內勞動作為教育改造工作的實踐活動,必須有助于鞏固教育改造的效果。通過生產勞動實踐,使罪犯踐行一系列社會公德的觀念和意識,諸如集體主義、互相幫助、責任意識、質量意識和安全意識等等,將靜止的觀念轉變為罪犯獄內的現實行為。第二,獄內勞動改造的形式必須多元化、習藝化,真正做到教育和勞動相結合。腦力勞動(科學研究、技術革新、文學藝術學習創作)作為勞動改造形式興起,將使教育和勞動找到最佳結合點。獄內勞動改造的習藝化,必須改善罪犯勞動的物質條件。那種認為勞動強度越大、工作條件越艱苦、勞動時間越長越能改造罪犯的陳舊觀念應當徹底清除。第三,通過健全獄內勞動報酬、勞動技術培訓、勞動限時、節假日休息、勞動安全保護及損害賠償等制度,將使罪犯真正感受到勞動的意義,有助于罪犯樹立正確的勞動觀念,這是一種潛移默化的無形教育。反之,藉口獄內勞動的懲罰性,漠視罪犯權利,任意超強度勞動、剝奪罪犯休息權利的做法,與教育倡導的法治、文明觀念相去甚遠,必然會引起罪犯的牴觸和不滿。
(3) 保護和開發罪犯中潛在的智力資源。對罪犯中捕前的中、高級人才,監獄應當創造條件,讓他們發揮特長或繼續學習、研究專業知識,使他們在服刑期間和刑滿釋放之後保持服務社會的一技之長。如果只讓他們參加獄內簡單勞動,使他們的專業荒廢,這是改造工作的一種嚴重失誤。同時,對確有智力、能力潛質,刑期較長,本人有求知慾望的罪犯,應當加以培養,變刑期為學期,變刑期為智力開發的收穫期,努力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造就有用人才。
監獄保護和開發社會人力資源這一重要的社會功能,應該日益成為社會評價監獄工作成敗得失的重要標準之一。過去雖有一些局部的實踐和為數不多的成功案例,但對監獄這一社會功能的認識和實踐還處在自發的階段。自覺認識和履行這一社會功能,將使監獄工作體現出應有的社會地位和價值尊嚴,監獄工作的方向性和目標性將更加明確。
4. 警示功能
警示功能是指監獄通過有計劃、有目的、系統的傳播、交流活動,警誡社會成員遵紀守法的社會功能。體現監獄警示功能的形式多樣,比較常見的有罪犯自願現身說法、法制宣傳、對改造工作的採訪報道和通過文藝作品的形式反映監獄工作等。不少形式在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改造工作中早有萌芽。改革開放以後,有些形式還得到了長足的發展。但由於過去始終把這些工作作為監獄工作的副業,沒有把這些工作作為監獄的一項獨立社會功能。因此,總體上還處在無序的狀態之中,還沒有引起高度的重視,進行有計劃的系統開發。
事實上,監獄的存在和對罪犯的懲罰改造本身就是對社會犯罪的一種警示,因此,警示功能是監獄工作社會存在價值的必然體現和延伸,對被害人起到了安撫作用,對社會起到了穩定作用,並在起到預防犯罪,警示公眾的同時,也必將促使社會更加理解和支持監獄工作。20世紀80年代,以上海市少管所改造犯罪少年為題材的影片《少年犯》,在國內外贏得巨大票房收入的同時,更重要的是使社會對青少年保護和預防青少年犯罪有了生動形象和深入淺出的認識,這種效應恐怕是許多檔案和單純宣傳所難以奏效的。因此,開發監獄對社會預防犯罪的警示功能應當引起高度重視。
5. 科研功能
科研功能是指監獄通過對在押罪犯的科學研究,為預測、預防犯罪提供科學依據和成果的社會功能。隨着社會對穩定需求的增長,預測、預防犯罪日益受到全社會的重視。但預測、預防犯罪的工作是一項實踐性、專業性很強的工作,也需要有功能性的載體,而監獄在拓展這方面社會功能上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首先,監獄集中了法院認定的法律意義上的罪犯,與偵查起訴、審判階段的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相比,這些人的罪犯身份更具有法律的權威性。因此,監獄的在押罪犯群體是分析一個國家、一個地區犯罪動態變化的窗口。罪犯本身是分析社會犯罪的有效樣本人群。其次,刑滿釋放人員的重新犯罪問題是一個世界性難題,也是影響社會治安穩定的重要因素,從獄內在押的重犯人群中尋找重新犯罪的主客觀原因,應當是加強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重要途徑。第三,監獄系統通過研究總結改造罪犯的成功經驗,將為社會主義法制宣傳教育提供豐富的個案和實證材料。
拓展監獄預測、預防犯罪的科研功能,可以從以下方面入手: (1) 研究、分析當前或今後一段時間內主要類型的犯罪,查找導致犯罪的具體原因,為改進相關部門管理、社區管理,強化社會穩定系統,提供實證性成果。(2) 根據獄內罪犯的服刑表現,對重犯傾向明顯或有一定重犯潛在危險的罪犯,向社區提出專業性的接茬幫教建議書,為社會預測、預防犯罪提供線索。拓展監獄預測、預防犯罪的科研功能,是確保社會穩定的需要,必須逐步組建一支專業化的骨幹隊伍,形成必要的規範性工作程序,建立適應工作需要的專門機構。這不僅是監獄工作進一步融入社會的需要,同樣也是社會對監獄工作的客觀要求。

三、 在監獄工作新一輪改革發展中,逐步完善和發揮監獄的社會功能
當前,我國監獄工作的體制改革已進入了實質性的運作階段。上海全市範圍內的社區矯正工作機制已在全面建立運作之中,監獄工作如能以完善和充分發揮社會功能為突破口,必將在司法體制改革創新的推動下,取得長足的發展。歷史性的機遇,愈加清晰地呈現在關注監獄工作未來的人們面前。二十多年來,上海監獄工作在改革中前進,但改革總體上落後整個上海的改革要求,宏觀改革滯後於微觀改革。監企社合一的體制,是監獄行刑、矯正功能正常發揮的重大的障礙。監獄、幹警和罪犯分類制度的滯後,使監獄保護功能、警示功能、科研功能難以發揮。新一輪監獄工作的改革和發展必須解決好這些“難點”、“熱點”問題。
1. 逐步改革監企混合多元體制,剝離監獄經濟功能
計劃經濟下監獄體制和財政貼補制度,客觀上使改造與生產成了不可調和的矛盾。罪犯的生產勞動成了監獄擺脫經濟困境,維繫監獄生存和發展的主要手段。為瞭解決監獄的生存或是增加經濟收入,附加在監獄身上的企業越辦越大,越辦越多,已使行刑、矯正功能嚴重削弱,尤其是最基本的教育改造手段不斷弱化。監獄自辦社會服務系統,更是許多監獄積重難卸的包袱。它不僅擠占了幹警的編製,擠占了有限的經費,而且嚴重削弱了行刑、矯正功能,起到了“抽血”、“擠奶”作用。
監獄體制改革當前面臨着牽扯面廣、具有相當改革成本的處境。正確的態度應當是理性地看待這種改革陣痛。監獄體制改革要做到三個同步考慮: 即“監企分離與解決富餘人員的出路同步考慮”,“全額保障監獄經費與解決好罪犯勞動改造的途徑同步考慮”,“加強獄內監管改造工作與接軌社區矯正工作體制同步考慮”。
2. 以“三個分類”為抓手,優化監獄行刑、矯正功能
就監獄工作而言,對監獄、幹警和罪犯的分類必須同步展開,這樣將使我國監獄的社會功能產生質的飛躍。因為三者本質上是一個有機統一的整體,有了監獄工作要求的不同定性,不同的監獄關押不同的罪犯,不同類型的監獄必然對幹警提出不同的要求。這樣監獄行刑矯正的主要社會功能才有生存、發展的時間和空間。
監獄分類和罪犯分類應由三個層面構成: 第一層面,完善現有的監獄初級分類,在設置普通男犯監獄、女犯監獄和未成年犯管教所的基礎上,逐步設立分流監獄、醫療監獄、開放式監獄和科研實驗監獄。第二層面根據刑罰執行的要求,按照罪犯所處刑罰和犯罪記錄的不同,分別設置三種類型的監獄,一是低度警戒監獄,關押判處拘役、短刑期罪犯;二是中度警戒的監獄,關押判處中、長刑期有期徒刑的罪犯;三是高度警戒監獄,關押判處無期徒刑、死刑緩期二年執行的罪犯和部分社會危害性較大的重刑犯,同時收押法律意義上的累慣犯。第三層面,各個監獄可根據犯罪性質、犯罪惡習程度、改造周期等不同要求將罪犯分押于不同的監區或分監區。
監獄幹警的分類已引起了越來越多的關注。這一問題有以下幾個方面值得重視: 第一,明確業務人員和非業務人員的分類。非業務部門人員包括生產經營、後勤服務人員應當大量壓縮,走社會化聘用、服務的路子。把大量幹警編製重新配置到行刑矯正的主業當中,為從人力資源上優化監獄的社會功能打好基礎。業務部門除了管理人員之外,應當有一定數量的教育、法律援助、心理矯治等專業人員,以充分發揮監獄的矯正功能。第二,監獄主要業務工作人員應在分成看守、管理、教育、科研等不同類型的基礎上,對業務範圍、業務功能作出科學、權威的界定和說明,並規定職業資格準入、晉陞制度。在收入分配和工作待遇上充分體現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簡單勞動和複雜勞動的區別。第三,監獄幹警分類應同監獄分類、罪犯分類密切結合,注重通過不同的工作實踐提高幹警分類的實效。
3. 按照完善監獄社會功能的要求,構建新的教育改造工作體系
新的監獄社會功能體系,要求監獄不僅要具有行刑、矯正功能,而且賦予監獄諸多全新的社會功能。如何發揮好這些社會功能,教育改造工作是其中的關鍵環節。它必須進行全方位的改革。
首先,要明確教育改造工作在罪犯改造工作中的重要地位,充分認識教育改造工作在發揮監獄社會功能特別是矯正、警示、保護功能方面的重要作用。其次,要完善工作網絡,自上而下建立、健全監獄教育改造工作的專門機構,配備適應教育改造工作要求的專職幹部隊伍。在此基礎上努力形成專職管理幹部,聘任專業人員、社會志願者組成的“三結合”教育改造工作隊伍。再次,構建道德教育、法制教育、文化教育、技術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為主幹的教育改造體系,並以此為突破口,注重對服刑人員現代社會文化素質的熏陶,增強服刑人員對祖國、對家庭,對人生的熱愛,養成他們要學習,能謀生、懂合作,會做人的基本素質。
4. 解決好發揮監獄社會功能的體制、機制配套問題
如何從依靠社會變為融入社會,發揮監獄整體的社會功能,不僅是思想觀念解放的問題,更有一個體制、機制的配套問題。比如在發揮監獄的警示功能,教育改造工作應當成為監獄工作向社會開放的窗口,教育改造工作應當努力實現大牆內外兩種教育資源的雙向流動,獄內教育改造的課目應當取得社會相關的證書和認證。獄內罪犯應當要為廣泛地通過向受害人(單位、家屬)懺悔,現身說法演講、出版服刑人員作品,組織向社會彙報演出等多種形式,在警示社會的過程中進一步促進服刑人員自身的改造。
又如要發揮好監獄的科研功能必須充分依靠和利用社會的科研技術、科研資源和科研資料,精心選擇研究方法,探索科研成果的運用轉化途徑等等。上海監獄系統目前科研工作的現狀離這些要求,還有相當的距離。如何把設想變為現實,既有宏觀的戰略思考,更要有艱苦細緻的實踐探索。
監獄的社會功能應當與時俱進,適應社會發展的客觀要求。這是我們研究的基本結論,也更進一步堅定了對監獄工作改革和發展的信心。推動監獄新一輪發展推動監獄新一輪發展
(2009年11月)在新中國成立六十週年的喜慶日子裡,迎來了青浦監獄建監十五周年。十五年來,經過一茬又一茬領導,帶領廣大幹部,朝着建監宗旨,按照各個時期工作要求,積極實踐探索,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受到國內外人士的肯定、讚賞。值得祝賀!
我所以一直關注青浦監獄的發展,因為一是,我是一名老監獄工作者,參加監獄工作迄今已有58個年頭,對監獄工作有着濃厚的情愫;二是,我是建造青浦監獄的參與者,對青浦監獄包括監獄內的一草一木特別有感情;三是,人老了,特別懷舊。退休後總是牽掛着上海監獄工作的變化、發展。總想找機會去監獄看看,“評頭論足”,提些建議。這已成為我退休生活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青浦監獄建監十五周年之際,我浮想聯翩,集中起來一句話,想的是青浦監獄新一輪的發展。主要有三點想法。

一、 紀念與發展
青浦監獄是在改革開放時期孕育、誕生的,是改革開放的產物。在改革開放中發展、成長。它的成就受到海內外業內人士的稱讚和肯定,是上海監獄的一張名片。建監十五周年應該紀念,但怎麼紀念,值得研究。紀念本身並不是目的。我認為紀念是工作新一輪發展的新起點,是推動工作發展的良好契機。前年復旦大學隆重舉行一百周年校慶,內容豐富,形式多樣,所有活動圍繞一個目的——弘揚復旦精神,傳承復旦傳統,力求將復旦大學辦成世界一流大學,培育各類優秀人才,為祖國經濟社會發展服務。而我們紀念青浦監獄建監十五周年也應有一個明確目的:“將青浦監獄辦成文明執法,崇尚科學,改造質量高,重新犯罪少,有中國特色、上海特點的研究型監獄。”這是我的建議。
為了發展,首先要回顧總結十五年工作,科學評價十五年工作,既要講工作成就與成功經驗,也要講工作中的不足和問題。特別要靜下心來,認真研究、剖析當下我們幹部中包括領導幹部中存在的不利監獄工作發展的思想、觀念、心態、情緒以及阻礙工作發展的工作體制、機制。要將青浦監獄今後的發展,放在建設社會主義小康社會,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大背景下,按照局黨委提出的上海監獄工作發展的總體要求,結合青浦監獄的實際情況,圍繞提高改造質量,減少重新犯罪的基本要求,制定新一輪發展規劃,提出今後工作的發展方向、目標。這樣紀念才有意義、有價值。

二、 繼承與創新
繼承與創新是人類社會的發展規律,沒有繼承、創新也就沒有發展,人類社會就是這樣一棒接一棒地傳承而不断發展的。上海監獄工作也是沿著這個規律在發展。我們要牢固樹立一個理念: 繼承、創新是我們每一個監獄工作者的歷史責任。
我們要善於繼承,勇于創新。我們要繼承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上海監獄工作的成功經驗。我認為在精神層面,要繼承上海監獄廣大幹部推崇和實踐的五種精神: 無私奉獻的紅燭精神、艱苦奮鬥精神、崇尚科學的精神、敢為人先精神和夾縫中求生存和發展的精神。回顧歷史,我們正是在這些精神引導、鼓舞下,建設幹部隊伍,推動工作發展的。我們一定要代代相傳,絲毫不能懈怠,更不能將其束之高閣。一支沒有精神支撐的幹部隊伍必然一盤散沙,毫無生氣,是不可能出色完成工作任務,把工作推上新台階的。這些精神財富我們不僅要代代相傳,而且要不斷豐富內涵,賦予新時代的特徵。
在專業層面要繼承的基本經驗,主要也有五條: 一,監獄改造罪犯,必須融入社會,實行綜合治理;二,悔改加就業等於不再重新犯罪;三,實行分類改造;四,監獄在發揮懲罰改造罪犯主要功能的同時,要充分發揮其他社會功能,為發展經濟、維護社會穩定和國際人權鬥爭服務;五,提高幹部綜合素質、加強科研工作是推動監獄工作發展的兩個輪子。這些帶有規律性的經驗是新中國成立以來上海幾代監獄幹部忘我工作,刻苦鑽研,科學實踐的結晶,來之不易,只能修正、豐富、發展,千萬不能摒棄。還有監區文化建設、規範化管理、心理矯治、科學配膳、自律監組管理模式、外籍犯的管教等等重要經驗,都應該認真繼承、發展。在操作層面還有許多成功經驗,埋藏在我們基層幹部中間,是一筆無價的財富,應當積極搶救。
繼承不是不分青紅皂白什麼都繼承,而是有選擇的,繼承精華,摒棄糟粕。我們做工作決不能滿足於前人怎麼做,我們跟着怎麼做,墨守成規。許多成功經驗,尤其是帶有某些規律性的經驗的產生,都是繼承基礎上不斷創新的成果。隨着時間、地點、條件推移,以及認識的深化,工作必然會在繼承的基礎上不斷創新,事業才能與時俱進地發展。建國六十年來上海監獄改造罪犯工作的綜合治理是善於繼承、勇于創新的最為成功的經驗之一。發展到今天的水平,創建了監獄、社區矯治、社會方方面面緊密合作的新局面。這是始於20世紀50年代,提出監獄改造罪犯工作要依靠社會力量,採取“走出去,請進來”的方式幫教罪犯。而後不斷繼承、創新、發展而來的。然而,這個新局面剛形成,還有許許多多創新空間等待我們去拓展。再如,上海罪犯分類改造是改革開放時期,改造罪犯方式的一種大膽創新,是一項重大突破。已經取得了不少成功的經驗,得到司法部充分肯定,在全國監獄系統推廣。分類改造的探索隨着工作難度的增加以及其他許許多多主客觀原因,逐漸淡出了各級領導和廣大幹警的視線,直至在工作中消失,這是十分可惜的。如果當時探索持續到今天,上海監獄系統必然會湧現出一批改造各類罪犯的專家型幹警,對各類罪犯改造的科學性、針對性、有效性也會得到進一步的增強。
總之,我認為,創新應該是在繼承的基礎上的創新。青浦監獄建監十五年來,在繼承上海監獄系統成功經驗的基礎上,大膽創新,創造了不少上海監獄工作的第一,這種善於繼承、敢於創新的工作品格,要成為今後青浦監獄特有文化的一部分。

三、 幹部與科研
上海監獄工作改革開放三十年的實踐告訴我們,“幹部”與“科研”是驅動上海監獄工作科學發展的兩個輪子。青浦監獄十五年的發展,同樣證實這一基本經驗,我們應該運用、豐富、發展這一基本經驗。
幾十年的工作實踐證明,幹部隊伍中蘊藏着大量取之不竭、用之不盡的工作積極性、創造性。能不能將這些積極性、創造性激發出來,取決於領導者的能力、智力和魄力。上海監獄工作改革開放三十年創造的許多工作成績、成功經驗,都是基層幹部在各級黨委領導引導下,解放思想,轉變觀念,勇于改革、創新的結果。基層幹部,特別是青年幹部並不安於現狀,有強烈的改革創新願望,問題取決於工作的環境、氛圍。領導幹部要首先樹立“要發展靠幹部”的觀念,然後全心全意依靠幹部,發展工作。靠幹部要做好三方面工作:
識別幹部。從德、才兩方面全面識別每個幹部。首先要瞭解幹部。瞭解幹部的學歷、經歷、個性、特長、愛好、婚姻、家庭、社會關係、工作能力、工作態度、發展潛力,以及工作、生活中的困難等等,做到完全心中有數。從檔案中瞭解固然重要,從日常工作和日常生活中瞭解似乎更為重要。識別應該在動態中。
培育幹部。培育包括工作動力和工作能力。我認為,當下主要培育工作動力。簡單地說,就是要真正解決好“當領導為了啥”、“當警察為了啥”這些基本問題。按幹部隊伍總體情況,目前的工作要求,多數幹部的工作能力是不成問題的。問題是不少青年幹部缺乏對監獄工作的職業認同感、歸屬感和責任感,工作僅僅是為了謀生。面對罪犯不敢管,不想管,工作推三托四,不願承擔責任。部分正當年富力強,有一定工作經驗,正在工作成熟期的五十歲左右的幹部,看不到自己發展前途而裹足不前,等待退休。這些問題的出現主要是缺乏工作動力的緣故。之所以出現這類狀況,社會上某些負面影響是一個原因。但主要原因,我認為還是出自我們內部。一是對幹部缺乏有針對性和說服力的政治思想教育,沒有形成一種催人奮進、做好工作的“小氣候”。二是某些不科學的工作體制和工作機制,不能真正調動全體同志工作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三是工作要求不高,滿足於“三防安全、完成生產任務”,使幹部尤其是青年幹部感到“英雄無用武之地”、“大材小用”,對工作失去興趣,感到枯燥乏味,導致厭倦工作。
幹部隊伍建設當務之急是通過各種渠道,多種形式,有針對性地、有說服力地開展思想工作,逐漸激發乾部的工作動力。例如引導幹部學習社會上包括我們監獄系統中先進人物的先進事蹟和他們的人生觀、價值觀。如今年同一天仙逝的舉世公認的文化巨擘季羡林、任繼愈,他們的人生態度、高尚人格,值得我們好好學習。任繼愈教授對青年同志說:“年輕人要有點理想,甚至有點幻想都不怕,不要太現實了,一個青年太現實了,沒有出息。只顧眼前,缺乏理想,就沒有發展前途。這個地方工資待遇1000元,那個地方待遇1200元,就奔去了,另有待遇更多的,再換工作崗位,不考慮工作性質,缺乏敬業精神,這很不好。小到個人,大到國家,都要有遠大理想。”這段話,值得我們深思。
同時,我們要善於讓青年幹部在工作實踐和科學研究中感悟監獄工作的真正價值,讓他們逐步認識到監獄工作既是一項嚴肅的執法工作,又是社會科學中一門正在蓬勃發展的學科,還有許多未知因素需要我們去揭示、探索。中國還沒有湧現真正的監獄工作專家,將來的專家可能就在現在的青年幹部中間。什麼時候出專家,什麼時候出大家,這將取決於主客觀條件。我們要從事業發展的高度培養專家,讓可能成為專家的同志儘快成才,推動我們事業的加速發展。
我認為青浦監獄應該抓住建監十五周年的契機,發動幹部回顧、總結十五年工作,廣納群智,制訂監獄工作發展規劃。我是主張業務民主的,決不能我佈置你執行。在監獄黨委組織領導下,發動幹部廣泛討論,集聚幹部的智慧,讓青年幹部參與總結過去、規劃未來,從中得到啟示,感悟責任,提高能力。這就是實實在在的幹部教育培訓。
使用幹部,這是發揮幹部作用的關鍵。我們要科學配置人力資源,做到人盡其才,把每個幹部安置在適合其特長和能力的工作崗位上。每個幹部都有能力、有作用,只是能力、作用大小而已。我們要在識別基礎上使用幹部,在使用中進一步識別,不斷調整使用。看準了的幹部要敢於使用,不受任何干擾。對不適應的幹部要敢於撤下,要拉得下面情。用人的原則是,有利於工作發展的上,不利於工作發展的下,真正做到“能者上,庸者下”。我們能堅持這樣做,幹部隊伍中自然形成公平、公正的氛圍。加上其他工作的推動,就能形成人心思上,人心思爭的局面。我們還要無微不至地關愛幹部,這是凝聚人心的重要環節。不論工作中還是生活中的困難都要關心,積極創造條件,解決困難,雪中送炭最為重要。對幹部的工作和個人修養的要求,要合情合理,人無完人,不能苛求,對人的缺點、錯誤要客觀看待,要寬容。缺點或錯誤的形成往往是複雜的,不是一次批評處罰就能解決的。
幹部隊伍建設,集中到一點,就是要通過大量工作,充分運用各類資源,營造一個人心思上,人心思爭,獨立思考,勇于創新,相互合作,心情舒暢,想幹事的人有機會,能幹事的人有事幹,幹成事的人有地位的良好的工作環境、學習環境、科研環境。我們的幹部就要在這樣的環境裡培育成長。
監獄科研工作,上海可能是全國開展最早的,已經二十多年了,代代相傳。青浦監獄建監開始就繼承這一傳統,將科研工作放在重要位置。實踐證明監獄開展科研工作有兩大作用,一是推動了監獄工作的科學發展。上海監獄系統改革開放以來許多工作創新獲得成功,都是在工作實踐和科學研究雙管齊下的環境下創造出來的。二是科研工作激發、培養幹部的工作動力與能力。幹部在工作實踐和科學實驗中,逐步認識監獄工作的價值。開始喜歡監獄工作,熱愛監獄工作,從而獻身監獄工作。同時他們學會了調查研究、獨立思考、科學判斷等等工作能力。這是優秀幹部不斷成長的重要途徑。目前上海監獄系統大量的工作骨幹、監獄領導,乃至某些局領導都是從科研工作中得到鍛鍊,逐漸成熟的。我們要繼承好、發展好這個重要經驗和優良傳統,大力加強科研工作。新世紀監獄科研工作應該是多方位的,千萬不能侷限于獄政管理、教育改造的視角,只研究罪犯改造,而應該圍繞提高改造質量,減少重新犯罪,從多方位開展研究。監獄硬件設施要研究,罪犯生活、衛生工作也要研究,監獄幹部隊伍建設更要研究。不能科學認識幹部隊伍,有效提高幹部綜合素質,怎能科學認識罪犯、有效改造罪犯?
上海監獄科研工作,自20世紀80年代初至今,延續發展了二十多年。這是上海監獄系統歷屆領導重視科研工作的結果。但是應該引起我們極度重視的是到目前為止的科研水平沒有質的提高,沒有突破性進展,科研工作發展的現狀不理想,講得嚴重點,上海監獄系統科研工作長期處于徘徊狀態。為此,我甚感憂慮。關於監獄科研工作,我參與了幾十年,講了幾十年,呼籲了幾十年,我現在還要呼籲。科學發展上海監獄工作,必須有科研支撐,要用科學的思想搞科研,不能光用行政的辦法推科研。第一,要牢固樹立“科學興業”的理念,沒有科研支撐監獄工作不可能科學發展,提高改造質量、減少重新犯罪就成為一句空話。第二,科研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改造質量,減少重新犯罪,這是科研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我們不需要脫離這根本目的的科研。第三,希望在回顧二十多年科研工作的基礎上,制訂上海監獄科研工作發展規劃,有計劃地“攻城拔寨”,將當下實踐中的重點、難點列為科研攻關項目。科研項目來自實踐,科研成果指導實踐,這個原則不能動搖。醫院的科研為臨床服務,監獄的科研就是為提高改造質量、減少重新犯罪服務。我們科研論文優劣應該由實踐檢驗。我在上海市監獄管理局專家組任期內十四年間共發表了十四篇文章,好評不少,獲得許多獎項,但真正比較優秀的我看只有一篇,即《對監獄文明執法的一點思考》,因為文章對中國實行社區矯治起了推動作用。
最後,希望青浦監獄抓住建監十五年的契機,處理好紀念與發展、繼承與創新的辯證關係,竭盡全力驅動科研與隊伍這兩個輪子,推動監獄新一輪發展。
隊伍建設〖〗擁抱監獄工作——我的實踐與思考〖〗y
擁抱監獄工作〖〗——我的實踐與思考●花大力氣抓好隊伍建設花大力氣抓好隊伍建設
(1990年8月)在這承上啟下,繼往開來的關鍵時刻,作為各級黨政領導來說,要思考許許多多問題,然而,首先應該思考的是,當前主要抓什麼?我認為,工作千頭萬緒,但是首要的工作,必須花大力氣,下苦功夫,紮紮實實地抓好幹部隊伍建設。

一、 幹部隊伍的素質決定上海勞改工作發展的前景和命運
能否建設一支政治堅定、業務精通、作風紮實的幹部隊伍,關係到我們工作有否後勁,能否繼續發展的根本問題,這是擺在各級領導面前的迫切任務。在面臨嚴峻形勢和擔負新的歷史重任的時候,各級領導幹部必須有高度的政治責任感和歷史緊迫感,竭盡全力,抓好隊伍建設。
最近,朱鎔基同志提出: 質量是上海的生命。聯繫上海勞改局的實際看,質量也是上海勞改工作的生命。我們的質量包括兩個方面,一是精神產品質量,即改造質量,這是首位的;二是物質產品質量。要保證兩個產品的質量,取決於工作質量,各項工作必須精益求精,而工作質量又取決於幹部隊伍質量。因此可以這樣說,幹部隊伍素質決定着上海勞改工作發展的前途和命運。各級領導必須對此形成共識,並付諸實踐。在第八個五年計劃期間,上海的勞改工作要瞄準一流的目標,改革、創新、發展、突破。為此,必須建設一支一流的幹部隊伍,創出一流的工作質量,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實現一流的目標。
我認為,各項工作的發展在總趨勢上是與幹部素質的提高同步的。但是,在各個發展階段,兩者又是相互交叉作用的,幹部素質決定着工作的發展,工作的發展又反過來促進了幹部素質的提高。如分類改造,20世紀50年代就提出來了,但為什麼三十年後才被實踐所重視?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當時幹部的狀況還不可能擔負這個任務。就是在幾年前,還有人覺得我們是在搞“花架子”,不以為然。後來這些人也發現自己掉隊了,別人講的話聽不懂,別人搞的工作看不懂,謙虛一點的同志開始學習了,讀了幾本書,慢慢覺得不是“花架子”了,也投身到了分類改造的工作中,邊干邊學,培養鍛鍊了一批幹部。由此我們可以感受到這樣的啟迪: 再好的主張,再科學的設計,再宏偉的藍圖,沒有相應的幹部素質,它只能是一紙空文。反之,再大的困難,再艱巨的任務,再堅固的堡壘,幹部素質上去了,它也能完成,也能攻克。
這幾年,上海勞改工作在繼承中創新,在改革中前行。改造秩序持續穩定,教育管理不斷出新,改造質量逐年提高;工農業生產保持協調、穩定的增長,產品結構調整,老企業技術改造正在有計劃、有步驟地進行;科學研究與改造、生產、政治工作緊密結合,展示了燦爛的前景。這些成績的取得,有各方面的原因,但是很重要的一條,是取決於這些年我們下工夫抓了幹部隊伍建設,各級幹部的政治、業務、文化素質得到了普遍提高。目前全局基層單位領導班子的平均年齡為49.9歲,大專以上文化程度的占63%;而1982年是54.3歲,大專以上文化程度的僅占26%。現在,黨政主要領導配合默契,“中心”、“核心”,心心相印,班子群體改革意識較強,勇于創新突破。大面積,多渠道,多層次地開展政治、業務、文化培訓,增強了幹部的事業心。艱苦奮鬥,頑強拚搏,無私奉獻正在成為廣大幹部共同的精神追求。與此同時,知識結構得到改善,1982年時,全局幹部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僅31.7%,現在已上升為60.5%,其中,50歲以下的科、大隊長95%達到了大專文化程度,中隊幹警70%達到了中專文化程度,為各項工作上台階奠定了基礎。無數事實證明: 沒有幹部素質的全面提高,上海勞改工作就不可能出現今天的嶄新面貌。
然而,當我們看到隊伍建設成績的同時,還應該清醒地認識到,用發展的目光看,目前我們的隊伍建設還遠遠不能適應形勢的變化和工作發展的要求,與“花大力氣,下苦功夫”的要求還相去甚遠。力氣花得尚不“大”,功夫下得並不“苦”。我覺得,一是有些領導幹部雖然思想上有了抓隊伍建設的共識,但是在實踐上仍存在差異,有的苦于經濟壓力,一頭紮進生產經營業務中難以脫身;有的唯恐改造工作出事,管教業務纏身,動彈不得。二是有些領導雖有較強烈的願望,但是抓隊伍建設缺乏科學的方法。三是有些領導在工作中不善於調查研究,分不清主次輕重,抓不住重點。由於種種原因,支隊與支隊,農場與農場,廠與廠之間,幹部隊伍狀況不平衡,就是先進單位之間也存在着差距。縮小這些差距的唯一正確的辦法,就是統一認識,統一行動,認真紮實,敢抓真干加強幹部隊伍建設。誰對幹部隊伍建設的重要性接受得早,認識得深,行動得快,誰就主動,工作先上去。這是一個已經被近幾年實踐所證明了的真理。

二、 必須把政治堅定放在隊伍建設的首位
政治堅定是幹部素質中的靈魂。這就是要有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堅信黨的領導,堅信只有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自覺識別和抵制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在整個社會主義的歷史階段,我們都要堅持這個政治方向。我們的幹部隊伍,經受了去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的考驗,從整體上說,政治上是堅定的,但是不能說資產階級自由化對我們的隊伍沒有影響,尤其是東歐局勢的驟變,在少數幹部中產生了一些模糊的認識,如黨的領導還行不行?社會主義還靈不靈?等等。必須切實解決好這些深層次的思想認識問題。政治上模糊的隊伍,是不可能在顛覆與反顛覆,滲透與反滲透,“和平演變”與反“和平演變”的鬥爭中立場堅定,旗幟鮮明,也不可能積極地完成各項工作。提高幹部素質,如果不在政治方向上下工夫,就沒有抓住根本。從上海勞改系統的實際看,這方面的功夫還下得不夠。因此,我們必須大力加強隊伍的思想建設,增強思想政治工作的滲透性,理直氣壯地堅持正確的觀點,批駁錯誤的觀點,澄清糊塗的觀點,真正做到入耳入腦,提高廣大幹部的思想政治水平。
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不是一句空話。在日常工作中,它必然表現為一種為黨的事業,為振興中華,實現四化,為創建具有中國特色的勞改事業而無私奉獻的“紅燭”精神。老一輩在長期革命鬥爭中培育、養成了無私奉獻的光榮傳統,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它既保持了奉獻的本質,又豐富了奉獻的內容,是十分寶貴的精神財富。在困難與希望並存的時候,我們更感到需要用無私奉獻的“紅燭”精神,激勵群眾,凝聚人心,使“紅燭”精神成為我們同心同德,戰勝困難的精神支柱,成為催人奮進的力量源泉。今年全局的思想政治工作着重抓住弘揚無私奉獻精神,這項工作不但要貫穿全年,而且要長期抓下去。我們提出“六個提倡,六個反對”,即提倡忠於事業,反對“一切向錢看”;提倡全局觀念,反對本位主義;提倡頑強拚搏,反對畏難不前;提倡艱苦奮鬥,反對鋪張浪費;提倡廉政,反對腐敗;提倡同心同德,反對內耗、干擾。得到各級組織和各級幹部的擁護,有力地推動了思想建設。
去年下半年起,我們通過座談會和書面問卷的形式,對幹部隊伍的現狀作了調查。從調查的900餘名各種層次的幹部情況看,幹部隊伍總體上是好的,人心思上,人心思改,人心思爭是思想主流。全局有30%多的幹部富有無私奉獻的精神,具有較強的政治責任感、事業心、改革意識和專業能力,能創造性地工作。這些同志在科、大隊級幹部中占多數,還有一部分中隊長及戰鬥在第一綫的幹部,他們是上海勞改戰線上的中堅力量。
第二層次是要求上進,樂於奉獻,任勞任怨的,約占幹部總數的50%。這些同志不論幹哪行,也不論在哪一種環境中,都能較好地完成領導交給的任務。這部分幹部的比例較大,在正確路線和正確決策下,是做好各項工作的基本力量。
尚有10%以上的幹部,由於各種原因,他們的積極性、創造性沒有充分調動起來。初步分析了一下,大致有四種情況: 一是缺乏事業心、責任感,得過且過,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有的鐘也撞不好,甚至連鐘也不撞。二是個人發展受到挫折或個人願望沒有實現,於是一蹶不振,意志消沉。三是對有些幹部的使用沒有揚長避短,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他們的積極性、創造性的發揮。四是獎懲不明,幹好干壞一個樣,挫傷了一部分幹部的積極性,客觀上助長了一些混日子的人。
造成這些情況的原因十分複雜,可以肯定地說,這些同志本人都有着主觀上的責任,但是也確有“大氣候”的影響和工資制度上的弊端。同時,領導也負有不可推卸的教育責任。各級組織要深入地研究原因,逐個進行細緻的、艱苦的思想工作,想盡一切辦法解開思想扣子,最大限度地調動這部分同志的積極性、創造性。如果這部分人調動起來了,將進一步提高幹部隊伍的整體效能。我們要努力擴大第一部分人,鼓勵第二部分人,減少第三部分人。
根據我在調查中瞭解到的實際情況看,在提倡無私奉獻的“紅燭”精神的同時,還要特別反對幾種傾向。一是一切向錢看。當領導的,把獎金、福利當作調動群眾積極性的法寶,似乎離開它寸步難行;而群眾,一事當先,先問有沒有“刺激”,有錢就起勁,沒錢則無精打采。二是內耗乾擾。處世待人,既無政治原則,又無是非曲直,不用主要精力去琢磨工作,而是熱衷于搬弄是非,說三道四。三是本位主義。說話辦事從小團體利益出發,對上爭利,對下護短。出了問題,不僅不予批評、處理,反倒姑息遷就,竭力為之辯護、開脫。四是伸手要官。高明一點的說話迂迴曲折,但要官的意圖十分明顯;露骨一點的,乾脆公開找領導發牢騷;還有的挖空心思,走後門,通關節。這類現象在別人得到重用、提拔的時候,表現尤為突出。
諸如此類還可以再舉出一些,我們倡導無私奉獻的“紅燭”精神,就要堅決抵制和反對上述各種現象。作為一個明智的領導,一定要敢於針鋒相對,使風氣不正的人無利可圖,決不讓這些人占便宜;相反,要使無私奉獻的同志在受到尊重的同時,物質利益上也要予以保護。

三、 只有從嚴治警,才能帶出一支鐵的隊伍
這幾年,由於正反兩方面大量的經驗和教訓,各級領導越來越意識到,只有從嚴治警,才能培養出一支過硬的有戰鬥力的隊伍。有個大隊長說得好,幹部管好了,就有好幹部;不管,好幹部也要變成懶幹部。在實踐中也確實存在兩種不同的治警方式。一種是白茅嶺農場教導大隊、市監獄九大隊等一批治警有方的先進集體。這些單位的共同特點是,領導幹部嚴以律己,治警制度嚴明,敢於碰硬,動真的。市監獄九大隊有位與大隊長感情很好的幹部動手打了犯人的耳光,大隊長不僅嚴肅批評了這個幹部,責令她在幹部會上檢查,向被打者道歉,還按制度扣了獎金、崗貼,同時承擔領導責任,主動提出扣獎。接着,她又找這個幹部談心,提高她的認識。事後,這個幹部動情地說,這樣做是對的。這個大隊就是從嚴治警,培養了隊伍,增強了凝聚力,各項工作也取得了較好的成績。
但是,也有另一種治警的方式,有些領導儘管思想上覺得從嚴治警很重要,但行動上嚴不起來,一遇到實際問題就“卡殻”。究其原因,一是怕被“治”的業務骨幹閙翻了,摜“紗帽”,躺倒不幹,影響工作;二是怕“治”了親朋好友,傷了和氣,在農場還有沾親帶故的關係,怕處理一個得罪一批;三是怕“治”到“刺頭”上,捅了“馬蜂窩”,今後領導難當,日子難過。還有少數領導怕嚴肅查處後,捅出一連串問題,露了“家醜”,等等。領導幹部在從嚴治警上瞻前顧後,患得患失,息事寧人,結果一是害了幹部,小問題釀成了大問題,因此鋃鐺入獄者,也非絶無僅有;二是助長歪風,渙散人心,久而久之,搞垮了一支隊伍;三是領導者在群眾中威信掃地,從此,令不行,禁不止,最終對我們的事業造成了損失。某大隊長,因為所在大隊的幹部是同學、戰友、鄰居,因此看到個別幹部界限不清,不是嚴肅查處,而是“做好人”、“放碼頭”,導致這個幹部無所顧忌,一犯再犯,走上了違法犯罪的道路,造成極壞的政治影響。
從嚴治警,先要從嚴治黨,只有從嚴治黨,才能推動從嚴治警。我們全局黨員占幹部總數的42.6%,這是我們的一大政治優勢。把黨的隊伍治好了,幹警隊伍就有了中流砥柱。
從嚴治警還要抓住四個環節。一是要發揮領導班子整體的力量,統一思想,統一行動,要板面孔一起板,決不能怕得罪人,決不能背着領導班子做好人。各級領導對敢於從嚴治警的幹部既要支持,又要保護,要頂住各種各樣形式的“告狀”、“小報告”等,領導的耳朵不能軟。二是領導幹部的自身形象要正。領導幹部本身就是從嚴治警的表率,對帶出一支鐵的隊伍有直接的作用。“吏不畏之嚴而畏之廉,民不服其能而服其公”,如果各級領導為政廉潔,辦事公道,那麼,就會政令暢通,群眾信服,隊伍才嚴得起來。三是凡涉及風氣問題,再“小”也要作為大事來抓。在我們的幹部中,有少數人熱衷于編“小道”,傳“小道”,無中生有,惡語中傷。在有些單位,班車、浴室成了傳播這些“小道”的世界,渙散人心,干擾工作。對這個問題,我們有的領導認為“氣度大一點,犯不着一般見識”,也有的認為,“只要立得正,不怕影子歪,你說你的,我做我的”。作為個人而言,這些同志的氣度實在值得肯定。但是,當這些“小道”危及我們隊伍的士氣和工作時,就不是小問題了。因此,有些問題該說明的要說明,該澄清的要澄清,該批駁的要批駁,該查處的要查處,決不能讓錯誤輿論渙散我們的隊伍。各級領導幹部要充分重視輿論的作用,掌握輿論導向,創造一個有利於開展各項工作的輿論環境。四是要健全監督制約機制。我們的幹部,手裡都有大大小小的權力,它既可以成為做好工作必不可少的手段,但又可以成為墮落腐敗的條件。因此,防止以權謀私或濫用職權,是我們這條戰線的一個十分重要的任務。現在,我們內部有一種不好的現象,就是出了問題層層打“悶包”,小隊向中隊打“悶包”,中隊向大隊打“悶包”,大隊向支隊(總隊)打“悶包”,還有支隊(總隊)向勞改局打“悶包”的。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缺乏監督機制。我們要依靠方方面面的力量,發揮行政監督、黨紀監督和群眾監督的作用,對打“悶包”的人和事及時“曝光”,一查到底,從嚴處理。

四、 關心愛護幹部是從嚴治警必不可少的有機組成部分
我認為,對幹部既要嚴格要求,一絲不苟,又要關心愛護,無微不至,使我們的隊伍嚴得像軍營,又溫暖得像大家庭。只嚴不愛,就會失去人心;只愛不嚴,必然把隊伍養嬌。兩者相輔相成,不可偏廢。特別是在面臨繁重的工作任務時,各級領導幹部更要時刻把關心愛護幹部放在心上。
這幾年,各單位在關心愛護幹部的工作上,創造了不少好經驗,有的建立了制度,如家訪、談心、辦實事等等,這些都是十分必要和有效的。
但是,從目前情況看,我們對各級幹部的關心愛護不是多了,而是還很不夠,特別是對骨幹的關心和愛護更加欠缺。例如,對第一綫幹警的健康狀況,我們關心不多;有些單位的幹部伙食沒有引起領導的足夠重視;住房建設雖有發展,但第一綫幹部住房困難的狀況還是很突出;一些農場幹部家屬的戶口問題亟待關心和解決,等等。這些問題涉及幹部的切身利益,有的已成為後顧之憂,影響他們積極性的發揮,關心愛護幹部就是要從這些具體的、細小的事情抓起。各級領導都要積極創造條件,為之努力,即使暫時解決不了的,也要向大家說明情況,取得理解,使幹部真正感到體貼入微,關懷備至。
最近,我們發現有些幹部精神上長期處于一種疲勞狀態,有的因此產生一種“厭戰情緒”。經調查,有這類反映的幹部占一定比例,而且大多數是骨幹。從總體上看,勞改工作是很辛苦的,廣大幹警長年累月鎮守在“火山口”,為社會的穩定、經濟的發展作出了突出的貢獻。尤其近幾年來,上海勞改工作年年提出新目標,各項工作都要有突破,任務重,要求高,但警力顯得不足,有些幹警的素質也一時不能適應工作的要求。因此,很多同志的工作處于快節奏、滿負荷的狀態,思想上的弦綳得很緊。有的幹部說,勞改幹部是三頭六臂,一年忙到頭,管教工作既要確保全年安全,又要搞分類改造、分級管理,年底還要寫一篇文章;生產上年初開門紅,二季度雙過半,三季度戰高溫,迎國慶,四季度要苦戰,全面完成各項指標。管教、生產工作一環緊扣一環,確實忙得不亦樂乎。第一綫幹部,包括基層的領導同志,長期得不到較好的休整,於是產生精神上的“疲勞感”。
勞改工作提出的高要求和出現的快節奏,這是整體工作上台階的必然現象。因此,各級領導幹部要從保護幹部的積極性出發,切切實實抓好三件事:
一是經常關心幹部的健康狀況。幹部的身體素質是做好各項工作的前提,各級領導幹部要把關心幹部健康擺在重要議事日程,逐步建立起幹部定期體檢制度,針對部分幹部健康不良的狀況,採取有效措施,提高他們的身體素質。同時,要因地制宜地組織幹部參加各類文體、健身活動,增強體質。
二是提高工作的科學性。各級領導要科學、合理地安排工作。我們提倡八小時內高效率、快節奏,八小時外由幹部自己安排學習、娛樂或料理家庭事務等。什麼叫工作好?這裡有兩種評價方法,一是加班加點,但效率低,工作質量低;二是八小時內高效率,高質量。我認為要改變傳統的評價方法,考核幹部工作好,要着重看實績,看幹部工作的效率、質量。我們提倡八小時內高效率、高質量,反對低效率、低質量的加班加點。當然這裡涉及幹部的素質,要具體研究,進行試點。對脫離實際的、繁瑣的工作制度,如不切實際的台賬等要進行改革,減少無效的勞動,還要減少會議,精簡檔案。與此同時,要適當調整警力,改變第一綫警力不足的狀況。
三是要建立幹部的休整制度。現在不少幹部的公休都放棄了,這種做法不宜提倡。這項工作要一級抓一級,一級關心一級,分批分期,多渠道地安排好各類公休活動,調劑身心。各基層單位領導要有計劃地安排第一綫的同志脫產一段時期,參加一些學習、研討、交流活動,一些業務骨幹可以有計劃地到外單位對口學習,汲取新經驗、新理論、新知識,開闊思路,以利再戰。

五、 幹部培訓工作要從學歷培訓進入崗位職務培訓的新階段
勞改工作好比一項宏偉的工程,它需要設計者的高超設計和操作者的良好素質。從某種意義上說,領導是設計者,第一綫幹部是操作者。如果沒有操作者的嫻熟技能,設計者的精心設計也還是一紙空文。反之,雖然有技術高超的操作者,設計師卻不高明,也不可能生產出優質產品。因此,有志于勞改事業的同志,不論領導或是第一綫幹部,都既要有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和強烈的事業心,又要具備一定的專業水平。
幾十年的勞改工作的實踐,曾經造就了一批有豐富實踐經驗的幹部,經過近幾年較正規的“雙補”、學歷培訓、崗位職務培訓等,全局幹部的文化、業務素質又上了一個新的台階,對工作的發展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但從長遠發展的目標看,我們還很缺乏各類精通專業的人才。據反映,目前幹部中,搞管教的不精通管教,搞生產的不熟悉生產,搞政工的不善於做人的工作的情況還不少,農業人才有脫檔的危險。即使是專業強一些的同志,從發展的眼光看,也還需要深造。因此,各單位必須大力加強專業培訓,提高全員專業素質。
為了使崗位職務培訓迅速推開,並取得成效,需要解決好五個問題。
一要克服培訓工作已“差不多”的思想。這幾年各單位都花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對幹部進行了文化培訓,基本達到了局三年規劃所提出的要求,不少人認為幹部培訓已“花了本錢,得了文憑,差不多了”。應該看到,學歷培訓是重要的,有了一定的知識面,就有了專業培訓的基礎,但它不能代表專業知識和實際工作能力。要提高專業水平和實際工作能力,必須邊實踐,邊有計劃地參加專業培訓。此外,由於工作的發展,層次越來越高,從這個意義上說,培訓不是“差不多”,而是“差得多”。我們要趁熱打鐵,迅速地把重點從學歷培訓轉移到崗位培訓上來,全面提高隊伍的專業能力。
二要對業務骨幹進行重點培養。抽調什麼樣的幹部去參加專業培訓,這裡有一個思想、方法問題。我們有些領導同志,雖然也花了本錢,但本錢沒有花在點子上。因此業務骨幹沒有機會出去學習、深造,而工作上可有可無的人倒機會不斷。為什麼會產生這種情況?原因之一是怕抽骨幹去學習影響工作。這是短視的做法,必須予以改變。各級領導要用長遠的戰略眼光看問題,對越是政治上強的,有後勁的骨幹,越要進行重點培養,為他們創造學習、深造的機會,把本錢花在刀刃上。
三要有明確的培養方向。為了使專業培訓取得成效,我們認為,對幹部要定向培養,因人施教。由於幹部的資歷、愛好、氣質不同,有的擅長管理,有的擅長教育,有的擅長搞生產,有的擅長搞經營等等,因此,組織專業培訓,要儘可能根據幹部各自的特點,有側重地加以培養。
四是對培訓過的幹部要充分發揮他們的作用,引導他們深入實踐,給他們壓擔子,出題目,在實際工作中豐富知識,積累經驗,增長才幹。白茅嶺農場教導大隊在幹部中開展理論研究,三年跨了三大步: 1987年這個大隊幹部“人人動手,總結經驗”中寫的材料都是比較粗淺的調查報告;1988年是調查報告與論文各半;1989年的論文質量越來越高。這就是他們注重專業培訓,在實踐中提高的結果。
五是要分層次培訓,紮紮實實地從基礎抓起。對不同崗位的幹部,要提出不同的應知應會要求,而且儘可能一專多能。如管教幹部要文武雙全,既能管,又能教;既會擒拿格鬥,又會做個別教育工作;既懂管教,又懂生產。某單位有個幹部因不懂生產,犯人就故意刁難他。他急得沒有辦法,為了完成生產任務,只得用香煙“兜一圈”,“放一炮”,來刺激犯人勞動。二支隊有個管教幹部剛從警校畢業時,由於不懂生產,也碰到過犯人刁難,於是他下決心學,翻閲資料,向工人師傅請教,在短短一個月內基本掌握了他所在工段的生產工藝和操作規程。從此犯人再也不敢出難題了。這個同志說,管教幹部光懂管教,不懂生產,等於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工作,至多做好一半事。他的話正說明了幹部掌握多方面知識的必要性。這個例子說明,崗位職務培訓要從實戰出發,各單位從現在起要重視起來,土法上馬,抓好試點,取得經驗,逐步推廣。

六、 創造激勵環境,充分發揮幹部的聰明才智
提高幹部素質,除了靠幹部自身的努力外,還需要為他們創造一個能引導奮發向上,充分發揮聰明才智的激勵環境。在這個環境裡,他們看到了自身價值,意識到本人的進步和成績受到了尊重和肯定,就會把蘊藏的潛能充分發揮出來,從而激起更高的工作熱情。
激勵的方法有多種多樣。可是在一個時期內,我們有些領導往往偏愛於物質的刺激。其實,群眾的慾望不是單一的,他們既有物質欲,也有成功欲、創造欲和貢獻欲等等。我們應該創造一個能滿足幹部各種層次慾望的,精神、物質相結合的激勵機制,尋求調動幹部積極性的最佳方法。
強化激勵機制,我們認為可以從四個方面進行探索。
一是獎懲要科學。首先要發揮輿論褒貶的效應。批評和表揚是激勵機制中最普遍的方式。對先進的要表揚,樹立榜樣,對落後的要批評幫助,要提倡以奉獻為榮,使之成為激勵幹部群眾的精神動力。現在有些單位輿論風氣不正,對好的思想和行為不及時宣傳、肯定,對壞的思想和行為鞭笞不力,連評先進還要搞照顧,大家輪流,使褒貶失去作用。其次,要採取精神、物質、行政相結合的方法鼓勵先進,鞭策後進,如在分配上拉開檔次,真正破除幹好干壞一個樣,對第一綫幹警實行某些傾斜政策等等。現在有的單位發獎金成了“大鍋飯”,而不是把它看成對工作成績的肯定,不少人拿了獎金當“外快”,由於獎勵不當,失去了激勵作用,有時還適得其反,成了“腐蝕劑”,誘發了“一切向錢看”的傾向。第三,考核要科學、配套。現在不僅要有對第一綫幹部的考核標準,而且應該健全對科室及領導幹部的工作考核。第四,獎懲要及時。現在我們有些單位往往是年底算總賬,打“混賬”,被獎者因時過境遷,往往失去激勵效應,諸如此類的問題都值得我們研究。
二是不拘一格用人才。近幾年來,我們衝破了論資排輩的思想框框和“左”的思想,在幹部、工人中大膽起用了一批能人。實踐證明,這是激勵人才輩出,促進事業發展的成功經驗。現在有少數幹部認為,起用能人的工作似乎已經完成了。這種看法是錯誤的。從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看,實踐出人才,只要有社會實踐的地方,必定會有新的人才不斷湧現。所以選拔人才的工作必須繼續進行下去,使它在激勵幹部成才上發揮更好的作用。
三是提倡行行出狀元。勞改工作是綜合性的,方方面面都要圍繞改造人服務,在每個崗位上都能做出成績。我們要在各類幹部中樹立崗位成才的典型,使每個工作人員都有崗位成才的奮鬥目標,都有應知應會的工作要求。無論是帶隊幹部,還是門衛,表現突出的,都能定為副科級、正科級,或者是優秀教管員、管教師等等。少管所鍾華霖是個普通的小隊幹部,但是他刻苦鑽研,在教育改造違法犯罪少年工作中作出了突出貢獻,被提升為副處級幹部,至今仍戰鬥在小隊長崗位上。今後我們還要在各類幹部中樹立這樣的“狀元”,讓更多的幹部在本職崗位上奉獻、競爭。
四是注意揚長避短。每個幹部,既有他的長處,也有他的短處,如何在使用時揚長避短,實現他的自我價值,對幹部本身將會產生一定的激勵作用。有的幹部當大隊長不行,但是搞科研工作卻比較合適;有的管理犯人、勞教人員不行,但能當好一個政治教員;有的不善管教業務,卻精於生產、經營之道等等。市監獄有個幹部,原先安排當管教,領導發現他工作雖有責任心,但教育改造犯人的點子少,不善言辭。後來調到警衛班,11年來,他把守着監獄的“要道”,並在實踐中創造出了一套獨特的工作方法。由於他認真負責,一絲不苟,曾截獲了一名化裝越獄逃跑的罪犯,被稱為“鐵將軍”,連年獲獎。由此可見,各級領導要經常出題,瞭解、研究每個幹部的特長、興趣、愛好及培訓方向,把他們放到適當的崗位上發揮才幹,就能充分激勵每個人的積極性。七、 隊伍建設的關鍵在領導
最近我們在進行幹部隊伍現狀調查時,接受問卷調查的700多名第一綫幹部,有70%反映領導的戰略眼光應該放在抓隊伍建設上。我們認為,這是來自基層的呼聲,是群眾的思想脈搏。它既是對領導幹部決策、行事的熱忱希望,又是參政議政的忠告。各級領導幹部應當清醒地認識到,領導工作的重點是抓隊伍建設。
近幾年來,我們在隊伍建設方面已積累了一些經驗,為了把隊伍建設得更好,各級領導要加強幹部隊伍建設的實踐和理論的研究。抓幹部隊伍建設既要繼承歷史的好傳統、好經驗,在實踐中加以運用發展,又要注意根據改革開放的新形勢、新特點,在豐富的實踐中進行探索,提出新的見解,創造新的經驗。革命導師曾經說過,沒有革命的理論,便沒有革命的運動。在各級領導幹部十分緊迫地認識幹部隊伍建設重要性的時候,如果對隊伍建設的實踐與理論的研究不加以重視,那麼,我們抓隊伍建設的自覺性就不可能持久,甚至隊伍建設的指導思想也可能發生偏差。
目前,我們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做研究和探索: 一是幹部隊伍建設的指導思想、戰略目標;二是各類幹部的思想、工作現狀及需要解決的問題;三是影響隊伍建設的主要矛盾及其解決的途徑和方法等等。研究的目的是為了指導實踐,各級領導幹部要親自抓這件事,帶頭研究,做出成效。
領導班子是隊伍的“火車頭”。在一定意義上說,領導班子的素質決定了隊伍的素質。隊伍建設的關鍵在於領導,一個單位的領導班子是帶頭弘揚“紅燭”精神,團結一致,顧全大局,廉潔勤政的,這個單位的幹部隊伍必然欣欣向榮,有朝氣、有較強的戰鬥力。反之,領導班子私心重,搞內耗,本位主義嚴重,工作優柔寡斷,那麼,這支隊伍必定是一盤散沙,士氣低下,沒有戰鬥力。所以,領導班子的建設至關重要。領導班子建設不落實,隊伍建設也只能是空談。
我們認為,各級領導班子建設要圍繞鄧小平同志提出的“內部團結,努力工作,廉潔奉公,做群眾榜樣”的要求和黨的十三屆六中全會的決定,聯繫本單位的實際,逐項落實。領導班子首先要做到“六個提倡,六個反對”,接受幹部、群眾的監督,領導幹部要在六個方面做幹部、群眾的表率: 一是無私奉獻的表率;二是頑強拚搏的表率;三是顧全大局的表率;四是同心同德的表率;五是廉潔奉公的表率;六是鑽研業務的表率。只有各級領導班子身先士卒,做好表率,我們的隊伍建設才會出現新的面貌,幹部素質才能上一個層次。
“八五”規劃的制訂和付諸實施,標志著上海勞改工作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在這個五年中,上海勞改工作的奮鬥目標是要創造一流水平,然而能否創一流,關鍵取決於幹部隊伍素質能否上一流。各級領導務必發揚堅韌不拔、勇往直前的精神,花大力氣、下苦功夫抓好幹部隊伍建設,為創造具有中國特色的勞改事業作出我們的貢獻。

弘揚“紅燭”精神創建思想政治工作特色弘揚“紅燭”精神
創建思想政治工作特色
(1990年4月)從宣傳“紅燭”精神活動的情況看,是令人鼓舞的,許多單位已經積極地行動起來了。據我不全面的瞭解,不少單位已成立了宣傳“紅燭”精神領導小組。軍天湖農場、勞改一支隊、市監獄等單位還擬定了具體實施計劃。勞改七支隊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會,就宣傳“紅燭”精神作了專題研究。少年管教所舉辦了以弘揚“紅燭”精神,當好科、中隊長為主題的學習班。宣傳、弘揚“紅燭”精神的活動已在全局範圍內展開了,行動如此迅速,說明我們上海勞改局上下的心是相通的,說明弘揚“紅燭”精神活動是完全符合我們當前幹部隊伍、工人隊伍的思想實際的,因此必然會獲得廣大幹部、工人的擁護和支持。大家反映說: 一月工作會議將開展宣傳“紅燭”精神的活動列為全局思想政治工作的一個重要環節來抓,是非常適時、非常正確的。
“紅燭”精神不是哪個人先提出來的。“紅燭”精神是我們廣大幹警經過黨的長期教育和幾十年的創業,逐步形成的一種奉獻精神。這種精神是客觀存在的,它蘊藏在我們勞改幹警和工人之中,是我們隊伍的靈魂,是實現我們工作目標、戰勝各種困難、奪取勝利的精神支柱。越是困難,越顯示它的威力。蘊藏在幹警中無私奉獻的精神是怎麼發現的呢?我記得當時情況是這樣的,1987年我們在總結一個大隊工作的時候,發現這個大隊的幹警隊伍所以富有戰鬥力,她們所以能夠戰勝困難,奪取勝利,主要靠三種精神,而無私奉獻就是其中的一種主要精神。我們在總結她們的經驗以後,曾經在全局範圍內進行過宣傳,召全局幹警、工人學習女勞教大隊的奉獻精神,可惜當時沒有普遍引起重視。1988年,我和黃順才等領導同志參加軍天湖農場成立30周年場慶,曾觀看軍天湖農場幹部的文藝演出,看到了舞蹈《紅燭頌》時,我們心情非常激動。我與黃順才同志的想法不謀而合: 我們的幹警、工人就像是燃燒的紅燭,照亮別人,燃盡自己。“紅燭”精神正是勞改幹警、工人奉獻精神的真實寫照和集中概括,於是就產生了要大力宣傳“紅燭”精神的想法。這就是倡議“紅燭”精神產生的過程。
“紅燭”精神是我們隊伍的靈魂,是我們工作的精神支柱,宣傳弘揚“紅燭”精神就不是權宜之計,而是一項長期的任務。今年僅僅是開頭,以後要不斷深化、完善。我們要把“兩勞”幹警的傳家寶,世世代代傳下去。我們要依靠它戰勝前進中的各種困難,依靠它創建具有中國特色的勞改事業。
我認為,“紅燭標兵”和“紅燭精神獎”獲得者,應該不同於先進工作者。這兩者之間既有嚴格的區別,又有某些方面的聯繫。“紅燭標兵”和“紅燭精神獎”獲得者,主要體現在思想上、精神上的無私奉獻。這種奉獻就是個人利益服從黨和國家的利益。具有無私奉獻精神主要反映在兩個方面,一是工作中,二是社會活動中。工作中有無私奉獻精神的同志,工作中必然是先進的,如果工作中毫無創見,毫無實績,就談不上無私奉獻。從這個意義上講,奉獻精神同工作實績是有一定聯繫的。表現在社會活動中的無私奉獻同我們的具體工作往往沒有直接關係。譬如我們幹警、工人的親屬,為了勞改事業,為了支持配偶或子女更好地工作,默默無聞地作出了貢獻,這就是在社會活動中的無私奉獻。如退休工人、市老有所為十佳榜首趙錦堂同志,他無私奉獻的精神也體現在社會活動中。
而先進工作者,主要是指在一定範圍內可以列入某項工作的先進行列。比如在改造、生產或其他各項工作中有所創新,有所突破,做出顯著成績。因此,這兩者的區別概括地說,前者是從精神境界上講的,後者是從工作實績中講的。有的同志既是先進工作者,又可能是“紅燭”標兵獲得者。但我認為,從思想上、精神上、境界上講,“紅燭”標兵獲得者比先進工作者要求更高。這兩者的關係,隨着我們的實踐、探索,將更加明確起來。
宣傳“紅燭”精神不是一家的任務,也不是一個部門的工作,要黨、政、工、團一起行動,運用一切手段,多渠道、多形式、多層次地進行宣傳。我們要宣傳閃耀着“紅燭”精神的人和事,這是我局當前精神文明建設的一個極其重要的方面。用文藝形式宣傳“紅燭”精神當然是“紅燭”藝術團的主要任務,但不是藝術團的唯一任務,我希望“紅燭”藝術團能成為弘揚“紅燭”精神的輕騎兵。擔負這一任務的還有我們《大牆內外》雜誌社,他們將創作出歌頌具有“紅燭”精神先進人物的文學作品,在大牆內外大張旗鼓地進行宣傳。我希望“紅燭”藝術團和《大牆內外》雜誌社能夠發揮各自獨特的功能,為宣傳弘揚上海勞改系統的“紅燭”精神作出貢獻。

黨政工團都來做青年工作黨政工團都來做青年工作
(1990年5月)我們把大家請來共同研究青年工作,希望進一步重視青年工作,黨政工團共同做好青年工作,更好地發揮青年的作用。

一、 進一步統一思想
1986年,司法部提出“提高改造質量,提高經濟效益,提高幹部隊伍素質”的要求時,我們勞改局的黨政領導就意識到,兩個提高取決於一個提高,即提高改造質量、提高經濟效益取決於幹部隊伍素質的提高。因而這些年來,我們花了很大的精力、財力,狠抓了幹部、工人隊伍的建設,這裡麵包括許多青年幹部和青年工人的教育培養。從我局的狀況看,青年(35周歲以下)占了45%,從工作情況看,絶大多數青年在管教、生產第一綫。三年前我們召開了青年工作會議,就是因為我們已感到這支力量太重要了。這幾年我們的各項任務之所以完成得比較好,很重要的一個因素是青年同志發揮了積極作用,他們是上海勞改系統的一支生力軍。但從目前情況看,我們的工作要再上一個台階,首先是幹部、工人的素質要再上一個台階。因此,無論是完成當前工作還是實現長遠規劃,抓好青年工作,具有深遠的意義,各級黨政工團組織要有緊迫感。
有同志說,是一代又一代的青年推動了上海勞改事業的發展。上海勞改工作的四十年,是一代又一代青年奉獻的四十年。從某一個角度說,這話是有道理的。為上海勞改工作作出畢生貢獻的離退休老乾部、老同志,還有我們這些人,當年就是上海勞改系統的第一代青年。毛澤東同志五十年代在蘇聯接見中國留學生時說,青年是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希望寄託在你們身上。當時我們感到這話講得既生動又深刻,受到莫大的鼓舞。去年中央12號檔案對青年的評價,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突擊隊,是黨和國家的希望和未來。我認為這段話對青年的地位、作用作了十分明確的闡述,是對當代青年的總結和肯定,我們要從這個高度去認識青年,認識青年工作。
我們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寄希望于青年繼續沿著社會主義方向前進,為振興中華建功立業、貢獻青春,在實踐中鍛鍊成為合格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既然青年是代表未來的,他們也必然成為妄圖改變我們國家前進方向的國內外反動勢力的爭奪對象。這幾年,無數觸目驚心的事實已經從反面給我們上了深刻的一課,也使我們深深地感到,在認識青年的地位、作用的同時,還要進一步深化認識,看到這是關係到黨和國家興衰存亡的工作,從而自覺地加強青年的教育培養。
青年工作是黨政工作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加強並做好青年工作,是各級黨委、行政義不容辭的責任。我不主張黨政領導支持青年工作這一說法,如果各級黨政領導的思想認識真正提高了,大家會這麼看的,即黨政對青年工作不是一個支持問題,而是一個責任問題。同時,在現實生活中,青年幹部、青年工人與共青團和工會組織的關係密切、直接,所以,共青團和工會組織在做好黨政的助手、聯繫群眾的橋樑的同時,要緊緊圍繞黨政工作的中心,根據青年的特點,獨立負責地開展各項有益於青年政治上進步、思想上健康、業務上提高的活動,使青年真正鍛鍊成為一支黨政可以信賴的生力軍。

二、 從實際出發,紮紮實實地落實措施
怎樣使會議精神落到實處?總的原則是,結合各單位的實際,根據現有的工作基礎,從不同起點提出不同的要求,制定切實可行的措施。用大家的話說,要“雷聲小,雨點大,雨要下透”,真正把青年工作重視起來,加強起來。
1. 要提倡黨委、行政、工會領導同青年交朋友
青年是社會力量中的一個重要方面,同青年交朋友,是我們黨密切聯繫群眾的渠道之一,也是做好青年工作的基礎。你要做青年工作,你就得熟悉青年,瞭解他們的需要,摸準他們的思想脈搏,然後才能有的放矢。交朋友就是有效途徑。各級黨政工領導要通過談心、工作探討、學術研究、文娛活動等形式,與青年溝通思想,融洽情感,廣交朋友。以往的實踐證明,黨政工領導以青年的朋友出現在青年中間,青年就會感到親切、平等,也會無話不談,自然你的教育也就容易入耳入腦。
2. 青年工作要列入各級黨委、行政、工會的工作目標
黨、政、工在考慮工作的時候,一定要把青年工作納入範圍,作為工作目標一起下達,年終進行考核。這裡,有兩個關係要處理好,一是黨政工領導要尊重青年,信任青年。我想是否建立一些制度,創造一個雙向交流的環境,黨政工領導可以經常向青年說說工作打算、工作意圖,需要青年如何努力,同時,直接聽取青年意見、看法,達到相互交流思想,共同統一認識,激發青年的聰明智慧和創造性的工作。
二要給青年壓擔子。青年人好學好勝,進取性強。我們要因勢利導,發揮他們的長處。各級黨、政、工在教育青年做好本職工作的同時,要給他們出課題、壓擔子。如搞管教的,引導他們研究分類改造怎樣深化;搞生產經營的,研究怎樣完善管理,搞活經營,提高經濟效益;做工的,怎樣鑽研技術成為中級工、高級工;務農的,怎樣依靠科學種田,奪取豐收。青年人有了擔子,一方面使他們感受到了組織的信任,有利於各展其長,增強自信心,另一方面有利於培養他們“愛我中華,崗位成才”的思想,使好學好勝持之以恆。如果我們各級黨、政、工領導能這樣思索,這樣實踐,那麼,我們這支青年突擊隊的層次就可大大地提高。
3. 黨、政、工要與共青團親密合作
這幾年,我們思想政治工作形成了一條基本經驗,就是黨政工團齊抓共管。青年的培養教育,也應該黨政工團一起動手,親密合作,向把青年培養成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一代新人的目標努力。
“四有”人才的培養教育,政治上的培養教育是第一位的。所謂政治上的培養教育,扼要地說,就是要有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當前,有些青年這方面的觀念比較淡漠,必須切實改變。如何做到這一點,我認為,這不是哪一個部門的事,而是全黨、全社會的責任。各級黨政工團要緊密合作,運用適合青年特點的,為他們喜聞樂見的方法,組織青年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引導他們樹立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人生觀。同時,要用豐富多彩的形式,使青年瞭解國內外形勢和中國的國情,教育他們關心國家大事,激發愛國主義熱情,使青年懂得個人與國家前途不可分割,懂得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進而為振興中華、實現四化,為創建有中國特色的勞改勞教事業不懈地奮鬥。
培養青年的途徑是多方面的,各級黨政工團在實踐中都有許多創造,集中起來說,是組織培養和自我培養。組織培養除了大面積的普通培養外,黨政工團要通過必要的考察,選拔政治上堅強、業務上過硬、有發展潛力的青年,根據他們的特長,分層次、分專業進行定向培養。與此同時,樹立正面典型,號召青年學習,引導青年自我教育,自我培養。這裡要注意典型的先進性,即樹起來的典型必須是青年的表率,具有說服力和號召力,如白茅嶺農場的一個團幹部,不但一人一年完成了三年的任務,而且帶領青年把團的工作搞得有聲有色,受到各方面的好評,有很強的說服力。樹立典型還要注意代表性,只有一個典型不行,要有各個方面、各個層次的典型,這樣,可以把全體青年帶動起來,自我教育、自我培養也能得以實現。
4. 對青年既要嚴格要求,又要熱情愛護
嚴格要求與熱情愛護是辯證的關係。既要嚴格要求,又要熱情愛護,兩者不可偏廢。當前全局上下開展的學雷鋒、弘揚“紅燭”精神的宣傳教育活動,體現了這個思想。
學雷鋒、弘揚“紅燭”精神的活動一要有聲勢,家喻戶曉;二必須落到實處。各級黨政工團要向青年(全體幹部、工人)明確提出,弘揚“紅燭”精神的最基本要求,一是兢兢業業地做好本職工作,崗位創優;二是正確處理好國家、集體、個人三者關係,一切服從事業的需要,服從國家、集體利益的需要。勞改局提出的“六個提倡,六個反對”,要根據各單位的實際情況加以具體化,在各條戰線包括青年中間貫徹落實,踏踏實實、有針對性地解決一兩個問題。我想,只有處理好了嚴格要求與熱情愛護的關係,我們一定能帶出一支有戰鬥力的青年隊伍,這才是真正對青年負責,對黨和國家負責。

深化改革重在領導深化改革重在領導
(1991年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改革一直是上海勞改工作的主旋律。改革給各項工作帶來了活力,給幹部、工人帶來了實惠,改革成就,有目共睹。當前要不斷深化改革,而深化改革,首要的是領導幹部。

一、 統一領導認識
經過1989年春夏之交那場政治風波以後,在我們領導層中,對當前上海勞改工作要不要進一步深化改革,如何擺正穩定與發展的關係,怎樣正確處理穩妥與改革步子再邁大一些之間的關係,如何看待“大氣候”等問題上,認識不盡一致。不解決好這些認識問題,不把我們的認識統一到正確的軌道上來,不但深化改革將成為一句空話,而且已經取得的改革成果也可能付之東流。所以,改革要深化,當務之急是要進一步統一領導層的思想認識。
1. 要擺正改革與穩定的關係。前幾年,上海勞改工作改革的步子較大,但近年來氣氛淡化,個別單位甚至出現了走回頭路的現象。怎麼會出現這種情況的呢?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我們一些領導幹部對改革和穩定的辯證關係缺乏正確的認識,求穩怕亂,擔心改革引起震動,震動帶來不穩定。全力維護穩定是我們始終要堅持的工作指導思想,沒有一個穩定的局面什麼事情也辦不成。但是,穩定與改革並不是相互對立、相互牴觸的,穩定會給深化改革和進一步發展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而深化改革又會促進和鞏固穩定的局面,取得真正的穩定,兩者相輔相成,互為因果,並不矛盾。
當然,有些改革方案出台,可能會引起局部的震動,但這只是暫時的,只要我們採取正確的有力的措施,不僅能把震動控制在最小範圍,而且還能把這種震動變成促進和鞏固穩定、加快改革進程的強大動力。如汽車廠剛開始推行工人簽訂合同上崗、幹部改任命為聘用時,在全廠引起很大的反響,被清退、解聘下來的個別人甚至上訪到局裡、報社。但由於黨政工團齊抓共管,思想工作細、透明度大,提高了群眾的承受能力,得到了群眾的擁護和支持。至今該廠已解聘、清退105人,無一人閙事。相反其中的不少人由消極悲觀轉為自我反思,振作精神,目前已有48人重新上崗。
2. 正確處理穩妥與改革步子再邁大一些之間的關係。改革的深化,標志著較低層次的改革要走向較高層次的改革,單項的改革要走向綜合配套的改革,試點要向普及發展。要實現這一目標,難度確實很大,困難也不少。因而我們一些領導同志就產生了畏畏縮縮、不敢邁大步的思想,似乎要確保改革穩妥進行只能慢慢來。我們認為,改革要從實際出發,不能草率從事,急於求成,但也不能徘徊觀望,裹足不前。如果大家都謹小慎微,明哲保身,那麼,我們的四化大業何年才能實現?我們的“八五”計劃哪天才能完成?
改革的穩妥與否,並不直接取決於改革步子的大小,改革的穩妥與加快步伐並不矛盾,關鍵就看我們(1) 改革的方向是否正確把握;(2) 改革的前期準備工作是否充分;(3) 幹部、群眾是否真正發動起來了;(4) 改革的配套措施是否落到實處。如果方向對頭,準備充分,全面發動,措施落實,步子大一點,快一點,不但不會出亂子,還會推進改革,提前實現目標。反之,步子即使邁得再小、再慢,也不一定穩妥,難保不出亂子。因此我們要緊緊依靠黨的領導,緊緊依靠廣大幹部、群眾,採取積極而又穩妥的方針,儘可能把步子邁大一些、快一些,有步驟、有秩序地把改革引向深入。在這方面,閥門廠的領導為我們作出了榜樣。近年來,該廠領導從實際出發,正確處理穩妥與改革步子再邁大一些之間的關係,堅持深化改革,較好地調動了幹部、工人的生產積極性,產值、利潤三年上了三個台階,初步形成了自我發展、自我完善的生產經營機制。
3. 要正確認識“大氣候”。現在,我們一些幹部一說起“大氣候”,似乎都是消極因素,把“大氣候”同不利因素完全等同起來。這是形而上學的觀點。首先,我們要以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來認識“大氣候”,看到它的本質方面、主流方面。這幾年,我們黨狠抓黨風,狠抓廉政,清除腐敗分子,純潔黨的肌體,取得了可喜的成績;倡導學雷鋒,樹新風,糾正行業不正之風,克服“一手硬,一手軟”的傾向,促進了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優化了社會環境;治理整頓,深化改革,制止經濟效益滑坡,搞活大中型企業,發動群眾抗洪救災,使國民經濟逐步走上持續、穩定、協調發展的道路;強調深入基層,密切聯繫群眾,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群眾中蘊藏的社會主義積極性正在進一步激發出來。這一切充分說明,國內“大氣候”的本質方面、主流方面是積極的、健康的,發展趨勢也是好的。當然我們也不否認“大氣候”中有不少消極因素,有陰暗面,但這是非本質的方面、次要方面,而且隨着改革深化,可以逐步克服和解決。
其次,我們也不能把“大氣候”中消極因素當作不思進取、無所作為的“擋箭牌”。“大氣候”是一個一個“小氣候”綜合而成的,成千上萬個“小氣候”好了,就能改善和優化整個“大氣候”;形成了良好的“大氣候”,又能促使一個一個“小氣候”向更積極方面發展。因此,我們要抓住“大氣候”中的積極的、有利的因素來推動我們的工作,發揚思想政治工作黨政工團齊抓共管、宣傳“紅燭”精神等一系列好的傳統、好的做法,加快改革步伐,形成勞改系統良好的“小氣候”,進而為優化整個“大氣候”作出貢獻。
總之,各級領導幹部要確立這樣一種認識: 改革不可能一步到位,改革的任務還很艱巨,我們絲毫不能滿足於過去的工作和已取得的改革成果,絲毫不能鬆懈自己的鬥志。滿足現狀、中斷改革是沒有出路的;不思進取,改革不力,就是嚴重的失職!因此,全局上下,特別是各級領導幹部都要有深化改革的緊迫感。二、 領導幹部要經受考驗,率先垂範,建功立業
深化改革是實現各項工作目標的唯一出路,它的成功與否主要取決於領導的思想方法和精神狀態,取決於領導幹部能否在深化改革中做到正、能、硬。
1. “正”是領導幹部應有的形象和對領導幹部的基本要求。己身不正,難以正人,在深化改革中也是如此。從個體講,每個領導幹部要做到六個表率作用,以黨的事業為重,不怕承擔改革失誤的責任和風險。當改革涉及領導本人的利益時,能大公無私,正確對待,如幹部人事制度改革時,領導要有能上能下的思想準備,分配製度改革上要正確處理好領導與群眾的利益關係,在對待親屬的問題上要一視同仁等等,從而為群眾樹立榜樣。
從集體上講,領導班子的團結、協調也是“正”的表現。改革方案要集中集體的智慧,改革的部署要統一認識,統一行動。黨政領導團結協調,同心同德,群眾才能真正發動,改革才能成功。近幾年,我們在推行支隊長負責制中認識到,一個好的領導體制的推行和完善,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領導班子特別是黨政主要領導的配合協調。如果班子出現內耗,或相互拆台,或消極旁觀,或各行其是,勢必影響整體形象,領導體制的改革就會難以正常推行。勞改一支隊這幾年工作上得快,與黨政領導配合默契,領導班子在群眾中有較強的號召力有很大關係。
2. “能”是指洞察事物的能力,果斷決策的能力,解決重大問題的能力,駕馭全局、開創新局面的能力。具體地說,第一,要有宏觀戰略眼光,要善於抓大事,駕馭全局。如對怎樣結合實際,創造性地貫徹上級精神,完成好“八五”計劃,本單位改革如何深化,工作創一流等重大問題,都要有一個較為清晰的思路和部署。第二,要善於抓住工作的主要矛盾,突出重點,加強指導,協調各方,幫助基層解決實際問題。第三,要深入基層,深入群眾,調查研究,典型引路,從而開創工作新局面。
3. “硬”是指敢於在爭議中決策,敢於碰硬。領導幹部光自身正、有能力還不夠,還要硬。對事物的看法不可能上下左右都一致,一旦問題看準了,如果不敢在爭議中決策,不敢碰硬,不敢全力去抓,深化改革也不能成功。現在看來,“硬”要抓好幾個方面: 一是要敢於抓影響改革的關鍵環節和關鍵人物。從華焊廠、勞改二支隊“從嚴治廠”、“從嚴治警”的經驗看,他們就是敢於抓幹部及黨員中的問題,特別是敢於治“刺頭”、拔“釘子”,從而為深化改革掃清了障礙。二是要敢打硬仗。圍繞工作的重點,群眾敏感的熱點,長期未解決的難點,如機關如何改變人浮於事,富餘人員出路,如何解決分配“不公”等問題,領導要率先知難而上,過關斬將,各個突破。三是一抓到底,不打退堂鼓。改革要有韌勁,一旦看準的問題,務必堅持到底,抓出成效,決不半途退縮。改革的成功往往在於百折不撓、堅持到底的努力之中。前一時期,我們在“三大改革”中有不少好的改革方案和設想,有的堅持下來了,有的由於遇到各種困難而出現挫折中途夭折了,使改革功虧一簣,這個教訓應予記取。
綜上所述,領導幹部在深化改革中要正、能、硬三位一體,光正無能不行,有能不硬也不行,要以應有的膽略和氣魄,在深化改革中建功立業。

領導幹部要發揮表率作用領導幹部要發揮表率作用
(1991年2月)領導幹部,就是要帶領隊伍,衝鋒陷陣,為完成“八五”計劃而努力奮鬥。改革開放的形勢、飛速發展的時代、艱巨繁重的任務,要求我們的領導幹部,不僅能任勞任怨、埋頭苦幹,更要有膽識、有魄力、有高超的領導藝術,這樣的領導幹部,才能帶好隊伍打好仗。

一、 領導幹部要敢於冒尖,不怕擔風險
所謂冒尖就是爭第一,它是革命激情的體現,是強烈的革命事業心和責任感的體現。我認為,當今的領導幹部一定要有冒尖意識,這樣的意識越強越好。反之,一個領導幹部不敢冒尖,缺少這種革命精神,就不具備當好領導的條件。
我們的各項工作需要不斷改革,因為事物是不斷變化、發展的。要冒尖就要改革,改革總是有風險的,包括政治上、經濟上和技術上的風險。所以,要冒尖就不怕擔風險。回顧這些年上海勞改系統取得的工作成績,一條十分重要的經驗,就是我們要堅持改革,敢於冒尖,不怕擔風險,並且善於化險為夷。我認為,要做好今後五年、十年的工作,仍然要堅持這一條。
冒尖不是憑空的,不能停留在口頭上。要冒尖就要真干、實幹,就要千方百計地干。在我們前進的道路上,有許許多多的困難,領導幹部有了冒尖意識才不會被困難所嚇倒,才會堅定地帶領群眾克服困難。因此,我們要大力提倡冒尖精神,瞄準一流目標,創出一流工作。二、 領導幹部要善於依靠班子、依靠骨幹、依靠群眾,增強隊伍凝聚力
“八五”目標不是靠少數人能完成的,要依靠班子、依靠骨幹、依靠群眾,共同把藍圖變成現實。
依靠班子、依靠骨幹、依靠群眾要突出重點。從組織上說,基層領導班子和中隊、班組是重點。對領導班子,重點要抓好團結合作意識,提倡“五湖四海”,反對內耗乾擾。在我們的隊伍中,有些人往往自覺、不自覺地流露出排外思想。排外思想是幹部隊伍建設的一個大敵,必須認真克服,絶不能姑息遷就。我們一定要從事業出發,千方百計引進有能力的、我們需要的人才,安排好、使用好。從幹部層次上說,領導幹部、知識分子(特別是高級知識分子)和青年是工作重點。要充分發揮知識分子的作用,並把青年工作放在重要的議事日程上。堅持群眾路線,最大限度地把群眾發動起來,這既是我黨幾十年革命的基本經驗和光榮傳統,也是我們成功的法寶。在實施“八五”計劃中,領導幹部一定要全心全意依靠群眾。
實現“八五”計劃,需要一支凝聚力強、能打硬仗的隊伍。從總體上看,我們隊伍的凝聚力是比較強的,是能打硬仗的,但也有脆弱的方面,包括一些共產黨員在物質利益面前表現得不夠堅強。要完成艱巨的任務,就要增強隊伍的凝聚力,就要研究靠什麼來凝聚我們的隊伍。我認為,凝聚隊伍要靠兩手,一個是精神力量,一個是物質利益。這兩手要結合起來,相輔相成。對共產黨員,我們一定要強調黨性和理想,強調無私奉獻;對領導幹部,要求應該更高。弘揚“紅燭”精神,把精神放在第一位,這是我們社會主義的特色,單靠物質利益一手,或一手硬,一手軟,就會削弱隊伍的凝聚力,隊伍就會有這樣那樣的薄弱環節,就經不起嚴峻的考驗。

三、 領導幹部要善於以點帶面,指導工作
學習、調研、思考、決策、抓點(抓典型和試點)、總結、指導這七個環節,是領導幹部的基本工作方法。總結經驗的目的在於運用,在於指導實踐,同時在實踐中不斷總結新鮮經驗。三年工作總結的五條基本經驗,是成功的經驗,是全局兩萬多幹警、職工工作的結晶,是共同創造的精神財富,需要在“八五”期間進一步領會、運用、完善和發展,不能一總結就完事。對成功的經驗不運用,是最大的浪費。
領導幹部工作很多,所以一定要把主要精力用在刀刃上,要一手抓隊伍建設,一手抓重點攻關。真正抓好了這兩項工作,領導就有了發言權,就會事半功倍,帶動面上的各項工作。否則忙忙碌碌,到後來一事無成。因此,我主張在“八五”期間,領導幹部要明確自己的攻關項目,到第一線上去、到困難中去,帶領幹部、群眾一起攻關,取得經驗。這樣才能避免泛泛的、一般化的領導。
領導幹部帶領機關幹部到第一綫去攻關,這是領導作風和機關工作的一大改革,是加強基層工作的重要措施,也是培養基層幹部、發現人才的重要途徑。機關對基層僅僅是服務、指導還不夠,還應該提出更高的要求: 與基層一起探索,一起攻關,捆在一起,成敗與共。基于這個指導思想,提出了“三個壓縮、兩個深入”(壓縮會議、檔案、群眾性評比,深入基層、實際),不這樣,加強基層就會落空。機關工作的改革,也是對機關幹部的培養,機關幹部只有下基層鍛鍊,才能提高水平,適應日益發展的工作要求。

四、 領導幹部要善於抓住事物的本質,從深層次上解決問題
透過現象,抓住本質,從深層次上解決問題,是領導幹部根本性的職責。能否這樣去工作,能否在諸多的現象中抓住事物的本質,是反映領導幹部能力、水平和領導藝術的重要方面。幾年前,局黨委就明確提出了以抓幹部隊伍素質的提高,來推動改造質量和經濟效益的提高,這個決定就是抓住了問題的本質,抓住了深層次的問題。
長期堅持“穩定壓倒一切”,是我們實現四個現代化的一項根本保證。那麼,怎樣實現穩定呢?我認為,不能等待,不能一味地消極防禦,而是要主動進攻,通過積極有為的工作,從深層次上解決問題來確保穩定。我們需要政治的穩定,需要改造秩序的穩定,需要經濟運行的穩定,而這些又決定於幹部和職工人心的穩定。因此,領導幹部要抓住這個關鍵,通過三方面工作來實現人心的穩定: 一是加強思想政治工作,解決對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的信念問題,增強政治上的堅定性;二是培養幹部、職工熱愛本職工作,增強事業的自豪感和責任心;三是弘揚“紅燭”精神,創造和睦、協調的工作環境,搞好福利,解決後顧之憂,增強思想上的凝聚力。

五、 領導幹部要積極投身於理論研究
堅持實踐探索與理論研究、科技進步雙管齊下,是我們的重要經驗之一。作為領導幹部,不僅要大力提倡、積極支持理論研究和科技進步,還要結合本職工作,投身於理論研究和科技進步,並取得一定的成績,這一條應作為領導幹部工作目標之一。通過理論研究完成從感性認識到理性認識的飛躍,把從實踐中來,到實踐中去變為日常工作的自覺行動。一個領導幹部,應該在實踐探索和理論研究上都有較高的水平,這樣才真正有獨立工作的能力,才真正有發言權和領導權,才真正是一個稱職的領導幹部。
對上海勞改系統來說,今後的五年是承上啟下的五年,是決定性的五年,是上海勞改工作實現騰飛的五年!我們要有充分的思想準備,去克服種種困難和障礙。為實現局“八五”計劃,我們要樂觀而不自滿,憂患而不悲觀;只能前進,不能停滯;只能成功,不能失敗!我深信: 在市司法局的領導下,通過全局上下共同努力奮鬥,我們的“八五”計劃一定能勝利完成!用“紅燭”精神推動學習創新用“紅燭”精神推動學習創新
(2001年5月)在大會熱烈氣氛的感染下,我今天的心情特別激動。我感到今天的大會是一個充滿生機和富有活力的大會。黨委領導同志讓我在今天的大會上講話,我感到很為難。因為瞭解的情況不多,我想,我還是以老監獄工作者的身份講一些體會和建議。

一、 “紅燭”精神是推動上海監獄工作的原動力
今天我看到上海監獄系統廣大幹警共同創造和培育的“紅燭”精神再次光芒四射,感到十分欣慰。弘揚“紅燭”精神是一種精神文明建設,也是一項思想道德建設,其意義是極其深遠的。實踐證明,“紅燭”精神是推動上海監獄系統幹警隊伍建設和各項工作發展的原動力。只要我們科學地運用這個原動力,就能強有力地推動上海監獄工作快速發展,並取得突破性成果。這點我是有深切體會的。

二、 創新是新時期“紅燭”精神的特色
弘揚“紅燭”精神是有始無終的,必須長期堅持下去,這一點全局上下認識完全一致。但是隨着時代的發展、社會的進步,“紅燭”精神要不斷賦予新的內涵,提出新的要求,採取新的方式,這樣活動才能始終充滿活力。去年局黨委明確提出弘揚新時期的“紅燭”精神,賦予了新的內涵,提出了新的要求。
我曾經建議,弘揚“紅燭”精神在當前應該強調智力、能力和創造力的奉獻,而不是提倡去拼體力。據說這個觀點得到許多同志的認同。現在看來,這個觀點還需要延伸。我認為當今弘揚“紅燭”精神活動,應該大力提倡創新精神、創新思維和創新工作。江總書記講:“一個沒有創造力的民族,難以屹立於世界先進民族之林。”我通過學習、觀察、思考逐漸加深了對這一精闢論斷的理解。創新是一個民族進步的靈魂。沒有創新就沒有發展,人類社會是在不斷創新中發展的。創新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客觀要求。特別是這些年來,隨着世界進入經濟全球化、政治多極化的時代,國內形勢迅速發展,特別是我國加入世貿組織後,新情況、新問題、新矛盾層出不窮。就拿監獄工作來講,改造邪教類罪犯就是一個新課題。加上人們對客觀世界認識的逐步深化,這就要求我們以創新的思維認識世界,思考問題,以創新的工作去適應不断發展的形勢,否則就要落伍,陷入被動和困境。
聯繫上海的發展,1992年以來近十年間,其發展所以這樣快,正所謂“一年一個樣,三年大變樣”,就是市委、市政府在大膽創新中謀求發展的結果。今年上海又揮出大手筆,綜合開發黃浦江兩岸,申辦“世博會”等等,真是鼓舞人心。上海監獄工作發展到今天的水平,也是依靠持續的創新。2002年局黨委提出開發皖南兩農場的規劃,閃耀着創新思想。我相信只要我們解放思想,轉變觀念,同心協力,敢於創新,到時候農場一定會大變樣。目前監獄工作似乎還沒有重大突破,正等待着我們去創新,去突破!
領導要富有想象力,抓住機遇,敢於創新,但這只是事業成功的前提,最終還得靠大家一起創新。實踐告訴我們,創新不是少數人的事。我們要堅信每個人都有創新潛力,問題在於如何去發掘。我們要提倡敢為人先、不怕失敗、鍥而不捨的創新精神。但要做到這點不容易,這還需要“心底無私”和“科學態度”這兩個條件去支撐,如果有私心,患得患失,即使有能力也不敢創新。敢為人先不是莽撞,而是一種科學的態度、科學的決策。我建議為實現我們的工作目標,在全局範圍內發動創新,提倡創新,鼓勵創新。我們要儘快形成有利於創新的環境和機制,要不拘一格選用創新人才。我們有人才,人才在基層,需要我們去發掘培養。我建議創新列為考核單位、幹警,特別是領導幹部的重要標準。從嚴格意義上說,當今時代,缺乏想象力、缺乏創新力的領導,不可能是稱職的領導。
我希望“創新”成為上海監獄工作的一個鮮明的工作風格。我相信,在今後的弘揚“紅燭”精神活動中,將湧現出更多的創新型幹部。

三、 學習是奉獻的需要,創新的保證
創新的激情固然重要,光有激情還不行,創新不是表決心、拍胸脯、“拼老命”所能解決的,最根本還得靠本領。這樣就向我們提出一個問題,要學習,要在充分發掘現有智力、能力、創造力的同時,加強學習,刻苦學習,持之以恆地學習。要抓住一切機遇,利用一切可能向書本學習,向實踐學習,向社會學習,向世界學習,不斷充實知識,解放思想,轉變觀念,提高能力,否則哪來創新能力,怎能適應工作發展的要求呢!形勢逼着我們要學習,還不能按部就班地學習,而要拚命地、只爭朝夕地學習。局黨委非常重視幹警的學習,組織幹部去浦東新區考察、掛職鍛鍊就是一種很好的形式,也是一種創新。特別要強調一點,能否學有成效,還得靠自己。我的體會是,學習是奉獻的需要,是創新的保證,我們要積極營造濃郁的、經久不衰的學習氛圍。我希望善於學習這一品格將成為上海監獄幹警隊伍的一大特色。
我有一個夢,做了十多年了。這個夢,就是我們上海監獄工作進入世界一流的監獄工作行列。我迫切盼望這個夢早日實現。

適應監獄工作發展要求培養造就一支優秀的幹警隊伍適應監獄工作發展要求
培養造就一支優秀的幹警隊伍本文系王飛與上海監獄局專家組其他成員合作,原刊于《監獄理論研究》2007年第1期。
(2006年11月)提高幹警隊伍素質,適應未來工作發展,是一篇急待濃墨重彩書寫的大文章。從某種意義上講,幹警隊伍素質的高低,決定對罪犯改造質量的高低。從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全國人才工作會議精神的角度,根據監獄基層領導和同志們的意見建議,本文試圖從落實科學發展觀的角度,對幹警隊伍建設問題提出一些思考和建議。

一、 樹立監獄工作人才為本的理念,科學認識幹警隊伍現狀
毛澤東同志早就說過,政治路線確定之後,幹部就是決定的因素。重視幹部隊伍建設,是我黨工作的優良傳統。建國五十多年來,我國監獄工作之所以取得歷史性的成就,很重要的原因就在於有一支過得硬的幹警隊伍。正是這支隊伍憑着對黨和人民事業的忠誠,在改造罪犯的工作實踐中取得了顯著的成就,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並在改造罪犯的同時,造就了一大批重鑄人類靈魂的工程師。在當前知識經濟飛速發展的新時代,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人才資源是第一戰略資源的論斷同樣適用於監獄工作。監獄工作的全面持續發展需要一支擁有各種人才、結構合理的專業化、高素質的幹警隊伍。只有樹立人才為本的理念,才能真正認識加強幹警隊伍建設的緊迫性、重要性和必要性,也才能為科學認識幹警隊伍現狀,找出加強幹警隊伍建設的有效途徑和方法奠定思想基礎。
1. 樹立人才為本的理念
在監獄體制改革的推動下,監獄工作已進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對監獄工作質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時,在押罪犯的思想、行為、心理也發生了許多新的變化。社會價值取向的多元化和各種社會利益矛盾的交織,給有效教育改造罪犯帶來了新的挑戰、新的發展空間。一方面是社會的要求在提高,另一方面是罪犯改造的難度係數在增大。承擔黨和人民交給的把罪犯改造成為守法公民的光榮任務的團隊裡,迫切需要大量願意為此貢獻知識、貢獻智慧乃至貢獻終身的人才。只有人才領先,才能工作領先,才能實現監獄工作新的跨越。
樹立人才為本的理念,首先必須對人才的概念有正確的認識。本文所說的人才,是指政治、業務、管理等方面均堪當重任之優秀成員。歷史和現實證明,每一個英勇善戰的團隊都有這樣的人才,成為凝聚團隊攻關奪隘的“魂”。沒有這個“魂”,再龐大的隊伍只能是一盤散沙。因此,人才是立業之本,人才是事業之中堅,決不能漠視人才,輕視人才。擁有了相當的人才,也不能幻想一舉定天下,人才興業需要寬鬆的、發揮才能的、容忍失敗的良好環境。工作中不能急功近利、急於求成,給人才造成沉重的壓力。人才也是分層次的,既有“將”、“帥”之別,又有“各路英豪”、“默默群英”之分,工作中不能一式要求,而應把他們放到最合適的崗位,提出不同要求,引導他們成為那個團隊中的“魂”。所有的理念,像一隻無形的手,牽制着人們的思維,主導着人們的行為,其重要性就在於此。所以,提升關於人才的理念,有助于對幹警隊伍建設形成共識。
當前世界範圍內的社會經濟發展呈現出由工業經濟向知識經濟過渡的趨勢。當代著名的管理大師彼得·德魯克說過,在知識經濟時代,“世界上沒有貧窮的國家,只有無知的國家”。也就是說,土地、勞動力和資金等生產要素都已是第二位的,人才的多寡,才是當代國家競爭力的標尺。對一個國家如此,對一個部門、一個單位也是如此。上海監獄工作要保持持續發展的勢頭,完全取決於人才這個競爭力,取決於尊重知識,尊重人才,把人才資源的儲存、開發、更新、優化作為未來工作發展的原動力。用各級各類優秀的人才解決工作質量和效能問題,用人才質量的提高來解決工作創新發展中的難點、熱點問題,監獄工作的法制化、科學化和社會化,才能有可靠的思想保證和組織保證。
幹警隊伍建設是一門科學。同樣數量、質量的隊伍在不同的管理模式和環境下,完全有可能產生不同的工作效果。因此要認真研究幹警隊伍建設的規律,特別是監獄人民警察隊伍建設的特殊規律,從它的職業性質、工作特點、素質要求等方面去把握,探索分類管理、各展所長的機制,做到人盡其才,才盡其用,在基層形成人才領先,人力資源科學配置,人人發揮作用的整合團隊,去攻克提高教育改造質量道路上的各種難題。過去由於研究不夠,人才資源對監獄工作發展的作用,未能充分凸現。今後應當結合工作實際,認識發現監獄工作中幹警隊伍建設的特殊規律,立足於盤活、用好現有的人才資源,在人盡其才、才盡其用上做足文章,發揮一加一大於二的整體綜合效應。
2. 科學認識幹警隊伍現狀
近幾年來,上海監獄系統在幹警隊伍建設上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明顯的成效。對照社會發展和監獄工作的要求,幹警隊伍的現狀似乎還處于既適應,又不完全適應的狀態,適應是相對的,而不適應是絶對的。
適應的一面,主要表現在通過上海監獄管理局黨委的有力措施,上海監獄系統幹警隊伍的整體形象和政治、文化、業務等綜合素質有了明顯的提高。近幾年來,局黨委審時度勢,廣泛開展了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和新時期“紅燭”精神的宣傳教育活動,大力弘揚愛崗敬業、無私奉獻的職業精神,幹警、職工的精神面貌發生了較為深刻的變化。積極推進學習型的組織創建活動,堅持警銜晉陞“逢晉必訓”,幹警教育培訓的力度不斷加大,幹警中大專以上學歷的已達70%。通過實施聚焦教育改造戰略,推行文明管理十項措施等工作的實踐,廣大幹警公正執法、文明管理、教育改造的意識明顯增強,工作能力不斷提高,出色地完成了大批罪犯的長途遣送和防治“非典”等突擊任務,湧現出一大批先進人物和業務標兵。上海監獄系統在全市人民心目中,樹立和保持了公正執法、文明執法的良好形象。
不適應的一面,主要是從上海監獄工作“與上海城市地位相適應,與國際行刑趨勢相銜接”着眼的。在幹警隊伍的總體素質上,職業素質參差不齊,紀律作風不夠嚴謹,工作的主動性、創造性、積極性沒有充分調動等問題還沒有很好解決。長期以來,監獄幹警隊伍服從命令聽指揮,善於完成日常管理和臨時突擊任務,但不善於做深入細緻的改造工作,不善於打持久戰。在幹警隊伍的管理上,還有諸多的矛盾有待化解。如現有人才的稀缺性與結構不合理的矛盾,工作要求迅速提升與專業素質提高緩慢的矛盾,吸納人才的理性渴求與培養使用人才反應冷漠的矛盾,人才需求的多樣性和成才環境的單一性、封閉性的矛盾等等,使幹警的隊伍狀況離黨和人民的要求,還有一定的距離。
幹警隊伍適應與不適應是一對對立統一、 不斷運動發展的矛盾。我們的任務就是不斷擴大“適應”的一面,不斷減少“不適應”的一面,使“適應”始終成為主導。而要做到這一點,從人力資源開發的角度看,迫切需要擁有一批教育改造工作的“領軍人物”和“排頭兵”。多年來的實踐證明:“領軍人物”、“排頭兵”對工作的突破創新、帶動幹警隊伍不斷適應社會發展要求具有重要的示範和助推作用。20世紀80年代,當時探索罪犯分類教育、分類改造等一系列重大課題時,就有一批這樣的“領軍人物”、“排頭兵”,工作成果和隊伍建設在全國產生影響。“領軍人物”、“排頭兵”就是人才。雖然他們寥寥幾人,但由於他們的存在及作用,隊伍的士氣、風氣必然和一般的隊伍形成鮮明的對照。現在的情況是,如此的“領軍人物”、“排頭兵”不多,這裡固然有社會的諸多因素所致,但也有各級領導發現、教育、培養、宣傳上的問題。相當一個時期以來,不少同志似乎站不高了,有些同志把事業看成養家餬口的職業了,滿足於八小時內不出事;有些同志只對領導負責,不對事業負責,投領導所好,搞花架子,不腳踏實地做事;有些同志見難繞道走,工作只求過得去,不求過得硬。這裡有諸多因素,但缺少“領軍人物”、“排頭兵”是重要因素之一。解決幹警隊伍不適應工作發展的現狀,強調呼喚“領軍人物”、“排頭兵”的緊迫性,採取積極的措施,鼓勵“冒尖”,激勵幹警的進取心,在這個問題上是早認識,早獲益。同時,還要挖掘廣大幹警的潛力,通過切實可行的措施,促進幹警隊伍整體素質的提高。

二、 幹警隊伍建設要持之以恆,抓住關鍵,狠下工夫
幹警隊伍建設不可能一步到位,一勞永逸,畢其功于一役,而應隨着工作的發展而不斷有所深化。應當審時度勢,轉變觀念,拓寬思路,制定幹警隊伍建設的長期發展規劃,有計劃、有步驟、有重點地系統加強幹警隊伍建設。特別要抓住用好外部動力、培育內在動力、提高實戰能力、挖掘各種潛力、借用社會之力這五個關鍵環節。
1. 用好外部動力
世人共睹了開放在我國展示的無窮魅力。所以,開放是推動事物變化的重要機制。在以往基礎上,上海監獄工作的進一步開放,必然會增添更多的活力、生機,產生更大的變化。監獄工作的進一步開放是一個新的層面,一方面,強調要放眼國際化、全球化,關注其發展變化將對我國經濟建設和我國法制建設的影響,在正確研究判斷後,找到上海監獄工作的着力點。在國際社會知識經濟飛速發展的時代,我們不能盲目地自卑,也不能盲目地自負;既要反對照搬照抄,不顧國情,但也不能落後於時代,陷入被動。在國際舞台上,我們要始終能拿出幾件可以比拚的東西,凸顯中國刑罰執行工作的特色,這才是我們的落腳點。另一方面,強調要建立開放性的思維方式。思維是視野的衍生物。開放的思維要求吸收國內外對上海監獄工作有益的東西,改進工作中的不足,改革不利於進步、發展的體制機制。從上海監獄工作發展的歷史中可以看到,開放使上海產生過危機感,開放引發了全局性的改革,開放促使各級領導幹部和廣大幹警的精神面貌發生了深刻變化。很多親身經歷這一過程的同志,都備感珍惜這個經歷。目前,上海監獄系統的開放還在延續。局黨委推出的從社會視角看監獄工作,領導幹部到改革開放前沿——浦東掛職等措施,都產生了積極的效果。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繼續採取有效措施推進改革開放,是上海監獄幹警隊伍建設提高到新水平、整體工作邁上新台階的一股強勁動力。
2. 培育內在動力
實質是教育引導幹警牢固樹立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培養監獄工作中職業精神的過程,是幹警教育培養的核心所在。上海監獄系統幹警職工在長期工作中形成的“紅燭”精神,集中體現了監獄職業精神的內涵。它是幾十年累積造就的,最終還是一個人生觀、價值觀的問題。要通過各種形式的宣傳並在工作實戰中體驗監獄工作的重大社會價值,讓大家深深地理解: 改造罪犯是一項神聖的執法任務,是維護社會穩定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構建和諧社會的獨特工作。把違法犯罪分子依法改造成為守法公民,是一門內涵豐富、外延廣闊的科學。它需要有一大批人,熱愛本職,甘于寂寞,鍥而不捨,獻身事業。動力培育要與監獄工作的方方面面緊密結合,確定必要的載體,細水長流,更要力求生動具體,入耳入腦,避免走進抽象化、教條化、庸俗化的誤區。特別要引導廣大幹警結合監獄工作的實際,深刻理解和踐行依法治國、執法為民、公平正義、服務大局、黨的領導等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只有這樣,動力培育才有了可靠的思想基礎。動力培育也離不開激勵。當前從各單位的反映來看,重要的是結合監獄工作的實際,設計、實施一些行之有效的培訓機制和激勵方法,增強動力培育的可操作性。比如目標激勵法,在實現組織目標的過程中做到能上能下,培育幹警的工作動力。又如將培訓與實際工作緊密結合,與職務、職級的晉陞緊密結合。再如各級領導在日常工作中用好讚美激勵、情感激勵、榜樣激勵、榮譽激勵、處罰激勵等方法,也會對幹警的動力培育,起到潛移默化的促進作用。
3. 提高實戰能力
能力是把書本知識實踐經驗轉化為工作實績的紐帶。實戰能力的培育應當隨着工作的發展而不斷賦予新的內容,它不完全等同於書本教育。要加強和完善幹警兩級培訓網絡。培訓不能重複地照本宣科,要引入新思路,加強實務培訓和效果檢驗,提高基層幹警參加培訓的興趣,真正能有所收穫。世界諸多名牌大學之所以培養出諾貝爾獎獲得者及高端人才,其教育培養方法創新是原因之一。教學越往上走,案例教學、討論提問式等互動性方法的特點就越明顯,其效果也是不言而喻的。教育一定要互動,因為其獨特的作用而成為當今國際教育界的共識。幾十年的工作,特別是改革開放後二十多年的實踐,可為監獄工作開展案例式的培訓提供豐厚的基礎。從案例的討論中,可以感受蘊涵其中的理念、思維,可以裂變出思路、方法,可以啟發人們從寬視野、多角度作出積極思考,其結果是沒有對否,只有創造。每一個人都具有創造的潛能,關鍵是後天的發掘和提升。幹警培訓如能在培育創新思維上下工夫,隊伍建設就有了高度。在培養創造性人才上下工夫,選送幹警進修學習、開辦培訓班是必要的,但工作實踐是能力培育最大的熔爐和舞台。無數事實說明“我要培育”、“自我培育”是能力培育成功的關鍵。養成學習和思考的習慣,自覺做到學習工作化,工作學習化,善於總結工作經驗,才能“學而時旺”,不斷創新和發展工作的本身。
4. 挖掘各種潛力
這是隊伍建設的難點之一。每個幹部身上都有潛力。過去幾十年往往由於“左”的影響和認識的侷限,沒有完全掌握幹部隊伍建設的科學規律,教育不夠得法,措施不夠得力,因而廣大幹警身上的潛力大多未能得到發揮。現在已經有條件積極配套各項措施,因人、因類地分析,運用不同方式,最大限度將幹警隊伍中的各種潛力挖掘出來。至少可以做到: 一是掌握幹警個體的資料,包括學歷、資歷、能力、潛力、個性特點、專業特長、業餘愛好以及生理、心理、家庭情況、人際關係以及當前工作表現等等為教育培訓、揚長避短、合理使用提供科學依據。二是建立崗位科學分類制度,在調查研究試點實踐的基礎上,根據每個幹警的實際情況,按照監管、刑務、教育、醫療衛生、心理治療、行政管理、生產管理、科學研究等專業技術等崗位提出不同的要求,科學進行定位分工,開展專業實務培訓,實施分類管理,引導幹警爭當各類專業的行家裡手,提供發展的空間和平台。三是用好骨幹,各類工作骨幹是開展好各項工作的專業力量和中堅力量。用好骨幹,突出的問題是要穩定好、發展好骨幹隊伍,保護好骨幹可貴的工作積極性。用好骨幹要走出官本位的束縛,真正在資源配置、政策扶持、環境優化和激勵機制等方面創造條件,在感情留人、事業留人、待遇留人、環境留人上下工夫。對確有能力、尚有潛力、工作又極為需要的骨幹,不應提早退居二綫,退休了還可以返聘。四是推行扁平化管理,減少層次,加強一綫,提高效率。五是要特別關注參加工作時間不長的青年大學畢業生,努力從中造就一批品能兼優、實績過硬、群眾公認的專業人才,從中催生出監獄工作各條戰線新的“領軍人物”。
5. 借用社會之力
按照現代人力資源管理的要求,幹警隊伍建設一定要面向社會。引進人才,是改善、優化幹警隊伍結構的戰略性舉措。當前,全社會人才市場的發展,給監獄系統引進人才,創造了良好的條件。引進人才,借用外力,首先要有戰略眼光,有計劃分層次、根據實際情況,有選擇、又不拘一格地引進監獄系統需要的優質人才。其次要下工夫,把外力變成內力,對引進的人才要做到政治上愛護、工作上幫助、生活上關心、儘快幫助他們度過職業適應期,成為能在工作實踐中發揮作用的真正人才。隨着社會分工的細化,監獄的一部分工作可以向外尋求承包,如從事監獄文化教育、技術教育、醫療衛生、後勤服務等崗位工作,同時形成一支相對固定、專業化的社會幫教志願者隊伍,適應提高罪犯改造質量的需要。還可以借鑒本市公安機關招收文職僱員的經驗,招收一定比例的文職僱員,有利於優化警力配置向監管改造專業傾斜,為凸現監獄本質職能提供組織保障。

三、 營造幹警隊伍建設的良好環境
環境育人的影響是巨大的。幹警隊伍建設中能不能營造一個良好的環境,將直接影響隊伍建設的成敗。
就監獄幹警隊伍建設而言,環境就是育人的土壤、氣候。主要包括政治環境、工作環境、人際環境和學習環境。沒有好的環境出不了一流的人才和隊伍,已有的人才也會流失,原來比較好的隊伍也會垮掉。環境是培育幹警隊伍的一種“軟力量”,過去由於缺乏這方面的認識,因而重視不夠,抓得不多、不深,是有缺陷的。
幾十年來,監獄系統出不了真正的有影響的專家,這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除了社會大環境的影響外,監獄系統內部環境的負面作用,也不容忽視。長期以來,我們所處的政治環境,“左”的東西比較多,對幹部,工作上的使用多,政治上的信任比較少,使許多具有真才實學和敢講真話的同志受到了不應有的傷害。我們所處的工作環境,講究按部就班、論資排輩的多,喜歡勤勤懇懇、任勞任怨的多,鼓勵探索創新、發展冒尖的比較少,往往是過多地關注了大鍋飯式的“公平”,而沒有重視人的競爭為基礎的“效率”,對工作、對事業的推動作用。在人際環境上,相互幫助、相互關心、相互信任少,團隊精神缺乏。在學習環境上,讀書、學習、思考、鑽研的風氣比較淡薄,阻礙了接受新觀念、新知識、新技能的步伐。
營造良好的環境,各級領導幹部是關鍵。無數的事實證明: 領導幹部在想什麼,關心什麼,提倡什麼,在什麼地方着力,對整個隊伍思想、士氣、精神狀況都具有重要的導向作用。對基層幹警來說,領導的導向就是環境,就是氛圍。因此,每一個領導幹部都要有這個意識,“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往往在很多情況下,隊伍的形象就是領導的影子。加強黨建也是營造良好育人環境的重要工作。按照與時俱進,努力實踐“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充分發揮黨組織的戰鬥堡壘作用和共產黨員的先鋒模範作用,就能凝聚人心,把廣大幹警團結在黨的周圍,同心協力幹事業、奔目標。當前就要緊緊抓住鞏固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教育活動成果的契機,把各級黨組織和黨員隊伍鑄造成為推進監獄工作的政治核心,並在此基礎上相信群眾,依靠群眾,發揮群眾的潛能,激發群眾的參政意識和主體意識。黨群同心,將使我們隊伍建設的環境不断發生良性的質變。
營造良好的環境,還要營造發奮圖強、勇于改革創新,敢為人先,寬容失敗的工作環境,鼓勵人人勤奮學習、特別是鼓勵青年幹警學習監獄工作稀缺又急需的專業知識,營造學術自由、百家爭鳴的學習環境和“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的“大家庭”般融洽、溫馨的人際環境。營造良好的環境,不是“秀才之作”,更不是“形象工程”,還是要以人為本,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在建立制度體系,完善長效機制上下工夫。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形成人人心情舒暢,個個奮發向上那樣一種生動活潑的局面。

四、 建設一支優秀的政工隊伍
一支優秀的政工隊伍是幹警隊伍建設不斷取得成效的可靠保證。通過多年來的努力,我們已經形成一支基本適應形勢發展和工作發展要求的政工隊伍。但這支隊伍要成為幹警隊伍建設的優秀組織者、執行者,還有待進一步苦練“內功”,提高自身素質。
多年來,監獄系統政工隊伍建設存在的薄弱環節主要表現在: 第一,現有人員中,有管教、生產工作經歷和經驗的同志為數不多。有些政工幹部還缺乏責任感和危機感。這既不利於培養政工隊伍的主業意識,也不利於他們真正瞭解對一綫廣大幹警的素質要求和他們的甜酸苦辣,更不利於提高工作的針對性和有效性。第二,政工隊伍中的創新意識和創新能力有待加強。一些同志滿足於完成上級佈置的指標性任務,滿足於照搬、移植社會上的某些工作內容和形式,滿足於搞一些應景式的培訓和學習,使思想政治工作缺乏行業特點和活力,沒有足夠的吸引力,在某種情況下,變成了壓在基層幹警身上的一種負擔。第三,政工隊伍科學調配人力資源的能力還不強。科學地調配人力資源是加強幹警隊伍建設一項重要的基礎性工作,也是調動幹警隊伍工作積極性的重要前提。當前監獄系統的人力資源狀況,既有嚴重不足的一面,也有空置、閒置、因人設崗的另一面。而目前政工隊伍對人力資源狀況瞭解和掌握也處于既瞭解又不完全瞭解的狀況。在調配中很大程度還停留在執行領導意圖、經驗性調配的層面上,一定程度上使幹警隊伍中所蘊藏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沒有充分發揮出來。
根據各監獄領導以及基層廣大幹警的意見,當前應當加強以下各方面的工作:
第一,通過多種途徑提高政工隊伍的主業意識,一是部分重要崗位的政工幹警應從管教、生產幹警中選拔,讓他們在熟悉業務工作的基礎上,再去接觸政工知識、從事政工工作。二是現有政工幹警要學習瞭解管教業務知識,去基層監區熟悉改造工作的流程。三是政工部門應當參與部分監管改造工作,如規範化監區、“五好”分監區、個別教育能手的考核評比,從中檢驗政工工作的效果,尋找政工隊伍建設深化發展的方向。
第二,政工幹部要樹立服務理念和科學理念。服務理念就是要求全體政工幹部要牢固樹立服務于監獄中心工作,服務于幹警工作、學習、生活的理念。政工幹部本身也是監獄幹警,一定要與廣大幹警打成一片,融為一體。政工幹部要把政工部門辦成廣大幹警可信賴、可依靠的“幹警之家”。
科學理念,要求全體政工幹部根據“發掘人才,培育人才,人盡其才,才盡其用”的總任務,結合當前工作和今後工作發展的需要,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採取科學的方式方法,科學的手段進行幹警隊伍建設。對政工幹部採取科學理念的核心就是實事求是,針對幹警隊伍的結構現狀,思想、行為、心理特點開展工作,真正做到“不唯書、不唯上,只唯實”,使政工隊伍在發掘人才、培養人才、人盡其才、才盡其用上發揮更大的作用。
第三,以解決幹警隊伍的實際問題為突破口,創新思想政治工作的內容和形式。切實瞭解幹警隊伍在培訓、業務能力提高、人事管理等方面的需求,用一些廣大幹警喜聞樂見的形式和內容,增強思想政治工作的親和力、吸引力,減少“教條氣”、“說教氣”。對一些上級機關規定的硬性任務,也要提高執行力,善於與本單位各項工作結合起來,盡最大努力減少它與日常工作在時間和精力上的矛盾。
第四,不斷提高政工隊伍幹警自身的業務水平。政工幹部要注意學習現代人事管理、人力資源配置的科學知識,提高對人力資源分析評估、動態監測的水平,在日常管理教育、合理流動、能力建設上做足文章。一句話,只有把幹警隊伍中所蘊藏的積極性、創造性不斷挖掘出來,政工幹部自身的業務水平才能真正提高,其存在和發展的價值才能充分體現出來。
加強隊伍建設,事關監獄工作未來的發展,事關廣大幹警的自身發展和切身利益。這項工作要有新的突破和發展,有賴于全面落實“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和全國人才工作會議為精神,有賴于各級領導更新觀念和紮實工作。監獄工作的發展,呼喚着誕生一支更加優秀的幹警隊伍。我們衷心希望上海監獄工作在加強隊伍建設中獲得更快、更新的發展。白頁24,150,198,200,342,344250,375,376,378

改造工作〖〗擁抱監獄工作——我的實踐與思考〖〗y
擁抱監獄工作〖〗——我的實踐與思考●教育改造違法犯罪青少年必須綜合治理教育改造違法犯罪青少年
必須綜合治理
(1982年)一
教育改造違法犯罪少年,使他們成為社會主義有用之才,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重要課題。這項工作做得好與壞,不僅對穩定社會治安,建設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關係極大,而且也關係到這些少年今後幾十年的前途,涉及成千上萬個家庭的幸福。
當前的違法犯罪少年是由於深受林彪、“四人幫”散佈的無政府主義、極端個人主義的毒害,社會不良風氣的影響和外來資產階級思想的侵蝕而逐步走上違法犯罪道路的。他們具有三個特點: 一是知識貧乏,精神空虛;二是道德敗壞,貪婪自私;三是行為野蠻,不計後果。他們中不少人將“人不為己,天誅地滅”,“人生在世,吃喝玩樂”奉為生活信條,以“江湖義氣”作為道德標準,中毒很深,甚至可稱之為“病入膏肓”。可是他們往往又是中毒不知毒,犯罪不知恥,好歹不分,是非顛倒,這些少年把改造看作“吃官司”,滿不在乎,有的竟說什麼三年教養好比“打個瞌睡”,有些人在改造期間仍有偷竊、打架、賭博等流氓犯罪活動。他們對我們的態度不是抱有嚴重對立情緒,就是懷疑、不信任。因此,要把這些違法犯罪少年改造好,確實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然而,我們相信,在黨的領導下,在優越的社會主義制度裡,通過我們努力工作,絶大多數違法犯罪少年是可以變好的。因為他們不是生來就壞的,而是在不利的條件下變壞的。同樣,在有利的條件下,也可以重新變好,關鍵決定於條件。只要運用各種有利條件進行綜合治理,就可能將絶大多數違法犯罪少年真正地教育輓救過來。
1972年上海市少年犯管教所恢復以來,在有關方面的密切配合和支持下,教育改造了大批違法犯罪少年。1981年九十月間,我們曾對1972年至1980年期間期滿出所的2675名違法犯罪少年出所後的情況作了一次全面調查,結果表明: 他們中的多數人期滿回家後能遵紀守法,在等待安置期間能積極參加地區裡委組織的學習和各種公益勞動。有些人還能熱心為群眾做好事,本市人民廣播電台曾表揚過他們助人為樂的事蹟。有些人對周圍不正之風、壞人壞事敢於檢舉揭發,對過去“小兄弟”們的拉攏引誘能堅決抵制;不少人進了工廠、商店工作以後,表現積極,有的被評為操作能手、新長征突擊手、先進生產者等等;有些人還考進中專、大專和大學;有些人已成為光榮的共青團員。但是,由於我們革命事業心、責任心不強,政策業務水平不高,特別是受到“左”的思想的嚴重干擾,不能很好地遵循客觀規律開展工作,致使改造工作的質量不高,以及這些少年期滿釋放後繼續幫教、就業、復學等切身利益問題未能很好得到落實,加上社會上各種思想污染的存在等等錯綜複雜的原因,其中相當一部分少年又先後重蹈覆轍。據調查,在2675名出所少年中,重新違法和輕微犯罪的有784名(指受強勞、拘捕,少教,勞教等),占29.29%。重新犯罪被判刑的有486名,占18.18%(見表1)。表11972年至1980年2675名出所少年表現情況統計
表現〖〗好〖〗尚好〖〗較差〖〗違法和輕微犯罪〖〗犯罪人數〖〗356〖〗765〖〗284〖〗784〖〗486占總數%〖〗13.31〖〗28.60〖〗10.62〖〗29.30〖〗18.17違法犯罪少年出所後出現重新違法犯罪,並不奇怪。但是重新違法犯罪率與十年動亂期前的13%相比,竟增加到3.65倍,這是一個值得重視的嚴重問題。絶對數字之大,那更是觸目驚心。
少年違法犯罪有其主觀和客觀的原因,是涉及社會生活各個領域的多種因素造成的“綜合徵”,它是一個既嚴重又複雜的社會問題。因此,預防少年犯罪和教育改造違法犯罪少年一樣,絶不是一條戰線、一個部門、一個方面孤軍作戰所能勝任的,而必須在黨的領導下,進行綜合治理。
對違法犯罪少年的綜合治理,從廣義講,是指在黨和政府的統一領導和統籌規划下,把各條戰線、各個部門、各個方面的力量匯合起來,遵循黨的教育輓救失足青少年的方針、政策,採取各種有力措施(思想的、政治的、經濟的、行政的、法律的),分工負責,密切配合。從狹義講,是指“四方面結合”、“兩方面着手”,即改造單位、家庭、學校、地區“四結合”,從加強管理教育與解決實際問題兩個方面着手。綜合治理中的“四方面結合”和“兩方面着手”是一個相輔相成的統一體。教育改造違法犯罪少年包括改造期間的強制教育改造和期滿後的繼續幫教兩個組成部分,因此,綜合治理不僅要貫穿于改造期間的始終,而且要貫穿于期滿後的一個時期內,只有這樣,教育輓救違法犯罪少年的工作方能奏效。

違法犯罪少年之所以被送進改造單位,一是由於他們觸犯了法律,二是由於他們屢教屢犯已經到了非用強制辦法不能輓救的地步。強制教育改造過程,是綜合治理中帶有關鍵性的一個階段。在這個階段中,改造單位要充分利用各種有利條件,做十分艱巨的工作,其中包括動員家庭、學校、地區的力量,爭取他們的密切配合。
1. 改造單位要堅決貫徹黨的改造工作方針政策和實行半工半讀制度。要像父母對待患了傳染病的孩子那樣,醫生對待病人那樣,老師對待犯了錯誤的學生那樣來對待違法犯罪少年;要根據他們的年齡和心理特徵,在實行嚴格管理的前提下,進行耐心、細緻、深入的教育改造。
沒有規矩,不成方圓。對這些放蕩不覊、惡習極深的少年首先要嚴格訓練和嚴格管理,要制訂一系列具體的、強制性的管理制度,實行行動軍事化、集體化、規範化。從起床到就寢,學習到勞動,衣着和髮型,坐姿到走路都要有具體的規定,要他們循規蹈矩。同時從生活上關心他們,在國家規定的供給標準範圍內,儘量把他們生活調節好,以利於他們的健康成長。要給他們以家庭般的溫暖、父母般的慈愛,平時要尊重他們的人格,平等相待,消除對立,建立感情。對他們的改造表現要認真考核,及時獎懲,鼓勵他們走悔過自新的道路。通過既嚴格又文明的管理,來保證良好的改造秩序,逐漸改變他們懶散的精神狀態,矯正不良習氣,養成良好的組織紀律性和生活習慣。
實行既嚴格又文明管理的同時,要加強政治思想教育、文化技術教育,組織他們參加力所能及的勞動。教育要注意德、智、體、美的全面發展,但必須着眼於政治思想的轉化和道德品質的矯正這個根本任務。因此政治思想教育是第一位的,要圍繞認識罪錯、改造思想、矯正惡習、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四個根本問題,挖除吃喝玩樂、江湖義氣和極端個人主義四個思想毒根,有計劃、有步驟地進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教育、法制教育、道德品質教育,以及時事形勢、政策、前途等方面的教育。文化教育要認真抓好,這不僅為他們將來的就業參加四化建設打下文化知識的基礎,而且是克服愚昧無知、提高接受教育的能力的有效手段。組織他們參加勞動不應着眼于產值、利潤,而主要是培養他們逐步樹立社會主義的勞動態度,養成參加勞動的習慣,學會一定的生產勞動技能。此外,還要根據這些少年的特點,積極開展文體活動,以活躍生活,增強體質,陶冶情操。
管理與教育是水乳交融的關係,兩者互為條件,相輔相成;管中有教,寓教於管,不能偏廢。
同時,要盡一切可能,切實幫助違法犯罪少年解決物質生活、家庭關係、個人前途等各方面的實際問題,使他們從現實生活中逐漸體驗到我們一切工作的目的和善意。
2. 家庭教育是學校教育和社會教育的基礎,也是教育改造違法犯罪少年工作的重要環節。家庭是子女受啟蒙的第一個課堂,父母是子女的第一個老師。從這點講,違法犯罪少年的父母對於子女的違法犯罪行為,一般地說,在不同性質、不同程度上負有責任。這些家長中有的對子女一味溺愛,遷就依順;有的只養不教,放任自流;當子女犯有過錯時,縱容包庇,護短掩蓋,有的簡單粗暴,單純打罵;有的父母之間對子女管教缺乏一致的指導思想,相互矛盾,指責、埋怨;有的是家庭不和或家庭破殘,使子女得不到應有的家庭溫暖或處於無人管教的狀態。個別父母對子女嫌棄、虐待,更有甚者是自身不正、毒害子女。以上種種,都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和促使子女走上違法犯罪道路。問題的另一個方面,他們對教育改造違法犯罪子女具有天賦的有利條件: ① “舐犢情深”,他們與違法犯罪少年有着骨肉之情。② “知子莫若父”,父母對子女的個性特點比較瞭解。③ 望子成才,父母總是迫切希望子女能儘快改邪歸正,成為有用之才。如果在子女改造期間,這些家長能夠覺醒,重視對子女的管教,採取正確的教育方法,同改造單位積極配合,那麼就能在教育改造違法犯罪少年的綜合治理中發揮很大的作用,成為教育改造違法犯罪少年的一支重要力量。
我們經常地向家長宣傳黨的方針政策,介紹他們子女的改造情況和我們各個階段工作的主要內容,反復闡明家長負有教育子女的責任,引導家長採取正確的教育方法等等,以爭取家長同我們密切配合。除了平時給予他們通信、接見等機會以進行教育規勸外,我們還經常專程邀請家長來所配合教育。如去年,我們為了使少年理解父母的心願,懂得自己的改造表觀、今後前途直接關係到家庭的幸福,以激發徹底改造的決心,曾先後邀請了240多位家長來所“講心願”。家長們在大會上和小組裡以真摯的感情、樸素的語言、生動的事實暢談了父母對子女所抱的希望,為子女成長所花的心血,子女違法犯罪後父母的心情,以及眼前對子女的期望等。家長們的心願,深深撥動了違法犯罪少年的心弦,許多少年開始理解了父母的心願,紛紛表示要以積極改造的實際行動抹去父母臉上的淚痕,醫治父母心靈的創傷。一些原來改造表現不好的少年也轉變態度,急起直追。“講心願”教育活動極大地調動了違法犯罪少年的改造積極性。改造表現積極的,從“講心願”教育活動前的18%上升為35%;改造表現差的從21%下降到12%。
同時在違法犯罪少年的家庭裡,還蘊藏着不少富有說服力的教材,必須用心發掘和充分運用。例如在階級教育中,我們曾對當時全所800多名違法犯罪少年家庭(非剝削階級)解放前後的政治、經濟情況作了全面調查,細算了他們家庭在新舊社會的兩筆賬。一筆是他們祖輩、父母在舊社會的苦難賬,一筆是他們家長在新社會的幸福賬。教育中把兩筆賬向全體少年公佈。在公佈時,我們指名道姓地列舉了: 在舊社會誰的祖父被活活餓死,誰的祖母七歲被賣掉當童養媳,誰的父親被資本家打聾耳朵,誰的母親被日本工頭打瞎了眼睛等等事實;又列舉了正是這些在舊社會受盡欺凌、壓迫的童工、童養媳和逃荒要飯的“叫花子”,解放後在黨的培養下,成了先進人物或擔任了領導職務的典型事實。還先後發動了800多名家長通過信件或來所講述等形式對子女進行了家史教育。家長們憶苦思甜字字句句打動了違法犯罪少年的心靈,不少人噙着淚水聆聽家長們的控訴和讚頌。有的少年從家史看到父母在舊社會裡受苦受難時,不禁頓足痛恨,泣不成聲。家史教育極大地啟發了違法犯罪少年的覺悟,家史教育成為不少人轉變的契機。
3. 學校、地區是哺育青少年成長的場所,也是教育改造違法犯罪少年的一支重要力量。在這些違法犯罪少年的身上,學校老師曾經傾注了不少心血;派出所民警和裡委幹部曾經目睹過這些少年長大、變壞,又與之經常打交道。因此,老師、民警、裡委幹部對這些違法犯罪少年的個性特點、變壞過程,一般都是比較瞭解的,更可貴的是,他們都有一股教育輓救失足青少年的熱忱。他們同家長一樣,在教育改造違法犯罪少年的綜合治理中能夠起到改造單位所無法起到的作用。
我們每年年初都要開展“一封信”活動。發動和引導少年向學校老師、居住地區的民警和裡委幹部彙報自己在過去一年中的改造情況及在新的一年中的改造打算,以爭取老師、民警、裡委幹部通過回信和接見進行教育鼓勵。同時還經常邀請老師、民警、裡委幹部來所教育和感化。許多老師充滿情意地講述了在校時對這些少年學生的期望,看到自己的學生誤入歧途時的沉痛心情,檢討了沒有把他們教育好的責任。民警和裡委幹部介紹了地區對失足青少年落實黨的政策情況,還明確表示: 只要他們悔過自新,歡迎他們回到地區,會積極落實對他們的安置。有的老師和裡委幹部還特意向違法犯罪少年贈送了書籍和文化學習用品,鼓勵他們用心、踏實、認真地進行改造。通過這些教育活動,大多數違法犯罪少年受到了鼓舞,消除了不少思想顧慮,增強了改造的信心。他們對自己的罪錯悔恨不已,自發地檢查了以前不該將民警和老師的規勸當作惡意,錯把恩人當仇人,甚至準備期滿出所後進行報復等等錯誤思想。一個違法犯罪少年拿到裡委幹部贈送的《刑法》和青年自學叢書時,十分內疚地說:“過去我對裡委幹部一直懷恨在心,搞惡作劇,砸碎過他們家的玻璃窗,可是他們並不記仇,看到我有進步,就及時鼓勵,還送來這麼多東西,我只有刻苦改造,悔過自新,才不辜負他們的期望。”
將違法犯罪少年帶出少管所,主動爭取學校和地區的幫教。我們曾有目的地將一些轉變顯著的違法犯罪少年帶到原居住地區或母校去,由他們自己來彙報經過改造後對自己所犯罪錯的危害、原因的認識,以及改造體會。彙報後再召開小型座談幫教會,由老師、學生代表或地區黨支部領導、團支部書記、民警、裡委幹部、退休工人等參加。幫教會上再次分析他犯罪的原因和危害,肯定和表揚他的進步,提出努力的方向和表達對他的希望。這種既嚴格又熱情的幫教,效果十分顯著。同時,它有助于違法犯罪少年消除被歧視、被嫌棄的思想顧慮,有效地調動了改造積極性。外出彙報還能起到反面教員的作用,許多青少年,尤其是一些後進的,從中吸取教訓。他們說:“一個學生墮落成為犯罪分子都是從小到大逐步發展的: 從破壞課堂紀律到曠課逃學,從一支香煙到打群架,使我們懂得了不論小事、大事都要嚴肅對待。”有些學校和裡委組織青少年聽了這些少年的思想彙報後,青少年學生中吸煙、打架等歪風邪氣頓時有所收斂。例如曾因以彈弓射人取樂、傷害過路人達數百次而被處少教三年的郭某某回母校零陵中學彙報後,在後進學生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動,當即交出五支土製手槍(能用火藥發射而傷人)和彈弓二十副。他們說:“過去總認為彈弓射人是玩玩的,沒想到會導致犯罪,以後不玩了。”而郭某某經過幫教,改造更為積極,期滿後經過考察,被分配在橡膠製品廠工作,表現出色,提前一年八個月從藝徒轉正,多次評為先進生產者,出席公司、局先代會,擔任學習和工會小組長,還入了團。學校、裡委和群眾對外出彙報極為歡迎,有的還送來感謝信。他們說:“這種彙報會內容實際、生動,能真正起到化‘毒草’為肥料的作用。”
另外,我們還經常圍繞教育中心內容邀請市的領導、有關方面人士和人民群眾來所教育。如為了使違法犯罪少年加深對自己所犯罪錯的認識,在法制教育中,我們曾多次邀請了有代表性的典型案例中的被害人和被害地區或單位的代表在全所少年大會上揭發、控訴這些少年違法犯罪所造成的嚴重危害。一次控訴大會上,當一個無辜被戳傷脊柱,引起下肢癱瘓而成終身殘疾的被害者,由人背上講台揭發控訴時,會場氣氛肅靜;台下,兇手少年犯陳某某神色緊張,心情沉重。散會後,他立即跑出會場,肅立在被害者面前,低着頭、顫抖着向被害者懺悔。各種觸目驚心的事實給到會的少年以深刻的教育,有力地推動了他們認罪認錯。不少違法犯罪少年紛紛寫信給受害者賠禮道歉,認錯服罪,也有的在放假探親時特意上門“負荊請罪”。
強制教育改造期間,要努力提高改造的質量。實踐證明: 改造工作質量越高,違法犯罪少年變好的可能性就越大;改造工作質量不高,不但不能變好,甚至會越變越壞,改造單位就將成為“黑染缸”、“犯罪傳習所”。決定改造質量的是改造單位的幹部數量、素質、改造場所的物質條件、違法犯罪少年中毒和惡習的深淺、改造期限的長短,以及改造單位爭取家庭、學校(工作單位)、地區等社會有關方面密切配合的程度等諸種因素,其中,最重要的是管教幹部的素質和“四結合”配合協調的程度。

違法犯罪少年期滿釋放之後,將要經受社會或家庭的歧視、等待就業、升學、“小兄弟”的拉攏引誘、社會不良風氣的影響和腐蝕,以及戀愛、婚姻等五個方面的考驗。一個違法犯罪少年能否真正變好,改造工作質量的高低固然起主導作用,但是,改造期間的一切有效的教育改造是不可能一勞永逸的,往往當時確有成效,後來由於種種原因,又會出現反復,甚至倒退,這是違法犯罪少年的一大特點。因此,在改造單位將期滿釋放的少年送回社會之後的一定時期內,社會應該以另一種形式繼續進行綜合治理,即不帶強制性地繼續加強幫教,妥善做好安置落實工作,鞏固和發展改造成效,預防重新違法犯罪的可能。若對此忽視,或不是這樣的認識問題,這些少年就很可能再次危害社會,危害人民,改造工作也就會出現前功盡棄的可悲局面。
1972年至1980年期間,改造工作質量大致是這樣幾種狀況: 一是改造得比較徹底,即使期滿出所後遇到種種困難,受到種種影響,仍能遵紀守法,努力學習,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好比有的病人經住院治療之後,已完全康復而出院,即使缺乏護理和療養的條件,但在較長時間內一般也不至于舊病復發。如考進上海輕工業專科學校美術系的孫某(流氓打架,判刑五年,改造期間因確有悔改減刑二年),釋放後在家等了整整五年,經受了各種考驗。這部分人占釋放少年的13.31%。二是根本沒有得到改造的。好比住院病人病情沒有好轉就出院,出院後條件再好也沒用。釋放不滿三個月就重新違法犯罪的就屬此類。如經過兩次少年教養的應某某,出所不滿二十天,就行兇殺人。其人數占18.17%。三是在改造期間得到一定程度的改造,但還不徹底,不鞏固。這類屬中間狀態的人,往往經不起歧視和嫌棄,經不起引誘和拉攏,容易再次違法犯罪。他們好比是“久病”之後體質虛弱、抵抗力差的人,出院後需要精心護理,繼續醫治,不然就會舊病復發,甚至出現“併發症”,其人數占68.52%。這部分人能不能真正變好,往往決定於期滿後的綜合治理。期滿後的綜合治理,應在全面整頓社會有害環境和不良風氣的同時,以居住地區、工作單位(學校)、家庭為主,改造單位為輔的“四個結合”,仍從加強管理教育和解決實際問題兩方面着手。
1. 居住地區。當違法犯罪少年期滿釋放後,要在及時加強幫教的同時,幫助解決各種實際問題。突出的就是就業和升學問題。這兩個實際問題能否解決好,很大程度上直接關係到大部分釋放少年改造成效能否鞏固。從2675名釋放少年的安置情況和重新違法犯罪的情況來看,安置不安置大不一樣(見表2)。表22675名出所少年安置情況和重新違法犯罪情況關係表
安置情況〖〗人數〖〗百分比〖〗違法犯罪情況違法和輕微犯罪〖〗犯罪〖〗百分比已安置〖〗853〖〗31.89〖〗×××〖〗××〖〗20.16未安置〖〗1822〖〗68.11〖〗×××〖〗×××〖〗60.26上述統計表明,2675名違法犯罪少年期滿釋放後給安置的是少數,未安置的是大多數,安置中重新違法犯罪的就少,反之,重新違法犯罪的就多。
南市區露香園路街道阜春裡委就是一個從兩方面着手取得顯著成效的典型。南市區違法犯罪少年釋放後的重新違法犯罪率,從全市來看是比較高的,達54.7%,但是,該裡委的五名釋放少年的表現卻都比較好,沒有一個重新違法犯罪。這倒不是由於這五名少年改造得徹底所以經得起各種考驗,而是這個裡委努力工作的結果。事實上這幾個少年原來改造表現一般,屬中間狀態。釋放後他們中間也出現過各種問題,有的準備“橫”下來,有的已經處于重新違法犯罪的邊緣,但是由於這個裡委認真落實了黨對失足少年的方針政策,積極採取了各種措施,避免了這些情況的發生。
一是領導重視,組織落實。由裡委黨支部書記、團支部書記、治保幹事、婦女代表等組成青少年教育小組。經常商討青少年工作,把幫教這些失足青少年列入議事日程。
二是分工負責,抓住重點。將幫教對象分成一般、重點兩種。一般對象由裡委積極分子負責,定期彙報;重點對象由民警、治保幹部負責,輔之以積極分子。這些失足青少年均列為重點幫教對象。
三是及時關心,耐心幫教。針對這些失足青少年普遍存在的疑慮、悲觀情緒,當他們一回家,幫教人員就登門“拜訪”促膝談心。平時亦經常進行耐心幫教,有了成績鼓勵表揚,發現問題教育批評。
四是想方設法,給予安置。他們在街道和派出所的支持下,成立加工組安排失足青少年就業,以安定情緒、解決生活來源。同時,還舉辦文化補習班,鼓勵失足青少年參加招工考試。更可貴的是被錄取後,他們還逐一談心教育,指出今後的努力方向。用他們的話來說就是“再送一段路”。
經過這樣大量工作,使這些失足青少年深深感到組織的溫暖,消除了種種疑慮和隔閡,與地區、裡委建立了感情,從而激發了重新做人的信心。他們說:“我們這些人頭腦簡單,容易感情衝動,如果再加沒事做,沒人管,容易闖禍。現在生活有規律,心情也舒暢了。”
當然,要為失足青少年解決就業、升學問題,特別是就業,目前客觀上確實存在不少困難,但是,關鍵在於怎樣認識和對待這個問題,尤其是各級領導。大量事實證明,認識解決了,措施也就有了。我們從調查中發現,重視不重視,積極不積極,顯然不同。有些地區充分認識到關心、教育、輓救失足青少年是全黨全民的共同責任,這個問題解決得好不好,直接影響到本地區的社會治安,因而積極地去解決這個問題。例如,盧灣區淮海中路街道,由於黨委重視,對本地區的釋放青少年,在熱情幫教的同時,想方設法為他們解決實際問題。這樣這個地區的重新違法犯罪率就低。而同處淮海路旁閙市範圍的嵩山路街道,釋放青少年重新犯罪率就高。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就是沒有認真落實幫教措施和解決出路問題。淮海中路街道共有釋放的青少年25名,得到安置的就有19名,占76%,在這25名中,重新違法犯罪只有7名,占28%;而嵩山路街道共有釋放的青少年26名,得到安置的僅有4名,占15%,在這26名青少年中,重新違法犯罪的卻有17名,占65%。後者的重犯率竟是前者的2.3倍。
在安置問題上,我們認為要從現實出發,認真執行政策,廣開門路。一是在招工和升學問題上,應一視同仁。二是地區創辦勞動場所動員和組織失足青少年參加集體勞動,邀請有一定政治覺悟和教育經驗的退休教師或幹部管思想幫教,有生產技能的退休工人傳授生產技能和負責生產管理。三是積極創造條件,開展文化、技術等業餘教育和有利身心健康的文體活動。四是支持自謀出路進行合法的個體勞動。五是按擇優錄取的精神,對期滿釋放的青少年中有顯著悔改表現的(大約占每年期滿釋放總數的10%左右)由勞動部門分配一定名額,優先分配,以鼓勵積極改造。總之,要使這些失足青少年有人管,有人教,有事幹,有錢拿。
2. 這些失足青少年安置就業或升學以後,除地區仍應關心外,工作單位或學校要給予特殊關心,繼續加強幫教,積極幫助他們解決各種實際問題。同時要發動群眾,滿腔熱情地關心他們,教育幫助他們。這對他們重新做人將起極大的促進作用。例如家住吳淞地區,因慣竊被處少教三年的鄭某某,釋放後不久父親病故,地區及時安排他在吳淞磚瓦廠工作。接着母親又病亡,而鄭的哥哥姐姐都在外地工作,弟妹又小,他成了戶主。家庭生活使他背了一身債務。就在他經濟十分拮据,思想十分苦悶的時候,工廠領導一面安慰他,一面給予他經濟補助,尤其是工人群眾自發地募集了現金200多元,糧票400多斤援助他,鼓勵他振作精神,克服困難。鄭為此萬分感動,他含着熱淚說:“我過去專偷別人、損人利己,現在我遇到困難,師傅們這樣關心我,支持我,今後我無論如何不再走老路,我只有努力工作來報答領導和大家。”從此,他工作更加積極,重活、臟活搶着干,受到領導和工人群眾的一致好評。這個失足青少年就是在地區、工廠、工人群眾的共同關心下從危險的邊緣被“拉”過來的。
3. 家長記取教訓,重視家庭教育,端正指導思想,改進教育方法。這對鞏固這些青少年的改造成效,防止他們重新違法犯罪將發揮重要的作用。除涉及家庭結構、家庭人員之間的關係等不是一時所能解決的外,家長必須吸取以往教訓,重視對子女的管教,運用正確的方法,採取有效的措施,以避免重蹈覆轍,這是十分重要的。例如,原犯偷竊處少教三年的劉某某出所回家後,父母能吸取教訓,積極採取有效措施: 第一,不准他與原來的同夥接觸,以免再度感染。第二,召開家庭會討論決定,由雲南病退回滬的姐姐主動讓劉頂替母親的工作。第三,調整住房,加強督促。過去父母住樓上,劉住樓下,平時進出,尤其是他夜間活動,很難觀察。現劉住樓上,父母住樓下,就便于觀察督促。第四,不准任意花錢,幫助安排經濟,養成他良好的生活習慣。一段時期後,劉高興地說:“不做壞事,心情舒暢。”他感到在光明的道路上大有奔頭。總之,家長既要在思想上解決“要不要管教”的問題,又要解決“如何管教”的問題。凡是能夠吸取教訓,採取有效措施的,效果就好;反之,重新違法犯罪的就多。根據本市閘北區釋放青少年的家庭教育情況調查就充分說明這點(見表3)。表3閘北區245名釋放青少年的家庭教育情況
家庭教
育情況〖〗吸取教訓
加強管教〖〗注意管教
但不夠有力〖〗不吸取教訓或
缺乏管教條件〖〗縱容或唆
使違法犯罪人數〖〗17〖〗109〖〗116〖〗3重犯〖〗〖〗27〖〗91〖〗3點%〖〗0〖〗24.77〖〗78.45〖〗100我們認為在鞏固出所青少年的工作中,要充分發揮家長的作用,必須認真做好兩點:
(1) 使家長明確重視和抓好子女管教是每個家長應盡的責任。為了國家的需要、家庭的幸福、子女的前途,家長必須以身作則,加強管教。同時,要引導家長記取過去的沉痛教訓,端正指導思想,改進方法,切實抓好對子女的管教。
(2) 舉行有違法犯罪少年家長參加的家庭教育的經驗交流。一般以地區、裡委舉辦。就當前家庭教育中普遍存在的問題選擇典型,進行交流。請教育子女好的家長具體介紹怎樣以身作則,從小抓起,嚴格要求,怎樣培養子女愛集體、愛勞動、愛公物、先人後己、助人為樂、艱苦樸素等良好品德,怎樣教育子女正確處理戀愛、婚姻等問題。也可以請家長介紹吸取教訓,改進管教方法,轉化後進青少年的做法和體會,幫助釋放青少年的家長端正家庭教育的指導思想,改進教育方法,樹立管教子女的信心。
此外,對那些父母雙亡,或父母均在勞改、勞教而無家可歸,以及那些生長在“賊窩”、“流氓窩”裡不宜回家的青少年,應由民政等有關部門妥善安置,否則將百分之百的重新違法犯罪。如原犯偷竊處少教三年的出所青少年戎某某家無雙親,一個哥哥在勞教,一個哥哥在外地,期滿後處於無家、無人管教的狀態。他先後兩次強勞,過了六年強勞生活,最後又于1981年因搶劫而逮捕。很明顯,這個少年重新犯罪的主要原因是無家可歸,無人管教。
4. 改造單位要為釋放青少年鞏固改造成效繼續作出努力。改造單位本來的任務是憑法律文書收押收容改造對象,在法定的期限內,遵照黨的方針政策進行教育改造。除改造期間重新違法犯罪而依法加刑或延長教養期外,一般都期滿釋放。至于期滿後的幫教、安置等等問題,本不屬於改造單位的工作範疇。但是,我們感到,從綜合治理的全局出發,改造單位不僅要不斷地提高改造工作質量,而且要走向社會,配合社會,共同做好繼續幫教工作,以鞏固和發展改造成效,這在期滿後的綜合治理中能發揮特殊的作用。
(1) 改造單位要向地區、家庭介紹情況,落實幫教銜接工作。違法犯罪少年期滿時,在將他們送回社會交給家庭的同時,要把他們的改造表現、思想狀況告訴地區和家長。尤其是對一些改造表現不好,釋放後有重新違法犯罪可能的對象的思想狀況、存在問題和在今後幫教中需要注意的方面,我們都一一向地區和家長作詳細介紹,有的還共同商討繼續幫教的具體方案,以使地區、家長能在原有的基礎上,繼續進行有針對性的幫教。對一些過去在地區和學校屢教不改,人們對他們已喪失信心而稱之為“歪脖子樹直不了”,而經過改造有了悔改表現的,在期滿釋放前讓他們寫書面材料或帶出去當面向地區彙報,改變地區對他們的看法,以增強繼續對他們幫教的信心。
(2) 儘可能地幫助違法犯罪青少年解決釋放後的安置問題。對確已悔改的,我們積極與地區,有關部門聯繫落實釋放後的安置,以鼓勵積極改造。對有些釋放青少年遇到的因“改造過”而升學不錄取、招工不吸收、頂替不同意、被父母拒之門外、無家可歸等等問題和困難,我們都積極向有關方面或家長宣傳並說服他們落實黨對教育輓救失足青少年的方針、政策。有時為瞭解決一個問題,往往帶上有關檔案四出奔走,一而再,再而三,甚至跑十幾次。對自謀出路,進行合法個體勞動的,我們也積極支持,還幫助解決具體困難。如原犯流氓罪錯被處少教三年的釋放青少年王某某準備開設個體點心店,但在辦理個體戶經營執照和營業用煤來源上遇到困難,我們通過與黃浦區龍門路街道辦事處、街道工商聯反映和協商,終於得到瞭解決。
(3) 進行定期性的社會調查和經常性的走訪。1972年以來,我們多次對釋放青少年的表現等情況進行調查。去年(1981年),又對自1972年以來釋放的全部青少年進行了一次全面的社會調查。調查中,我們力求做到“四個見面”——即與地區(裡委、派出所)、工作單位(學校)、家庭和本人見面。對錶現好的,及時給予鼓勵;對錶現不好的,就抓緊教育幫助,要他們珍惜以往的改造成果,警惕走回頭路,個別的還“請回所”補課教育;對一些重新違法犯罪的,就進行深入分析,有的還到拘留所、勞改隊探望和規勸。
平時,我們經常走訪那些在改造期間確有悔改表現而被提前解教或減刑的,回地區後一直遵紀守法,但長期得不到妥善安置的,出所後經濟無來源的,家庭無管教條件的釋放青少年。走訪中,我們既關心他們的思想,又儘力為他們解決各種實際問題,從戶口、生活、升學、頂替、就業,家庭矛盾,直至婚姻戀愛。如走訪中發現原偷竊、流氓被處少教二年的盧某某,父母早已離婚,扶養她的母親正在勞動教養,釋放後外婆將她拒之門外,陷入無家可歸的困境。為了不讓她重入“虎口”,暫先安排她在街道勞動學習班,以後我們又多次與地區有關部門磋商,最後將她安排在國棉十七廠工作。當她第一次拿到工資時立即趕來少管所感謝隊長。她現已成家有了孩子,表現較好。許多釋放青少年招工、升學被錄取,參加了共青團,評上了先進工作者,或者有了戀愛對象都會寫信或特意走來告訴我們,以表示感激。他們說:“隊長為我們操盡了心,是我們的再生父母。”有的表示:“要是再去犯罪,還不如跳進黃浦江。”家長們對我們的調查、走訪也是十分歡迎的,他們希望我們經常去為他們的子女“敲敲木魚”,還叮囑子女“不聽隊長話,真該千人罵,萬人恨”。地區一些群眾見我們經常出入裡弄、家庭,稱我們為“管得寬的戶籍警”。當然,對我們的這些做法及其意義,有些人還是不太理解的。
調查走訪中,我們遇到大量亟須解決的實際問題。除了對釋放青少年進行必要的教育、幫助,儘力與有關部門磋商解決外,還將不少受歧視、嫌棄而升學、就業長期得不到解決的現象積極向上級領導單位反映,並提出建議和設想。
5. 為了使違法犯罪少年釋放後的綜合治理更有成效,我們認為在工作中還必須:
(1) 集中精力,抓住重點。釋放後的青少年均須繼續綜合治理,但重點應是處于中間狀態中原犯竊盜罪錯的對象,特別是違法犯罪歷史較長,或改造表現較差的對象。一般說來,犯盜竊罪錯的容易復發重犯,所以有“賊性難改”之說。1972年至1980年出所的1270名違法犯罪少年各種罪錯的重犯情況見表4。表41270名出所青少年各種罪錯的重犯情況
罪錯類別〖〗盜 竊〖〗打架
行兇〖〗流 氓〖〗攔路
侮辱〖〗攔路
搶劫〖〗奸 幼〖〗輪 奸〖〗其 他〖〗合 計出所重犯人數〖〗602〖〗118〖〗246〖〗11〖〗60〖〗141〖〗19〖〗73〖〗1270占百分比〖〗47.4〖〗9.25〖〗19.38〖〗0.9〖〗4.71〖〗11.11〖〗1.46〖〗5.76〖〗100如果我們集中精力,把對原犯盜竊罪錯的釋放青少年的幫教工作做好了,那麼整個重新違法犯罪率將會大大下降,社會治安也將相應地顯著好轉。
(2) 持之以恆,治好為止。幫教工作不是權宜之計,需要持之以恆,一幫到底,治好為止。因此,幫教工作不能以是否就業、升學為終止界線,而應該以是否鞏固為界線。從2675名釋放青少年的情況來看,重新違法犯罪的1270人中,在釋放後兩年內重新違法犯罪的是1013人,占釋放後重犯總數的79.76%;其中半年至兩年內重新違法犯罪的是733人,占釋放後重犯總數的57.72%。兩年以後重新違法犯罪的只有257人,僅占重犯總數的20.24%。據此我們認為釋放後的鞏固期一般需要兩年左右的時間,而重新違法犯罪的高峰期是釋放後半年至兩年間。我們一定要在鞏固期、最好在重犯高峰期前,設法予以安置,落實幫教措施。
無數事實有力證明: 綜合治理是教育、輓救違法犯罪少年的根本途徑。這個經驗近幾年來已被越來越多的同志所認識和重視,並正在實際的工作中得以發展和完善。真正搞好綜合治理很不容易。當前,還有不少阻力和困難,我們要把方方面面的力量都調動起來,協同作戰,真正做到全黨重視,人人動手,還需要大力宣傳,做許許多多深入、細緻、艱巨的工作。因而,一定要樹立長期作戰的思想,不僅在目前社會治安還沒有根本好轉的情況下需要對違法犯罪少年進行綜合治理,就是在社會治安根本好轉以後,對違法犯罪少年仍須進行綜合治理。這是整個歷史時期內,對違法犯罪少年進行教育輓救的基本方針。開拓創新監管改造工作新路子開拓創新監管改造工作新路子
(1984年)今年,本市各勞改單位按照司法部提出的“收得下,跑不了,管得住,改造好”和改造人、造就人的總要求,在嚴厲打擊改造場所的刑事犯罪活動,落實嚴格科學文明管理,加強教育感化工作,大力推進綜合治理工作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績。改造秩序穩定,賭博、鬥毆、吃喝和逃跑四股歪風已經煞住,勞改工作出現了近幾年沒有過的好局面。逃跑犯人比去年同期下降94.5%,發案率也比去年同期下降47.7%。在“嚴打”的形勢下,經過教育感化,絶大多數罪犯加深了對罪錯的認識,表示願意悔改,不少人積極坦白交代,檢舉揭發,提供了許多有用的線索材料,有力地配合社會上的破案挖敵鬥爭。罪犯積極投入讀書活動,學政治、學文化、學技術的熱情高漲。
今年監管改造工作主要有以下幾個特點,也可以說是主要體會。
第一,一手抓“嚴管、嚴打”,一手抓教育感化。我們抓住嚴厲打擊刑事犯罪活動的有利形勢,進一步實行依法嚴格科學文明管理,着手建立和開展隱蔽鬥爭,大力整頓改造秩序,狠狠打擊改造場所的重新違法犯罪活動,打擊了少數反改造人員的囂張氣焰,使正氣上升,邪氣下降,反改造活動沒有了市場。
與此同時,我們做了大量的教育感化工作,概括地講抓了兩次演講、一台戲。在深入開展社會主義法制教育的過程中,市司法局演講團、共青團上海市委和勞改局聯合組織的“走向新岸”報告團在本市各勞改單位舉行了七十五場演講,在犯人中連續掀起了積極要求改造的熱潮。兩次演講活動,深深打動了犯人的心,許多人邊聽邊流下了悔恨的淚水。曾與報告團成員金某同在市監獄服刑改造,不聽金某的多次勸告,刑滿後又因重新犯罪被判刑四年的蔣××,感慨萬分,當夜就寫了五千多字的感想。他說:“一改造有個金某,二改造為什麼不能有個蔣××呢?”表示要學做第二個金某。演講活動給一批反改造尖子和獄內團夥人員思想以很大觸動,促進了分化瓦解。他們中有的保證不再無理取閙,有的連續向幹部要求檢討交代,有的主動撤回無理申訴,有的當眾宣佈“現在正式向政府投降”。不少反改造尖子紛紛寫信相互“勸降”。據統計,在703名反改造尖子和獄內犯罪團夥成員中,有398名表示了悔改的願望,有254名已不同程度地有了悔改表現。這樣大面積的分化瓦解,在我們工作經歷中還未曾有過。演講活動教育效果集中反映在兩方面,一是推動了政治攻勢,促進了坦白交代、檢舉揭發和反改造尖子的分化瓦解;二是掀起了讀書學習、積極改造的熱潮。
我們緊接着演講活動又組織市監獄文藝演出隊創作了滬劇《路,就在腳下》,去勞改單位巡迴演出四十餘場,引起了強烈反響。這個戲,進一步促使他們認罪認錯、走上自新之路。對“改造戲”的作用,我們有一個認識過程,開始僅僅認為是教育罪犯的手段,現在感到它還是向社會宣傳黨的勞改工作方針、政策,爭取各方支持,更好發揮綜合治理方針作用的重要途徑。
第二,大型的教育活動與個別的主動進攻相結合。對罪犯的思想教育好比攻堅戰。大型的教育活動如演講會、公判會、寬嚴會等,好比攻堅戰中的飛機大炮、猛轟猛炸一樣,是重要的,但還需要步兵衝鋒跟上,就是有計劃的個別的主動進攻,否則大型教育的作用就不能充分發揮。這次絶大多數勞改單位都這樣做了。教育活動前,認真排隊摸底,確定重點對象,幹部分工包干,當大型教育一結束,許多幹部就不失時機地連夜找犯人個別教育,做反改造尖子的轉化工作,深挖隱藏的罪行和線索。個別的主動進攻,放大了大型教育活動的教育效應,許多罪犯補充交代了隱瞞的罪行,檢舉揭發同夥,不少反改造尖子表示了悔改決心。判刑十年又被加刑五年的謝××,在改造中翻圍牆,跳糞坑,沖大門,作惡多端,家屬也對他失去信心,聽了市司法局團委的演講後,他思想有所觸動,幹部抓住火候,進行了六十多次談話教育,並做了大量工作讓家屬來場探望,終於讓頑石點頭。謝犯從此一改往常,遵規守紀,每月寫思想彙報,病癒出院後,放棄一個月的病假休息,要求勞動。
第三,抓住典型,大做“文章”,把教育感化工作搞深、搞細、搞活。兩次演講活動,在犯人出現了不少思想轉化的典型,各單位運用這些典型,不失時機地擴大宣傳教育的效果,抓反饋信息,抓連鎖反應,循環往複地大做文章。具體做法: 一種是培養和組織典型人物及時現身說法,另一種是抓住典型,採取請進來,走出去的辦法做文章。勞改一支隊判刑七年的搶劫、詐騙犯李××,曾被少教、勞改,是個“三進宮”,他交代了隱瞞的撬竊罪行後,該支隊抓住這個典型做文章。開始時,被害人之一的冶煉廠工人杜××對犯罪給他們全家造成的痛苦真是恨之入骨,曾經帶著菜刀到各舊貨商店門口尋找守候,準備當罪犯銷臓時就劈他幾刀。但當四年後,我們幹部告訴他作案人李××已經主動交代,並向他宣傳了黨的政策後,他不念舊惡,願意和李犯交朋友,幫助他走自新之路,並和另一位被害人一起,參加了一支隊召開的法制教育大會,並講了話,還向李××贈送了禮物。被害人的寬宏大量,使罪犯受到極大的震動和教育,很多人為了表達懺悔和走向光明的決心,紛紛自發給被害人寫信。支隊又將被害人請來,再次召開大會,冶煉廠五車間團支部代表向犯人作了題為《讀書和猛醒》的演講,杜××同志又朗誦了《祝他們在心靈搏鬥中獲得新生》的散文詩,還向犯人贈送了題有勉勵字句的錦旗和國畫,之後,杜××又帶妻子、女兒接見李××,進行真誠的幫教,使犯人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第三勞改總隊判刑八年的慣竊犯魏××,原是電錶廠的工人,主動交代了1980年夥同楊姓兄弟兩人,翻牆潛入電錶廠財務組辦公室,撬竊現金、手錶、鋼筆等,使當晚值班的報案人技術組長唐××同志蒙受不白之冤,被判刑一年。總隊立即派幹部專程來滬,與有關部門聯繫,使唐××同志獲得平反。抓住這個典型,我們在該廠召開了法制教育大會,由魏犯彙報交代,向唐××夫婦鞠躬賠罪,請求寬恕。唐××同志向改造單位送了感謝信,泣不成聲地訴說了蒙受不白之冤的情況之後,又以極其寬容的氣度,對魏犯開始邁出新生的第一步感到高興,表示諒解,並願意與魏犯保持通訊聯繫,幫助魏犯真正悔過自新。唐××夫婦還送給魏犯一本精裝的《簡明知識辭典》,扉頁上寫着“迷途知返除污靈,讀書求知做新人”,這對魏犯以莫大的鼓舞。總隊又組織魏犯現身說法,一次當場兩個犯人舉手向幹部表示要坦白交代檢舉揭發。
下半年的監管改造工作仍應貫徹司法部提出的“收得下,跑不了,管得住,改造好”的總要求,清“左”破舊,求實創新,創造性地貫徹執行綜合治理的方針,持久、深入地開展政治攻勢,精雕細刻地做好教育改造工作。我們要以提高改造質量,提高經濟效益為中心,全面落實改造責任制,正確地執行政策和法律,大膽改革管教工作,有效地促使絶大多數罪犯認罪認錯,坦白檢舉,密切配合社會上破案挖敵鬥爭,同時積極開展政治、文化、技術教育,努力把改造場所辦成改造人、造就人的特殊學校。
第一,清除“左”的流毒,克服麻痹思想,進一步加強嚴格管理。當前,改造工作的形勢是很好的,但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我們在執行政策、工作方法等方面,“左”的流毒遠遠沒有肅清,打罵體罰、濫用戒具、電警棍的情況時有發生,有的單位對待罪犯家屬仍然像過去對待四類分子家屬那樣。上半年自殺、逃跑屢有發生,這說明有的幹部思想麻痹,責任心不強。要繼續肅清“左”的流毒,克服麻痹思想,認真實行依法嚴格科學管理,搞好生活衛生,切實加強防逃、防病工作。生活衛生工作既是教育改造工作所必需的物質條件,又是教育改造的一個重要手段,要充分發揮其作用。要寓教育感化于生活衛生工作之中,讓罪犯在日常的衣食住行中體會到社會主義監獄的文明進步。我們要認真執行各項管理制度,經常檢查工作中的漏洞和薄弱環節,及時進行改正。
第二,糾正不痛不癢的獎懲,實行大獎大懲。獎懲是體現區別對待政策,促使分化瓦解,調動改造積極性的一個重要手段。在當前改造秩序比較穩定的情況下,針對當前監獄的特點,必須改變過去那種象徵性的不痛不癢的獎懲,實行大獎大懲。要以鼓為主,以獎為主,獎勵面要大,獎罰幅度也要大一些,但一定要獎罰得當,做到一個“準”字。獎勵要在提高改造質量的基礎上,做到獎有事實;處罰要在經過調查的前提下,做到罰有依據。重獎重罰必須使罪犯心服口服,受到教育。要把大獎大罰作為進一步開展政治攻勢的重要措施。各單位要做好材料準備工作,在狠狠打擊現行違法犯罪活動的同時,年內爭取假釋一批,減刑一批,提前解教一批。
第三,反對空洞說教,開展有針對性的,講究實效的思想教育工作。思想教育工作,集中到一點,就是解決一個針對性的問題。從大型教育活動到個別教育,都要講究針對性。實踐告訴我們,對罪犯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來自教育內容、方法的針對性。有多大的針對性就有多大的效果。因此,從改造人、造就人的總目標出發,罪犯缺什麼、需要什麼,我們就給予組織教育活動。要破除自滿情緒,上半年的思想政治教育是有些成績,有點新意,但嚴格講只是一些小改小革,創新是不夠的。我們要破除一般化、老一套、不講實效的教育方法,要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創新,大膽改革。
要繼續搞好法制教育,使罪犯懂得法律常識,具備一定的法制觀念,重點組織他們算罪惡賬,算危害賬,從法的觀念上加深認罪認錯。要注意抓反饋信息,抓連鎖反應,把法制教育搞活。
要發展演講活動的經驗,組織大規模的家屬規勸。動之以情,曉之以理是思想教育工作的成功經驗。罪犯家屬是開展思想教育工作的一支重要社會力量,必須充分運用。組織他們觀看七幕滬劇《路,就在腳下》,舉辦的勞改工作成就展覽會,目的就是要向他們宣傳黨的勞改方針政策,動員他們對罪犯進行規勸教育。各單位要結合各個時期教育內容,組織多種形式的家屬規勸。局要組織一個“親人規勸團”巡迴規勸。
廣泛展開讀書活動和文化技術教育。要把罪犯改造成為四化建設的有用之才,這就要求他們: 一是要遵紀守法,不再重新犯罪;二是要儘快地改變愚昧無知的狀態,具有一定的文化水準;三是要學會一定的生產技能。這是體現改造質量的主要內容,也可以說是改造質量的三要素。因此,在整個改造過程中,在加強政治思想教育,組織參加勞動生產的同時,必須大力加強文化技術教育,普遍開展讀書活動。這是一項治本的措施。從上海勞改單位的現狀看,這項工作已經開始引起部分領導骨幹的重視。在當前新收任務繁重、場所條件差、師資缺乏的情況下,開展文化、技術教育是會遇到不少困難和問題的,但一定要搞起來。這絶不是可有可無的,只要領導思想明確,下大決心,工作還是可以開展起來的。要創造條件積極組織落實,為積極實現司法部提出的“改造三年,拿到三張證書(釋放證、文化程度證明和技術等級證書)”摸索經驗,創造條件。
今年以來不少單位在讀書活動上作了初步探索。要搞好這項活動,必須有計劃、有針對性地組織進行。讀書活動要同各個時期進行的政治思想教育緊密結合起來。反對形式主義,要講究實效,持之以恆。幹部一定要帶頭讀書,這才能使讀書活動有針對性和思想改造掛起鈎來。對在讀書活動中表現突出的罪犯應給予必要的鼓勵和獎勵。
開展分類教育是有效地提高改造質量的必然途徑。因為它更具有針對性、科學性。要看到這是一項難度較高的工作,是我們開創勞改工作新局面中的一個重要課題。有些單位已着手進行分類教育的試點工作,並取得了一定的進展。在政治教育和日常管理中都要體現分類教育的原則,按照他們不同的犯罪類型、思想特點,提出不同的教育要求和教育內容,有針對性地進行教育改造工作。分類教育既是提高改造質量的有效措施,也是培養鍛鍊幹部,增強業務能力,提高業務素質的重要途徑,各級領導必須親自試點。
第四,改變被動應付局面,積極展開科研活動。勞改工作是政法工作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一項涉及多種科學的綜合學科。要迅速地提高改造工作質量,必須開展科研活動,探索和掌握改造工作的客觀規律。我們要針對新時期罪犯的新特點、新情況,開展科研活動,把已有的實踐經驗上升為理論,指導現實工作。科研工作要貫徹專門的研究和群眾性的研究相結合,採取兩條腿走路的方法,局準備成立精幹的研究機構,同時積極籌建群眾性的科研組織。我們希望從事第一綫工作的幹警和有志于研究勞改、勞教工作的同志積極參加到科研行列中去。
第五,防止自滿情緒,進一步開拓綜合治理工作的新途徑。近幾年來,我們在貫徹綜合治理方針的過程中取得了一些經驗。今年以來又有新的進展。但這僅僅是一個開端,如何創造性地貫徹執行這個方針,還有大量的工作要做,還有許多新渠道要開拓,還有一個改革創新的問題要考慮。因此,我們決不能固步自封。目前,在綜合治理方面,我們既要發展已有的好形式,又要積極開闢新的渠道,針對罪犯違法犯罪的社會性因素,大膽改革,積極實施依靠社會各有關方面進行綜合治理的各項有效措施,使綜合治理工作有一個新的突破。


罪犯改造工作要在新起點上有新發展罪犯改造工作要在新起點上有新發展
(1989年3月)一、 工作無止境,要一個台階一個台階往高峰攀登
回顧上海近四十年的勞改工作,不管經歷多少曲折,應該說還是一個台階一個台階向上攀登的。上海的四十年勞改工作發展到今天,是否可以分四個階段或叫四個時期,第一是初創時期,第二是徘徊時期,第三是恢復時期,第四是進入一個新的時期。
新時期從什麼時候開始,我們認為,1988年是上海勞改工作新時期的開端。新時期的標誌是否可以從這幾個方面來看: 1.在體制方面,探索黨政分開,實行了支隊長(場長)負責制;2.改造工作開始探索分類改造,並且有所突破,規範化管理已初步取得成績和經驗,勞改工作的綜合治理有了新的發展;3.思想政治工作已經初步形成黨、政、工、團齊抓共管的局面;4.勞改工作幹部的素質有了明顯的提高;5.工農業生產已經從生產型逐步轉化為生產經營型,工農業生產持續、穩定地發展;6.人事制度和分配製度改革全面深化,在幹部和工人隊伍中初步形成了個競爭機制。這些表明,1988年是我們改造工作新時期的新起點。
司法部領導對上海勞改局系統進行了視察,充分肯定了上海的勞改工作。然而我們應該清醒地看到,上海勞改工作雖然進入新時期,但整體水平不高,好比本來我們是高小水平,現在進入了初中水平,我們的工作有發展、有突破僅僅是高小同初中之間的區別,我們離開高中和大學還差遠了。上海勞改工作還沒有出現飛躍,當前我們的工作是為將來飛躍創造條件,正在積極作騰飛的準備。如果沒有特殊情況,照現在這樣發展下去,能夠度過當前面臨的嚴峻形勢,渡過難關,就有可能出現一個飛躍。我們現在各方面都在為勞改工作的飛躍作準備,不遠的將來,上海的勞改工作有可能出現飛躍。我們要紮紮實實,一個台階一個台階上,要攀登高峰。教導大隊、實驗大隊、軍天湖農場六大隊,這些走在前列的先進單位要在工作的廣度和深度再上一個台階,還沒有搞規範化建設的大隊要積極行動起來,先上第一個台階。
要再上新台階決定了當前我們不是一般地工作,不能一般地完成任務。我們當前的工作應當是創造性的工作,是為了我們崇高的事業。實驗大隊不光是實驗大隊的事情,也不光是上海勞改局的事,而是為了中國特色的勞改工作增色添彩,它的意義非常深遠。現在我們搞大隊規範化建設也好,搞分類改造也好,搞綜合治理的新發展也好,它的根本目的就是為創造具有中國特色的勞改工作、具有中國特色的勞改法學作貢獻。
我們現在搞的大隊規範化建設、分類改造,是我們上海廣大勞改幹部播下的科學種子,經過精心的培育和科學的管理,它正在茁壯成長,某些方面已經開花了,但千萬要注意,我們一定要結出碩果。不要上海開的花,在外地結了果,當然我們希望全國勞改系統遍地開花,滿園春色,也希望全國都能結果,但我們要求我們的果子能早點結,結得大一點。這就是一種敢為人先的精神,也正是一個台階一個台階往高峰攀登的精神追求所在。

二、 改造工作一定要堅持針對性和系統性
勞改工作應該研究犯人需要解決什麼問題,然後再設計我們的工作。應該說,過去幾十年勞改工作在這方面有好多成功的經驗,我們繼續要運用,要發展,要充實,要提高。另一方面要針對我們掌握的犯人和勞教的需要,重新謀劃我們的工作,現在我們搞分類改造,搞規範化管理就是這個意思,針對他們的需要,去解決特殊問題,把改造工作的針對性、系統性真正落到實處。
針對性從什麼地方來,一句話,靠調查研究。向犯人調查研究,這是重點。不管哪一級領導,都是向罪犯作面對面的調查研究。看他們需要什麼,還要經常聽聽罪犯對我們的各項措施的反映。我們不是把管教幹部比作醫生嗎?醫生每天要“查病房”,看病人通過治療後情況怎麼樣,然後再提出處理意見,我們幹部也要有“查病房”的意識,去瞭解罪犯需要什麼,對我們的管理教育措施有什麼反應,不斷來改進我們的工作,使我們的工作更有針對性。調查研究不是一次完成的,要貫穿整個教育改造工作的始終。要用公密結合的辦法,從下面得到真實情況,反饋我們各種管教措施的作用和反響。回顧這些年的工作,針對性的教育功能發揮得相當不夠,比較而言,懲罰功能起了很大的作用。犯人釋放後調查一下怎麼會沒有重新犯罪的?他們往往會說,官司難吃,日子難過。如果我們把教育的功能充分發揮的話,改造質量就能進一步的提高。調查研究是針對性的基礎,沒有調查研究就沒有針對性,就不能很好發揮教育改造罪犯的功能。
教育改造工作要有系統性,工作措施要配套實施。它是個系統工程,要系統考慮,分階段實施,不能搞到哪裡算哪裡。每個教育階段都要有個中心,其他多樣化多渠道的教育措施都是圍繞這個中心去展開。譬如清明到了,組織犯人去掃烈士墓,作為一項愛國主義教育、革命理想教育是對的,但是否圍繞着我們當前的中心工作呢?如果不是,這就成了花架子,華而不實。毛病就出在沒有系統性考慮,工作沒系統性地分階段去實施。我認為好的形式應圍繞我們的中心服務,同整個教育工作綜合配套,有橫向的,也有縱向的配套。比如說分類改造中性罪犯的教育就有一個配套問題,課堂講授、小組討論、個別教育這是縱向的配套,請家屬規勸、知名人士作報告、組織外出參觀等等是橫向配套。大課教育的針對性再強,總還是共性的東西,必須組織小組討論消化。而小組討論還必須幹部到場,否則起不了作用。有了小組討論還是不夠,還要個別談話,因為沒有一個罪犯的思想是只有共性沒有個性的。因此,在分類改造中必須考慮不同層面罪犯、不同個性罪犯思想的共性和個性,真正做到一把鑰匙開一把鎖,搞好教育改造工作。

三、 實踐探索同理論研究雙管齊下
這是上海這幾年工作的經驗,我們所以有今天的成績,就是貫穿了實踐探索同理論研究相結合雙管齊下,兩條腿走路的辦法。理論研究是專業研究與群眾研究相結合,今後還要加強這方面的工作,這是一個最有效的辦法,最能出成果的辦法。
在這裡,我提幾個問題大家一起來研究,結合工作實際,尋找正確答案。
1. 認罪服法問題
什麼叫認罪服法?是否對判決有點意見,有點想不通,就是不認罪服法呢?我認為在認罪服法的認定方面要進一步清除“左”的影響。罪犯對犯罪事實基本承認,認為判決是應該的,改造是應該的,這就可以說是認罪服法。對刑期長一些,思想不通,或對判決中某些犯罪事實和情節認為有出入,我看這是正常的。比如同樣貪污五千元,一個區法院判五年,另一個區法院判三年,兩人關在一個監房裡,一比較,思想上有點想法是正常的。所以什麼叫認罪服法,什麼叫不認罪服法,這個問題要進一步具體研究,涉及對一個罪犯改造表現的評估和減刑、假釋等一系列問題。我們要實事求是,有的人是判得重一些,為什麼不可以講呢?量刑有法律規定的相對幅度,比如一個罪名對應三至十年的幅度,根據具體情節都可以判,你可能判重些,但判得合法。罪犯聽了這些話,可能就會服你,因為你能實事求是。有些罪犯勞動等各方面都很好,就是所謂的認罪服法問題沒解決,老是減不了刑,這樣就影響我們正確執行政策,我們要認真研究這個問題。
2. 改造手段的功能問題
首先不能忽視懲罰這個功能,這是我們對罪犯實施有效改造的前提條件。其次要處理好教育改造與勞動生產關係問題,組織勞動要發揮三個功能: 一個是作為改造手段,有針對性地安排勞動;二是學習技術,學一技之長;三要創造經濟效益。這三個功能如何統一起來,需要我們研究。
3. 分類教育問題
這應該作為大問題來研究。現在分類教育,性犯罪矯治教育、盜竊犯罪矯治教育等,教材都準備好了,經過教育、小組輔導、個別教育,在一定時間內應該基本解決認罪服法問題。找到了犯罪根源,樹立了改造信心,可以說第一階段的工作就基本結束。第二階段應是較長時間的階段,通過形勢教育、道德理想教育、勞動教育等一系列配套教育,提高認識,核心是提高罪犯明辨是非的能力和強化自控能力。等於一個病人的病情得到控制後,接下去是進一步治療和調理以儘快康復,是增強體質和抵抗力的問題。第三階段是全面反思、鞏固提高階段,也就是為回歸社會作準備的階段。比如判刑五年的,服刑最後一年就進入全面反思階段,回過頭來再次認識自己的罪行和犯罪的原因,改造中還有哪些不夠,及時補課。我把教育周期劃分為三個階段,有計劃地分階段實施,可以叫做“三段論”。現在實驗大隊已經碰到了這個問題,課上完了,怎麼辦?犯人講第一期上的性犯罪課印象最深了,後來再上這一課就不一樣。我出了這個題目就是要求深一步,明年要在這方面拿出東西來,這就是再上一個台階。
4. 幹部隊伍問題
我們一定要有一支具有獻身精神、形象好、有專業水平的隊伍,這是幹部隊伍的三個要素。
勞改幹部首先要有獻身精神,這是第一個要素。當然也不可能要求整個勞改系統幹部百分之百都有獻身精神,這是不可能的。30%有獻身精神,70%能遵守紀律積極工作的就可以了,當然所有的幹部都有獻身精神那最好了。而事業心往往來自對工作的興趣。這個同志是不是適應這個工作,熱愛不熱愛這個工作,很重要的一條就是能發揮適合他的工作特長,才能充分調動他的積極性。幹部要有點獻身精神,同時要發揮他的特長,這一點很重要。
第二個要素是要有一個完美的形象。如果乾部形象不佳,那麼用盡各種改造手段最多起到一個懲罰的功能。看來形象問題確實非常重要。一個共產黨員的形象不是講得漂亮,而且要做得出來。管教幹部是政法幹部,要有政法幹部的樣子。一個人形象好不好,不看職位的高低,也不看能不能講,會不會寫,主要看他的行動。對罪犯進行教育改造,幹部的形象非常重要。
第三個要素要有較高的專業水平。一個幹部事業心強,也有獻身精神,但如果沒有專業水平,工作還是不能上台階。各級領導要充分重視隊伍專業建設問題,要用心發掘人才,大膽起用人才,培養愛護人才。領導幹部下基層,有一個任務就是發現人才。我們幹部中有能力的人並不少,關鍵是要清除“論資排輩、求全責備”。發掘人才要轉變觀念,要用生產力標準來看人才,從實踐工作中發掘人才。人才的培養要組織培養與自我培養相結合,主要是自我培養,當然也要送出去培養。在當前改革開放年代,要對改革者加以保護,改革中出現的一些失誤往往免不了,應該諒解,鼓勵從中吸取教訓。我同實驗大隊講了,實驗必然會有失敗,但失敗是成功之母,失敗為成功打下基礎,當然我們要儘可能避免失敗。對勇于改革開拓者,要保護,要支持。
犯人講實驗大隊是“特區”,這個名字給我啟發,我們要搞些“特區”政策,主要是在幹部配備問題上研究一下,過去的工作要求是“三不一高”現在我們管教工作深化了,分工越來越細,層次越來越高,我們還是老樣子配備幹部,恐怕現在的數量不行的。另外必要的物質裝備也要有些“優惠”,當然不是無限制地要錢,而是切實滿足工作需要。

攻防結合,切實防止罪犯脫逃攻防結合,切實防止罪犯脫逃
(1985年4月)罪犯脫逃的嚴重危害性是眾所周知、毋庸贅述的。罪犯逃脫能不能防止?我們的認識並不完全一致。許多同志認為可以防止,也有不少同志認為是防止不了的。我認為應該有一個統一的、正確的認識,這是關係到當前防逃工作能否很好開展的問題。

一、 工作做好了,脫逃事故一般是可以避免的
罪犯逃脫是由主、客觀多種因素造成的。罪犯想逃脫並不奇怪,因為他失去了自由,受到了懲罰。沒有一個罪犯會心甘情願蹲在監獄或勞改隊裡,問題是我們的工作如何。造成罪犯脫逃的誘因重要的有罪犯對判刑嚴重不服;怕艱苦的改造生活;被牢頭獄霸欺凌;改造期間違法犯罪或隱瞞罪行,怕被揭露和被揭露後受到嚴懲;幹部處理問題不公正、講了使罪犯失去改造信心的話,對罪犯體罰打罵以及戀人中斷關係、配偶提出離婚、財產繼承發生糾葛等等。我認為脫逃與防逃是一對矛盾,而防逃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只要我們工作做好了,脫逃事故一般是可以避免的。
然而根據我們目前幹警的政治、業務素質,改造工作的深度以及監管、警戒設施等條件,在一個關押幾千名罪犯的大農場,大批罪犯又分散在大田勞動,要不發生一起罪犯逃脫事故,是很難、極難的,只要稍有疏忽或工作中出現薄弱環節,就可能導致事故的發生。但防止逃跑絶不是辦不到的,事實證明,各個農場都有一些大隊“嚴打”以來就是沒有發生過逃脫事故。同時,我們對一年多來所發生的逃脫事故的原因分析,都是由於我們幹警思想失去警惕,工作不負責任造成的。二、 要主動進攻,攻防結合,使罪犯不敢逃,不想逃,想逃也逃不了
防逃工作首先要有信心,堅信罪犯脫逃一般是可以防止的。第二是要求科學的紮實的工作。我們的防逃工作,不能像資本主義國家的監獄那樣,完全依靠高牆、電網和現代化的監控、報警設施,而是要通過大量的管教工作使罪犯從想逃轉化為不敢逃、不想逃(即客觀上具備了逃脫的條件也不逃)。
防逃工作要融化在整個改造工作之中,不能就事論事,要主動進攻,攻防結合。要從治“本”着手,從思想上解決問題。經過政治思想教育,使罪犯認罪服法,懂得在改造期間不能脫逃,不能再違法犯罪,同時通過嚴格管理和嚴密措施,使罪犯感到插翅難飛,從而不敢逃。隨着思想教育的深入,罪犯的認識逐步提高,當他們看到奮發改造前途光明時,就會自覺地從不敢逃轉化為不想逃。但是,教育不是萬能的。有些罪犯仍是蠢蠢欲動,時刻窺伺機會,脫逃之心不死。還有些罪犯思想瞬息萬變,通過幹部做工作不敢逃了,不想逃了,可是出於某個客觀因素,忽然頓生脫逃念頭,鋌而走險。因此,我們在主動進攻的同時,還應積極防禦,就是要嚴格執行各項監管制度,不斷改善各種警戒設施,幹部深入三大現場,及時掌握罪犯思想動向,對重點對象實行多種控制措施,積極開展獄內偵察工作,密切與駐場武裝警察及地方聯防組織的聯繫,加強三道防線等等。根據以往的教訓,還要及時、有效地消除各種誘發逃跑的因素。主要是(1) 堅決清除牢頭獄霸。有些罪犯說“大官司好吃,小官司難熬”,就是不堪牢頭獄霸的欺凌、虐待而脫逃的。有的則是參與獄內賭博、鬥毆,還不清賭債、怕被毆打而脫逃的。而牢頭獄霸又往往是掀起這些歪風的罪魁禍首。因此,必須徹底清除。(2) 要盡最大的可能解決罪犯的實際問題。從他們的伙食、被服、住房、醫療衛生到戀愛、婚姻、家庭等方面的實際問題,都要認真、積極地幫助解決。凡是無法解決和一時解決不了的,亦要講清道理,做好思想工作,以穩定情緒。三、 要積極開展防逃的科研工作
任何事物都有它內在的客觀規律。按客觀規律辦事,事半功倍,反之,工作就陷于盲目性,事倍功半,甚至事與願違。罪犯脫逃亦有它自身的規律,從長期實踐的成功經驗和失敗教訓中得到了一些感性認識,但還沒有真正掌握罪犯脫逃的客觀規律。因此,我們對防逃心裡總是很不踏實,沒有把握,好似坐在火山口上,思想始終處于緊張狀態。要改變這種狀況,變被動為主動,我們就不僅要加強防逃工作,而且要把防逃工作作為犯罪改造學的一個專題來研究,找出罪犯脫逃的客觀規律,提出科學的有效的對策,將防逃工作提高到新的水平。


分管分教是上海勞改工作的攻關項目分管分教是上海勞改
工作的攻關項目
(1987年12月)改革是振興中國的唯一出路,是人心所向,大勢所趨,不可逆轉。勞改工作也毫不例外,面臨這改革的嚴峻形勢,不改革就會落後。對犯人進行分管分教,這是管教工作的一項重要改革,也是上海勞改工作的一個攻關項目。當前,要通過實踐、探索,取得突破,把這個“高、精、尖”的攻關項目拿下來,為創建中國特色的勞改事業作出貢獻。
教育改造工作是一門科學,既然是科學,就必須有其科學規律。教育學上有一個基本原則,就是“因材施教”,這同樣也是我們改造工作所必須遵循的一個原則,同患“感冒”症,有的是病毒性的,有的是受了涼引起的,醫生用藥就不同。同樣是罪犯,有的是盜竊,有的是流氓,矯治方案各不相同。即使是盜竊,原因還可以分成若干大類。因此,就要搞分類教育、分管分教工作正是由因人施教這一基本原則發展而來的。所謂分管分教,簡言之,就是在把犯人改造成為遵紀守法、自食其力新人的共同目標下,對不同的犯人提出不同的要求,採用不同的管理方法和教育內容,使教育改造工作更具有針對性、實效性。總之,要提高大牆內的改造質量,對犯人的分管分教是必由之路。

一、 關於分管分教的模式
什麼是分管分教的模式?大家對此很感興趣,試圖尋找一個最佳模式,使分管分教工作取得突破,這種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卻不足取。我主張在模式問題上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八仙過海,各顯神通。黨的思想路線是實事求是,幹任何工作都要從實際出發。國家有國情,勞改局有局情,基層有場情、隊情,離開實際情況,企圖尋找一種最佳模式,是行不通的。何謂基層的實際情況?主要是指幹部狀況和犯人狀況,以及歷史所形成的工作基礎。從這些實際情況出發,決定各自的分管分教模式,這樣比較客觀、合理,可以少走些彎路。當然,經過長期的實踐,取得了豐富的經驗,到了條件具備的時候,總結出幾個比較成功的模式也是可以的。但即使到了那時,也不要把模式凝固化、永恆化,更不能用行政命令的辦法來推廣某種模式,還是“姜太公釣魚,願者上鈎”好,如果他不願意採納你的模式,也可搞自己的一套。
分管分教工作是一門科學,科學必須在反復的實踐的基礎上充分討論、研究。有人提出混管分教的觀點,據說把流氓犯和盜竊犯關押在一起,他們互相看不起,起相互制約的作用。這猶如分層次養魚,上層魚的魚糞是下層魚的飼料,綜合利用。這到底有沒有道理,可以研究。總之,對分管分教的模式不要隨便下結論,不要輕易否定基層同志的做法。

二、 關於分管分教的教材
分管分教究竟用什麼教材為好?教材從哪裡來?這是大家普遍關注的兩個問題。我認為,教材有兩種,一種是書本教材,例如部裡、局裡編寫的各類普法教材和道德教材,這些都是分管分教的教材。但值得一提的是“活教材”,這是區別于書本的另一種教材。我在實際工作中感覺到,所謂“活教材”,可以概括成一句話,即“取之於犯人,教之於犯人”。犯人身上有取之不盡的活教材,關鍵是看我們是否善於捕捉,是否善於發掘。我在少管所工作時,有個名叫陳××的,捅了人家一刀,致使被害人下肢癱瘓,但他進所後拒不認罪。為了幫助他認罪服法,我們安排了被害人來少管所控訴。被害人也是個小青年,他哥哥把他背上講台,控訴後從禮堂裡出來時,陳××衝出隊伍,跪在被害人面前痛哭流涕,表示今後要對被害人的一切負責。從此以後,陳××表現一直較好。出所後,一次在公共汽車上不小心碰了人家一下,被兩個小青年打了一頓,他一直不還手。後來這兩個小青年聽說被打的是過去陳家橋“一隻鼎”(地區一霸),嚇壞了,馬上買了煙酒到陳家賠禮。陳××誠懇地對他們說:“東西我不能收,但你們千萬不要學我過去那個樣。”這就是“活教材”的作用。
分類教育不能片面地理解為僅僅是課堂教育,只是上上大課。分類教育要動用一切改造手段,貫穿于整個管教活動之中,有許多好的教材、好的教育手段我們過去都沒有很好地利用起來,甚至沒有認識到。最近幾年,我們發現搞藝術也能促進改造。有個少年犯,原來也是捅刀子的,野性十足,進少管所後在美術組學畫畫,提高很快,作品在社會上得獎後,他的興趣更大了。後來他逐漸變了,待人接物,說話辦事變得文雅起來,有點像知識分子了。當然,看問題不能絶對化,促使這個少年犯的轉變因素是多方面的、綜合的。
綜上所述,分管分教的教材哪裡來?一是上級部門要為基層創造條件,儘量多編寫出一些符合實際的教材;二是基層不要消極等待,要自己去做調查研究,編寫出適合你那裡犯人特點的各種鄉土教材。土洋結合,上下結合,教材的問題就迎刃而解了。

三、 關於分管分教的幹部配備問題
分管分教工作對“兩勞”幹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這是試點單位廣大幹警的一個共同體會。有的單位在幾年前就開始搞分管分教工作了,搞了兩次,結果兩次都失敗了。為什麼?關鍵是幹警的素質不適應。現在搞分管分教工作,實際上是“硬上”,就像小學生剛畢業,初中讀了一年,接着去上大學,難免要碰壁。當然,我們也不能幹等,不能等到大家都高中畢業、大學畢業後再去搞分管分教,只能是邊干邊學,邊學邊干,在實踐中不斷地提高自己的水平。
搞分管分教工作,一定要具備豐富的專業知識,這是因為對犯人進行分類教育,就必然要求幹部各有專長,定向發展。這次我到北歐,參觀了芬蘭、挪威的監獄,他們的看守都是警校畢業,高級看守還規定要考試,要進修,監獄長必須有本科學歷。我們現在還不具備這樣的條件,因此要加強崗位培訓,除了學習黨的勞改方針、政策和獄政管理等專業知識外,還要學習教育學、心理學、社會學、倫理學、美學等社會科學知識,特別要掌握分類教育的專業知識。如果我們知識貧乏,那麼即使在形式上把犯人分類劃開了,實際上仍無法落實分教措施。
有了一定的專業知識,還需要有紮紮實實的工作作風,搞分管分教工作絶不是為了寫幾篇文章。要使分管分教工作卓有成效,一定要一個犯人、一個犯人地摸情況,從他們出身、家庭、裡弄、學校、單位……的分析中,尋找犯罪原因,研究他們走向犯罪的軌跡,最終落實到改造罪犯。
對犯人的瞭解不是一次就可以完成的,即使是夫妻之間,也有一個相互瞭解的過程,談戀愛時相互的缺點就不大容易暴露,結婚後矛盾就開始露頭了。對犯人的瞭解比夫妻之間困難得多,因此更要反復多次,在長期的教育過程中,不斷地加深瞭解,並及時把瞭解到的情況記上分管分教的檔案,定期分析。這些基礎工作做得怎麼樣,將直接關係到分管分教工作的水平,幹部沒有紮紮實實的作風是很難做好這項工作的。
分管分教工作是上海勞改工作的攻關項目,非要拿下不可。基于目前的工作水平和幹部狀況,應該集中優勢兵力搞局部突破,把一部分水平較高的幹部集中在一起搞分管分教試點,先從他們這裡拿出成功的經驗來,為全局推開準備條件。也可以進行分管分教“招標”,招聘那些事業心強,有獻身精神,又有業務能力的幹部,讓他們吃點“小灶”,培訓一下,集中起來,爭取在分管分教工作上有所突破。通過實踐的考驗,將來對管教幹部可以分分等級,就像學校裡的老師,有助教、講師、教授之分。四、 關於分管分教的理論研究
分管分教工作需要理論指導,理論研究要為分管分教工作服務,成為實踐的先導。搞研究工作,絶不是為了東拼西湊寫幾篇文章。研究文章即使寫出來了,也只是完成了任務的一半,後一半是看你的文章對實踐究竟有什麼指導作用。這後一半比前一半任務重要得多。因此搞理論研究一定要確立這樣的觀念,切不要去鑽字眼,搬概念,賣弄新詞彙,搞文字遊戲,要紮紮實實、腳踏實地,從實踐中來,再到實踐中去。
分管分教要研究的課題很多,我在芬蘭和挪威考察時,發現他們把管理分為“封閉型”和“開放型”兩種。“開放型”監獄主要是短刑犯、初偶犯,還有即將出監的犯人。“封閉型”的比較嚴一點。我們的分管分教是否也要考慮有寬有嚴的區別。例如過失犯,是否可以在管理上放寬一些?現在不管什麼樣的犯人,進了市監獄都是十六根鐵柵一個樣,沒有區別。還有,“勞動”作為一種改造手段究竟如何起作用?在分管分教工作中如何針對性地開展文化教育和技術教育等等。至于對“三個延伸”的研究,更是大有文章可做,嚴格地說,現在還沒有真正的開始。這些都是我們研究的課題。
理論要成為實踐的先導,就必須有無畏的精神去創新。對分管分教改造的理論研究也必須具備這種精神。芬蘭司法部搞管教的司長向我介紹,他們正在試驗一種做法: 用女幹部管男犯人,用男幹部管女犯人。我初一聽,覺得太荒唐了,回來後與幾位同志一聊,大家覺得有點道理。團幹部可能有這樣的體會,調皮搗蛋的男青年比較服女團幹部的管束,這種心理上的問題可以研究、探討,不要一棍子打死。不過聽芬蘭那位司長說,夜晚值班還是男幹部管男犯人,女幹部管女犯人。他們現在正在寫文章,總結這方面的做法。我舉例子是想說明一個問題: 希望我們的理論工作者要有異想天開的氣魄和嚴格的科學態度,和實際工作者一起去攻克分管分教這個堡壘。分類改造要突出“五個研究”分類改造要突出“五個研究”本文是為《罪犯分管分教論》(劉雲耕主編,哈爾濱出版社1989年版)一書所寫的序言。
(1989年)我們的目標是創建具有中國特色的勞改事業。為了實現這個目標,從勞改工作的實際情況出發,當前一個時期,必須着重抓好三方面工作: 一是對罪犯實行分類改造,二是實現改造工作規範化,三是大牆內外通力合作,依靠一切可以依靠的力量,落實和發展“三個延伸”。這三者是相輔相成,互為條件,互相促進的。
這幾年的工作實踐告訴我們,提高改造質量必須從分類改造進行突破。這是因為,分類改造不僅能促進教育改造的針對性,有效地提高改造效果,而且能鍛鍊幹警隊伍,激發乾警更新觀念、拓寬視野、廣學博覽、向專業化方向發展的積極性。近年來,我們把分類改造列為上海勞改工作改革的攻關項目,分類改造已從個別試點發展到30多個試點,以案由為基準的分押、分管、分教的佈局正在逐步形成,幹警的分類改造意識逐步增強,大家越來越感到,分類改造是提高改造質量的必由之路。
但是,嚴格地說,我們目前的分類改造工作,還只處于入門階段,《罪犯分管分教論》就是我們這幾年摸索入門的“探路石”。應該承認,從摸索到入門,各級領導和幹警付出了艱巨的勞動。目前,我們仍處于必然王國,只有經過堅韌不拔、更加艱巨的努力之後,我們才能完成向自由王國的飛躍。
分類改造如何深入下去,我感到要突出“五個研究”。

一、 深入研究罪犯的犯罪原因
也許有人會說,這是一個老課題,有什麼可多研究的。我覺得,在推進分類改造時,必須強調這個問題。研究罪犯的犯罪原因,包括重新犯罪的原因,是分類改造的一個基礎工作,不搞透徹不行。目前,我們對這個課題的研究,往往是眾多犯罪因素粗淺的羅列,尚停留在表面化、一般化的階段,有的結論千人一面,千腔一調,各處套得上。這樣的研究,對改造罪犯及預防重新犯罪毫無實際意義。
世界上的事物是千姿百態、千變萬化的,各有其自身存在和發展的內在原因及外部條件,對此應作具體的研究分析,例如醫生對疾病的研究,就有病因,病理和臨床等研究。分類改造要深入,首先要求我們對罪犯的犯罪原因作細緻的研究,分析得越細,越便于改造。我一直提倡下苦工夫研究案例,一個犯人、一個犯人地摸情況,深入調查分析,通過無數不同案例的研究,尋找出他們走向犯罪的具體軌跡。只有把犯罪原因研究透了,分類改造才可能事半功倍,真正取得成效。目前按案由分類,與“一鍋煮”比是進步了,然而還是很粗的。比如目前盜竊犯一類,今後根據犯盜竊罪的原因、動機以及惡習的深淺等不同因素,還可以進一步分類。分類改造發展到這個階段,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犯罪原因研究的廣度與深度。我主張,要有一些同志致力於犯罪原因的研究。不同時代、不同環境,犯罪的原因是不同的,即使同一時代、同一環境,犯罪的原因也不盡相同。因此,我們要研究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長些。沒有犯罪原因研究的突破,也就不可能有分類改造的新突破。

二、 研究改造手段
改造有諸多的手段。實踐已經證明,罪犯之所以能得到改造,必然是多種手段綜合作用的結果。教育、管理、勞動、心理矯治等,都對罪犯的改造產生作用。管教幹部應該遵循因人施教的原則,適時適度地運用各種手段,充分發揮它們的綜合作用,從而達到改造的目的。
對改造手段,要作全面的深入的研究,一是進一步研究現有改造手段的功能,二是研究哪些罪犯主要適用哪些改造手段,三是大膽探索新的改造手段。在各種改造手段中,有主要的手段,也有輔助手段。如同患病後的治療和護理一樣,各有各的作用,相互不能替代。有些單位在組織罪犯學習工藝美術技能和文藝演出中,發現罪犯長期接受藝術熏陶,對矯治惡習,培育良好的情操和文明行為有潛移默化的作用;有的單位進一步發現,建設積極的監區文化,創造良好的改造環境,對促進罪犯的改造十分有利;有的單位組織罪犯學習氣功,達到健身養性、增強自控能力的效果。這些都是近幾年探索中新發現的輔助手段。
在這幾年的探索中,我感到尚有許多有效的改造手段還沒有被發現或者還沒有被自覺地運用,因此要進一步解放思想,勇于探索,善於實踐,在這個廣闊的領域裡,不斷地有所發現,有所創造。

三、 研究改造過程
所謂改造過程,就是罪犯投入改造以後,勞改單位運用各種手段對其實施矯治、轉化,使之成為新人的過程。我認為,在某種意義上說,對改造過程的研究,也就是對改造工作要有系統的考慮。整個改造過程一定要有明確的分階段的矯治目標,有紮實的實施方案,不能搞到哪裡算哪裡。從縱向看,罪犯投入改造的初期、中期和後期,教育改造的內容應該是不同的,但有內在聯繫,必須相互銜接,各個階段的要求也應該逐步提高;從橫向看,各個時期應有主題教育,並輔之以其他教育。只有重視了對改造過程的研究,提高改造質量才有現實性。現在,分類改造就遇到了這個問題,希望有這方面的研究成果。
在分類改造過程中,教育是個關鍵。以往不少犯人刑釋後只講“官司難吃”,但很少講教育對它們改造的作用。可見,過去我們對教育的功能發揮不夠。所以,在推進分類改造時,我們對教育要花大力氣。對罪犯的教育要循序漸進,一步一個台階,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每個階段集中解決一個核心問題。第一階段是解決認罪悔罪。只有通過認罪服法教育,才能促使罪犯找到犯罪根源,產生悔罪感,形成接受改造的心理需要,樹立改造的決心。第二階段是轉化、矯治。在這個階段,要集中進行針對性的思想教育和行為矯治,提高思想認識,培養自控能力。第三個階段是全面反思,補課鞏固階段。這個階段的任務是,既要鞏固前兩個階段教育改造的成果,又要進行回歸社會前的適應性教育和行為訓練。
關於改造過程每個階段需要多長時間,決不能一刀切,要根據不同類型的罪犯,規定不同的任務。這需要我們在實踐中去探索、研究。但是,每個階段要解決的核心問題,一定要認真實現。

四、 研究如何分類
從分類改造的概念看,它應該包括分類關押、分類管理、分類教育和分類勞動。分類是分類改造的第一步。過去,我們也有分類,就是將男犯、女犯、成年犯、少年犯分開監管。而目前大多數單位以案由分類,有的單位還以累慣犯、長刑犯、短刑犯為類編隊。以往,大家把分類的主要着眼點放在防止不同類型罪犯之間的交叉感染上。通過幾年的實踐,大家又感到如果僅僅把認識停留在減少交叉感染上,那還只是一種片面的消極的觀點。在現實社會裡,細菌、病毒是客觀存在的,每個人都有可能受到細菌或病毒的感染。我們不能因為怕感染,而把人一個個地隔離起來。當然,這樣說並不是不要防感染,而是強調維護人體的健康,關鍵是提高人體的抗菌能力,增強自身的免疫力。分類改造的根本意義,在於更好地貫徹因人施教、區別對待的原則,從而提高改造質量。再說,將罪犯安置在徹底淨化的環境裡,既不可能,也不是好事。我看“需要”受點感染,增加抗體,這樣,一旦回歸社會,才能抵禦各種“細菌”和“病毒”的感染。
分類如何分,要通過探索、實踐,深入研究。目前已有的多種分類模式,孰優孰劣,尚不宜定論。但是,在分類的時候,要考慮有利於貫徹因人施教、區別對待的原則,有利於提高改造質量。有些目標,不能一步到位,要分階段逐步實現。隨着分類改造的深入,分類的基本模式會逐步形成。同時,分類的方法也將日趨嚴密和科學。當然,無論是哪一種模式,是否合理,是否科學,都需接受實踐的檢驗。

五、 研究幹部
過去,研究改造工作光研究罪犯,而不研究搞改造工作的幹部。實踐告訴我們,要提高改造工作質量,不研究幹部是不行的。這裡,主要的是研究搞分類改造工作的幹部必須具備的素質和條件。這是因為,幹部是改造罪犯的直接實施者,他的形象、精神狀態、心理素質、文化程度、專業水平等,直接對罪犯的改造產生作用。一身正氣,方能起到教育感化的作用,反之,形象不佳,將產生負作用,歪曲甚至破壞黨的勞改方針和政策。因此,我們對幹部的形象、精神狀態、心理素質、專業水平等,要經常進行深入的研究,而這種研究,必須到工作現場去研究,從處理一件事,實施一項教育改造措施的過程中去研究,從幹部的工作實踐去研究。當然,合格的管教幹部,還需要領導者和組織者有意識、有步驟地通過工作實踐、崗位培訓、脫產學習等方式培養。我們要為培養幹部積極創造條件,那些思想好、作風正,有潛力、有後勁的幹部,可以在工作三四年後,就脫產學習,進修或寫作一年半載,這要形成制度。這樣才能適應工作不斷深化的需要,才有可能出人才,出專家。因此說,對管教幹部的研究,應該放到重要的議事日程上來了。
上海的改造工作要創特色上海的改造工作要創特色
(1990年9月)一、 要把創特色作為工作目標
從上海的情況看,改造工作的目標可以分成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就是收得下,管得住,跑不了;第二個層次就是在前者的基礎上,做到改造好;第三個層次就是創建具有中國特色的勞改工作,這是比較高的目標。為什麼會提出這個目標呢?我想,這是歷史的必然,工作發展的必然。作為工作目標提出,是基于三個有利條件: 一是我們的工農業生產搞得還不錯,有飯吃,工資發得出,於是就不安現狀,想追求一個高層次的工作目標;二是上海勞改局系統的生產秩序、改造秩序、人心是穩定的;三是這幾年我們已初步形成了一支有一定戰鬥力的隊伍,這支隊伍政治上是堅定的,對黨的領導、社會主義道路堅信不疑,有較強的事業心,有無私奉獻的“紅燭”精神和開拓進取精神,又有一定的專業水平。因此我們把創建具有中國特色的勞改工作作為目標,是有根據的。
創建具有中國特色的勞改工作,是有歷史必然性的。鄧小平同志提出,我們國家要創建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我體會,有特色的社會主義是有具體內容的,不是一句抽象的口號。各行各業在這個總要求下,都有一個創建特色的問題,勞改工作當然也不例外。我們各級幹部在考慮問題、規劃目標、決策任務時,都要以提高改造質量,創建具有中國特色的勞改工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
創建特色要走我們自己的路。我是這樣理解的,特色就是我們自己的東西,與“土產”基本相似,但不完全等同。我是很喜歡“土”的,上海理論研究工作確定的一條方針就是“土洋結合,以土為主”。我認為,“土”不是一個落後保守的概念,而是“特色”的概念,就是指從實踐中來的理論、經驗和語言。所以,創建具有中國特色的勞改工作,無論如何不能丟掉“特色”這兩個字。工作、理論、語言都要有特色。譬如分類改造就是我們的特色,綜合治理也是我們的特色,我們要用自己的觀點、自己的語言來總結自己的經驗,這才是有特色的。
我提倡借鑒國外的先進經驗,同時也強調不要生搬硬套,不要把我們的工作硬套上外國的名詞,給我們的成果貼上外國的商標。我們要讓外國人看到,中國的勞改工作是有特色的,我們的文章、經驗、理論都是地道的中國貨。我認為,勞動改造就是中國的特色。勞動改造的基本功能到底是什麼?怎樣發揮它的功能?這些都是有中國特色的根本問題,要好好研究。
在創建特色的問題上也應該有兩個層次,一是全國的特色,它彙集了全國最優秀的理論、最成功的經驗和實踐;二是地方的特色,地方的特色是國家特色的來源,為豐富和完善國家的特色服務。在一定意義上說,沒有地方的特色,也就沒有國家的特色,如中國菜餚有揚幫、蘇幫、京幫、川幫,唱戲中有這個流派、那個流派,正因為它們各具特色,才有聞名于世的中國菜餚和中國戲劇藝術。由此想到勞改工作是不是也可以有流派,也就是有地方特色。我想上海的特色是否從四個方面來考慮: 一是分類改造,二是規範化管理,三是監區文化,四是綜合治理。我們要在這四個方面多下點工夫,創造出上海的特色,它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是為創建具有中國特色的勞改工作作貢獻。這就是我們的目標。

二、 創特色要抓住主要環節
創建特色有許多工作要做,應該抓主要環節,可以從以下四個方面去努力:
1. 要抓住穩定。中央提出穩定是壓倒一切的,這不是權宜之計,而是建設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戰略思想,它是一個長期的任務。有了一個穩定的環境,四化建設才能順利進行。同樣,上海的勞改工作要出成果,提高改造質量,為創建具有中國特色的勞改工作作貢獻,也需要一個穩定的環境,這是實現上海勞改工作目標的首要條件。穩定包括改造秩序、生產秩序和人心的穩定。只有穩定了,我們才能集中思想、集中精力去考慮創建勞改工作的特色。
2. 要理論研究與實踐探索雙管齊下。這是上海近幾年工作的經驗。我記得在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們許多同志就在設想為中國勞改工作做些文章,搞點東西出來,但是當時對怎樣搞感到茫然。那時有同志想,最好把大專院校的教師、專家請進來,與我們的實踐結合起來,一起來研究勞改工作。但實踐證明效果不佳,因為各人的實踐不一樣,要求不一樣,動機也不一樣。以後我們找到了自力更生的道路,這就是理論研究與實踐探索雙管齊下。當然,我們也不排斥爭取社會科研力量的支持配合,但是,我們對自力更生為主、依靠外援為輔必須堅定不移。
現在我們自己的一些論文,第一綫的同志看後感到正是他們實際工作中遇到的問題、在想的問題,這就是重大的成功,說明我們的理論研究與實踐的結合是好的。如果我們的文章第一綫同志看不懂,那說明我們的理論研究是失敗的,是脫離實踐的。評判我們理論研究成功與否,是第一綫的同志,因為他們最有實踐,因而最有發言權。
理論研究人員要花大量的時間到基層去,要帶著研究專題到第一綫去,決不能閉門造車,無論如何不要這麼幹,要時時記住,只有實踐才能出真知。第一綫的同志除了實踐之外,還要思考我們的工作,想一些問題,同時要學習一些基礎理論,而最基礎的理論是馬列主義,這是思想方法的基本功,有了這個基本功,實踐、研究就有了正確的立場、觀點、方法,就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3. 要務實、搞活。這是上海勞改工作的風格。我們一切工作都要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講究實效,這是最基本的東西。創建特色要從兩個實際出發,一個是罪犯的實際,另一個是幹部的實際,忽視任何一個都是不行的。比如分類改造的問題,勞改工作發展到一定的時候,必然要搞分類改造,這是事物發展的必然規律。上海開展分類改造已經五年了,但為什麼還沒有全面推開,就是我們幹部這個實際還不具備全面推開的條件。所以,做領導幹部的,既要研究罪犯,又要研究幹部,從這兩個實際來把握我們的工作。
搞活就是要有新套套,工作中善於創新,搞活是手段,是為務實服務的,務實是目的。事物的發展是無止境的,因而創新、搞活也是沒有止境的。因此,我們要開闊思路,進一步探索改造手段,現在已經在運用的有懲罰手段、勞動手段、教育手段,加上文化手段,還有氣功這個輔助手段。但是還有好多有效的手段至今沒有被我們所認識、所發現。所以我們創新的思想一定要十分明確,前面我說的上海特色的四條,是這些年的創新,還有待于進一步深化,上升為理論。
4. 要培養一支能攻堅的隊伍。最近市委提出,質量是上海的生命,這已經逐漸為廣大人民群眾所理解所接受。同樣,對我們上海勞改局系統來說,質量也是生命。我們有兩個質量,一個是精神產品的質量,即改造質量,另一個是物質產品的質量,即工農業產品的質量。這兩個質量都取決於我們的工作質量,工作質量高了,包括政治工作、管教工作、生產經營工作、科技工作、後勤工作等,那麼改造質量、物質產品質量就有保障,而工作質量又取決於幹部的質量。因此,迅速提高幹部隊伍的素質已經擺到了首要位置。
從當前的形勢和任務看,幹部隊伍的素質要做到“兩個強”“兩個紮實”。“兩個強”是政治上強、事業心強,一個政治上搖搖擺擺、事業心淡薄的人,是不可能承擔艱巨任務的,這是基礎。“兩個紮實”是實踐功底紮實、文化基礎紮實。我最近作了一些調查研究,從調查的情況看,具備這些條件的幹部占總數的30%左右,不是很多。我們要瞄準創建具有中國特色的勞改工作的目標,就必須有一支具備較強戰鬥力的能攻堅的隊伍,沒有這支隊伍,再宏偉的目標也只能是空中樓閣。
各級領導幹部的工作着眼點要放在抓幹部隊伍建設上,這是各項工作創新、突破的關鍵。上海勞改工作要上新的台階,首先幹部的素質要上台階。當前要儘快提高基層第一綫幹部的素質,因為他們處在改造工作的最前沿,兵對兵,將對將,不能馬虎的,改造工作的質量在很大程度上要取決於他們的操作水平。如果我們的設計很好,分類改造、規範化管理等等一大套,可是操作工水平很低,都說“我們不懂”,那麼我們這個設計再漂亮,也是毫無意義的。所以我們要下決心抓隊伍建設,提高幹部的素質。


大膽探索實踐闖出改造新路大膽探索實踐闖出改造新路
(1992年4月)一、 探索尚成功
分類改造是我國改革開放的產物,是監管改造工作的一項重大改革。上海的分類改造工作,是從1984年少管所對性罪錯少年分類教育試點開始的,至今已有八年了。這八年是探索的階段,有了這八年的探索,再加上勞改戰線幾代人的長期實踐,終於敲開了分類改造的大門。
分類改造工作的意義和作用可以歸納為三條:
第一,分類改造是創建具有中國特色的勞改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當然,我國勞改工作的特色體現在許多方面,如尊重犯人的人格,實行人道主義和科學文明管理,重視監區文化建設,積極推行綜合治理等等。然而分類改造更能體現中國勞改工作的特色。
第二,分類改造是提高改造質量的必由之路。勞改工作的政策是懲罰與改造相結合,而過去我們對如何更好地更充分地發揮改造這個功能思考得很不夠,除了男犯和女犯、成年犯和少年犯分開外,教育改造基本上是“一鍋煮”、“一帖藥”,結果事倍功半。各試點單位的實踐證明,實施分類改造後,改造的功能逐漸得到開發,整個監管秩序好了,勞改積極分子增加了,減刑的多了,改造質量的確有所提高。
第三,分類改造實踐是提高幹部素質、培養人才的重要途徑。我們的幹部隊伍素質雖然與分類改造的要求還有距離,但幹部素質就是在不適應——適應——再不適應——再適應的過程中逐步提高的。試點搞得好的單位,確實湧現了一大批人才,輸送了大量的幹部。
八年的探索基本上是成功的,在某些方面還有所創新、突破,摸索出了不少經驗,如上海市監獄等單位對女性性犯罪的分類改造等方面就有一定的質量和深度。我總覺得,只要有事業心,有明確的奮鬥目標,有鍥而不捨的精神,總是能夠出成績的。

二、 頭腦須清醒
我們對工作的評價應該科學,應該實事求是。但由於認識上、心理上的原因,我們看到的工作成績,往往有一些假象和水分,只有把假象剔掉,把水分擠干,才符合客觀實際。我的看法是,對工作成績寧可估價得低一點,切不可高估。尤其在成績較突出、讚揚聲鵲起的時候,更要冷靜,千萬不要認為到處是“鶯歌燕舞”了,否則頭腦就要發熱。從這個意義上說,經常潑點冷水,是對領導幹部的愛護,也是思想上的再解放、再發動。分類改造工作也是如此,絶不是經過幾次針對性的教育就能把罪犯改造好的。尤其是累犯、慣犯和反革命犯。經過分類改造,反革命犯中有些人思想有所動搖,這固然是好的,但要摧毀反革命的反動政治信仰,轉變反革命立場,真正脫胎換骨,仍需我們進行長期的、艱苦的工作。對其他罪犯的改造同樣如此,即使得到一定程度的矯治,隨着環境的變化也可能會舊病復發。對此,我們要有清醒的頭腦,不能把八年的探索和取得的成效估計過高,要看到不足和值得改進的地方。上海分類改造工作不足之處主要有三點:
1. 奮鬥目標不夠明確,工作節奏太慢,缺乏時間上的要求,缺乏一種只爭朝夕的氣勢,至少徘徊了三年。
2. 教育內容、手段、形式等沒有大的突破。已經搞的分級管理、心理測試、心理矯治是引進的,氣功治療是移植的,監區文化早就有了,我們只是加以概括提煉、自覺運用和積極發掘而已。
3. 取得的經驗還是零碎的、感性的,離全面、完整、系統、理性的要求還有很大的距離。三、 勇于攀高峰
從這些年的實踐看,分類改造不僅需要社會科學知識,還需要大量的自然科學知識。可以說,分類改造是社會科學同自然科學相結合的一項高科技發展項目。我們的奮鬥目標是,在本世紀內形成一套完整的、成功的工作經驗,建立一個系統的科學的理論體系。為實現這個目標,當前上海的分類改造應着重抓好以下幾件事:
1. 抓好以個案分析為核心的基礎工作
基礎工作包括許多方面,而個案分析是基礎工作的核心。分類改造需要準確掌握罪犯犯罪的動機、心理、思想、行為等特徵,就像醫生看病一樣,診斷正確了,才能對症下藥,治療才有效。現在我們很大的問題就是對罪犯的犯罪動機、原因等,沒有下工夫研究,缺乏真實而又深刻的瞭解。即使調查研究也僅停留在表層,而沒有進行深入的比較和分析。我認為: 個案分析除掌握基本情況外,主要是動態分析,但這不是一蹴而就,而是與罪犯思想認識的發展緊密相連的。因此,調查研究、個案分析,必須貫穿改造工作的全過程。這樣取得的材料才有科學性,才能從中找出某種類型罪犯在改造中的規律性。
2. 要發揮多種改造手段的綜合功能
改造罪犯的手段很多,功能各異,我們要善於配合運用,發揮其綜合效應。同時,對不同的對象要有所側重,有的側重於思想觀念的轉變,有的側重於養成教育,有的側重於心理矯治。回顧上海這幾年的改造工作,有的改造手段還沒有運用,綜合運用就更差了。因此,改造手段中空白的要狠抓,薄弱的要加強,成功的要推廣,強項要深化,綜合運用要出經驗。
分類教育。現在分類教育有了大綱、教材,這是創造了教育的條件,但分類教育決不是按教材進行課堂教育這一種形式,而必須運用多種形式和手段進行。還要看到,再分類是分類改造的必然。前幾年提出這個課題後,有的單位已經在探索了,如從犯罪動機來分類,從惡習深淺來分類,等等。雖然再分類的工作還剛剛開始,處于萌芽狀態,但這是方向,分類改造一定要向這方面深化。這就對分類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分類管理。目前抓分級管理的多,抓分類管理的少。分類管理被忽視的原因,一是分類管理有一定的深度和難度;二是對它的功能認識不足。我們必須立即糾正這種傾向,要在這方面花大力氣,下苦工夫。分級管理和分類管理都是獄政管理的組成部分,分類管理具有矯治、養成功能,而分級管理具有激勵功能。兩種功能性質不同,不能相互替代,亦不應偏廢,應該相輔相成。
綜合治理。綜合治理從兩層意義上講: 一是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勞改工作是其中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二是勞改機關改造罪犯亦要貫徹綜合治理,要依靠社會各方面力量的支持和配合。這些年來,上海勞改工作在綜合治理上有很大的發展,需要認真總結;同時,也有很大的潛力,需要進一步挖掘。通過總結,有效的要堅持,形式主義要糾正,新的做法要探索。
勞動改造。勞動改造是中國勞改工作的特色,也是主要的改造手段。勞動能使罪犯養成勞動習慣,培養社會生活中的責任感和遵紀守法的品德,矯正以往的惡習,同時可以使罪犯掌握一定的生產技能,為刑滿釋放後的謀生創造條件。但是從探索分類改造的角度考慮,應該進一步發掘勞動改造手段的新的功能。這個問題我講了幾年了,還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如果勞動改造這個手段在分類改造中的地位、作用還摸不出道道來,勞動改造的功能還講不清楚、講不具體,還沒有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經驗和科學的理論,那麼,創建具有中國特色的勞改工作這篇大文章就無法完成,就不能畫句號。
讀書活動。一本好書就是一位老師。讀書的功能很多,潛力很大,開展讀書活動是勞改工作開發社會智力庫的一個組成部分。這項工作在上海已是幾起幾落,主要原因是幹部,包括一些領導幹部還沒有養成讀書的習慣,沒有真正認識讀書的作用,僅僅作為一種點綴。因此,在強調認真探索讀書活動作用的同時,特別要強調幹部必須讀書,要把讀書同提高幹部素質、適應越來越高的改造工作要求緊密聯繫起來。幹部每星期抽半天或一天時間讀書,要作為一項硬性規定。
此外,還有心理矯治、生理治療、氣功療法等等,都需要我們深入探索、認真總結。我一直在想,一定還有許許多多改造罪犯的手段沒有被發現,這就要我們用發散性思維和科學精神相結合的態度,在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交叉上,在實踐中去探索、去創造、去挖掘。
3. 充分運用和發展實踐探索與理論研究雙管齊下的經驗
這是我們工作不斷創新、發展的一條重要的成功經驗。“雙管”一定要“齊下”,一上一下不行,一左一右也不行,齊下才能形成合力,才能取得成功。雙管齊下包含三層意思: 一層意思是,搞理論的和從事實際工作的要瞄準同一目標,探索同一課題,不能各敲各的鑼,各走各的路;另一層意思是,搞理論工作的要到實踐中去探索、總結經驗。要克服打一槍換一個地方的游擊作風。要想理論上有深度、有成就,就要打攻堅戰、打持久戰。再一層意思是從事實際工作的同志也要加強理論學習,學會用理論來觀察、研究、分析問題,指導工作,將實踐經驗上升為理論,防止經驗主義。集中到一點,就是都要到實踐中去研究理論,都要運用理論指導實踐。
還有一層意思,雙管齊下要把專業研究和群眾性研究結合起來,去攻克一個又一個難關。要實現遠大的目標,要攀登高峰,總有許多難關;這既是工作中的難關,也是工作上台階的突破口。關,有大關、中關、小關,要攻克分類改造這個大關,只有通過攻克許許多多的中關、小關來實現。前面提到的各種改造手段的功能開發就是一個個攻關項目。分類教育中的周期問題,盜竊犯認罪容易悔罪難的問題等,都可列為攻關項目。再比如犯罪與遺傳有無關係的問題,也可列為攻關項目。我是堅決反對“龍生龍、鳳生鳳、賊養兒子掘壁洞”的血統論的,但作為犯罪的內因來說,遺傳因子是否起作用,是否有影響還是可以研究的。攻關,首先要自力更生,集中力量組成若干課題組,逐步形成課題帶頭人;同時要搞大協作,要開發社會智力庫。協作不要侷限于上海,有條件的可以同兄弟省市搞協作,也可以開展國際間的協作。

四、 立下軍令狀
目標確定了,要實現就要立軍令狀,就要“逼”,逼才會上。“逼”有兩種。一種是自己逼自己,一種是別人逼你。上海搞分類改造是自己逼出來的,現在各省市都在上,有的決心比我們大,步子比我們快。我們的處境是前後都在“逼”。逼一逼有好處,可以使我們不再重犯“醒得早、起得晚”的錯誤。
分類改造工作是上海勞改工作的重點攻關項目,它直接服務于經濟建設這個中心。改造質量提高了,有利於維護社會穩定,確保經濟建設順利進行。因此,各單位要把分類改造工作放在重要議事日程上。黨政一把手要重視這項工作,最好親自參與,親手實踐,要把它列為當前考核改造工作的重要指標。
搞好分類改造工作,要抓好掛帥人物和攻堅隊伍。分管領導作為掛帥人物,要立下軍令狀,確定目標,限期完成,完不成就下崗。分管領導還不能停留在掛帥壓陣上,不能光在“元帥府”掛麵帥旗,要親自出馬打攻堅戰,要做到“一個帶領、四個參與”,即帶領隊伍衝鋒陷陣;參與調查研究,參與規劃,參與實踐,參與總結。
分類改造工作面上要普及,點上要深化。分類改造的深化一定要有一支攻堅的隊伍。可以採取招聘的辦法招募“志願軍”,組織攻堅隊。這支隊伍要具備四種精神: 無私奉獻的“紅燭”精神,勇于探索的改革精神,鍥而不捨的實幹精神,同心同德的合作精神,只有這樣,才能擔負起攻堅的重任。“志願軍”也要立軍令狀。攻堅的尖子可以作為科技人員來對待,有貢獻的要重獎。我可以充滿信心地說: 只要我們能組成一支具備四種精神的攻堅隊伍,我們的奮鬥目標一定能實現。深化上海分類改造工作之我見深化上海分類改造工作之我見
(1993年)上海的分類改造工作已經躍上了一個新的台階。打個比方,就是小鷄已經破殻而出,或者說,新苗已經破土。作出這個評價不是沒有根據的,今天發佈的十個分類改造工作課題的成果就是根據。1992年上海的分類改造成果內容非常豐富,對這些成果我有兩點感觸: 第一,我這個勞改法學專家可以退下來了,因為我已經看到在分類改造工作中湧現了很多富有才華的年輕人,他們在分類改造工作中把理論與實踐結合起來,有的發現,有的前進,這使我感到很欣慰。第二,這些分類改造成果的特點概括起來是三個字“新”、“深”、“實”,就是有新意,有深度,來源於實踐,對實踐有指導意義。這些分類改造成果的可貴之處就在於,它屬於我們自己的東西,是自己的實踐、自己的經驗、自己的語言的有機統一。分類改造是前無古人的事業,沒有現成的東西可以模仿,必須依靠我們自己的探索才能前進,所以我強調,這些成果是屬於我們自己的東西。
這些成果畢竟只是分類改造工作中階段性的成果,它們既是果實,又是種子。在這些成果的基礎上,分類改造應當進一步深化。分類改造如何深化呢?
第一,對罪犯實行再分類是上海分類改造工作深化的方向。再次分類過去也強調過,現在已經開始實踐了,對罪犯再分類標志著上海分類改造工作進入了新階段。對罪犯實行第二次分類的着眼點在哪裡呢?我認為重點要從犯罪原因、犯罪動機去研究。隨着分類改造工作的不斷深化,還應當有第三、 第四次分類。
第二,要深化分類改造工作,必須進一步發掘勞改工作新的改造手段、新的改造方法。在改造工作中更科學地綜合運用多種改造手段,來提高我們改造工作的效率和改造罪犯的質量。罪犯改造工作要像醫院裡的分類,醫院有婦科、兒科、內科、外科,在外科中又分為胸外科、腦外科等等,越分越細,隨着分類的細化,治療的方法越來越具有針對性、專業性,治療的方法越來越豐富。分類改造工作也是如此,它本身應當不斷再分類,在分類中不斷髮掘新的改造手段。我還有這樣的想法,同樣的改造手段,對不同的罪犯,改造功能不一定一樣,如勞動改造手段,對盜竊犯的改造功能,同對殺人犯勞動改造的功能並不一樣,而對性犯罪犯實行勞動改造又會產生什麼功能呢?如果認為對於殺人犯與盜竊犯來說,勞動改造的功能是一樣的,那難免有點淺嘗輒止。我們應當進一步研究在綜合應用改造手段中,對不同類型的罪犯重點應當運用什麼改造手段。比如對盜竊犯改造可以勞動改造為重點手段,對某一類罪犯改造可以讀書為重點手段。對另一類罪犯改造又可選擇另一手段為重點,這樣,既綜合運用各種改造手段,並且有重點。
第三,分類改造工作要深化,要抓好調查研究工作,抓好材料積累工作,抓好科學分析工作,這是基礎,這是分類改造的基本功。沒有這個基礎,對罪犯實行再分類,要使改造手段的內涵得到發掘都是空話。調查研究工作要做得紮紮實實,不是僅僅為了寫文章而去搞調查。剛纔同志們在發言中講到,單純地按盜竊犯的分類改造教材上課,效果甚微。但通過深入的調查研究,把盜竊犯對社會、對家庭的危害賬一算,再去上分類改造課,效果就大不相同了。對犯人的調查研究,還包括觀察和研究犯人的情緒、表情、語言、行為等等,這樣,工作就細緻了。我還經常說個案分析是個好東西,你搞分類改造,如果搞了五百個犯人的個案分析,那你不管研究什麼問題都有依據了,而且你所做的工作也必然會有針對性。總之,我們工作的效率和質量都必須靠調查研究。
第四,深化分類改造工作要有一支好的幹警隊伍,這支隊伍應當具有無私奉獻的創業精神;具有馬列主義理論基礎,具有勞改專業知識和一定的文化知識;要有打攻堅戰、持久戰的能力。此外,各級領導幹部要重視分類改造工作,比如上海市監獄介紹了不少分類改造工作的做法,受到了大家好評。由於監獄長重視抓分類改造,工作就上層次了,形成了一個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環境這也是極為重要的。我建議,今後對於在分類改造工作中作出重要貢獻、有重大突破的勞改幹警要重獎。還必須強調一點,我們的同志要學習、學習、再學習,要不斷提高,這是根本問題。分類改造的深化,離開了幹警本身的學習是不可能的。學習,包括學理論,學專業文化知識,還包括幹警要懂點外語,這是取得信息,開展國際交流,進行比較研究的工具,必須掌握。我們是在創業,是在開拓勞改工作的新領域,所以學習是非常重要的。


論對囚犯的分類矯治論對囚犯的分類矯治
(1992年4月)一
在人類社會日益走向文明的今天,監獄工作也日趨科學、文明,“分類矯治”對於世界各國的監獄工作者和研究矯治理論的專家、學者來說,已不是一個新鮮的名詞了。但是,由於世界各國的文化差異、社會制度的不同以及應用技術水平的區別,我貿然地說,也許十個談論分類矯治的人,會有十種不同的詮釋。如果確是那樣的話,那麼我的論文可能就是其中的一種。現在我需要說明的是,這篇論文不只是一種理論探討,而是我四十年監獄工作生涯的體會,文章中的許多材料都是從上海的監獄工作實踐中汲取的,它們屬於我和我的同事們的共同工作的結晶。
說到分類矯治,人們會很自然地把它理解為將犯人按年齡、性別、罪行輕重、危險程度等加以隔離關押。其實,這些做法僅僅是分類矯治工作的起點,在50年代初期,我們的一些監獄就這樣做了。
問題的實質是,當我們把囚犯分門別類地隔離關押後,接下來我們應該做什麼?究竟如何對不同類型的犯人進行有針對性的矯治,使他們改惡從善、改過自新?下面是上海的刑釋人員在三年內的重新犯罪率:釋放時間〖〗全員跟蹤調查人數〖〗釋放後三年內的重新犯罪率1982年〖〗2418人〖〗18.1%1983年〖〗2364人〖〗10.8%續表
釋放時間〖〗全員跟蹤調查人數〖〗釋放後三年內的重新犯罪率1984年〖〗2750人〖〗7.9%1985年〖〗3684人〖〗6.7%1986年〖〗4542人〖〗4.1%1987年〖〗3507人〖〗4.4%從上表中,我們不難看出刑釋人員的重新犯罪率在逐年下降。表中所反映的八十年代這一時期也正是我們逐步建立和實施分類矯治制度的時期,重新犯罪率的逐年下降是否與此有關呢?

上海分類矯治的做法主要是以下四個方面。
1. 分類勞動
勞動是分類矯治的一個重要內容和手段。用勞動來改造罪犯,這是中國監獄工作的一個特色。回顧中國勞改工作四十年的發展歷程,我們用勞動這一基本手段,改造了一大批罪犯,矯正了他們好逸惡勞的品質,培養了他們對勞動過程和勞動產品的認真、負責的精神,在勞動的合作過程中又養成了犯人之間良好的人際關係。但是,用不同類型的勞動來矯治不同類型的犯人,這是勞動改造的一個新發展。幾年前,我們集中了數百名暴力型犯人,他們大都生性粗野、暴躁易怒,經常會尋釁鬥毆。針對這一心理特點,我們安排他們從事繡花勞動和裝配精緻的金屬錶帶。這兩項勞動都十分精細,需要耐心,較適合于女性操作。暴力型犯人一開始都很不習慣,覺得有力使不出,渾身不舒服,寧可到農田去幹重活。但是勞動改造是由不得犯人自己選擇的,因此他們不得不平心靜氣地坐下來,一針一綫地繡花,一片一葉地裝配,按規定完成勞動指標。經過幾年這樣的“靜態勞動”,輔之以思想教育等手段,他們中許多人的急躁好動、粗暴易怒的性格起了變化,居然變得溫良文雅,遇事也有耐心了,在他們中爭吵閙事已經基本消失。
對於盜竊犯中一批好逸惡勞的懶漢,我們組織他們從事農田體力勞動,用勞動的汗水來矯治他們懶散的習慣。我們規定他們每人承包10畝水田,確定產量指標和獎懲措施。這些罪犯自從承包農田以後,行為習慣明顯發生了變化。過去他們勞動時偷懶閒聊,現在為了達到高產,他們抓緊時間讀農業技術書籍,遇到高溫、農田乾旱,他們用臉盆端水澆田。結果,他們承包的農田畝產比全農場平均畝產高出164斤。“懶漢”的帽子摘掉了,他們的妻子不相信,特地趕到農田去觀看。有一名姓秦的犯人妻子看到豐收在望的莊稼激動地說:“我丈夫在家裡是個踢倒了油瓶不肯扶的人,懶得在左鄰右舍中出了名,現在能種出這麼好的莊稼,我今後不再擔心了。”
在勞動中充分發揮他們的一技之長,培養他們新的情趣和事業上的成就欲。隨着他們知識的增長,視野的開闊,愚昧的擺脫,必然會與他們原有的價值觀發生衝突,從而確立新的價值觀、人生觀,達到改造人、造就人的目的,這是分類勞動取得的又一成果。流氓犯胡某原來稍懂一點英語,監獄把他安排到犯人翻譯室,從事翻譯工作。父母為了支持他學習,給他買來了一大批外語工具書。他在工作中刻苦學習,現在除了掌握英語外,還學會了日語、法語。如今他的情趣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從低級無聊的情趣中轉移到了翻譯工作上。他深有感觸地說:“服了五年刑,勝讀十年書。”幾年來,翻譯室的犯人們翻譯了英、日、法、德、意等國家多種書籍、資料,受到社會上出版部門和很多行家的好評。
2. 分類教育
分類教育的目的側重於從理性上矯正犯人的道德觀念、價值觀念和思想意識。我們依據上海目前犯人的構成狀況,將他們分為四大類,即: (1) 財產型犯罪。包括盜竊、詐騙錢財、走私、貪污、受賄等犯罪。(2) 性犯罪。包括強姦婦女、姦淫婦女、逼迫婦女賣淫等犯罪。(3) 暴力型犯罪。包括殺人、傷害、搶劫、放火、聚眾鬥毆等犯罪。(4) 過失犯罪及瀆職犯罪。包括過失傷害、失火、交通肇事、重大責任事故、玩忽職守等犯罪。根據上述四種類型分類關押,並根據他們的惡習程度深淺和文化程度高低,進行合理編班,開展分類教育。我們已經編寫了對盜竊犯、性罪犯和暴力犯進行矯治的專門教材,作為犯人分類教育的教科書。其中《盜竊犯的矯治》和《性罪犯矯治》已經出書,約30萬字。幹警走上講台,在教室裡對犯人進行系統教育。配合教育,開展各種活動,如請被害人到監獄裡控訴犯罪造成的危害,請犯人的父母或妻子到監獄裡對犯人談親人的希望等等。
對於即將刑滿回歸社會的犯人,我們將他們集中到出監隊,好像學校裡的畢業班。對他們進行分類教育的內容主要有: (1) 出獄後的就業指導;(2) 挫折人生的婚姻戀愛指導;(3) 如何正確處理家庭成員間的關係;(4) 怎樣對待社會上一部分人的歧視;(5) 如何擺脫昔日犯罪夥伴的糾纏等等。對這種類型的犯人,監獄為了讓他們儘快適應社會,創造條件讓他們外出探家、參觀等。釋放時,還向他們贈送書籍、紀念品,幫助落實職業。如果在社會上遇到困難,勞改局設有“希望熱線電話”,專門為他們服務,幫助排憂解難。少管所等單位,還設有心理諮詢門診和心理諮詢電話,隨時可以開展心理治療。
3. 分類管理
分類管理是根據不同類型犯人的不同惡習特點,在一般監管工作的基礎上,進行針對性的行為管束,利用管理來矯治犯人的惡習,防範不良行為的出現,養成良好的行為習慣。
上海勞改局根據罪犯的改造表現、犯罪性質、惡習程度、刑期長短等情況,規定了犯人獄內處遇共分五級,在經濟、物質、學習、生活、自由度以及文體活動等方面拉開級差,以激勵犯人的改造積極性,這些做法在國外很多監獄的累進處遇中已有體現。上海的分類管理區別于累進處遇的是,根據不同類型犯人的特點,以矯治為目的,制定不同的行為規範準則,並配有分類考核標準,明確獎懲。例如,流氓犯喜歡赤身裸體,收集性感畫像,愛對異性評頭品足,談“女人經”。而盜竊犯一般則好逸惡勞,投機取巧,損人利己,損公肥私。對此,我們分別制訂出《流氓犯行為準則》和《盜竊犯行為準則》,實行不同的管理。凡是流氓犯舊“病”復發,書寫、傳閲淫穢日記和手抄本,剪貼性感畫像,裸體睡覺等,均從重處罰,或實行嚴管。反之,流氓犯阻止或揭發別人的黃色下流言行,則予重獎。對於盜竊犯也是如此,如果他們故伎重演,在獄內小偷小摸,損公肥私,逃避勞動等,都從重處罰,如能拾金不昧,則予重獎。這種因人而異,有針對性的管理,在矯治不良行為上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一些犯人在刑滿釋放時深有體會地說:“長期形成的惡習並不是課堂裡講幾次道理就可以改變的,這就像戒煙,光宣傳抽菸的危害性,道理都懂了,可是熬不住仍要抽。只有採取強制的手段,禁止壞習慣,強制培養好習慣,時間一長,惡習就改掉了,良好的行為習慣就養成了。”
4. 分類矯治的其他形式
只要我們明確了分類矯治的本質含義,我們就像掌握了點金術,就會發現在教育改造犯人的過程中,有無窮無盡的分類矯治變化形式,它需要我們去不斷地創造和開發。
氣功是中國的傳統文化。三年前,我們把它作為矯治罪犯的一種手段。我們選擇了60名盜竊犯和性犯罪者,由2名特邀氣功師進行強化訓練,一方面傳授氣功基本功,另一方面,強調要有涵養道德,講意念,做好人。經過兩年多的訓練,經調查,一些性犯罪的人自我控制能力明顯提高了,胡思亂想的邪念少,而且還治好了遺精、手淫、腰傷、偏頭痛、脫肛等31種疾病。這一做法推廣後,都取得了較好效果。有一個盜竊犯王某,是有名的“多動症”,屁股坐不住,經常惹是生非。通過氣功訓練,現在能靜坐修身養性,看書讀報,與其他犯人發生衝突的事也極少發生。
監區文化是分類矯治的又一種好形式。最近幾年,上海獄內的文化活動是比較豐富的,除了正常的政治、文化、技術學習外,書、畫、琴、棋、球等文化活動紛至沓來,有的勞改大隊同時開辦的興趣小組就有十多個。犯人自己編輯發行報紙,還通過閉路電視開辦了書法、集郵、圍棋、橋牌講座,講授美術鑒賞和音樂欣賞等。在“繪畫培訓班”裡,很多從未拿過畫筆的人開始學畫了,犯人王某就是其中一個。幾年後,他居然變成了犯人“畫家”,他畫的一幅油畫《周總理坐像》被來獄參觀的外賓當場買下。犯人張某也是一個從未拿過畫筆的人。他因盜竊被判15年重刑,曾經還在看守所越獄逃跑過。他原是一名工人,與詩、畫毫無緣分。在監獄裡他第一次拿起了畫筆,同監犯人取笑他是“癩蛤蟆想吃天鵝肉”,但是幹警支持他。幾年後,張某的油畫已具相當水平,不少人爭購他的畫。從此張某作畫入了迷,空餘時間全部花在畫畫上。他痛改前非,屢受表揚、記功,幾次獲得減刑,現在已經提前釋放。他的油畫也走進了商店,流向了市場。
上海的“希望”讀書指導委員會是專門指導犯人讀書的組織。它的成員有很多社會知名人士,如有上海作家協會主席、上海圖書館館長、上海文藝出版社社長,以及專家、學者等。他們經常走進監獄,向犯人贈送大批書籍,舉辦讀書講座,推薦好書。最近,讀書指導委員會正在研究“分類讀書”問題,即盜竊犯必讀書、性犯罪者必讀書、暴力犯必讀書等等。
綜上所述,上海的分類矯治工作已經全方位展開,取得了明顯的效果。

分類矯治在矯治囚犯的同時,也“矯治”着傳統的監獄。
站在監獄歷史發展的高度來審視上海的分類矯治工作,雖然這項工作還有不盡完善之處,但是我們已經看到,分類矯治不僅矯正着無數扭曲的心靈,重塑着犯人的新人格,而且還在逐漸改變着監獄的自身,這主要表現在:
1. 監獄的機構發生了深刻的變化
為了使矯治囚犯的工作走向科學,上海勞改局建立了犯罪改造研究所,創辦了《勞改理論與實踐》(雙月)和《勞改勞教通訊》(月刊)。兩本刊物向全國發行,有近50名專業研究人員和編輯人員從事此項工作。同時,勞改局還成立了犯罪改造學學會,擁有會員500餘人,其中有不少具備高、中級職稱的專業人才。每年全局有500多篇論文和調查報告參加局裡評選,有些論文直接被用來指導上海的監獄工作,有些論文已被國內外報刊採用,研究所還公開出版了一些有關分類矯治的專著,在國內有一定影響。
上海勞改局屬下的許多監獄、勞改支隊也紛紛建立起了研究所和研究室,探索和尋找科學矯治囚犯的方法和途徑,為改造工作服務。
勞改局的綜合治理辦公室和“希望熱線電話”人員專門負責對刑釋人員的關心和幫助,甚至直接到社會上幫助他們落實就業,補助他們生活費,調解一些家庭糾紛等等。
2. 幹警的素質有了明顯的提高
現代的分類矯治工作需要一大批具有較高思想修養、文化素質和業務能力的監獄工作者。近幾年,監獄通過脫產培訓和崗位培訓等途徑,組織監獄工作者學習文化,學習專業知識。同時,積極地從社會上招聘人才。上海監獄工作者中具備大專以上文化的,1981年占6.3%,1986年占12%,目前已達到34.7%。一批分類矯治的專業人員已在實踐中嶄露頭角。如今,很多監獄工作者已經有了自己的專業方向,他們努力學習犯罪學、心理學、社會學和倫理學等專業知識,他們各有分工,各有所長,有121名被評為高級專業人員,有1200名被評為中級專業人員。如今的監獄工作者已經不同於舊監獄關關管管的獄卒,他們成了特殊的教育工作者,重塑靈魂的工程師。
3. 監獄在人們頭腦中的形象轉變了
監獄是國家的暴力機構,歷來給人一種封閉、陰森、可怕的形象。如今上海的監獄雖然仍然是專政機關,起着懲罰犯罪的功能,但是科學、文明的管理和教育已經使監獄的形象發生了變化。監獄成為改造人、造就人的特殊學校,一批批犯人走進了高等學府的考場;許許多多犯人的創造發明受到了肯定,有的甚至獲得了國家專利權;犯人的文藝演出吸引了上海幾十萬觀眾,犯人的工藝美術作品在社會上公開展覽,使數以萬計的參觀者讚歎不絶……。據1986年到1991年統計,上海有1 200多名犯人獲得市勞動局的三級技術證書,有20 000多人次在獄內獲得了初中、高中甚至大專的畢業、結業證書。分類矯治工作改變着監獄的形象,也轉變着人們對監獄的觀念。現在,越來越多的監獄工作者懂得了分類矯治的意義,為創建具有中國特色的勞改事業,大家努力探索,積極開拓。我相信,將會有越來越多的分類矯治的新途徑和新方法出現在上海的監獄中。同樣,也將有越來越多的犯人,變得遵紀守法,道德高尚,身體健康,行為端莊,並且有一技之長,高高興興地回到家庭,走向社會!


依靠社會科學興業依靠社會科學興業
(1998年11月)我們即將跨入21世紀,監獄工作以什麼樣的姿態進入21世紀,適應經濟和社會的發展,適應國際人權鬥爭的需要,這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亟須回答的問題。上海監獄工作應抓住機遇,進一步解放思想,轉變觀念,深化改革,大膽創新,使我們的工作跟上社會的發展,為社會的穩定作出應有的貢獻。

當前影響上海監獄工作進一步發展的原因主要有這麼幾點: 一是監企合一的體制;二是工作的開放度不夠;三是工作的科學性不強;四是幹部隊伍的綜合素質不高;五是監獄的經費保障不足等等。要擺脫這些困難,就必須高舉鄧小平理論的偉大旗幟,進一步解放思想,敢於改革,敢於開放,敢於創新。我們的工作離開了改革開放就沒有出路,離開了創新也談不上改革開放。為當前應當抓住政法機關不再經商的有利契機,下最大的決心把監企徹底分開。“吃皇糧不吃雜糧”,這是當前最迫切需要解決的重要問題。對於這個問題,要從監獄的性質和任務,從全局和長遠的發展來看,而不能從局部的、眼前的利益出發。這是一個根本性的問題。有人說監企分開正確與否要看效果到底好不好。我認為這種說法不對,監企分開是歷史的必然,是不能動搖的。至于監獄和企業分開後辦得好不好,那是監獄長和廠長的工作問題,同監企分開沒有關係,不能混為一談。
我們應該全方位地深化改革,才能開創一個富有時代特徵、中國特色、上海特點的監獄工作新局面。上海監管改造工作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曾出現過兩次改革高潮。第一次是1983年“嚴打”,在一手抓“嚴打”嚴管、一手抓教育感化的指導思想下進行了一系列改革,衝破了過去僵化的模式。第二次是以分類改造為核心的一系列改革,初步形成了上海監獄工作的特點。這幾年上海監管改造工作又有了新的發展,在監所佈局調整、探索監企分開的管理體制、創建現代化文明監獄等方面,取得了長足的進步。我有種預感,從國家的大氣候、上海的中氣候、監獄局的小氣候來看,我們上海監管改造工作正醞釀著第三次改革高潮。高潮能否出現,取決於我們能否抓住機遇,敢為人先。回顧以往,我有一個非常深刻的體會,幹事業就是要敢為人先,看準了的就要干,這非常重要。我的觀點是監獄工作只要符合五個“有利”就要大膽地去幹,去改革。一是有利於提高改造質量;二是有利於社會穩定(包括罪犯的家庭穩定);三是有利於對罪犯中人才資源的開發和保護;四是有利於減輕國家財政負擔;五是有利於國際人權鬥爭。這裡面有利於家庭穩定的問題非常重要,它直接影響社會穩定,還有要特別注意研究罪犯中人才資源的開發和保護問題。犯人當中有許多人才,他們也是國家的財富,忽視了是最大的浪費。我以前講過,犯人不是生下來就是犯人,一般他們從有利於社會變為有害于社會,而我們再要把他們改造成為有利於社會,這是一個過程。總之,我認為只有符合上述五個“有利”的,我們就應該遵照鄧小平同志“鼓勵試,允許看,不爭論”的原則,大膽地改革創新。

回顧過去上海監獄工作的改革,我認為還只是侷限于具體的內容和方法等方面。隨着形勢的發展,當前的改革不能侷限于此,而要在體制、機制等方面有大的突破。我不是說不要從內容和方法上進行改革,內容和方法仍要深化改革,但應從宏觀上多考慮。從教育改造的角度看,上海的監獄工作應該全方位改革,概括起來一句話,是“依靠社會、科學興業”。
首先,要拆除無形的觀念圍牆,充分開發優質社會資源。犯罪是社會現象,制止和減少犯罪,必然要依靠社會的綜合力量。打擊犯罪,將依法判刑的罪犯投入監獄,是維護社會治安、懲罰改造罪犯的需要。就改造罪犯而言。那僅僅是全過程中的一種手段、一個過程。幾十年的實踐告訴我們,改造罪犯需要各項科學知識、各類專業人才和許多社會資源,一個監獄不可能完全具備這樣的條件。出路在於依靠社會力量,拆除監獄是國家“經營”的無形“觀念圍牆”,實現監獄與社會的全面合作,概括起來兩句話:“引進來”、“放出去”,這是“請進來、走出去”的發展。
所謂“引進來”,就是把社會上的優質資源和人才大量引進監獄。比如重組監獄幹部隊伍,監獄工作人員由三個部分組合而成,一部分是專職司法警察,一部分是社會兼職人員,一部分是社會志願者。文化教育、法制教育、道德教育、職業技術教育,包括心理、精神疾病治療,都可由兼職工作者和社會志願者來擔任。他們與監獄不是一般合作,而是聘任關係,他們也是監獄工作人員。這樣才能提高隊伍整體素質,有利於滿足教育改造工作的需要和提高工作質量。我們的科研工作也要與社會合作,還要積極創造條件開展國際合作。“引進來”還有一個好處是可以精簡機構,節約財政開支。
所謂“放出去”,就是按照《刑法》、《刑訴法》、《監獄法》的規定,以確有悔改表現、不致再危害社會為前提,有條件地假釋、監外執行,將罪犯放到社會上改造(殺人、搶劫、強姦等暴力犯除外)。當然,這需要有一套科學的管理體制管理放在社會上改造的罪犯。“放出去”的做法經過許多國家的司法實踐,證明是有效的。有的國家,罪犯假釋比例達到了罪犯總數的40%以上,他們都設置了專門的管理機構。
“放出去”的好處主要有: 第一,罪犯來自社會,最終也要回到社會,讓罪犯在監獄改造到一定程度再回到社區改造,這有利於其逐步適應社會,同時社區環境要比監獄好,也有利於家庭的穩定;第二,不論國內、國外,假釋犯的重新犯罪率比較低;第三,社區改造的成本比監獄改造低得多,可節約大量財政開支。
監獄工作也應按小平同志“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指示,走科學興業道路,以科學的態度和手段提高監管改造工作的針對性、有效性。監獄工作要做到“收得下,管得住,跑不了”雖有一定難度,但還不算最難,難就難在“改造好”。把罪犯改造好不能監獄孤軍作戰,也不是單憑工作人員的敬業精神、無私奉獻的精神就能實現的。而要在這些精神的推動下,由一支高素質的隊伍依靠科學的手段和方法來實現,憑經驗、憑感覺工作往往事倍功半或者是無效勞動,甚至還會引出負面效應。因此科研工作一定要加強,加強,再加強。
第一,要牢固樹立“科學興業”的思想。當前擺在領導幹部面前的一個首要問題,是“守業”還是“創業”?創業除了要有一支綜合素質高的幹部隊伍,取得社會方方面面支持外,還必須牢固樹立“科學興業”的思想,將科研放在教育改造工作的戰略地位來考慮。科研工作不是可有可無的、輔助性的,它是領導者的“智囊”。科研工作應列為評價、考核領導幹部工作的硬指標。各級領導不能僅僅是支持科研,更應親自動手,營造一個人人重視科研工作的氛圍。
第二,在理論和實踐探索中,敢為人先。“敢為人先”就是要求我們在工作中敢於探索、試驗,不斷有所創新。江澤民同志說:“創新是一個民族進步的靈魂,是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動力。”各行各業都有創新的問題,創新才能發展。因此我們要有強烈的創新意識,不怕擔風險,不怕負責任,敢於在理論上、實踐上突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監獄工作確實在理論和實踐上取得不少突破,開創了新的局面,但是還要克服“坐井觀天、夜郎自大”的毛病,好像監獄工作只有中國好。我覺得“瞭解才能比較”,深入的瞭解才有客觀的比較。人家的東西我們不甚瞭解更沒有研究,怎麼能說中國的監獄工作最好?我們要在敢為人先的時候,考察外國的監獄工作,虛心地學習、借鑒他們成功的經驗。
第三,要積極推動工作的科學化和監獄設施的現代化。教育改造工作必須要有科學理論和方法的指導。當前重要的任務就是要按專業人員與群眾性科研活動相結合的方法,廣泛開展矯正項目的科學研究。同時監獄設施的現代化,也是刻不容緩。這是推動教育改造工作科學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應列入監獄重點投資項目。
從國內改革的大環境看,教育改造工作大突破、大發展的機遇來了。我想,抓住機遇,再鑄上海教育改造工作輝煌的那一天,為時不會太遠了。


 對監獄文明執法的一點思考對監獄文明執法的一點思考本文系王飛與上海監獄局專家組其他成員合作。
——關於逐步擴大假釋面的建議
(1999年12月)在新的千年即將來臨之時,上海監獄工作如何深化改革,積極貫徹“依法治國”的方略,是放在我們面前的一個重大課題。這些年來上海監獄工作以創建現代化文明監獄為抓手,規範文明執法,有力地推動了監管改造工作的發展。同時,也急切希望完善刑罰執行法規,推行行刑制度社會化,特別是充分運用假釋這個法律手段,逐步擴大假釋面。

一、 擴大假釋面是刑罰執行中的必然趨勢
假釋,作為刑罰執行制度中的一種法律手段,最初發端於西方。早在1820年,英國就已開始對判處流放刑罰的罪犯實行有條件的釋放制度。此後,基于矯正工作發展的需要以及對罪犯人道主義待遇和再社會化的考慮,假釋制度已被多次國際刑法和監獄會議以及各國政府所確認和採用。目前,隨着各國刑事司法制度的改革,不少國家被假釋的罪犯一般均占押犯總數的30%左右。加拿大法律規定,罪犯服滿刑期三分之一的,可以申請假釋,服滿刑期三分之二的,則應當假釋。據加拿大聯邦國家假釋委員會1999年5月統計,全國三萬餘名罪犯,被假釋的共有一萬二千餘人,占押犯的40%。美國被假釋的罪犯則更多,占押犯的50%以上。隨着刑罰觀念的改變,以及監獄擁擠狀況需要不斷的緩解以及監管矯正工作的進一步社會化,逐步擴大假釋面已成為當今世界各國行刑制度改革的必然趨勢。

二、 本市假釋率偏低的狀況和原因
1906年,我國清末制訂的《大清新刑律》和《大清監獄律(草案)》開始出現了假釋的規定。新中國成立以後,廢除了舊的《六法全書》,1954年政務院頒佈的《勞動改造條例》也有關於假釋的條款,但在刑事司法的實踐中,對假釋這一法律手段很少使用。改革開放以後,特別是《刑法》、《刑事訴訟法》和《監獄法》頒佈實施以後,被假釋的罪犯雖有所增加,但卻大大少於被減刑的人數。近十幾年上海每年被減刑的罪犯基本維持在押犯的18%~20%,而被假釋的罪犯還不足押犯的1%。截至今年九月,全市歷年假釋考驗期未滿的假釋罪犯只有548人,累計僅占押犯總數20 706人的2.65%。
廣大幹警對建國以來半個世紀,特別是改革開放二十年來上海監獄工作取得的成績深受鼓舞,同時,對行刑制度改革的滯後、刑罰執行手段的單一也極為關注。長期以來假釋率偏低的狀況,不僅未能充分反映和體現我國社會主義法制的立法本意和革命人道主義原則,不利於促進罪犯再社會化的進程,不利於緩和部分本來可以緩和的社會矛盾,而且也不利於監獄集中力量強化對那些社會危害較大又難以改造罪犯的監管改造,還大大增加了財政負擔。這一狀況的存在,有着多方面複雜的因素。主要是:
1. 傳統刑罰觀念的影響。自從自由刑代替了生命刑、流放刑和肉刑以後,人們在懲治犯罪的觀念上似乎已形成一種定勢,認為對犯罪人最好的辦法就是拘捕監禁,剝奪或限制其人身自由,使其喪失再次危害社會的條件。在過去幾十年裡,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連服刑期滿的人員也不讓放回社會,要強制留場(廠)安置就業。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罪犯在服刑期滿後都已一個不留,但要假釋罪犯,仍有一定難度,有些人總覺得對犯罪分子關在監獄服刑比放在社會上監督改造好,監獄放人是給社會增加不安定因素,因而影響了假釋的申報和裁定。
2. 對假釋制度的理解有偏差。按1950年在荷蘭海牙召開的國際刑法及監獄會議確認的精神,假釋早已不再是對少數表現好的服刑罪犯的一種獎勵,而是罪犯的權利之一。1992年8月10日,我國政府(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向世界公開發佈的《中國改造罪犯的狀況》白皮書第二節“依法保障罪犯的權利”中也明確指出:“罪犯在服刑期間表現好的有獲得依法減刑、假釋的權利。”然而,至今仍有不少人包括一些政法幹部還一直把減刑、假釋視為是對罪犯的“司法獎勵”,僅僅是政府對服刑罪犯的一種“寬大”或“恩賜”,可以給,也可以不給,給多給少的主動權在公、檢、法、司。這是認識上的一個誤區,有必要反復宣傳白皮書的觀點,嚴格依法辦事,應當讓那些符合法律規定假釋條件的罪犯享有及時獲得假釋的權利,將尚未服完的殘餘刑期作為假釋考驗期,交由社區和公安機關監督執行。
3. 具體執法部門有顧慮。主要是對假釋法定條件中“不致再危害社會”的規定,覺得很難把握,更難保證,顧慮有人假釋後又重新犯罪而受到指責。其實,不致再危害社會,是執行機關對罪犯在服刑期間的表現進行綜合分析以後所作的預測性判斷,是法律對執行機關嚴格把關的要求,既不是實質性條款,也不是執行機關的承諾和保證,更何況被假釋人員是否重新犯罪,是由多方面因素決定的,絶非監獄所能保證得了的。由於有關人員怕負責任,多辦不如少辦,少辦不如不辦,不必自找麻煩,還是申報減刑來得穩妥,對多數罪犯而言不立即釋放,也不涉及危害社會的問題。
4. 監督機制不健全,措施不落實。從當前地區工作的實際情況來看,由於基層公安機關的任務繁重,社會各界的參與程度不一,對被假釋人員包括被判處緩刑,准予保外就醫、監外執行罪犯的監督幫教還缺乏統一的、規範的、操作性較強的章程可循,安置幫教和日常的監督管理還不很落實,也是影響假釋面擴大的一個因素。三、 擴大假釋面的條件已經成熟
犯罪問題本質上是一個社會問題。罪犯來自社會,最終絶大多數都將重新回歸社會,依靠相對封閉的監獄對罪犯進行懲罰和改造,刑滿釋放後往往一時很難適應日益開放和瞬息萬變的社會生活。這個問題,有的國家早在一個多世紀前就已經碰到,解決的方法就是刑罰執行制度的社會化,改變單一監禁的刑罰方式,有條件地讓一部分罪犯到社會上去服刑,接受非監禁式的監督改造,儘早適應重新社會化。國內外的實踐證明,要依法治國,行刑制度的改革是勢在必行。
處于改革開放前沿的上海,在市委和市政府的領導下,正在為建設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國際化大都市而努力。上海的經濟迅速發展,城市的綜合實力明顯增強,社會秩序基本穩定,兩級政府、三級管理的體制有力地推動了基層政權和社區文明的建設和發展,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網絡基本健全,人民群眾的思想道德修養、科學教育水平和民主法制觀念有了提高,初步形成了一支熱心于社會公益事業的志願者以及勇于維護法律尊嚴、敢於同犯罪行為作鬥爭的見義勇為者隊伍,所有這些,都為實現上海的跨世紀目標和依法治市創造了極為有利的環境和條件,也使在上海全面貫徹《刑法》、《刑事訴訟法》和《監獄法》,充分運用假釋這一法律手段,推行行刑制度社會化的環境和條件更加成熟和完備。長期的實踐探索和理論研究證明,行刑制度的社會化是監獄工作發展的必然趨勢;正確運用法律,建立科學的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用好假釋這一法律手段,不僅不會對社會造成威脅,而且還會有利於社會穩定。
充分運用假釋這一法律手段,在服刑罪犯中進一步擴大假釋面,是嚴格文明執法的一種體現,西方能夠做到,社會主義的中國更有條件能夠做到,而且一定會做得更好。當然,這不僅要解決有關執法機關及工作人員的認識問題,還必須落實被假釋人員放回社區以後的監督管理問題。為了探索一條刑罰執行機關和群眾路線相結合的新路子,依靠社區群眾加強對假釋罪犯的監督改造,加大社區在行刑制度構成中的地位與比重,進一步建立新的社區監督機制,我們建議,可以選擇本市一個區先行調查研究和試點,通過實踐,總結經驗,擬定一套對監外罪犯的監督管理制度。具體做法上,可報請市委政法委同意後,由監獄管理局出面,商請試點區的政法委牽頭,由公安、司法和街道參加,就有關假釋罪犯的監督管理、教育考核、就業與安置等問題進行調查研究,落實對每一個監外罪犯(包括緩刑、管制、假釋、保外就醫、監外執行等罪犯)的監督幫教措施,有效地預防和制止他們重新犯罪或危害社會,同時研究監獄對監外罪犯的管理體制,結合政法機關的機構、人員精簡,可以分流一部分富裕人員,協助社區做好監督幫教工作,辦理收監、釋放等法律手續,爭取在明年提出一個符合中國國情、適合本市情況,併為公安、司法、檢察等機關一致認可的多層次的、漸進的、有條件的假釋制度和監外監督管理制度。
我們認為,切實加強對監外罪犯的監督管理,需要監獄內外和社會各方面的相互配合和支持,這部分工作做好了,不只是監獄可以擴大假釋面,更重要的是對本市的長治久安有好處,也是依法治市的需要。


提高綜合素質開發智力資源培養造就人才提高綜合素質開發智力資源
培養造就人才本文系王飛與上海監獄局專家組其他成員合作,原刊于《監獄理論研究》2001年第2期。
——新世紀罪犯改造工作的戰略思考
(2001年3月)實現跨世紀的戰略發展目標,需要大批高素質的勞動者和各類學有所長的專業人才。提高整個社會勞動力的綜合素質,發掘、培養、保護、使用人才,事關中國現代化建設和改革、發展、穩定的大局,對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具有極為重要的戰略意義。
監獄作為上層建築,擔負著懲罰和改造罪犯的重要任務,也必須服務于經濟基礎的發展。21世紀國際化大都市的上海,監獄工作應當在“收得下、管得住、跑不了”的前提下通過行刑制度和教育改造體制的改革,按照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對社會成員的要求,儘力加快罪犯重新社會化的過程,把絶大多數罪犯改造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具有生存和發展競爭能力的守法勞動者。這就要求監獄工作的重心要進一步向改造罪犯方面轉移,在“改造好”上花大力氣,下苦工夫,並根據罪犯構成的不同情況,着力提高全體罪犯的綜合素質,開發罪犯群體所蘊藏着的智力資源,把一部分確有潛質的罪犯造就成為經濟建設所需要的人才。這是當前和今後罪犯改造中帶有全局性的核心問題,應當作為新世紀監獄工作的指導思想,成為新世紀監獄工作的發展方向。

監獄通過行刑,把罪犯變成什麼樣的人,這是任何國家的監獄都必須回答的問題。新世紀的上海監獄工作把“改造好”的目標放在提高綜合素質,開發智力資源,有條件地培養造就人才上,這並不是主觀臆造,而是幾十年監獄工作的歷史總結和當今社會發展的必然,是從根本上預防重新犯罪的需要,是監獄工作對社會的一種新貢獻。
首先,這是中國監獄工作的優勢所在。新中國的監獄工作從她誕生的那一天起就突出了“改造”這一主題。馬克思主義堅信“人是可以改造的”,只要政策和方法對頭,絶大多數罪犯是能夠得到改造的。五十多年來,我國的監獄依法改造了數以百萬計的各類犯罪分子,化廢為寶,化害為利。改造人和造就人,歷來就是中國監獄工作中的重要特色,最值得稱道的經驗。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監獄在改造罪犯的同時,在利用、保護、發掘罪犯中的智力、人才資源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五十年來,利用罪犯中的人才、智力資源,一大批監獄企業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地建立起來,為國家創造了大量的財富。絶大多數罪犯經過服刑改造,都已經改惡從善,棄舊圖新,成為守法公民和自食其力的勞動者,有的還當上了工程師、勞動模範,有的被選為人民代表和政協委員。上海調往遼寧的罪犯王燦文,在錦州監獄服刑期間,刻苦鑽研,發明了真空冶煉,填補了一項科技空白,受到當時中央領導的肯定,以後,王燦文還當上了錦州市政協副主席。全國第八次勞改工作會議根據押犯變化了的情況,明確提出了“改造人、造就人”,把監獄辦成“特殊學校”的指導思想,以及把罪犯改造成為擁護社會主義制度的守法公民和“四化”建設有用人才的目標,上海監獄系統在這方面作了積極的探索,也有不少的創意,湧現出一些成功的典型。原上海上菱冰箱廠廠長薛××,因受賄罪判刑,被安排在五角場監獄設計室服刑,使其原有機械設計的專業知識有了施展才能的餘地。監獄還向其提供了國內外有關的技術書刊和情報信息,薛××深受感動,為生產工藝改革提出了不少建議,作出了一定的貢獻。由於專業技術在服刑期間沒有荒廢,薛××被減刑釋放後,又被上菱集團公司聘為總工程師。90年代,上海首先提出了開發罪犯智力庫的概念,把對罪犯中智力、人才資源的開發、利用、保護推進到一個新的階段。由於有了針對性的教育引導,有了專項的獎勵措施,因此這一階段的工作成就卓然。“九五”期間,上海監獄系統在押服刑人員共完成創造發明68項,在國家及市級創造發明競賽中獲金、銀、銅獎的有62項,在獄內勞動生產中完成的小改小革則不計其數。
在充分肯定歷史成就的同時,應該注意到,幾十年來監獄工作對罪犯所提的素質要求,主要還是從政治上着眼的,這在新中國建立初期,監獄押犯中的大多數是歷史反革命犯和舊社會遺留下的渣滓的情況下無疑是正確的。過去幾十年監獄出於監獄企業的自身發展,在保護、造就和開發罪犯人才智力資源方面也作了一些工作。但是,由於工作中受到“左”的思想影響,輕視知識和知識分子,片面強調用體力勞動的汗水來洗刷心靈的污垢。更為重要的是,在過去的歷史條件下,也不可能從監獄工作指導思想以及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高度上去考慮罪犯中人才資源的保護、培養和發掘。
其次,這是中國監獄工作順應社會發展潮流的必然選擇。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的監獄工作歷經曲折,通過幾代幹警的努力,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貫徹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的新形勢下,監獄工作更要自覺地服務于經濟建設這個中心,以敢於突破、敢於創新的精神,認真研究新情況、新問題,提出新的思路,求得新的發展。儘管監管安全隱患、監獄財政的壓力還在時時困擾着改造工作的大踏步發展,但仍應針對押犯的變化,做好“改造人”這篇大文章,把黨的“懲罰與改造相結合,以改造人為宗旨”的監獄工作方針有效地落到實處。
在當前新的歷史條件和市場經濟的體制下,對監獄工作的要求仍然是社會效益,而且它對監獄工作這一“特殊產品”刑釋人員的素質要求正在不斷提高。如果沿襲過去的模式和要求走下去的話,那只能向社會輸送低素質的適應監禁條件的“監獄人”,而不是適應社會競爭、能對社會有所貢獻的“社會人”,長此下去,中國監獄工作的優勢將難以充分體現。不少刑滿釋放人員反映,出獄後不能適應瞬息萬變的社會生活。而唯有通過懲罰和改造,在轉化思想,矯正惡習的同時,通過各種手段,提高罪犯適應社會的綜合素質。同時,對罪犯中的人才、智力資源,要當作國家的財富,加以利用、保護和發掘,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變破壞因素為建設因素,這才是新世紀監獄工作對於社會的重要貢獻。
第三,這是在押罪犯群體的特點所決定的。罪犯群體具有兩重性,既是社會秩序的危害者,又是一批人才、智力資源。通過監獄的工作,可以向社會輸送合格的、有一定素質的勞動者。大量事實表明:罪犯雖然同社會整體比較屬低層次的群體,但其中同樣蘊藏着不可忽視的智力、人才資源。主要表現在:(1) 罪犯中有一批社會承認的中、高級專業人才,據不完全統計,截至2000年12月底,上海在押罪犯中,原有高級專業技術職稱的有13人,中級專業技術職稱的有26人,上海最早研究反光薄膜材料(交通標誌等使用)並試製成功的,是在押罪犯朱××。(2) 罪犯中有一批受過中、高等教育的人員。據統計,截至2000年12月,上海在押罪犯中大專文化程度的有562人,大學本科學歷的有318人,還有研究生10人,儘管近幾年來在押犯的文化素質呈下降趨勢,但以上兩類人員在押犯中的絶對數量仍不容忽視。(3) 罪犯中有為數不少有一定技能、特長的人員,隨着社會上智能犯罪的增多,包括電腦黑客在內的類似人員的絶對數呈上升趨勢。上海展覽館大廳頂部的鎦金尖塔,就是五十年代全市唯一的高級冷作工、提籃橋監獄押犯鄭××的手工絶活。(4) 罪犯中還有一批年紀較輕、智力潛質比較突出、可塑性較強、求知慾望和學習技能積極性較高的人員。在去年全市的英語口譯等級(中級)考試第一名也由監獄的押犯奪得。科學研究表明:青年時代(18~35歲)是個人創造力發展的關鍵時期,一般說來,30歲成年人的創造力即趨于成熟,逐漸達到高峰,一直可延續到45歲左右。而據對上海地區在押罪犯統計,18~45歲的罪犯約占押犯總數的89%,可見罪犯群體中潛質比較突出,可塑性較強的人員是相當多的。

在總結過去成功經驗的基礎上,為了提高罪犯綜合素質,開發智力資源,有條件地培養造就人才,監獄工作應着重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加大改革的力度。
1. 改革現有的教育改造模式,為提高在押罪犯的綜合素質,提供體制和機制上的保證。這裡講的素質,主要是指罪犯回歸社會後能在守法基礎上立足社會、自食其力,乃至對社會有所貢獻的知識和技能。提高素質必須通過獄內的教育改造來逐步實現。當前監獄中的教育改造,主要由思想、文化和技術這“三項”教育和生產勞動組成,雖然取得了不少成績,但總的是比較重視知識的灌輸,忽視技能的掌握,存在着知與行割裂的缺陷;比較重視政治要求,忽視能力提高,有素質結構偏異的問題;比較重視理論常識的系統性,忽視職業化、生活化的指導性,與社會生活的結合不夠緊密。這樣的教育改造不適應社會發展的要求,最終也就不利於罪犯刑滿釋放後取得社會生存競爭的能力,自食其力,立足社會。
改革教育改造模式的基本思路是提高思想教育的針對性、有效性,加大技術教育和職業培訓的含量。基本思路是在罪犯入監後的前期階段(半年至兩年內)突出思想教育和行為養成教育,對不同類型的罪犯有針對性的分類解決認罪服法問題,接受管理教育,保證監管秩序的持續穩定;同時,在做好各方面評估測定的基礎上,擇定文化、技術教育的項目和目標。中、後期階段(半年至兩年以後,直到刑滿釋放),對絶大部分沒有專長的罪犯,按一定的標準進行分流。要按照罪犯的刑期和接受能力,確定思想教育的周期和內容,教材要精簡、通俗、生活化,既有新的觀念,又能解決實際問題,強化教育的感召力和滲透力,儘量貼近各個時期的社會生活。對罪犯的文化、技術教育和職業培訓要加大力度,結合獄內勞動生產的實踐,努力提高罪犯作為未來社會勞動力的綜合素質。這方面的主要途徑有:(1) 通過引進社會教育資源,為罪犯普遍提供有償的職業技術教育和培訓,使他們在獄內也能取得社會上求職所需要的各種資格證書。(2) 按照《監獄法》的有關規定,制定較為有力的措施,保證罪犯的工餘學習時間,加快獄內罪犯自學成才的規模進程。(3) 開辦形式多樣的興趣小組,拓展罪犯自我教育、提高綜合素質的途徑。(4) 結合獄內生產勞動的實踐,鼓勵罪犯探索增產節約的途徑,提高勞動工效,進行技術革新。
2. 創造條件,儘量使一部分學有所長的罪犯能繼續為國家的經濟建設服務。從新收入監開始,監獄方面就應該對罪犯中學有專長的人才,進行專門的調查摸底,主要是弄清楚專長的類別、水準,本人從事專業技術年限等等,建立專門的檔案,為在服刑期間發揮他們的專長提供信息,並可考慮從以下幾個環節入手:(1) 加強思想教育,引導這些罪犯認清犯罪的嚴重性、危害性,真正從內心服從法律判決,接受管理教育,在發揮專長的過程中,引導其樹立改造和生活信心,自覺立功自贖。(2) 由市監獄局統一調配,優先將這些罪犯放到能發揮其特長的獄內生產勞動崗位上。(3) 如果獄內條件允許,也可以創造一些必要的條件,設置讓他們發揮特長的勞動崗位。(4) 對服刑表現較好,社會有關單位確實需要其專長的罪犯,可依法適當變更自由刑的執行方式,讓他們易地改造,回到社會上繼續發揮作用,以實際行動,向社會悔罪,監獄應同有關單位、團體簽訂必要的監督、幫教協議。
對學有專長的罪犯,應當充分體現區別對待的政策,配備文化、業務素質比較高的專職幹部進行日常的管理教育。要按罪犯等級處遇的規定,管理上適當從寬,在通信次數、獲取專業技術信息、生活待遇等方面給予適度的照顧。對確有悔改、立功或重大立功表現的,除按減刑、假釋條件提請法院依法裁定外,也可以參照社會的有關標準給予經濟獎勵。對其中一部分雖有專長,但獄內一時難以發揮作用的罪犯對其專長也應予以保護。除參加日常生產勞動外,監獄方面應當創造一定條件,安排一定的時間,讓他們繼續進行專業知識的學習進修或者是理論研究,儘可能避免因長時間的服刑改造使他們原有的技術專長漸漸荒廢。這些罪犯在獄內繼續學習、鑽研專業知識的行為,應當納入對他們的日常考核獎懲之中,也可以考慮實行半天勞動、半天進修的制度,積極為他們提供發揮專長的機會。對經過一段時間的關押改造,譬如服刑滿三分之一以上,各方面表現較好,個人業務資料也可以進入人才市場或計算機網絡,讓社會進行選擇。如有合適單位需用這些罪犯提供技術服務,監獄方面應當幫助接洽,並根據罪犯本人的意願、能力以及對方的要求,在獄內創造條件讓罪犯提供智力服務,如果確有需要也可在落實幫教、監督條件的情況下,經過批准,採取半監禁刑(每週幾天外出、幾天回監)的方法,讓罪犯走出大牆,發揮專長。
3. 把確有潛質的罪犯造就成為社會需要的人才。一是借鑒當今心理學的研究成果,善於發現確有潛質的罪犯。心理學研究表明創造性人才在投入創造性活動以前往往表現出如下一些特徵:(1) 有高度的自覺性和獨立性,不肯雷同;(2) 有旺盛的求知慾;(3) 有強烈的好奇心,對事物的運動機理有深究的動機;(4) 知識面廣,善於觀察;(5) 工作中講究理性、準確性與嚴格性;(6) 有豐富的想象力、敏鋭的直覺,喜好抽象思維,對智力活動與遊戲有廣泛的興趣;(7) 富有幽默感,表現出卓越的文藝天賦;(8) 意志品質出眾,能排除外界干擾,長時間地專注于某個感興趣的問題之中。從前幾年監獄系統服刑人員創造發明在全市、全國得獎人員的情況看,基本符合上述特點。而且,只要結合罪犯的捕前生活經歷,以及在服刑改造中心理、行為、特點等仔細觀察,加上一定的專業測試手段,在罪犯中發現一部分確有潛質的人是完全有可能的。二是應當把這些確有潛質的罪犯通過一定的組織形式(如前幾年有些單位成立的科技開發協會、智力開發小組等)有計劃、有目的地加以培養和造就。監獄方面可以提供以下一些便利條件:(1) 允許專長相同、專業相同的罪犯聚在一起自學、討論技術學術問題。(2) 允許罪犯本人通過家屬、原單位以及其他合法途徑,帶入專業技術書籍和資料。(3) 允許罪犯報名參加社會上函授、刊授、自學等途徑的進修班,以提高專業水平。(4) 允許罪犯撰寫自己所學專業的論文或專業設計,為其到社會上發表、評比、競標等提供一定的便利。(5) 允許罪犯在獄內條件許可的情況下,進行非職務創造發明,並自費以個人名義進行專利申請。(6) 允許有外語基礎的罪犯單獨或集體承擔外文技術情報資料或書刊的翻譯任務,為社會的科技進步服務。

對新世紀監獄工作的戰略思考,是基于迎接知識經濟的挑戰而提出的。知識成為衡量人的社會化程度即改造好壞的主要標誌之一。做好了提高罪犯綜合素質、開發智力資源、培養造就人才這篇大文章,具有中國特色的監獄工作將出現一個嶄新的發展局面。首先,監獄改造工作過程中知識的配備、運用將大大增加。罪犯改造將逐步進入一個充滿理性、尊重科學和人才的時代。其次,改造工作的各種手段將得到更新和發展。教育改造中文化、技術教育內容的更新將大大加快,迅速跟上社會發展的節奏,社會教育資源將更加廣泛地為獄內教育改造所使用。第三,罪犯的改造積極性將進一步調動。勞動改造中腦力勞動或腦體結合的勞動,對罪犯的改造作用將日益凸顯,改造質量必將進一步提高,刑滿釋放人員的重新犯罪率也將進一步降低。第四,監獄人民警察的知識能力素質將出現很大的提高,僅僅靠簡單經驗或工作熱情支撐工作的幹警將大大減少。然而,要真正實現這樣的戰略思考,還有許多問題需要研究和解決。
1. 統一認識,特別是政法機關的統一認識,是監獄工作實施某些重大改革的前提和保證。改造罪犯是一項艱巨的社會工程,一直受到全黨、全社會的關心和支持。同時,作為刑事訴訟活動的最後一道執行工序,監獄的工作又受到政法系統各相關機關的制約。因此,監獄工作必須適應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的需要,與政法各機關以及其他有關部門協調一致。努力提高罪犯的綜合素質,開發罪犯的智力資源,注意在確有潛質的罪犯中培養造就人才,是監獄工作在新世紀的延伸和昇華,是從根本上降低重犯率,確保社會長治久安的一個重大舉措,也是減輕社會負擔和壓力的必由之路。這就要求政法各機關,包括教育、工商、勞動和社會保障等部門的通力合作才能完成。希望全社會進一步支持監獄為改造罪犯所做的一切努力,支持監獄工作的改革,共同為實現監獄工作的戰略思考作出貢獻。
2. 進一步落實財政保障。財政保障體制能否進一步落實,決定着改造工作能否有比較高的社會效益。市場經濟體制一方面要求改造工作為其輸送有一定素質的守法公民;另一方面又因財政保障不足對改造工作帶來更大的制約。1992年前後,上海監獄系統興起了開發罪犯智力庫的熱潮,但不久活動就有難以為繼的感覺,細究原因,有客觀的,有主觀的,其根本原因還是財政保障不足的問題。1995年以後,隨着《監獄法》的貫徹落實,上海監獄系統的財政保障在增加,但必須看到,改造工作改革的深化決定了財政保障的需求量必然是動態的。從一定意義上講,只有財政保障的力度逐年增加,監獄改造工作的質量才能逐步提高,監獄才能為社會不斷地輸送較高素質的守法公民,這些人對社會穩定乃至整個經濟發展起到積極作用。反之,改造質量低下給社會帶來各種負擔和對社會穩定造成的危害,遠遠不是國家給監獄財政撥款中省下幾個錢所能沖抵的。因此,進一步加大和完善上海監獄工作的財政保障力度,是新世紀形成新的改造工作格局最為重要的物質基礎。
3. 法律政策環境,也是實現新的改造工作格局最為重要的基石。在依法治國的新形勢下,形成新的改造工作格局離不開法律政策的保障。提高罪犯的綜合素質,僅靠現有的教育改造力量是無法形成新的教育改造體系的,必須開發利用社會的教育資源,從工作方式、工作內容到工作機制等許多方面,都有待于作深層次的探索。要開發罪犯的智力資源,很有可能要突破現行刑罰以全監禁為特點的自由刑執行方式,探索半監禁和社會矯治等新的行刑模式,現行《刑法》以及相關的司法解釋對罪犯假釋的規定,也可能制約我們讓一些具有某些技術特長的罪犯回歸社會發揮更大的作用。要培養造就人才,也迫切需要突破一些習慣性的日常管理制度。對於這些前進中將要遇到的問題,爭取地方立法。
4. 對社會需求的適應程度,決定了改造工作新格局的生命力。罪犯通過服刑改造,綜合素質高不高,要由社會來檢驗;監獄開發的智力資源,培養造就的人才,到底有沒有用,歸根到底也要由社會來評判。由此可見,瞭解社會對人的素質要求的動態信息,迅速而準確地掌握社會對刑釋人員的反饋信息,已成為今後改造工作發展的關鍵。上海各個監獄應當加強對即將刑滿釋放人員的就業指導,樹立正確的擇業觀念的同時,儘快建立蒐集社會對改造工作、獄內智力資源需求信息的專門機構和人員,用社會需求信息來指導改造工作的深化和發展。只有真正適應社會需要的改造工作,才能在新世紀立於不敗之地,折射出社會文明的光彩。
5. 新世紀上海監獄工作的發展,對監獄人民警察的基本素質和工作職責提出了新的要求。對現有幹警要加強訓練,引進競爭機制,同時,根據改造的新格局的要求,引進人才,大膽改革隊伍結構。要使廣大幹警正確理解和自覺掌握新世紀監獄工作的指導思想,在獄內也要造成“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良好機制和氛圍。改革中出現的問題,必須通過改革來解決,決不能因噎廢食。只有懂得了提高改造質量和確保安全穩定的內在關係,對於改造工作未來方向的戰略思考,才能從少數人的理性認識變為多數人的偉大實踐。社區矯治是中國特色罪犯改造制度的新發展社區矯治是中國特色罪犯
改造制度的新發展
(2003年5月)去年8月以來,在市委領導的高度重視下,市委政法委推開了全市範圍內社區矯治工作的試點。首先在普陀、徐匯、閘北區的3個街道,由市監獄局選派專職幹部在街道黨工委的統一領導下,配合地區警方,加強對假釋、管制、緩刑、保外就醫、剝奪政治權利等5類服刑人員的管理教育;其次是在原有試點的基礎上,着手擴大對部分特殊服刑對象(如未成年犯、女犯)實行試工試讀、周末放假、周末服刑的開放式處遇制度;再次是對在押服刑人員加強假釋、保外就醫等工作,依法促使更多的服刑人員早日接觸社會,為成為守法公民打好基礎。從半年多的實踐來看,社區矯治工作點面結合、運行平穩,正在逐步形成比較規範的運行體制和機制,在全國司法系統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一句話,社區矯治是中國特色罪犯改造制度的新發展,它對提高罪犯的改造質量,減少社會的不穩定因素有着深遠的意義。
我國的罪犯改造制度,是人民民主專政在刑事執法領域的具體表現形式之一。正因為代表着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意志和利益,因此,專門機關和群眾路線相結合是我們的一貫方針。新中國建立以前,革命根據地就創造並執行了許多適應戰爭環境的監外執行方式,如保外服役、限地執行、戰時分遣、春耕秋收放假等制度。新中國成立50多年來,我們在依靠社會力量、運用社會教育資源、加強罪犯教育改造方面,曾有過許多成功的經驗與做法,為把大批犯罪分子改造成為守法公民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以上海監獄系統為例,尤其是20世紀80年代以後,大牆內外通力合作共同改造獄內服刑罪犯的工作格局不斷創新,成為罪犯改造工作發展的新方向。
從80年代中期走進大牆送溫暖,到目前上海監獄系統已形成一支千餘人的志願者隊伍。他們按工作協議,定期為罪犯開展個別幫教,有效地提高了教育改造的質量。有關政府機構和社會團體在獄內建立的法律服務基地、就業指導基地和流動圖書站、購物超市,在罪犯重新社會化的進程中發揮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解放思想、改革探索的氛圍中,上海監獄系統對把一部分罪犯放到社會上去也有不少成功的嘗試。無論是模擬社區環境的“寬管村”、未成年犯的試工試讀、知識型罪犯發揮特長的易地改造,還是臨釋放前的出監勞動以及對家庭有特殊困難的女犯實行周末監禁制等,都包含着當今社區矯治工作的某些萌芽,為以後的探索積累了成功的經驗。但是從總體上看,直到新世紀鐘聲敲響以後,我們對罪犯的改造模式還侷限于大牆內的封閉改造上,尚未完全解決從監獄人到社會人的過渡。社會的飛速發展呼喚着更為科學和人性化的行刑方式,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社區矯治作為具有中國特色罪犯改造制度合理髮展應運而生,它較好地克服了監禁關押給罪犯適應社會帶來的負面效應,把一部分能夠放到社會上改造的罪犯放到社會上去改造,對提高改造質量而言,無疑是一條積極而有效的途徑。
罪犯改造制度作為一種上層建築,其形態的變化也無時不受到經濟基礎的制約。當前,上海社區矯治工作的發展,其實從深層次折射出改革開放20多年來上海經濟社會的飛速發展。能不能把罪犯放到社會上來改造?有多少罪犯能放到社會上來改造?從根本上講,取決於一個社會的經濟發展水平和社會控制水平。通過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的高速成長,上海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已接近5000美元的水平,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的加強,社區“兩級政府、三級管理、四級網絡”體制的完善,都為社區矯治在上海的大地上生根發芽準備了肥沃的土壤。我們完全有可能把過去的理性思考和小範圍的試驗,逐步推向社會。通過社區矯治,更好地在刑事司法領域實踐“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進一步調動服刑人員接受改造的積極性,爭取社會包括服刑人員家屬對改造工作的支持,進一步鞏固和擴大黨的執政基礎。
社區矯治從法律性質上講,它與監禁相比只是刑罰執行方式、場所上的變更。就這一點而言,它與20世紀前後世界範圍內興起的行刑社會化的發展趨勢是相一致的,但我們的社區矯治並不是歷史的簡單重複和某些國家現有模式的翻版。有理由相信,在如何改革中國現有的刑事執行體制和較為單一的刑罰執行方式問題上,世界法律文化的精華無疑應予以借鑒和吸收,但只有社區矯治這一新生事物自身的發展才會提供現實和合理的答案。更為重要的是,我們探索的重心必將放在“矯治”上。“人是可以改造的”,是我們堅信不渝的理念。在社區環境中,我們同樣深信思想改造的有效性。可以預見,隨着社區矯治工作的深入,不同刑罰性質的服刑人員一定會得到有效的矯治,在實踐中一定能夠誕生比較有說服力的改造典型,也一定能夠出現一些比較成熟的富有中國社會主義特色的工作理念和制度,更會鍛鍊成長起一支專業工作者和群眾路線相結合的工作隊伍。不久的將來,社區矯治與獄內罪犯改造互為依存、互為補充又各具獨特功能的罪犯改造工作新格局必將展現在我們面前。
罪犯改造工作作為一個國家、一個城市的窗口,折射出一定歷史條件下的人權思想和人權狀況。作為曾經從事過幾十年罪犯改造工作的老同志,我為社區矯治這一新生事物的破土而出、茁壯成長叫好。我相信在社會各界的共同努力下,上海的社區矯治一定能為中國的政治文明建設增添新的亮色。


創建新型的少管所創建新型的少管所
(2003年10月)上海市少年管教所迎來了建所五十週年的紀念日。這是上海監獄系統一件非常值得慶賀的大事和喜事。此時此刻,我抑制不住內心的激情,為少管所半個世紀所取得的成就感到由衷的欣慰,同時憧憬着少管所新世紀發展的美好前景,充滿信心。
我從走出學校門從事罪犯改造工作41年,期間曾兩度在少管所工作了十二年。我對少管所有特殊的感情,並不完全來自這十二個春秋,更為重要的是,在職期間我遇上了明智的領導和較好的工作環境,使我增長了知識,培養了才幹,並成為一名中國共產黨黨員。少管所工作的十多年,對我的一生有着重要的影響。
在慶賀之際,我不寫賀詞,不送鮮花。作為一個曾在少管所工作、至今仍惦唸著少管事業發展的老人,在這裡我提一個工作建議,作為獻給少管所昨天、今天和明天的最好禮物。我的建議一句話:“創建一個新型的少管所。”設想是少管所的功能要從單純的刑罰執行機關,轉型成為刑罰執行、教育養成、科研探索並重的青少年教育保護工作基地。我們期盼着通過幾年、十幾年乃至幾十年的努力,把具有國際水準、時代特徵、中國特色、上海特點的少管工作,完整地呈現在世人面前。
創建一個新型的少管所是社會發展賦予我們的新要求。半個世紀以來,在各級黨委的正確領導下,少管所遵循黨的方針政策,依照有關法律規定,教育輓救了大批走上違法犯罪道路的失足青少年,並造就了一些人才。少管所的工作,為保護上海地區青少年的健康成長,保證全市經濟發展、社會的穩定作出了應有的貢獻。肯定成績不是評功擺好,而是為了繼往開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儘快把上海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國際大都市,給少管所工作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今後的工作方向,首先要放在上海改革發展的大背景下來審視,要以我們的工作來體現上海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的成就。我們不能停留在簡單執行刑罰和經驗型的教育改造模式上,而是要在前人工作的基礎上,依靠科研逐步形成一整套科學的日常工作程序和獨具特色的應用理論體系,為全社會預防和減少青少年犯罪作出獨特的貢獻。
創建一個新型的少管所是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的客觀要求。犯罪是一種社會現象,預防和減少犯罪需要全社會方方面面的共同努力。少管所工作必須融入社會治安綜合治理之中。刑罰執行是少管所的主業,但它是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的一個重要環節、一個過程,不是矯治犯罪少年的全過程。刑罰執行並不能解決好罪犯身上的所有問題。當前,未成年犯是整個罪犯群體中重新違法犯罪的高發群體,儘快提高改造質量迫在眉睫。提高改造質量作為一個系統工程,各種改造手段的綜合運用,各種社會教育資源的開發引進以及改造效果的後續鞏固等等,一環扣一環,像接力賽跑那樣一棒接一棒,直奔終點。要更好地發揮少管所在整個社會治安綜合治理中的作用,必須在發揮好刑罰執行功能的同時,拓展另一個功能,儘快把它建成保護青少年成長、矯治犯罪青少年、預測預防青少年犯罪的科研基地。融兩個功能于一體的少管所,必將為開創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的新局面作出更大的貢獻。
創建一個新型的少管所同樣是刑事司法發展的必然方向。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應對日趨嚴重的青少年犯罪問題,成為世界各國共同關注的問題。20世紀80年代,我國為瞭解決青少年犯罪問題,也作了許多有益的探索。上海政法系統,借鑒世界各國的成功經驗,多年來一直致力於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的改革,比如法院建立少年刑事審判庭,廣泛運用教育引導式庭審以及緩刑、暫緩判決等新型的刑罰種類,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作為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有機組成部分的少管工作,也要積極改革,充分體現出明顯區別于成年犯刑罰執行工作的基本特色。我們不僅要執行刑罰,更要通過科學研究,探索解決好未成年犯思想道德教育、文體技藝學習、身心健康培養的許多問題。有理由相信: 社會需要的是沒有監獄化烙印,能為社會作出貢獻的青少年。一個具有新型功能的新型少管所應該能在刑事司法制度的改革發展中有更大的作為。
創建一個新型的少管所,關鍵在於一手抓繼承,一手抓改革。繼承就是認真地把半個世紀來已被實踐證明行之有效、今天仍具有生命力的豐富工作經驗發揚光大,改革就是要按照拓寬少管所功能的要求,把不合時宜、不切實際、不符合發展的條條框框統統去掉,創建新的體制、機制和幹部隊伍,把創建新型少管所的事業不斷推向前進。
說到繼承,首先要繼承的就是幾代少管所幹警、職工給我們留下的“四種精神”,即一切為了事業的“紅燭精神”,敢為人先的創新精神,善於探索的科學精神,夾縫中求發展堅韌不拔的奮鬥精神。這是一份十分寶貴的精神財富,也是支撐我們今後工作發展的內在動力。這“四種精神”各具側重,在不同的時代條件下又各具不同的表現形式。但其相通之處就在於: 它們都體現出了對少管事業執著的追求,對人民、對社會高度負責任的態度。這曾經激勵着許多同志,在條件比較困難的情況下,不斷開拓出新的工作領域,創造出新的工作成績。人是要有一點精神的,現在雖然有了比過去更好的物質條件,但我們所要完成的工作任務也更艱巨、更複雜、更光榮。缺少了“四種精神”的傳家寶,一個新型的少管所就難以付諸現實。
我們還要善於繼承半個世紀留下來的豐富工作經驗。新型的少管所的大廈不能建築在脫離工作積澱的荒漠之中。少管所曾經創造出許多成功的經驗,如對未成年犯的感化教育、分類教育、職業培訓、試工試讀、回歸社會指導等方面都有許多值得總結、思考的素材。假如我們對過去的經驗全面審視,認真梳理,去粗取精,去偽存真,那麼我們就有理由收穫更多的喜悅,因為這樣就可以找到通向自由王國的新起點。
沒有改革就沒有發展。新時期監獄工作發展的進程,仍然是一部改革的歷史。完善少管所的功能,首先必須認清整個監獄工作改革的大背景。20世紀80年代形成上海監獄工作的一些特色,都是舊體制內的“小改小革”;20世紀90年代監企分離的改革,充其量也就是“中改中革”;新世紀推開的社區矯正的改革,那才是改變罪犯改造工作格局的“大改大革”。創建新型的少管所,理應順潮而動,在創立新的體制、機制的平台上,高度重視科研工作,形成工作功能的一次跨越式發展。
我們的改革首先是要以科學認識未成年犯為突破口,帶動工作理念的變革,未成年犯除了罪犯這一普遍性外,更多的是帶有未成年人的特殊性。他們既是違法犯罪的害人者,又是違法犯罪的受害者,是迫切需要給予關懷的特殊青少年保護對象。改革必須拆除觀念上的圍牆,重組少管工作的隊伍。這支隊伍由專業人員、聘任專家和社會幫教志願者組成,通過優化組合,適應工作的不斷深化發展。造就一支學習型的少管專業工作隊伍是這其中的重中之重。改革要求未來的少管所進一步對外開放,同各類科研單位形成經常性、固定的協作關係,用最新的科學技術知識武裝少管工作者,少管工作通過對未成年犯改造,為全社會預防青少年犯罪提供最新的科研成果。改革必須大力倡導創新思維,能否形成不斷創新的機制和氛圍,是創建一個新型少管所最終是否成功的重要標誌。
世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我祝願一個新型的少管所能早日成為現實,期待着少管所全體同志取得更多、更新、更大的工作成績。


充分發揮各方積極性保護開發罪犯人力資源充分發揮各方積極性
保護開發罪犯人力資源本文系王飛與上海監獄局專家組其他成員合作,原刊于2004年5月12日《上海法治報》。
——學習貫徹全國人才工作會議精神的思考
(2004年3月)中共上海市委副書記劉雲耕批示:
這是一篇很好的文章,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我們的人權記錄和理念。建議《法治報》全文刊載,建議《報刊文摘》摘載。
劉雲耕
4月30日最近,中共中央、國務院召開了全國人才工作會議,作出了《關於進一步加強人才工作的決定》。胡錦濤、溫家寶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發表了重要的講話,要求以“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大力實施人才強國戰略,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提供堅強的人才保證和智力支持。學習了中央領導同志的講話和《決定》,一股清新之風撲面而來。聯繫監獄工作的實際,我們最為深切的體會是認為,監獄在執行刑罰、教育改造罪犯的同時,應當站在國家戰略的高度,採取有力措施保護和開發罪犯中的人力資源,做到懲罰改造與保護開發相結合,把罪犯中的人力資源改造轉化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積極因素。只有這樣,監獄工作才能與時俱進地為經濟發展服務,為社會穩定服務,為鞏固黨的執政地位服務。

一、 切實轉變在保護、開發罪犯人才資源上不適時宜的觀念
罪犯群體是社會人力資源的有機組成部分。隨着他們因犯罪而被依法判刑,這部分資源存在的時空條件就從社會轉移到了監獄。經過改造,這些資源最終還將從監獄回歸社會。就全國而言,罪犯這一數以百萬計的人力資源,通過服刑改造,能否從消極因素變為積極因素,從瑕疵資源變為優質資源,是監獄工作面臨的重大現實課題。新中國建立五十多年來,通過改造工作,保護、輓救了一些罪犯中的人才,也造就了一些社會需要的人才和勞動者,但就這些工作的本身而言仍處在不自覺的自髮狀態。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對這一問題有了一些認識,20世紀90年代初,上海各監獄初步實施了罪犯“智力開發”的工程,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對照全國人才工作會議精神,還相距甚遠,尤其在思想認識和工作實踐中,還有一些不適時宜的觀念必須轉變。
1. 要全面理解懲罰改造
長期以來,監獄工作處于比較封閉的環境之中,“左”的思想以及一些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的過時觀念,在現實工作中尚未徹底清除。其中對懲罰改造功能的片面理解,已成為進一步保護開發罪犯中人力資源的主要思想障礙。在有些同志的字典裡,行刑懲罰就是“吃官司”,參加獄內生產勞動就是思想改造。由於對刑罰執行的簡單報應主義的理解,埋沒和浪費了大量的人力資源,包括一部分可以改造好的人才。雖然早在20世紀80年代,全國第八次勞改工作會議就提出了“改造人、造就人”的監獄工作目標,但由於種種原因使這一符合社會發展要求的真知灼見淹沒在“用勞動汗水洗刷心靈污垢”的聲浪之中,監獄還是把開發、保護罪犯人力資源作為一項可有可無的“軟任務”。
全國人才工作會議提出“人才資源已成為最重要的戰略資源”,“人才問題是關係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關鍵問題”。由此可見,暫時“儲存”人力資源的監獄,必須把對罪犯的懲罰改造和對罪犯人力資源的保護開發緊密地結合起來。既要改造好,又要保護、開發好,保護、開發好壞是體現改造質量高低的重要標準。監獄對罪犯的基本態度是“恨其罪”、“救其人”,通過改造給出路。罪犯的知識、才幹既是他們努力的結果,是自己的,同時也是國家的、社會的,監獄不能將其棄之一邊,要經過不懈的工作向社會輸送有用的人力資源,而不是增加社會包袱。保護和開發罪犯中的人力資源,既有利於罪犯本人,又有利於家庭,更有利於社會經濟的發展。這是監獄工作融入社會的必然選擇,也是社會發展對監獄工作的客觀要求。
2. 要全面理解守法公民的工作目標
1994年頒行的《監獄法》提出了把罪犯改造成為守法公民的監獄工作目標,對監獄工作的深化發展無疑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但是如何正確理解“守法公民”的概念,卻大有學問。過去,有些同志理解上比較狹隘,在實際工作中比較多地把工作精力集中在培養罪犯的守法意識和促使他們遵守監規紀律,適應獄內的改造要求上。對如何促使他們在服刑期間學會一技之長,掌握立足社會的本領,雖有認識,但看作“軟任務”,關注不夠。其實,守法公民固然需要培養守法意識,也需要適應獄內服刑的各種要求,但更重要的是要有參與市場競爭的意識和立足社會的技能。在市場經濟體制下,有沒有一技之長,是衡量社會成員能否立足社會、服務社會的重要標準。一個在獄中度過漫長刑期,失去年齡優勢,又身心疲憊,缺乏職業技能的刑釋人員,縱然具有守法意識,也將難以立足社會,成為社會和家庭“包袱”,也使重新犯罪的可能性大為增加。
黨中央、國務院《關於進一步加強人才工作的決定》中指出: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中要“努力造就數以億計的高素質勞動者,數以千萬計的專門人才和一大批拔尖創新人才”……我們認為,這就是社會對守法公民提出的基本素質要求,同樣適用於對罪犯的改造工作。監獄應當按這一要求設計工作目標和罪犯改造要求,把罪犯的刑期當成學期,在加強思想政治文化教育的同時,切實把培養一技之長,提到改造工作的重要議事日程,為社會造就高素質勞動者和專門人才、拔尖人才,作出應有的貢獻。
3. 要樹立適應社會發展的人才觀念
長期以來,人們往往對一個人缺乏歷史的、全面的評價,習慣于從道德和政治的角度對人的思想行為進行評價,認為犯了罪的人就是“壞人”、“政治上不可靠”、“不可重用”等等,對創造條件讓確有一技之長,又能認罪服法的服刑人員發揮才幹,往往束手束腳,“慎之又慎”。因此,20世紀90年代初就開始探索的開發罪犯智力庫工作,儘管方向正確,有一定成效,但總體步子不快,基本上徘徊在淺層次的初始階段。
全國人才工作會議提出:“把品德、知識、能力和業績作為衡量人才的主要標準,不唯學歷,不唯職稱,不唯資歷,不唯身份,不拘一格選人才”。這些論述,同樣能夠成為監獄系統創造條件,發揮服刑人員才幹的指導思想。幾十年的實踐證明:人是可以改造的,依法文明管理和因人施教,是改造罪犯的重要途徑,發揮罪犯的智慧才幹,本身也是思想改造的途徑之一。要深刻理解四個“不唯”,一個“不拘”的原則,讓罪犯在現實改造生活中,看到自己的人身價值、出路和前途,重新認識自己,堅定重新做人的信心和決心,積極改造自己,用實際行動向黨和人民悔罪、贖罪。

二、 為保護、開發人力資源創造良好的條件和環境
保護和開發罪犯人力資源,離不開良好的條件和環境,按照全國人才工作會議精神,監獄在罪犯改造工作中應注意解決好以下幾個問題:
1. 解決好戰略定位問題
全國人才工作會議提出了“要牢固樹立人才是第一資源的觀念”,把人才開發工作的作用定位為:基礎性、戰略性和決定性的作用。因此,監獄系統也必須重視保護和開發罪犯人力資源在監獄工作中的戰略定位,它絶不是罪犯改造工作中的一項可做可不做的業務工作,是新形勢下監獄工作重要的社會功能,是宏觀上決定監獄工作未來發展方向的戰略舉措。這一戰略定位要求:監獄系統各級黨委要把罪犯人才和勞力資源的保護和開發納入重要的議事日程,在認真學習全國人才工作會議精神,深刻領會其精神實質的基礎上,統籌規劃罪犯人力資源的開發保護工作。
2. 解決好政策激勵問題
保護和開發罪犯人力資源,必須政策引導,激勵和調動罪犯參與的積極性,在計分考核、行政獎勵和司法獎勵等環節上加以把握:
第一,計分考核應把完成一定的知識、技能學習任務,作為罪犯取得基本獎分的條件。對平時認真學文化、學知識、學技術並取得良好成績的服刑人員要按月給予獎勵。
第二,行政司法獎勵要對保護和開發罪犯人力資源給予一定的傾斜。凡是罪犯能在服刑改造中學會一技之長或發揮自身才幹作出成績者,在與其他罪犯同等條件下優先給予獎勵;成績顯著者,可依據有關政策法律規定直接給予行政或司法獎勵。
3. 解決好配套管理措施問題
第一,從新收入監開始,監獄就應該對罪犯中學有專長的人才,進行專門的調查摸底,建立專門的檔案,為做好保護、開發工作提供信息,由監獄管理局獄政部門統一調配,優先將這些罪犯儘可能放到專業對口、能發揮其特長的獄內生產勞動崗位。如果獄內條件允許,也可以創造一些必要的條件,設置讓他們發揮特長的勞動崗位。
第二,對學有專長的罪犯,應當充分體現區別對待的政策,配備文化、業務素質比較高的專職幹部進行日常的管理教育。要按罪犯等級處遇的規定,管理上適當從寬,在通信次數、獲取專業技術信息、生活待遇等方面給予適度的照顧。對確有悔改、立功或重大立功表現的,除按減刑、假釋條件提請法院依法裁定外,也可以參照社會的有關標準給予經濟獎勵。對其中一部分雖有專長,但獄內一時難以發揮作用的罪犯對其專長也應積極創造條件予以保護。除參加日常生產勞動外,應安排一定的時間,讓他們繼續進行專業知識的學習進修或者是理論研究,儘可能避免因長時間的服刑改造而荒廢原有的技術專長。也可以實行半天勞動、半天進修的制度,積極為他們更新知識發揮專長提供機會。對經過一段時間的關押改造,譬如服刑滿三分之一以上,各方面表現較好,個人業務資料也可以准予進入人才市場或計算機網絡,供社會選擇。如有合適單位需用這些罪犯提供技術服務,並根據罪犯本人的意願、能力以及對方的要求,創造條件讓罪犯為社會提供智力服務。
4. 解決好社會關心參與配合問題
保護開發罪犯人才勞力資源,不能僅僅依靠監獄內部的“自轉”,而是要緊緊圍繞全社會人才強國戰略的實施形成“公轉”。監獄要把罪犯人才資源的保護和開發納入全社會人才資源開發的系統工程之中。一是要通過多種形式,多渠道宣傳保護開發罪犯人力資源的重大現實意義,爭取社會各界對這一工作的理解和參與。二是教育、勞動和財政等政府部門要把保護開發罪犯人力資源,納入各自工作範圍,積極參與為獄內人力資源的保護開發提供人力、物力、財力的支持和權威認證。第三,對少數確有專長、社會需要的罪犯探索實行“工作假釋”的監外執行方式。在積極實施社區矯正的形勢下,對服刑表現較好,社會有關單位確實需要其專長的罪犯,可依法適當變更自由刑的執行方式,讓他們易地改造,回到社會發揮其專長作用。

三、 獄內教育改造要在培養提高罪犯綜合素質上下工夫
多年來,監獄系統的教育改造,主要由思想政治、文化和技術這“三項”教育和生產勞動組成,雖然取得了不少成績,但總的比較重視政治要求和知識的灌輸,忽視能力提高和技能的掌握,存在素質結構偏異的問題;比較重視理論常識的系統性,忽視職業化、生活化的指導性,與社會生活的結合不夠緊密。這樣的教育改造不適應社會發展的要求,最終就不利於罪犯刑滿釋放後自食其力,立足社會,也不利於罪犯家庭,不利於社會,不利於國家。
《關於進一步加強人才工作的決定》中要求“以能力建設為核心,大力加強人才培養工作”,並相應地提出了樹立大教育、大培訓觀念,加快構築現代國民教育和終身教育體系,促進學習型社會形成等一系列工作措施。這些思想對加強獄內教育改造,使之充分體現培養造就人才、提高罪犯綜合素質的功能,具有很強的指導意義。2004年,上海市監獄管理局黨委在《加強和改進教育改造工作的若干意見》中,提出了對罪犯進行普法教育、職業技術教育、文化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等基本素質教育,並取得社會認可的結業證書的總體要求,完全符合“決定”的精神。結合貫徹全國人才工作會議的精神,獄內教育改造要從以下方面深化改革,才能較好地發揮監獄工作在改造人、輓救人、造就人諸方面的社會功能。
對罪犯的主題思想教育,要按照全國人才工作會議精神形成相對穩定的核心教育內容。以道德教育為核心,根據在押罪犯的思想實際,取材于罪犯現實生活,結合社會形勢要求,加強愛國主義、集體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教育,提倡和培養拚搏奉獻精神,艱苦創業精神,團結協作精神和誠實守信精神。主題思想教育要做到教育大綱相對穩定,內容、形式隨經濟社會的發展和罪犯改造實際狀況常變常新。
要大力發展職業技術教育,創造罪犯自學成才的條件。發展職業技術教育的主要途徑有:一是通過引進社會教育資源,為罪犯普遍提供職業技術教育和培訓,使他們在獄內也能取得社會上求職所需要的一定技能和有關資格證書,二是結合獄內生產勞動的實踐全面規劃,把一批刑期較長、確有發展潛質的罪犯,造就成為社會需要的實用技能型人才。
創造罪犯自學成才的條件方面,主要可以有: (1) 鼓勵罪犯報名參加社會上函授、刊授、自學、遠程教育等途徑的進修班,以提高專業水平。(2) 鼓勵專長相同、專業相同的罪犯有組織地在一起自學、討論技術學術問題。(3) 鼓勵罪犯本人通過家屬、原單位以及其他合法途徑,帶入或借閲專業技術書籍和資料。(4) 鼓勵罪犯撰寫自己所學專業的論文或專業設計,為到社會上發表、評比、競標等提供一定的便利。(5) 鼓勵罪犯在獄內條件許可的情況下,進行非職務創造發明,並自費以個人名義進行專利申請。(6) 鼓勵有外語基礎的罪犯單獨或集體承擔外文技術情報資料或書刊的翻譯任務,為社會科技進步服務。

四、 引導罪犯人人樹立“我要成才”的信念
以上論及的保護、開發罪犯人力資源的舉措,主要是就優化罪犯群體所處環境而言,創造外部環境條件是必不可少的。要把保護、開發人力資源的各項工作真正落到實處,必須調動服刑人員內在的積極性,重中之重在於讓罪犯深刻理解全國人才工作會議精神,看到希望,增添信心,引導他們樹立“告別昨天,我要成才”的信念。
引導罪犯樹立“我要成才”的信念,是保護和開發罪犯人力資源的系統工程中成敗的關鍵所在。相比社會的總體水平而言,罪犯總體上屬於層次較低的群體,而判刑改造的記錄,則進一步把這個低層次群體推向了弱勢群體的地位,而“我要成才”信念的樹立,則是從根本上解決了這一低層次弱勢群體滯後於社會發展要求的癥結。“我要成才”體現了新形勢下罪犯改造目標和改造要求的有機統一,為罪犯指出了明確的改造目標,必將化作罪犯奮起直追、自覺改造的原動力。
引導罪犯樹立“我要成才”的信念,重要的是要結合全國人才工作會議的精神,進行“人人可以成才”的觀念灌輸和政策引導,引導罪犯在充分認罪悔罪的基礎上,認識知識、才幹對個人今後立足社會、自食其力的重要意義。同時針對不同罪犯的具體情況,引導他們制訂“我要成才”的具體目標。對原有一定文化知識基礎、專業才幹的罪犯,要他們樹立改造信心,消除“吃了官司,一切都完了”的消極思想,着力培養對個人、家庭和社會的責任感,努力更新知識,力爭使自己在原有的基礎上進一步增長知識和才幹,成為未來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的有用之才。對原有一定特長或技術的罪犯,要幫助其找準在未來社會中生存立足的定位,同時利用獄內服刑的這段時間,進一步學習“充電”,提高特長和技能水平。對大部分文化層次低,又無技能特長的罪犯,要在獄內進行系統的文化啟蒙,為進一步學習技能創造條件,儘快改變他們麻木不仁、社會發展與己無關的思想,並統籌安排將其中的大部分,通過獄內生產勞動和習藝勞動的實踐,以及進行社會需要的初級技能培訓,轉變為社會需要的普通勞動者;將少部分刑期較長、確有潛質的罪犯通過提供一定的條件,培養成為社會緊缺的高級技工、技師,重塑新的人生。
“我要成才”信念的確立,必須在罪犯中大力營造“學知識光榮、混刑期危險”的氛圍,形成誰刻苦學習、勇于告別罪惡的過去,誰就能獲得發揮聰明才智、立功贖罪的機遇,在改造罪犯思想的同時,創造造就人才、保護人才、人盡其才的生動局面。

五、 保護、開發罪犯人力資源,對監獄工作體制和幹警隊伍建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學習貫徹全國人才工作會議精神,從戰略高度明確了保護和開發罪犯人力資源作為監獄工作重要社會功能的重大現實意義。《人民日報》社論指出:“實施人才強國戰略,大力培養造就各類人才,是落實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戰略目標的重要保證,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根本大計。”如果監獄系統能通過自己的努力,化害為利,變“廢”為“寶”,把犯有各種罪行的犯罪分子,改造成為社會需要的高素質勞動力和經濟建設、社會發展的有用之才,這對於安定罪犯本人、穩定千百萬家庭和整個社會,都將產生積極的作用,這種社會效益是難以用物質來衡量的。為此,監獄的體制改革必須為罪犯人力資源的開發利用營造良好的環境,監獄人民警察的人才梯隊建設也要按照全國人才會議精神同步展開。
1. 進行監獄體制改革,打開保護、利用罪犯人力資源的發展空間
市場經濟體制一方面要求改造工作為其輸送有一定素質的守法公民,另一方面又因財政保障不足,迫使監獄要花很大的精力去發展生產,獲取更高的利潤以彌補經費不足,這樣對改造工作帶來很大的制約。1992年前後,上海監獄系統興起了開發罪犯智力庫的熱潮,但不久活動就有難以為繼的感覺,細究原因,有客觀的,有主觀的,其根本原因還是“兩個不足”,即我們對這項工作認識不足和財政保障不足。1995年以後,隨着《監獄法》的貫徹落實,全國監獄系統的財政保障確有新的增加,但必須看到,改造工作要改革深化,與時俱進,決定了財政保障的需求量必然是動態的。從一定意義上講,只有財政保障的力度逐年增加,監獄才能堅持以改造人為宗旨,改造工作的質量才能逐步提高,才能把改造罪犯的精力集中于獄內的教育改造和人力資源的保護開發上,按照社會的需要,來培養、造就人才,實行大規模的職業技術培訓,用最大的社會效益來回報社會。就這一點來說,目前並不是不能有所作為,監獄系統要發揚夾縫中求生存的精神,積極想方設法,盡最大努力去保護開發人力資源,決不能抱等待觀望態度。
2. 幹警隊伍的人才梯隊建設,要在教育改造和保護開發罪犯人力資源的過程中同步展開
只有不斷提高幹警隊伍的素質,才能提高保護開發罪犯人力資源的工作層次。保護和開發罪犯人力資源,對我們的幹警隊伍提出了新的要求,也帶來了新的機遇和挑戰。
首先,要在充分挖掘、合理使用幹警隊伍中人力資源的基礎上,把保護和開發罪犯人力資源這一方向性工作的實效,作為推動幹警隊伍建設的重要標準。要教育引導幹警高瞻遠矚,充分認識保護和開發罪犯人力資源對調動罪犯改造積極性,提高改造質量的重大現實意義。要通過各種形式的理論培訓、實務培訓和實踐鍛鍊,提高幹警保護、開發罪犯人力資源的使命感、責任感以及組織管理水平。要形成評價機制,把保護開發罪犯人力資源的數量、質量、成效(主要指社會效果)列為幹警工作實績,獎優罰劣,調動工作的積極性,激發工作的創造性。
其次,按照中央《關於進一步加強人才工作決定》的要求,監獄系統幹警人才梯隊建設應重點抓好黨政人才和專業人才隊伍的建設,當前特別要加強相對薄弱的專業人才隊伍的建設。應當在幹警分類的前提下,緊緊抓住培養、吸引、用好專業人才三個環節,全面推行罪犯改造工作專業技術職業資格制度,加快執業資格制度建設。積極探索資格考試、考核和同行評議相結合的專業人才評價方法。全國人才工作會議精神的貫徹,為醞釀已久的幹警專業人才隊伍建設帶來了契機,指明了方向,抓住機遇,乘勢而上,將給幹警隊伍建設帶來前所未有的變化,真正注入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活力,為監獄工作實現以“改造人為宗旨”的要求,奠定堅實的基礎。
國以才立,政以才治,業以才興。充分發揮社會、監獄、幹警乃至服刑人員的各方積極性,保護和開發罪犯人力資源正當其時。我們有理由相信,保護和開發罪犯人力資源的實踐和探索,不僅將深刻改變罪犯改造工作,而且將把監獄工作者本身帶入一個嶄新的境界。


抓好榮辱觀教育推動改造工作新發展抓好榮辱觀教育
推動改造工作新發展本文系王飛與上海監獄局專家組其他成員合作,原刊于《監獄理論研究》2007年第1期。
(2006年12月)專家點評:
上海市監獄局專家組由十幾位退下來的曾擔任局、處級領導職務的老同志組成,大多是七旬左右乃至接近耄耋之年的老人。他們並不忙於含飴弄孫,頤養天年,而是人退志不衰,離崗不忘責,始終懷着對監獄事業的濃濃情結,圍繞監獄工作大局,抓住熱點重點問題,深入調研,潛心思考,集體攻關,寫出了一篇又一篇頗有見地的文章,較好地體現了理論聯繫實際的原則和服務實踐的作用。這些老同志十佘年來的作為,給了在職的中青年同志一個重要的啟示,什麼是真正的事業心、使命感和對人生的執着追求,怎樣才能體現“人是要有一點精神的”這樣的境界;也向其他離退休老同志展現了“老有所學,老有所為”的風範和“老有所樂”的體驗。
監獄工作如何貫徹落實黨中央重大戰略決策,是當前監獄理論研究中的一項重要課題。專家組的這篇論文,正在這方面做了有益的探索。社會主義榮辱觀是我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基本內容之一,但本文並沒有簡單地就這一命題本身詮釋概念,論述意義,而是緊緊圍繞罪犯教育改造工作,談觀點,講理念,出思路,提措施,在“結合”上下功夫,做文章。本文提出了”對罪犯實行思想改造是新中國監獄工作的重要特色”,“社會主義榮辱現實質上是一個人生觀、價值觀、世界現問題”,“罪犯改造的本質是一種思想改造,核心就是道德觀念的改造”,“離開了思想改造和道德觀念的改造,監獄改造工作優勢就不復存在,教育改造乃至整個改造工作的弱化也就不可避免”等重要觀點;指出對罪犯的思想教育要防止“偏重於理論性的說教”、“起點太高”、“過於理想化”等傾向,努力實現“罪犯要從單純的被動接受轉變為主動參與,幹警要從繁忙的灌輸說教轉變為引導滲透,真正解決好思想改造內容入耳入腦,落實行動的根本問題”;分析了罪犯服刑改造初期教育的重點是“反思”,中期的重點是“悔改”,後期的重點是“養成”;提出在榮辱觀教育的實施過程中,引導罪犯把自己“擺進去”,把“基本要求落實到改造生活中”,“建立科學的考評制度”,“與其他教育、勞動生產緊密結合”,“調動罪犯自我教育的主動性和積極性”等建議;強調“幹警要先學一步,發揮表率作用”,“幹警既是教育的管理者,更是教育內容的實踐者”;主張教育活動要開放,走群眾路線,改變以往“少數人制訂計劃,關起門來搞教材,基層監區應付執行,服刑人員被動接受教育的尷尬局面”,“堅持實踐探索和理論研究雙管齊下的工作推進方式”,等等。使人讀後,深感言之有物,富有哲理性、針對性,並引發讀者對新形勢下的罪犯教育工作作進一步的思考。
中國監獄學會顧問王明迪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提出以“八榮八恥”為核心內容的社會主義榮辱觀,着眼于當前中國發展的全局,面向中華民族未來,緊密聯繫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客觀要求,具有很強的時代性、民族性和實踐性。聯繫當前上海監獄工作的實際,我們認為要抓住全社會開展社會主義榮辱觀教育的極好機遇,在罪犯中全面開展社會主義榮辱觀教育。這是新形勢下深化聚焦教育改造戰略,提高罪犯思想改造質量的戰略性舉措,如果能夠科學規劃,精心組織實施,必將推動幹警隊伍建設,推動教育改造工作的改革創新,推動監獄改造科研工作發展。一句話,抓好榮辱觀教育似能牽一髮而動全身,有可能把上海監獄系統的改造工作帶到一個嶄新的境界。

一、 突出社會主義榮辱觀教育,完善罪犯思想改造的體系
對罪犯實行思想改造是新中國監獄工作的重要特色,但隨着社會價值的多元化和罪犯構成、思想行為特徵的變化,監獄思想改造的針對性和有效性時見滯後,進而影響了罪犯教育改造的總體質量。社會主義榮辱觀的提出,明確了社會和諧的思想道德基礎,代表了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堅持了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給監獄對罪犯的思想改造帶來了強大的思想武器。榮辱觀的問題,實質上還是一個人生觀、價值觀、世界觀的問題。改革開放以來,雖然在押罪犯的構成情況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榮”“辱”不分、“榮”“辱”倒置仍然是絶大多數罪犯走上違法犯罪道路的根本內因。剖析一些罪犯刑滿釋放後重蹈覆轍,“回爐”改造的原因,很重要的一點也是“榮”“辱”問題還沒有根本解決好。近年以來,監獄系統為提高獄內罪犯的改造質量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明顯的成效,但對罪犯思想改造這一根本性的問題,尚嫌力度不夠,還沒有大動作。因此,我們在現實工作中可以看到:一些罪犯對犯罪沒有恥辱感,對重新做人沒有緊迫感;對遵紀守法、自食其力沒有光榮感;對家庭、社會沒有責任感,所有這些成為制約改造質量提高的頑症。從今年社區服刑人員中開展的社會主義榮辱觀學習徵文活動來看,不少人在聯繫自身犯罪時,往往停留于“黨風社會風氣不好”、“法制觀念淡薄”、“思想一時糊塗”等客觀原因或膚淺認識,很少觸及榮辱顛倒的人生觀、價值觀和世界觀問題。這些令人困惑的現象背後,實際上還是有針對性的思想改造這一罪犯改造工作關鍵環節的缺失。而要解決這些問題,僅僅靠對罪犯開展文化技術教育、心理健康教育乃至普法教育和一次在刑意識教育等等,還是遠遠不夠的,還不能從根本上糾正罪犯人生方向的偏差。這個偏差不解決,所有其他人道主義關懷和知識技能教育所產生的效果,還不能真正解決罪犯重新做人的問題。
在具有中國特色罪犯改造理論體系的辭典裡,罪犯的改造本質是一種思想改造,核心就是道德觀念的改造,其他的教育內容本質上是為思想改造或是道德觀念改造服務或是配套的。在新中國建立後的較長一段時間裡,我們在對罪犯的思想教育中往往偏重於理論性的說教,起點太高,過於理想化。而否定過去思想改造中那些“左”的、脫離社會實際的東西,強調教育改造內容形式創新後,卻又有意無意地削弱了思想改造包括道德教育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事實上,離開了思想改造和道德觀念的改造,監獄改造工作的優勢就不復存在,教育改造乃至整個改造工作的弱化也就不可避免。當然思想改造和道德觀念改造的迷茫,同我國社會轉型期對主流價值取向困惑是密不可分的。社會主義榮辱觀的提出,給當今中國提出了主流的道德價值取向,也為完善構建罪犯思想改造的核心價值體系明確了任務、要求和思想基礎。因此,通過在全體罪犯中深入開展社會主義榮辱觀教育,確立思想和道德觀念改造以及法制教育在罪犯改造工作中的核心地位,將使我局系統多年來實施的595工程中的改好率有了更加明確的標準,也可以將正在進行的在刑意識教育從道德的層面引向深入,從而牢牢抓住提高罪犯改造質量的主動權。社會主義榮辱觀教育的根本目的是通過以“八榮八恥”為核心內容的道德價值的灌輸,倡導和諧理念,培育和諧精神,啟發罪犯積極改造的自覺性,明辨是非,努力做到“爭榮”、“知恥”、“自律”,準備做一個社會需要的守法公民。

二、 轉變教育理念,改革教育方式
為了達到預期的教育效果,監獄的教育理念必須進一步轉變,教育方式必須進一步改革。罪犯要從單純的被動接受逐步轉變為主動參與,幹警要從繁忙的灌輸說教,轉變為引導滲透,真正解決好思想改造內容入耳入腦、落實行動的根本問題。
首先,把社會主義榮辱觀的基本內容系統地向全體罪犯講明講深講透,弄清社會主義榮辱觀的基本內容和含義,要懂得“八榮八恥”的踐行應該堅持什麼,提倡什麼,抵制什麼。在基本內容講深講透的基礎上,應當把熟記熟背“八榮八恥”作為罪犯服刑改造的一項基本規範提出來,並認真加以落實。
其次,在弄清基本內容的基礎上,關鍵是要結合案例教育引導罪犯在整個榮辱觀教育活動中把自己“擺進去”,要求他們認識背棄社會主義榮辱觀與走上犯罪道路的關係,認識踐行社會主義榮辱觀與當前服刑改造的關係,與今後立足社會的關係,然後要引導罪犯人人動手制訂踐行社會主義榮辱觀的個人“爭榮”行動計劃。計劃要求結合個人的思想實際,起點實在、內容可行,防止千人一面,逐步提高要求。
再次,榮辱觀教育重要的是要求罪犯在幹警的教育引導下,把榮辱觀的一些基本要求落實到改造生活中,逐步端正各自的人生觀、價值觀、世界觀,學會正確看待各種社會矛盾或醜惡現象的辯證方法,分清善惡是非,並切實改掉過去身上存在的不良行為習慣,真正從思想上、行為上、心理上做好踐行榮辱觀的準備。
在罪犯中全面開展社會主義榮辱觀教育必須注意一些基本環節。
第一,要相應地建立科學的考評制度,檢驗罪犯接受教育的效果,要把罪犯思想認識的提高和改造行為的進步,聯繫起來考察,不能只聽罪犯自述,或光看書面材料,只有這樣才能防止罪犯說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知行脫節,陽奉陰違,達不到改造思想的真正效果。
第二,社會主義榮辱觀教育是一個貫穿于罪犯改造全過程的基本教育,對每個罪犯來說實際是終身教育的內容。因此要有系統的設計和思考,對服刑改造初期、中期和後期的罪犯,教育中要考慮使用不同的形式內容和方法,提出不同的行動要求。服刑改造初期重點是“反思”,要求罪犯聯繫社會主義榮辱觀,反思犯罪的原因。服刑改造中期的重點是“悔改”,即要求罪犯對照社會主義榮辱觀,改掉身上的惡習,洗刷心靈的泥垢。服刑改造後期的重點是“養成”,即要求罪犯養成踐行社會主義榮辱觀的意識和行為習慣,為爭做社會守法公民打好基礎。三個階段的重點,在實踐中要注意因人而異,不能機械地劃分,既要循序漸進,又可相互交叉。
第三,榮辱觀教育要求與其他教育、勞動生產緊密結合,在普法教育、文化教育、職業教育、心理健康教育中以及勞動生產中都應該有機滲透榮辱觀教育的內容,形成以榮辱觀教育盤活、推動整個教育改造工作的新格局。
第四,榮辱觀教育要全面調動罪犯自我教育的主動性和積極性,要在幹警的指導下充分發揮改積會等罪犯自律組織的作用,努力營造一個“揚榮鞭恥”、“榮辱分明”的改造環境,提高監區文化的層次和水平,讓全體罪犯主動積極地投入改造,人人都有一種“混改造”不行的緊迫感。

三、 幹警要先學一步,發揮表率作用
幹警是教育改造活動的組織管理者,更是罪犯思想改造、道德觀念改造的引導者。社會主義榮辱觀教育有沒有成效,首先取決於幹警在實施教育活動的全過程中,有沒有對罪犯進行思想改造、道德觀念改造的主體意識。如果乾警只是滿足於解決罪犯群體中的事務性問題,滿足於完成某些“看得出、摸得着”的工作指標,滿足於罪犯不吵不閙,那麼也不可能期望榮辱觀教育會取得預期的效果。因此,要使絶大多數幹警明確在罪犯中開展榮辱觀教育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社會意義,明確作為改造罪犯主體的工作責任,逐步形成廣大幹警自覺用榮辱觀內容教育改造罪犯的良好工作氛圍。
社會主義榮辱觀教育有沒有成效又取決於幹警自身的執法形象。古語云:“其身正,不令而從;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從某種程度上講,教育改造特別是思想改造有沒有效果,關鍵還是取決於教育者也就是幹警自身執法素質的高低。在絶大多數罪犯的眼中,幹警就是政府、社會公眾形象的代表。幹警在日常言行舉止中有沒有是非觀念、榮辱之辨,哪怕只是一句“以辱為榮”的暗示,都會直接影響罪犯對榮辱觀的認可和接受程度。從某種意義上講,幹警發揮表率作用的程度,決定了整個教育活動的效果大小。以往開展的“在刑意識”教育、普法教育、文化技術教育,幹警更多的是以教育管理者的形象出現,教育的力度和效果同幹警的道德素質、自身形象之間只是一種間接聯繫。而在榮辱觀教育實施的全過程中,幹警既是教育的管理者,更是教育內容的實踐者,教育的力度和效果同幹警自身素質、表現之間只能是一種直接聯繫。因此,要通過社會主義榮辱觀教育樹立起廣大幹警公正執法的形象,這既是改造罪犯的需要,也是強化監獄幹警隊伍建設的需要。
教育者首先要接受教育,這是顛撲不破的真理。對罪犯的思想教育也不可能一夜之間完成。隨着時代的變遷,工作的發展,教育者必須不斷地接受教育,才能完成艱巨的教育任務。因此監獄工作必須牢固地樹立一個理念,以提高幹警的綜合素質、專業素質來帶動改造質量的提高。在罪犯中開展榮辱觀教育,廣大幹警要先行一步,首先學習,努力踐行,作出表率。只有把幹警的榮辱觀教育搞好了,才有可能搞好對罪犯的榮辱觀教育,否則,也會形成形式主義的“花架子”,浪費人力、物力,最終是不了了之走過場。
用幹警社會主義榮辱觀教育的深入開展來帶動罪犯榮辱觀教育質量的提高,是這場教育活動的一個基本特徵。開展社會主義榮辱觀教育給幹警隊伍的思想、道德、政治、業務建設帶來了發展提高的大好機遇。榮辱觀教育活動是一次廣泛而深刻的改造工作實踐活動,幹警隊伍就應該在這樣的實踐活動中得到培養和鍛鍊。開展社會主義榮辱觀教育,應當是檢驗開展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教育活動、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教育活動、創建學習型組織活動、崗位練兵活動等成效的有效途徑。

四、 運用實踐探索和理論研究雙管齊下的工作推進方式
在整個榮辱觀教育中,要堅持實踐探索和理論研究雙管齊下的工作推進方式,堅決貫徹實踐推動科研,科研指導實踐的理念。在榮辱觀教育中,整體的教育計劃要有科研工作的要求,要明確諸如加強隊伍建設推動教育改造工作、轉變教育理念、改革教育內容方式方法等方面的科研課題。要帶著問題、帶著課題在教育實施的過程中開展科研,不斷豐富和發展群眾與專業人員相結合的科研工作模式,着力改變改造工作實踐和科研工作存在的脫節現象。
榮辱觀教育是一項長期的、全新的改造工作,不能光靠行政命令來推動。應該走群眾路線,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大興調查研究之風,發現廣大基層幹警搞好教育的真知灼見。只有這樣,實踐探索才有堅實的群眾基礎,科研工作也才能真正有源頭活水,並且水漲船高,不斷邁上新台階。鼓勵科研探索,必然要激勵廣大幹警想辦法、動腦筋,凝聚集體智慧,發揮集體力量,形成鼓勵探索創新、寬容失敗的良好工作氛圍。
一是在教育組織上要變業務部門組織開展為監獄組織開展教育。整個榮辱觀教育活動要在監獄領導親自領導下,由政工、刑務、科研等部門聯合策劃,改變單純由刑務部門組織開展罪犯教育活動,其他部門各搞各的工作,整個監獄工作“兩張皮”甚至“幾張皮”的現象。這也是檢驗凸顯監獄本質職能,牢固樹立“主業”意識的重要尺度。二是要充分發揮廣大幹警的主觀能動性,改變以往一些教育活動中,少數人制訂計劃,關起門來搞教材,基層監區應付執行,服刑人員被動接受教育的尷尬局面。開展榮辱觀教育,首先在教育設計上要開放,充分集思廣益,凝聚全監上下的智慧和教育資源,專業科研人員要積極參與。其次在教育的實施過程中要開放,不斷聽取實施教育者和被教育者的意見、建議,優化操作執行的方式方法,也只有這樣,才能提高教育效果。
在開展榮辱觀教育活動中,要充分發揮團員、青年的生力軍作用,既要讓團員、青年牢固樹立社會主義榮辱觀,努力提高作為教育者的職業素養和業務水平,又要以此來激發他們對監獄工作的事業心和責任感。在實踐中要創造機會和條件,放手讓他們發揮聰明才智和想象力、創造力,鼓勵他們敢為人先、大膽改革。總之,要抓住團員、青年這支有生力量,努力爭取通過榮辱觀教育出人才、出成果的“雙贏”局面。榮辱觀教育中也要注意發揮好中年幹警的重要作用,要激勵他們用豐富的工作經驗和工作智慧再立新功。
開展社會主義榮辱觀教育是推動新世紀上海監獄改造工作深化發展的重大舉措,如果能夠實現政工、刑務、科研等部門的互相聯動和互相促進,必將開創上海罪犯改造工作乃至整個監獄工作的新發展。如何確保這場教育活動的成效,我們認為要防止三種不良傾向:一是立竿見影的“急性病”;二是形式主義的“無效病”;三是“雷聲大雨點小”的“虎頭蛇尾”病。衡量工作的真正成效應當做到“三個看”,一要看罪犯對社會主義榮辱觀的理解、踐行程度,有沒有形成更加良好的改造風氣;二要看廣大幹警是不是在這次教育中受到了鍛鍊,開展教育改造工作的意識和能力是不是有了進一步的提高;三要看改造科研工作是不是隨着教育活動的深入,先行一步,總結出有指導意義的經驗成果。總之,我們一定要將榮辱觀教育活動作為上海監獄系統落實科學發展觀,全面提高改造質量,推動各項工作全面發展的重大契機,抓緊抓好,一抓到底,抓出實效。


科學發展上海罪犯改造工作的新格局科學發展上海罪犯改造
工作的新格局本文系王飛與上海監獄局專家組其他成員合作。
(2007年11月)罪犯改造是一項系統的社會工程。世界各國行刑制度的發展趨勢表明,監獄行刑制度和社區行刑矯正是罪犯改造工作兩個互為補充、不可或缺的有機組成部分。這是由社會發展對罪犯改造工作的客觀要求所決定的。一方面對嚴重危害社會的犯罪分子要強化對他們監禁刑罰的執行,為社會、經濟發展創造更為安定和諧的環境,另一方面,對一部分社會危害不大的犯罪分子,要讓他們接觸社會,通過社區矯正,促使他們儘快地適應社會、立足社會。半個多世紀上海監獄工作的實踐同樣也證明,要進一步提高改造質量,就要落實科學發展觀,逐步完善獄內關押改造、社區矯正各司其職、良性互動、無縫銜接的新格局,為刑罰執行的一體化以及上海的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作出新的貢獻。

一、 新的罪犯改造工作格局已經初步形成
新中國建立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上海同全國一樣,絶大多數罪犯在獄內執行刑罰,極少數緩刑、保外就醫、假釋等罪犯,放在社區依法由公安機關執行刑罰,但由於社會控制能力和思想觀念等各種條件的限制,一直維持在很小的規模上,只是監獄對罪犯執行刑罰的一種補充。隨着20世紀80年代“嚴打”鬥爭的開展,被判處刑罰的罪犯數量激增,給監獄工作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壓力。事實證明:監獄難以承擔所有罪犯的改造任務,這既不利於改造質量的提高,又不利於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的發展。工作的實踐,呼喚着罪犯改造工作的新格局,催生社區矯正工作的破殻而出。上海作為全國最早啟動社區矯正試點工作的地區,自2002年8月開展試點以來,社區矯正工作由小到大、由點到面逐步推開,突破了長期以來以監獄為中心的罪犯改造工作框架,開始形成以獄內改造和社區矯正為主導,各種社會力量積極參與的新格局。
通過多年來的努力,上海社區矯正工作取得了明顯的成效。主要表現在:第一,有力地推動了改造工作的社會化進程,把一部分符合法定條件可以在監外服刑的人員放在開放的社區環境中執行刑罰,初步形成了政府主導推動,社團自主運行,社會多方參與社區矯正的工作模式,跳出了單一監禁封閉改造罪犯的傳統定勢。第二,減輕了社會治安壓力。開展社區矯正工作後,通過專門團體落實具體的管理措施,社區服刑人員中人戶分離、下落不明的數量大為減少,直接消除了一些社會的不穩定因素。第三,降低了行刑成本,有效矯正了一批罪犯。社區矯正依靠社區,在探索運用社會力量參與罪犯改造上邁出實質性的步伐。2006年10月統計,全市已有減刑、假釋、監外執行、管制、剝奪政治權利等5類罪犯5438人納入社區矯正工作範圍,占到了本市戶籍罪犯總數的三分之一左右。2004~2006年調查統計,執行期滿的社區服刑人員的重犯率在1%左右。第四,推動了社區建設。社區矯正工作的推開,使市、區(縣)、鄉(鎮)街道對罪犯改造工作的重要性有了更為直觀的認識,政府機關、社區組織、民間機構參與罪犯改造工作方式更加直接,效果更加顯著。這一切有力地推動了社區預防犯罪工作體系的完善,打好了維護社區穩定發展的工作基礎。
在上海社區矯正工作不断發展的同時,上海監獄系統對提高罪犯改造質量的探索也取得了新的成果。市監獄管理局根據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對罪犯改造工作提出的新要求,從把罪犯真正改造成為社會需要的守法公民的高度,提出並實施了聚焦教育改造的工作戰略。通過實施普法教育、文化教育、技術教育、心理健康和罪犯改好率都要達95%以上的“595”工程,獄內社會幫教和服刑人員刑釋後社會接茬幫教的覆蓋面也日益擴大。以擴大罪犯假釋面為契機,市監獄管理局制訂實施了《上海監獄推進假釋工作實施辦法》,按照現行法律規定加快了獄內改造和社區矯正的對接。
綜上所述,以社區矯正工作試點探索和監獄工作加快社會化進程為標誌,上海新的罪犯改造工作格局初步形成,這是鞏固和提高罪犯改造質量的極佳途徑,值得倍加珍視,用心發展。上海所以會出現罪犯改造工作的新格局,既是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發展的客觀要求,更是半個多世紀以來上海各界人士堅韌不拔、辛勤探索的結果。儘管在形成的過程中,曾經借鑒世界各國特別是西方發達國家的有益經驗,但上海的罪犯改造工作新格局並非舶來品,而是富有上海城市特色的具有原創因素的刑罰執行工作的新發展。在落實科學發展觀,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新形勢下,要充分認識這一新格局的社會價值、經濟價值、法律價值、政治價值,進一步夯實工作基礎,推動新格局不斷有新的發展,創出上海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的特色品牌。

二、 新的罪犯改造工作格局的優勢與問題
上海罪犯改造工作的新格局目前仍然處于初創階段,但它依靠上海得天獨厚的地域優勢,還具有廣闊的發展空間。只要假以時日,持續探索,完全可能在全國領先一步。
第一,市委、市政府領導對罪犯改造工作歷來十分重視。為了科學發展上海監獄工作,支持上海監獄系統體制改革,實施全額財政保障,解決長期來束縛監獄工作發展的監企社合一的體制障礙,市委領導通過對監所佈局調整和人財物的支持,為監獄系統加強對罪犯改造工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為了構建全社會預防犯罪的工作體系,做好各類違法犯罪多發人群的工作,市委、市政府在加強外來人口教育管理的同時,還以政府購買的形式組建社會專業工作團體分別對社區閒散的問題青少年、社區服刑和刑釋解教人員、涉毒人員等犯罪多發人群給予特殊的關懷和教育幫助。對於社區矯正這一新生事物,市委領導親自組織試點。在工作的實踐中,探索運用社會工作理念開展對社區服刑人員的矯正工作,創立了社區矯正執法主體和工作主體適度分離的過渡工作模式,加快了社區矯正的發展進程。總之,上海罪犯改造工作新格局的初步形成,離不開市委領導的重視和支持。
第二,公安、檢察、法院、司法行政系統,對罪犯改造工作新格局的形成基本取得默契。罪犯改造工作新格局的形成是我國政法工作領域的一次深刻的變革。除了市委、市政府領導的關心支持外,各政法機關的共識和在具體工作中的合力,對罪犯改造工作新格局的形成同樣至關重要。令人欣喜的是,在上海罪犯改造工作新格局初步形成的過程中,各政法機關站在社會和諧穩定、長治久安的戰略高度,通力合作,結合自身的工作實際發揮了應有的積極作用。在推進社區矯正工作中,市公安局、市監獄局在啟動試點探索時,即抽調了一批具有罪犯改造工作實踐經驗的幹警參與工作,縮短了社區矯正工作的磨合期,為全市推開社區矯正工作作出了積極貢獻。市高級人民法院、市人民檢察院、市公安局先後出台了《上海法院參與社區矯正工作的若干意見(試行)》,《上海檢察機關參與社區矯正工作試行辦法》、《關於公安派出所配合做好社區矯正工作的規定(試行)》等規範性檔案。市公安局、市司法局也會簽了對社區服刑罪犯分類矯正的暫行規定。實踐表明,政法各機關形成執法合力是罪犯改造工作新格局不断發展的可靠保證。
第三,在罪犯改造工作新格局的形成發展過程中,隨着社區建設的發展,社會各界對罪犯改造工作在對社會穩定、經濟發展中的重要作用,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社區對獄內服刑人員的幫教、幫困力度不斷加大,刑釋人員的接茬幫教、安置就業也逐步納入正軌。上海不僅充分發揮了幫教志願者協會和愛心幫教基金會等社會團體的作用,而且還組建了非盈利性質的專業社會工作團體市新航社區服務總站,參與和協助司法機關做好社區服刑人員和刑釋解教人員的教育轉化、幫困服務、就業安置、生活指導、心理諮詢等輔助性和事務性工作。實踐證明:這大大減輕了社區服刑人員的各種實際困難,穩定了情緒,營造了社會各方關心的良好氛圍,加速了融入社會的進程。與此同時,上海社會各界對監獄改造工作和社區矯正工作的支持、配合,也開始納入了經常化、制度化的軌道。在市勞動局等部門的大力支持下,服刑人員獄內技術培訓享受到了政府補貼。市個體勞動者協會、市私營企業家協會還和市、區幫教志願者協會合作,已開始在社區和獄內舉辦招聘會,向社區服刑和刑釋人員提供各種就業崗位,簽訂就職協議,解決他們的後顧之憂。市煙草(集團)公司在愛心幫教基金會設立了對服刑人員困難家庭子女幫困助學的專項基金,每年使大批服刑人員子女免受輟學的困擾。社會各界人士與獄內服刑人員的結對幫教也有了新發展,規模不斷擴大,幫教質量不斷提高。
上述這些優勢來之不易,是長期實踐探索的結果。但要進一步鞏固、完善和發展上海改造工作的新格局,仍有一些問題有待解決。主要表現在:
第一,當監獄改造工作和社區矯正工作都發展到一定程度的時候,立法缺失導致的工作體制性矛盾就凸現出來,制約着改造工作新格局的進一步完善和發展。由於監獄改造工作和社區矯正工作在法律性質上都是刑罰執行工作,雖然工作方法不盡相同,但工作中關係十分密切,監獄改造工作是社區矯正工作的基礎和後盾,社區矯正工作是監獄改造工作的拓展和延伸,是刑罰執行過程中的兩種方式、兩個階段,有時還會出現反復,必需有統一的業務部門進行組織管理,充分發揮獄內改造工作和社區矯正的各自優勢,互動互補,共同提高改造質量。但現行法律規定社區矯正的執法主體是公安機關,司法行政機關負責日常管理工作。由於于法無據,監獄管理機關和社區矯正機關在工作上,還無法實行統一管理,這對罪犯改造工作新格局的進一步發展肯定不利。
第二,監獄改造工作和社區矯正工作的互動還不夠緊密。儘管監獄改造工作和社區矯正工作是兩種完全不相同的刑罰執行方式和罪犯改造方式,但兩者在許多方面是相似相通的,完全可以通過有效互動做到相互促進,相互補充,從而有效配置社會行刑資源,有效地預防、控制犯罪和改造罪犯。目前這種互動還處于剛剛起步的初級階段:一是缺乏有序互動的法律制度保障;二是缺乏有序互動的“通道”保障;三是缺乏有序互動的組織機構和人力資源保障;四是缺乏資料和信息的共享機制。目前有些外省籍罪犯刑滿釋放後長期滯留在本市,卻又無固定住所,有關材料要幾經周折才能轉到社區矯正部門。社區服刑人員需要收監執行的,要社區矯正部門整理材料,再由公安機關出面報請監獄管理機關審批同意方可執行,材料周轉較慢,不利於工作開展。同時監獄對罪犯獄內服刑中所形成的資料,也不可能全部經公安機關轉給社區矯正部門。只有兩種罪犯改造工作方式之間真正有效互動起來,逐步形成刑罰執行工作的一個整體,改造罪犯的效率才能有實質的提高。
第三,監獄改造工作和社區矯正工作的專業化程度有待進一步提高。罪犯改造工作新格局的建設和發展,關鍵的因素是專業化的執法隊伍。就監獄改造工作而言,儘管新中國建立以來50多年的發展積累了豐富的工作經驗,也湧現出一大批改造罪犯的行家裡手,但改造工作隊伍的專業化分類始終沒有完成。面臨着新形勢下罪犯改造要求的提高和犯罪性質、罪犯構成等方面的新情況、新變化,監獄改造罪犯的工作隊伍建設既面臨難得的發展機遇,更面臨着前所未有的挑戰。就社區矯正工作隊伍而言,由於社區矯正是非監禁刑的刑罰執行,對隊伍的專業素質要求很高。在現行工作機制下,市、區(縣)、街道(鄉鎮)三級司法行政工作人員的法律素質急待提高,特別是要提高刑罰執行的經驗。以新航社區服務總站為主的社工隊伍雖然學歷較高,基礎較好,但普遍存在缺乏社會閲歷和群眾工作經驗的問題,加上經濟待遇不高,缺乏敬業精神,離專業化的要求還有相當的距離。

三、 努力建設新的罪犯改造工作格局
面對上海罪犯改造工作新格局建設中的優勢和不足,當前,極需有關領導機關下定決心,花大力氣予以支持。對於工作發展中遇到的體制性障礙和工作瓶頸,希望各級領導能站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戰略高度,發揮政治優勢,深入調查研究,積極實踐探索,為未來工作的發展積累經驗,積蓄力量。建議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1. 在全社會形成預防犯罪、改造罪犯,人人有責、人人得益的理念和風氣
犯罪是一個社會問題,預防犯罪和改造罪犯也必須在社會發展的過程中加以解決。因此,全社會對罪犯改造工作重視與否,支持與否,參與與否,決定了罪犯改造工作能否不断發展的社會基礎。需要經過長期的工作實踐和輿論宣傳,使社會公眾逐步認識到預防犯罪、改造罪犯不是專門機構一家的事,社會的支持參與必不可少。
因此,要堅持通過各種社會輿論渠道,大力宣傳預防犯罪、改造罪犯關係到社會穩定,公眾安居樂業,“人人有責,人人得益”的理念。要使絶大多數社會公眾明白:每個人都是社會的一分子,人人都希望有良好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環境。犯罪作為一個社會問題,改造罪犯作為公眾責任的一部分,必須走專門機關和社會治理相結合的路子。在預防犯罪和改造罪犯的全過程中,社會方方面面有着義不容辭的責任。監獄罪犯改造工作和社區矯正工作,主要解決的還是執行刑罰的法律問題和認罪悔罪的思想問題,罪犯立足社會的實際問題,主要還是要依靠社會來解決。犯罪減少了,罪犯改造好了,才能保障公民的生命財產安全,社會公眾的安居樂業。
2. 實現監獄改造工作和社區矯正工作的“無縫銜接”
監獄改造工作和社區矯正工作分工承擔著對罪犯執行刑罰、實施改造的任務,但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必須優勢互補,形成合力,協調發展,實現兩者“無縫銜接”。
首先,在執法上,保外就醫、假釋及其他監外執行人員是監獄改造工作和社區矯正工作共同涉及的執法對象,因此“無縫銜接”要從此入手。一是要通過擴大假釋面,提高依法適用保外就醫、監外執行人員的數量,使監獄改造對象的數量有一定程度的下降,從而降低政府在獄內罪犯行刑成本方面的支出。二是監獄管理機關在提請人民法院裁定假釋,批准罪犯監外執行、保外就醫的過程中,事先徵求社區矯正機關意見。在假釋、監外執行、保外就醫的執行過程中,監獄管理機關和社區矯正機關應該暢通信息渠道,相互補位,共同提高這部分非監禁執行罪犯的改造質量。三是要暢通社區矯正服刑對象入監繼續服刑改造的渠道。在擴大非監禁刑比例的同時,也必須針對一些不適應繼續在社區執行刑罰的對象,進一步暢通從社區矯正進入監獄改造的“通道”。這不僅是不同刑罰執行方式之間應有的法定的轉換程序,而且將對保障一方平安、提高社區矯正工作的改造質量,起到很好的促進作用。四是目前上海獄內服刑罪犯中,外省(市)籍罪犯占了一半以上,對戶籍在外省(市),但長期以來主要生活來源在上海的罪犯,如依法批准假釋,應當納入本市社區矯正的範圍。對全國社區矯正主要試點省份的服刑罪犯,也可通過協調,在依法假釋後,納入當地社區矯正的工作範圍。
其次,建立教育改造資源、信息、資料互補共享的機制。監獄改造工作和社區矯正工作在工作目標上具有一致性,在教育改造內容上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因此盤活各自系統的教育改造資源,不僅勢在必行,而且迫在眉睫。對於那些在獄內服刑過半獲得假釋或依法保外就醫、監外執行的對象,在獄內形成的思想、行為、心理等方面的檔案資料,在其轉入社區服刑的同時,監獄應將複印件移送區(縣)司法局,以利於對這類罪犯矯正工作的銜接。對於收監執行的社區服刑人員,社區矯正機構也應將相關檔案材料複印件移送監獄。
3. 大力推進監獄改造工作和社區矯正工作執法隊伍和社工隊伍的專業化建設
無論是監獄改造工作還是社區矯正工作,對執法人員的專業素質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對執法人員來說,要把大牆內外的罪犯改造好,既需要法學、犯罪學、倫理學的專業知識,又需要心理學、社會學、教育學等專業知識。建設上海罪犯改造工作新格局,對監獄改造工作和社區矯正工作執法隊伍的專業化建設,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迫切需要構建以國家專門機關執法人員為主,來源廣泛的社會力量為輔的工作隊伍。針對上海監獄工作和社區矯正工作隊伍的現狀,要完善激勵機制,強化培訓考核機制,努力提高執法隊伍的專業化水平。同時,要大力建設社工隊伍和幫教志願者隊伍,創造條件加大對各類罪犯的幫教、改造力度,為上海改造工作進一步融入社會打好紮實的基礎。
4. 建設上海罪犯改造工作新格局,必須儘早推動刑事執行立法的完善
當前,我國刑事執行立法的進程仍遠遠落後於罪犯改造工作實踐的發展。到目前為止,我國只有《刑法》、《刑事訴訟法》和《監獄法》,還沒有一部完整的《刑事執行法》。刑罰執行工作分別由公安、司法、法院三家分擔。社區矯正工作在我國現在刑事法律體系中,還沒有取得應有的法律地位。上海的社區矯正工作採取的是“先試點,後立法”的推進方式,適應社區矯正工作的刑事執行立法在刑事法律體系中基本上還是一個空白。因此諸如社區矯正工作中執法主體與工作主體不統一的問題,社工組織自主運行的問題,不同種類刑罰及刑罰執行方式如何具體操作等都無法從根本上加以解決。監獄改造工作雖然早在1994年就頒行出台了《監獄法》,但其中許多規定已經落後於形勢的發展。尤其在與社區矯正工作互動方面基本也是空白點。至于刑事執行中監獄改造工作和社區矯正工作是否應當建立統一的領導體制等問題,儘管實踐中已反復提出,但在立法領域仍處在專家學者的理論研討之中。從當前維護社會穩定,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角度考慮,這個問題似乎也應該儘快有個定論。實踐工作部門的很多同志希望,在修改《刑事訴訟法》、加快制訂《刑事執行法》或《社區矯正法》的同時,中央和省、市、自治區最好建立刑事(罰)執行局,統一監獄和社區改造罪犯的各項工作,這將給建設罪犯改造工作的新格局掃清體制性障礙,推動罪犯改造質量的進一步提高。
我們認為,要使我國罪犯改造工作在取得輝煌成就的基礎上有新突破、新發展,形成監獄改造工作和社區矯正工作一體領導、二元結構、優勢互補的新格局勢在必行。上海作為全國改革開放的先行地區,有義務、有能力在現有工作的基礎上,繼續推進實踐探索,進一步提高罪犯的改造質量,為推進刑事執行立法的改革發展,提供有益的工作模式和成功經驗。


談罪犯改造工作的幾個基本問題談罪犯改造工作的幾個基本問題
(2008年8月)改造罪犯工作既是一項嚴肅的執法工作,又是一項涉及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等許多領域的科學含量極高的工作,異常複雜,極其奧妙。怎樣把罪犯改造好,可以說是一個世界性難題。新中國建立以來,我國監獄工作者,經過半個多世紀的探索,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績。但迄今為止,我們尚未完全掌握客觀規律,特別是把不同罪犯改造好的特殊規律。結合我幾十年工作的實踐和退休後多年的反思,重點說一說改造工作的幾個基本問題,供進一步研究、探索監獄工作的客觀規律作參考。

一、 正確看待罪犯
這是改造罪犯中最基礎的實踐和理論問題之一。如果對罪犯缺乏正確看待,改造工作勢必出現偏差,直接影響公正執法和有效改造。
正確看待罪犯,既要防止把一般刑事罪犯當“敵人”,又要防止把罪犯當“朋友”,無原則地憐憫。我認為正確的態度是,恨其罪,救其人,愛其才。
恨其罪,要恨透。痛恨他們犯罪對國家、社會、人民包括他們的親屬在物質上、精神上、政治上帶來的損壞和傷害。他們犯罪直接、間接破壞國家經濟社會發展和人民的安居樂業,有些是怙惡不悛分子。“恨其罪”就是要求執法人員對罪犯犯罪嚴重的社會危害性,有一個清醒的、全面的、理智的正確認識,也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對罪犯執行刑罰的必要性、正義性,有一個充分的認識。因而從公平正義的角度來理解,對這些人只有痛恨,不能絲毫同情。從某種意義上講,對罪犯恨不起來,也就喪失了把他改造好的精神原動力。當然,這並不妨礙我們分析罪犯走上犯罪道路的特殊原因,發現他們過去曾經有過的閃光點和現在不曾泯滅的良知。一句話,我們是恨其犯罪,而不是恨其全部。除了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的罪犯外,更不是從精神和肉體上消滅他們。
救其人,要千方百計。服刑罪犯在社會上做了壞事,有的犯下了令人髮指的罪行,應予依法懲罰,不懲罰不足以平民憤,不懲罰社會不得安寧。但是他們到了監獄裡服刑後,我們還得想一切辦法,用一切力量輓救他們,讓他們重新做人,回歸社會成為社會需要的守法公民。“救其人”,首先是要讓罪犯放棄犯罪的動機和心理,讓他們真正告別罪惡的過去。其次,是要給他們指明今後的人生道路,通過給出路,引導他們走正路。第三,是解決好他們思想、心理乃至生理的問題。一句話,就是化社會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化社會破壞力量為建設力量,這有利於國家、社會、人民以及其本人和家庭。無數事實證明改造好一個罪犯,就能輓救一個家庭,增添一份社會和諧。這正是監獄工作最重要的社會價值所在。
愛其才,要竭盡全力。罪犯中不乏各類人才和身懷特種才能或有天賦有潛質的人。據說有一年,上海曾進口兩輛美國現代摩托車,其中一輛壞了,而上海能修這種車的只有一人,他卻是提籃橋監獄在押犯人。我們要在懲罰罪犯的同時,必須保護和開發這種人力資源。這些人的技術特長既是他們本人的,又是國家的。不能因為他們犯罪判刑而隨意糟蹋、廢棄這批人力資源。監獄保護、開發罪犯人力資源是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更是監獄主動承擔把我國巨大的人口壓力轉化為人力資源優勢的艱巨任務的具體體現。“愛其才”也是“救其人”最重要的體現。它不僅有利於罪犯在獄內服刑期間樹立生活信心,而且為罪犯刑釋回歸社會後生存發展、彌補家庭創傷創造了條件。保護開發在押罪犯人力資源是監獄的重要社會功能,也是一項衡量監獄工作質量的重要內容。
回顧罪犯改造工作的歷史,正確看待罪犯,不犯“左”的或“右”的錯誤,是改造工作取得成績的重要因素。這些年來,我們隊伍的新老交替不斷加快,一大批青年同志擔負起了懲罰改造罪犯的艱巨任務。青年同志有朝氣,有知識,也有做好工作的樸素願望,但是如果他們在實際工作中不能正確地看待罪犯,我們事業的進步將不可避免地受到影響。因此,要使廣大幹警特別是青年幹警從監獄工作社會責任的角度,去理解監獄工作的社會價值,真正在工作中對罪犯“恨其罪,救其人,愛其才”,把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體現在罪犯改造工作的具體細節中。

二、 罪犯是可以改造的
首先得研究一下,對罪犯稱改造還是矯正?我看還是稱改造好。我認為“改”,改正錯誤,不再犯罪,是底線。“造”,在改的同時,造就自己,要求更高一層,這符合全國第八次勞改工作會議提出的改造人、造就人的要求,同我國《監獄法》的立法宗旨也完全一致。而矯正,要求改正錯誤,不再犯就行,顯然層次上低了一些。
罪犯是可以改造的,關鍵是用科學的理念、科學的手段和方法。至今沒有科學的研究能夠證明,有的人生下來就注定要犯罪,是永遠改不好的,因此從總體上講,罪犯是可以改造的。我們改造工作的一切措施從根本上講,都是圍繞着這個科學命題設計的,不堅信罪犯是可以改造的,也就從根本上動搖了我們工作的根基。犯罪有着複雜的主客觀原因,一個人一個樣,沒有一個相同的。犯罪一般都有一個形成過程,往往從一個好人,有利於社會的人,蛻變成有害于社會的人。因此,改造同樣有一個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一般說在同樣的改造環境裡,惡習淺容易改造,惡習深改造就困難些,這取決於我們改造工作的質量,我們監獄警官的敬業精神、專業水平,運用改造手段、方法是否得當,社會各界參與配合程度等因素。好比病人碰到醫生一樣,德醫雙馨的醫生往往診斷精確,藥到病除,碰到庸醫就倒霉。我就遇到過類似的例子,在少管所工作期間,有一段時間常感到胃脹,去醫務室就診,醫生撫摸我腹部,發現有一塊隆起的東西,對我說可能是胃癌。我感到很突然,後去市第八人民醫院檢查,醫生說,什麼胃癌?是腹肌,讓我啼笑皆非。對罪犯而言,警官就好比是醫生,碰到“良醫”,可能起死回生,碰到“庸醫”,輕則“舊病復發”,重則“深度感染”。這說明警官素質對罪犯能否得到改造的極端重要性。
同時,由於種種原因,包括未知因素,目前不是所有罪犯都能改造好的。我覺得,罪犯沒有改造好的原因是複雜的,很多情況下還是可以改造好而沒有改造好。究其原因:
第一,滿足於獄內表面穩定。只要罪犯不吵不閙服從管理,不去主動觸及罪犯的犯罪思想和種種惡習。這種沒有到位的改造當然不能把罪犯改造好。因此,可以這麼說,一個基層警官的工作態度,從一定意義上決定了一個罪犯今後的人生前途。
第二,客觀條件不夠完備。比較重要的經常性因素是幹警管教罪犯數量偏多,落實改造要求精力不濟。罪犯改造周期(刑期)偏短,與落實改造要求所需的時間嚴重不匹配等。
第三,罪犯思想、心理、行為改造的客觀難度較大。我覺得對罪犯改造工作中的“疑難雜症”乃至當下認為的“絶症”,一味強調看看管管“保守治療”,期待“自然康復”的奇蹟發生是不足取的。這只能給社會穩定不斷帶來隱患。這種做法實質上是一種極不負責的態度,只考慮監獄暫時的、表面的穩定,而不顧社會將埋藏不穩定隱患。改造罪犯天生是主動進攻的,決不能消極防禦,再難改造的罪犯,始終要主動進攻,關鍵是要找到癥結,找到突破口,再難改造的罪犯都有一個突破口。正確的態度是組織隊伍科學攻關,落實“手術治療”、“中西醫結合治療”的具體措施。科學實踐證明: 通過艱苦的研究,過去認為的“絶症”,大多數都能找到“藥到病除”的“特效藥”。改造工作的實踐也證明,只要工夫深,絶大多數“頑石”也是能“點頭”的。攻尖克難是培養一支成熟幹警隊伍的有效途徑,假如我們堅信罪犯是可以改造的,那麼就應該在改造罪犯的實踐中推動隊伍建設。三、 改造的主體是罪犯
改造的主體是罪犯還是監獄警官,這也是一個罪犯改造工作的基本問題。這個問題在監獄系統目前也沒有真正解決,有些監獄警官還是抱著:“我改造你,你得接受我改造”的思想去改造罪犯。是我們去改造罪犯,還是我們營造良好的改造環境,教育、啟發、引導罪犯去自覺地改造,這是改造的主體問題,必須弄清楚。罪犯改造需要外界強大的綜合力量的推動,監獄是絶不可缺的極其重要的力量,還有社會、家庭等外界力量的共同努力。但唯物辯證法告訴我們,內因是依據,外因是條件,改造還得靠罪犯自己,真誠悔改是罪犯自覺改造的前提,要罪犯從內心感到犯罪的危害,痛恨自己的犯罪,決心悔改,這是罪犯改造的基礎。
自覺改造必須經歷一個過程,我們半個多世紀來常說的“從強迫改造轉化為自覺改造”,關鍵是轉化,監獄改造工作就是圍繞促進轉化下工夫。同樣服刑的罪犯中往往是有的轉化較快,有的轉化較慢,也有的頑固不化,究其原因與監獄工作質量的高低是直接有關係的。怎樣才能轉化,什麼時候出現轉化,基本轉化、完成轉化等的標準是什麼?作為監獄工作者應該持久地探索研究,這些問題的答案就是監獄工作客觀規律的重要組成部分。有些罪犯刑滿時,仍停留在強迫改造階段,有些罪犯服刑期間不思改造而是策劃怎樣“牆內損失牆外補”,因此,就有個別刑滿人員回歸社會第一天,去公安派出所報到的路上就重新犯罪了。停留在強迫改造階段的罪犯,刑滿回歸社會後也不一定馬上重新犯罪,因為懲罰仍有餘懾,“吃官司”還是怕的,但這是不牢靠的,如果沒有強有力的接茬幫教措施,一旦遇到不良“氣候”就會舊病復發,一些罪犯“幾進宮”往往就是這個原因。上海就有一個罪犯直到“九進宮”刑滿後才沒有再次“回爐改造”,這個極端的例子啟示我們罪犯自覺改造對改造質量的影響是多麼的深刻。
從強迫改造轉化為自覺改造是在潛移默化中完成的,但這種轉化是有條件的,有一個積累過程,主要是在營造良好的改造環境中。這個環境主要包括: 警官公正、執法文明,杜絶特殊犯人,各項規章制度合法合理,罪犯有思想困惑、實際困難時得到警官的及時幫助、指點、解決,看到改造前途。罪犯就是在這種環境裡受到教育、啟迪、影響、感染。其中警官對罪犯的影響力、感染力,不僅在自身的學識、口才、執法公正、工作方法科學,更重要的體現在警官的人格魅力。警官缺乏警德,改造工作就會大為遜色。我在少管所工作期間,少年犯期滿出所前,都要找一次談話,聽取他們的意見。一次,有個少年犯對我說:“你經常講我們混改造,我看你們有的隊長(警官)也在混。我們是‘小混’,他們才是‘大混’。”聽到這番話,使我震驚,這類“大混”怎能改造好‘小混’呢?當然是個別的,但影響已經夠壞的了。
警官應以平等、和藹的態度,通過經常的促膝談心幫助罪犯尋找犯罪的主觀原因,樹立改造信心,制定改造計劃,督促實施計劃。警官要經常換位思考,幫助罪犯解決改造過程中遇到的各種困難,如本人病痛、親屬傷亡、房屋動遷、家庭糾紛、女子升學缺少學費、配偶提出離婚等等,警官就要代表監獄主動爭取社會配合,有效解決各類困難,切實幫助罪犯解決改造中遇到的各類困難往往成為罪犯開始醒悟的轉折。許多戰犯、漢奸犯、歷史反革命犯的轉變過程都證明了這一點。頑固不化的漢奸犯陳璧君,因為監獄出於人道主義,耐心地替她治病,她表示感謝並有所悔悟。人非草木,孰能無情?獄內罪犯在陷於人生最低谷的時候,最需要、最在乎的也是這個情。我們要抓住這個“情”,用好這個“情”,以情動人促轉變,這是我們改造工作的一大法寶。
罪犯進監獄一般都懷着對立情緒,認為自己犯罪事實認定有出入,情節有出入,刑判重了等等。遇到這類情況,我們要耐心地擺事實、講道理,對偏面的認識進行疏導、教育,使他心服口服,爭取早點放下思想包袱,投入正常的改造。對罪犯某些合理意見要依法通過人民檢察院或人民法院及時說明或裁定更正,讓罪犯在實際生活中感悟到警官包括對罪犯的各項嚴格要求,都是為了自己好,就像醫生對病人的一切治療措施都是為了早日解除病痛。讓罪犯看到希望,這才是罪犯走向自覺改造的驅動力。
讓罪犯在“希望中改造”是監獄基層警官在實踐中提出的一個口號,我認為富有哲理,頗為科學。一個人看不到希望,就失去信心,更沒有積極性。如何才能使罪犯看到希望呢,就是要對罪犯實行人道主義,做到依法文明管理與教育感化相結合。我們常說的對罪犯要動之以情,曉之以理,戒之以規,導之以行,就是為了讓罪犯看到希望,提高改造的自覺性與積極性。
監獄警官是管理者,罪犯是被管理者,這是法定關係,毋庸置疑,但一個罪犯能否真正改造好最終還是取決於他自身的決心和努力,任何人不能替代。所以罪犯是改造的主體,整個改造過程,就是罪犯從被動改造轉化為主動改造過程,也是警官與罪犯從對立走向合作的過程。

四、 罪犯改造的核心內容
改造工作是複雜的、奧妙的,有許多未知因素和不可預測性。建國以來經過半個多世紀的實踐探索,我國罪犯改造的基本要求是明確的,就是讓罪犯學會如何做人,要做一個有益於社會的守法公民。那麼在思想改造中要解決什麼根本問題,思想改造的核心是啥?我一直在捉摸。以前的答案總是什麼改造剝削階級世界觀、吃喝玩樂人生觀,讓人不好捉摸。2007年我反復學習了胡錦濤同志“八榮八恥”,聯繫改造罪犯工作,豁然開朗。罪犯的思想改造不就是要解決榮辱觀的問題嗎?罪犯之所以犯罪,從思想深處看,絶大部分人就是道德出了問題。特別是對日常道德行為“榮”與“辱”的評價標準嚴重錯位,導致“榮”與“辱”顛倒,“榮”、“辱”不分,走上了違法犯罪道路的。因此,我認為罪犯改造的中心是思想的改造。思想改造的重中之重是道德觀的改造,道德觀的改造的核心就是要解決好榮辱觀的問題。
罪犯由於歷史和現實的社會原因,在頽廢、落後、愚昧思想以及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損人利己等思想、風氣的影響侵蝕下,逐漸喪失抵制力而走上犯罪道路。他們偷竊搶劫,坑蒙拐騙、貪污受賄、殺人放火、強姦婦女,甚至顛覆政府背叛祖國等等,給人民帶來傷害和痛苦,給國家經濟社會發展帶來嚴重干擾和破壞。改造罪犯,從根本上說,讓罪犯重新確立起道德良知,運用道德力量,感化罪犯,鞭策罪犯,促其悔改。榮辱觀教育應當全方位滲透到罪犯的改造生活中去,並貫穿于罪犯服刑改造的全過程。要營造“揚榮鞭恥”、“榮辱分明”的改造環境和政策導向,逐步建立起作用於不同罪犯的長效機制。總之,要把罪犯服刑改造的過程,變為在思想上重啟罪犯道德良知、進行自我否定的過程。在行為上,引導罪犯踐行社會主義基本道德要求的過程。一句話,要把罪犯改造成為具有道德良知、知榮辱、明是非的守法公民。
思想改造是我國監獄罪犯改造工作的重要特色,也是防止罪犯重新走上犯罪道路的治本之策。一段時間以來,由於社會價值取向的多元化,過去傳統的思想改造的內容和形式,有些已不能適應新形勢的需要。因此,要不要對罪犯實行思想改造,如何實行思想改造,在實踐工作中存在着諸多的疑問。我認為,我國監獄工作對罪犯思想改造的追求和探索,決不能放棄。諸如文化技術教育、普法教育乃至心理矯治工作,只有圍繞着罪犯思想改造開展工作,才能為提高改造質量發揮應有的作用。繞開思想改造,奢談教育改造的創新,那也是“此路不通”。當然,把榮辱觀教育乃至整個道德觀教育作為罪犯改造的核心內容,並不是複製新的教條,而是要求我們繼續抓住罪犯走上犯罪道路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有針對性地開展改造工作。這必然是一個艱苦的探索過程,也是一個複雜的系統工程,但是,只要真正明確了方向,我們就要負擔起中國特色的罪犯思想改造的歷史重任。
任何工作的發展,要實現質的飛躍,必須在實踐中尋找突破口,實現突破需要長期工作積累,要等待,尋覓機遇,而當機遇出現的時候,它總是青睞有準備的頭腦。抓住榮辱觀教育,真正把它作為罪犯改造工作的核心內容,就是抓住了深化罪犯改造工作的突破口。五、 實行綜合治理
社會需要監獄,監獄需要社會。國家需要軍隊、警察、法庭、監獄等國家機器,確保經濟發展、社會穩定、維護人民安居樂業。而監獄要充分發揮各項社會功能,必須主動融入社會,也需要社會各方支持配合。這就是我們對監獄工作要實行綜合治理最基本的理解。
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許許多多問題的解決,都需通過綜合治理的方法。不論經濟建設、政治建設、社會建設、文化建設,不論國際問題、國內問題都需要通過綜合治理求得解決,推動發展。這是因為任何問題的出現有一個複雜的因果關係,不能採用“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片面方法,必須要在分析原因的基礎上,對問題的解決進行全面系統的考慮、設計,並付諸實施。全球溫室氣體排放、世界環境污染,必須世界各國達成協議,共同採取措施。國際跨國犯罪的打擊只有通過國際刑警組織合作。我國的預防減少犯罪,維護社會治安也必須實行綜合治理。早在新中國建立初期就提出了“專門機關與群眾路線相結合”的原則。預防、減少犯罪需要公安、檢察、法院、監獄等專門機關,分工協作,互相配合。當時明確提出,在打擊犯罪過程中,要經歷偵察、起訴、審判、懲罰改造等四道程序,監獄屬於第四道程序。同時要減少犯罪問題,專門機關需要社會方方面面的支持配合。僅僅靠專門機關的工作也是遠遠不夠的,必须發動社會各界人士和廣大人民群眾積極參與到預防、減少犯罪的各項工作中,堅定不移地走群眾路線。改革開放三十年來,全社會預防、減少犯罪的綜合治理工作有了很大的發展。監獄工作是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鏈條中的重要一環,監獄工作參與社會治安的綜合治理,我稱之為“大綜合治理”。
監獄在獄內改造罪犯過程中,也必須實行綜合治理。監獄工作要主動融入社會,形成監獄、社區矯正、社會各方參與三位一體。首先,要進一步形成監獄罪犯改造工作與社區矯正工作的良性互動,完善罪犯改造體系。其次,監獄改造工作要進一步求得其他政法機關的支持配合。第三,大力推進監獄教育改造工作的社會化。引進優質教育資源,加強對罪犯的思想改造。特別要通過社會幫教志願者開展個體罪犯的結對幫教,解決罪犯的思想問題和實際問題。社會有關方面對監獄的罪犯各類文化教育、職業技術培訓等提供設施裝備、資金、師資,直接為提高教育改造質量服務。第四,社會監獄互相配合落實接茬幫教措施,為刑釋回歸人員解困、安置就業等等。所有這些我稱之為“中綜合治理”。
監獄內部工作,包括生產、後勤、科研,乃至幹警的思想政治工作,都要為改造工作服務。在罪犯改造中,同樣要通過獄政、教育、生活衛生等各種渠道,以及思想教育、文化教育、職業技術培訓、文藝、體育活動、心理矯治等多種手段、多種方式實施改造。所有這些我稱之為“小綜合治理”。
“大”、“中”、“小”三個綜合治理體系,對罪犯改造工作都不可或缺。“大綜合治理”要求我們明確監獄改造工作在整個社會發展中的位置,牢固樹立提升改造質量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服務的理念。“中綜合治理”要求我們放眼全社會,爭取社會直接支持,在融入社會中,科學發展罪犯改造工作。“小綜合治理”要求監獄工作的方方面面都要把貫徹落實“以改造人為宗旨”的監獄工作方針放在首位,把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都放在“改造人”、“造就人”上。
必須承認,我對上述罪犯改造工作幾個基本問題的思考,還是缺乏理論深度,也不很全面。之所以有拋磚引玉的勇氣,完全是建立在我渴望罪犯改造工作能儘快產生超越和騰飛的心情之上。這也就是我一直不變的初衷。


依據法律懲罰運用文化改造依據法律懲罰運用文化改造
——對監獄工作運行模式的思考
(2008年9月)在《談罪犯改造的幾個基本問題》一文中,我對涉及監獄罪犯改造工作的一些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談了自己的看法。在這些理念的支持下,監獄罪犯改造工作如何運行呢?我覺得這個問題既複雜但又十分明了,最重要的是要把握好懲罰和改造這兩個基本點。如何對罪犯實行懲罰和改造,答案一句話: 依據法律懲罰,運用文化改造。

懲罰就是監獄遵照人民法院的依法判決,對罪犯權利進行剝奪和限制。懲罰是監獄固有的法律功能和社會功能。任何時候都不能忽視,更不能放棄。當然,懲罰不是我國刑罰執行的唯一目的,而是對罪犯進行有效改造的必要前提。沒有懲罰就沒有改造,沒有懲罰就不需要監獄。
隨着人類社會文明程度的提高,對罪犯懲罰內容和形式不断發生變化。總的趨勢是從人治走向法治,從野蠻走向文明。但懲罰要求對受懲罰對象罪犯帶來懲罰效應,使其感到法制尊嚴,放棄違法犯罪行為的基本屬性並沒有改變。這是一種文化現象,被稱為畏懼文化,是人類各種文化中所共有的普遍現象,是極其深刻的精華。南懷瑾先生談到畏懼文化時說:“人生如果沒有可怕的,無所畏懼就完了。這種畏懼,不僅僅是基于道德自律,更重要是一種能制約的社會制度性力量,當他行為出格時,侵犯其他人或階層正當利益的時候,他就為此付出沉重代價。”懲罰是懲戒、制止犯罪的重要手段。到目前為止,上海絶大多數罪犯刑滿釋放後,不再重新犯罪,我看與懲罰的懲戒功能是分不開的,這說明我們監獄發揮懲罰功能是成功的。有個女犯刑滿回歸社會後,在一篇回顧監獄生活的文章中寫道:“監獄是懲罰犯罪的地方,吃苦是當然的。如果很舒服,犯罪的人將會更多,我對監獄並沒有恨,有的只是痛。”這是真實心理的一種描述。可見,只要我們不戴有色眼鏡來觀察,懲罰在罪犯身上所發生的作用在任何時候都是不能忽視的,只要是開展監獄工作,就必須學會對罪犯的有效懲罰。
對罪犯實行懲罰的關鍵問題是依法。這也就是依法懲罰與濫施懲罰、體罰虐待的根本界限所在。所謂的“依法”,我認為有以下幾項基本要求: 第一,嚴格按照人民法院法律判決規定的刑種、刑期,剝奪罪犯的人身自由,限制或暫停因其因為失去人身自由所影響行使的一切權利。第二,依照《監獄法》等法律、法規的要求,從罪犯收押到釋放整個過程中,落實懲罰的各項要求。第三,制訂監規紀律,細化對罪犯懲罰的具體要求。
在對待監獄懲罰罪犯問題,有兩種偏向要引起重視。一種是否認監獄懲罰功能在監獄工作中的基礎性作用。有些同志,包括某些學者,忽視監獄的本質屬性,片面強調監獄對罪犯的所謂人性化管理。他們認為監獄不能給在押罪犯“刺激”,否則就是違背“人權”、“不人道”。他們對監獄寫着的“這是什麼地方”,“你是什麼人”,“你來這裡幹什麼”等警句提出質疑,主張統統抹掉。這引起我的深思,你為什麼只想到罪犯受刺激,而不想想那些刑事受害者的痛苦和傷害?懲罰不是監獄代表受害者對罪犯的報復,而是保護人民群眾不再受傷害,這體現了法律的尊嚴。這是和諧社會公平正義要求在刑事司法領域的必然體現。懲罰產生的刺激有利於罪犯的改造,是改造罪犯的需要,同病人需要吃藥、打針、手術一樣,治療過程中經受疼痛是為了痊癒、康復,這個功能是其他手段無法替代的。罪犯改造需要適當的刺激,懲罰罪犯產生這種刺激。懲罰作為監獄的本質屬性,世界各國都是相通的。否認監獄的懲罰屬性,決不能說明什麼社會主義監獄的文明和進步。
另外一種傾向是非法強化懲罰功能,對待罪犯在改造中不聽話或者犯了這樣那樣錯誤,又不接受管教時,不是耐心啟發教育,促其認錯、悔改,而往往是採取簡單粗暴的方法,打罵、體罰,隨意使用警戒具等。這是違背人權、不講人道的違紀違法行為,是極端錯誤的,不能有絲毫原諒。我也犯過一次這樣的錯誤,至今記憶猶新,歷歷在目。1953年,我剛到上海市人民法院第二看守所工作不久,一天,一名看守長向我反映,一名在押未決犯是海盜,對抗管教,大吵大閙,經多次教育規勸制止不了,嚴重影響所內秩序。這類事,我沒經歷過,就向這位看守長請教有沒有好辦法,他告訴我對付這類性格剛烈、暴戾的海盜,手段要凶狠,上吊銬肯定“奏效”。我立即同意將該犯弔銬在監房鐵門上。這樣的處理固然“立竿見影”,但留下的“後遺症”卻使工作更加難做,這是我平生犯過的一次違反政策的錯誤,至今印象深刻。後來我知道,罪犯閙是有原因的,一般經過深入瞭解,耐心教育疏導,是完全可以平息的,以後遇到這類情況我都能妥善處理。當然,那些在懲罰罪犯時不理智的同志,往往也是事出有因的,有時確實是想把工作做好,遇到罪犯的軟磨硬抗,達到了怒不可遏的地步。但問題是我們任何時候都不能忘記法律的界限,更不能以生氣來推卸神聖的執法責任。記得一次在一個罪犯學習小組裡,被一名罪犯指着鼻子罵娘,當時,我硬是遏制心中的怒火,不以硬碰硬擴大事態,第二天用說理辦法將他制服了。作為執法者,我們就應該有這類修養。記得電影《少年犯》中一名警官有這麼一段說白: 做我們這種工作的人要長兩個肚子,一個肚子裝飯,一個肚子裝氣。
總之,對罪犯的懲罰關鍵還是要在“依法”兩個字上下工夫。法律對罪犯有懲罰的要求,你不去作為,這本身就是一種違法行為。明知法律有“警戒綫”、“高壓線”去亂作為,在我們這個人權已寫入憲法的時代裡,更是一種知法犯法。因而,落實依據法律懲罰,在日常監管改造工作中體現法律的尊嚴,是我們在依法治國大背景下急待深入思考的重大問題。

“改造”是我們中國監獄工作中講得最多的一個“詞”。我們通過幾十年的努力,成功改造了大量的罪犯,在實踐中摸索了監管改造、教育改造、勞動改造三大基本改造手段以及其他許多具體的改造方法。我個人認為文化對人的精神世界有着不可替代的深層影響。這種影響也許是間接的,但卻是根本的,因為它作用於人的思想、感情和心靈。成功的改造是運用社會主流文化系統影響罪犯的過程,也是罪犯逐步接受社會主流文化,放棄犯罪亞文化的過程。
運用文化改造,最基礎工作就是監獄文化環境對罪犯的影響。這個環境包括的因素很多,幹警公正執法、文明管理對罪犯的影響最為重要,這可以消除罪犯對政法機關和政法工作人員的對立情緒,促使他們服從管理、接受教育。為什麼有的罪犯對我們幹警不服,很大程度上就是幹警執法不公正、不文明乃至工作中的一些失誤造成的。其次,罪犯之間的人際環境,也就是我們常說的改造風氣,對罪犯能不能改造好也影響極大。監獄到底是傳播主流文化的“特殊學校”,還是傳播犯罪亞文化的“大染缸”,也左右着許多罪犯今後的人生前途。第三,監獄硬件設施的好壞,也對罪犯文明習慣的養成有着重要的作用。
運用文化改造,最核心的工作就是對罪犯的教育改造,也就是對罪犯施加主流文化的系統影響。對罪犯教育首先要依靠有針對性的教育內容和科學的教育手段、方式方法。教育的效果,還得在擴散、滲透上下苦功夫,力求教育效果的長效性,如果忽視這點,教育有效性往往是曇花一現。如認罪服法教育進入清算犯罪危害賬,被害人或被害單位代表上台控訴犯罪受到傷害時,罪犯當即痛哭流涕,跪在被害人面前表示認罪、懺悔,當父母、妻子、親戚訴說犯罪給家庭造成危害時,罪犯當即淚流滿面,泣不成聲,這往往是一個罪犯從被迫改造轉化為自覺改造的轉折點,我們就要“咬住不放”、“趁熱打鐵”,直至取得更好的教育效果。“轉折點”不僅僅可能出現在認罪服法教育中,還可能出現在其他時候。如在罪犯病重期間,你“無微不至”地關心他,千方百計幫他化解家庭矛盾,日常處理問題是非分明、公正執法,或者個別教育擊中要害,包括聽了一次激動人心的演講,讀了一本好書等等,都可能出現“轉折點”。如判刑十年改造期間又被加刑五年的流氓犯謝××,在改造中翻圍牆、沖大門,聽了市司法局團委演講團的演講後,思想觸動很大,幹部抓住“火候”,連續進行幾十次個別教育,同時說服家屬來監探望,謝犯終於轉變。他病癒出院,放棄一個月的病休,要求參加勞動。這就是改造工作的“藝術”,警官工作水平的“分水嶺”就在這裡,就看你能不能把握好這個“火候”。我們要善於尋覓“轉折點”,學會及時捕捉“轉折點”。
思想教育的方式方法有“有聲”與“無聲”的區別,要善於雙管齊下。“有聲”與“無聲”各有千秋,不可替代,只能互補。以往我們的思想教育都是依靠開大會,上大課,座談討論等“有聲”的方式,如果教育的內容具有針對性,那這些方式也是不可缺少的,問題在於光靠這些有聲的教育還遠遠不夠。20世紀80年代,上海提倡改造罪犯工作採取“無聲”的方式方法,“有聲”與“無聲”雙管齊下,某種情況下,往往“無聲”勝“有聲”。在罪犯中開展“希望讀書活動”,就是一種無聲的形式。一本書就是一個老師,它告訴我們怎樣做人,做個什麼樣的人;告訴我們愛祖國、愛社會主義;告訴我們許多社會科學知識和自然科學知識,讓罪犯在增長知識中潛移默化地受到教育,得到改造。讀書要講究針對性,要分層次、多形式,包括書的內容和讀者的吸收程度,都要恰到好處。文化低適合讀“連環畫”,也可從中受到教育和啟迪。當時全局內建立840個讀書小組,70%的罪犯與讀書指導結緣,讀書講座、知識競賽、演講比賽、詩歌朗誦等生動活潑的方式方法像雨後春筍蓬勃展開。為了把大牆內的讀書活動引向新的深度,局裡成立了“希望讀書委員會”,邀請了30多位作家、教授和社會知名人士參與對罪犯讀書活動的指導,舉辦“名人談讀書”系列活動。余秋雨、謝晉、葉辛等名家暢談“書與人生”,不少市級振興中華讀書活動的先進集體走進大牆,與監獄建立讀書聯誼關係。團市委,市、區圖書館還向監獄贈書。社會有力配合,有效推動了監獄希望讀書活動。讀書是黨的科教興國戰略的重要內容,讀書關係一個民族的未來、一個國家的興衰。在罪犯中提倡讀書,讓他們在改造中逐漸養成崇尚讀書、自覺讀書的好習慣,是改造的需要,回歸社會後自身生存發展的需要,也是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讀書是一項治本的措施。
報刊、廣播、電視是教育改造罪犯的重要手段。通過各種渠道讓罪犯瞭解世界大事,世界上發生的那些善事、好事、壞事、醜事,世界發展的潮流,國內經濟、社會的發展情況,瞭解黨和國家的發展遠景和各項方針政策,各種社會新聞、社會熱點,其中有許多能起直接或間接作用的教育素材,如中央電視台的《感動中國》,今年的汶川等地的抗震救災鬥爭、北京奧運會等等都是愛國主義教育和社會主義道德教育的難得教材。我們獄內的報刊、電台、電視、網絡等傳媒,所傳遞的信息,都是罪犯身邊日常發生的人和事,如果能在內容和形式上精心設計,那就更有影響力、感染力。20世紀五六十年代,我擔任管教組長期間,“黑板報”和“廣播台”我是直接抓的,成為我日常教育改造罪犯的重要手段。無數事實告訴我們,不經意的信息傳遞往往是最有效的教育方式,最成功的教育模式。這方面我們尚缺乏認識,有些同志不懂得如何利用這些載體,更缺乏研究。
文化藝術的熏陶,文化藝術對罪犯的熏陶、感染,能無聲無息中促使罪犯轉化。20世紀80年代初,市少管所在犯罪少年中成立興趣小組,其中有一個繪畫小組,有一個犯了傷害罪的少年犯(判刑五年)參加學國畫,經數年學畫,前後判若兩人,小流氓成了小知識分子,談吐舉止都顯得溫文爾雅。實踐提示了文化藝術能改變人。提籃橋監獄主辦“習美”展館開展工藝美術的培訓和創建“新岸藝術團”,二十多年的實踐證明,凡參加這類活動的罪犯,通過多年文化藝術的熏陶,對淨化心靈,培養高尚情操,促進改造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學到一技之長,今後回歸社會後很快就能得到就業。提籃橋監獄排演的滬劇《路,就在腳下》曾在十個勞改單位演出,引起強烈反響,有力地促進犯人認罪認錯,走自新之路。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運用文化改造,在我們改造工作的實踐中已有了相當長時間的探索,取得了一定的工作成績,這應該充分肯定。但讓我最為遺憾的是,文化藝術對罪犯的改造作用還處在“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階段。我們要堅決克服“熊瞎子掰苞米”的浮躁情緒,在深入探索積累上下工夫,一定要搞清其所以然,讓運用文化改造成為新世紀中國罪犯改造工作的“拳頭產品”。

無論是依據法律懲罰也好,還是運用文化改造也好,要有真正的效果,關鍵還是一個針對性。以往罪犯的改造工作往往採用“一刀切”、“一鍋煮”的辦法,熱衷搞轟轟烈烈,要求“立竿見影”,習慣于脫離實際、不求實效的形式主義。在依法懲罰上,我們習慣于將惡習差別很大、罪行差別很大、改造表現差別很大的罪犯,放在一起統一管理。在進行教育改造上,對開大會、上大課、表決心的做法駕輕就熟,教育究竟有多少效果,誰知道?改造工作不能以完成工作計划算完成任務,這是一項做人的工作,同物質生產不一樣,工作是一碼事,效果又是一碼事,工作不等於效果。
對罪犯的教育改造工作的有效性,取決於針對性,針對性才能產生有效性。好像醫生為病人治病一樣,醫生首先要弄清病情,查出病因,才能對症下藥,藥到病除。許多病人所以久病不癒,往往未找到癥結所在,治療不對路,這是常識。我們改造罪犯同樣如此。首先要尋找罪犯犯罪的主客觀原因,明確犯罪的主要原因。我們通常同罪犯談心、聊天,從罪犯出生後的家庭狀況、學校教育、社會關係、工作經歷、社區環境,他們的個性、習慣、愛好、特長、技能,還有他們入監後的思想、情緒、希望、表現等等方面,啟發幫助罪犯找尋犯罪的主客觀原因,找到思想改造中要解決的主要問題,然後製訂改造計劃。這樣做就為提高改造針對性提供了依據,為提高改造工作的有效性提供了保證。我們常說的改造工作就要“一把鑰匙開一把鎖”是極為科學的改造工作理念,是改造工作的最高境界,是我們長期嚮往併為之奮斗的目標。
20世紀80年代,上海監獄工作在國家改革開放大環境影響下,在市司法局的鼓勵和支持下,積極探索如何提高改造工作的針對性、有效性,分類改造的探索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產生的。分類改造作為當時上海監獄工作改革的重要攻關項目,取得了顯著的成效與初步經驗,得到了司法部和市委政法委的充分肯定,並在全國監管改造工作會議上向全國介紹、推廣。
分類改造經過多年的探索,逐漸在工作實踐中復歸於“沉寂”,至今似乎已成了歷史,原因是多方面的,這裡面既有體制束縛的客觀原因,也有幹警隊伍知識水平、認知能力沒有完全到位的主觀原因。但是應該說分類改造是正確的,科學的。最早的醫生不分內科、外科、婦科、兒科,什麼病都看,之後逐漸分科,而且越分越細,其出發點就是為了針對性、有效性。那麼我們上海監獄改造罪犯工作為什麼不在分類改造的道路上繼續探索下去,更好地提高改造罪犯的針對性呢?有同志提出說“按犯罪類型分類不科學”,這當然是可以討論的,問題是這不能成為取消分類改造的理由,決不能“把嬰兒與髒水一起潑掉”。
我認為,對罪犯依據法律懲罰,運用文化改造,促其真誠悔改,這只完成改造工作的一半,是基礎性的一半。確保罪犯回歸社會不再重新犯罪,成為社會需要的守法公民,還有一個重要條件是就業。我們的經驗是悔改加就業等於不再重新犯罪。罪犯入監後,監獄有計劃保護罪犯原有的技術才能,培養罪犯的職業技能,發掘罪犯的潛能,是當前監獄工作中的一項極其重要的內容。這既是罪犯鞏固改造成果、個人生存發展的需要,也是促進國家經濟發展、社會穩定的需要。
從當前國家經濟社會的發展看,需要數以千萬計的高技能人才和數以億計的高素質勞動者。面對這種情況監獄有兩種選擇,一種是教育罪犯認罪悔改的同時,積極保護開發罪犯中的人力資源,為國家經濟、社會發展服務,讓已悔改並有一技之長的刑釋人員回歸社會,為社會增添一份積極因素、建設力量和和諧成分。另一種做法,監獄工作只考慮監管秩序穩定和生產經濟效益,讓一批改造不徹底,許多人無一技之長,連獨立生存都有困難的人回歸社會,這將給社會帶來沉重的負擔和不穩定的因素,後患無窮。
從2005年開始,上海監獄管理局實施聚焦教育改造的“五九五”工程,就是在前一種指導思想下作出的正確決策,目前已經取得了可喜的成績。上海監獄建立了機械加工、炊飲技能、文化藝術以及特殊工種四個培訓中心,三年多來培訓罪犯23729人次,獲得技術培訓合格證20471人次。青浦監獄舉辦的玉雕培訓班,有十多名服刑人員出獄後自己辦玉石雕刻廠,有的還沒有出獄,就被社會上的玉石雕刻廠看中,這方面的例子不少。
職業技術培訓教育,除正規開辦培訓班外,也可以因地制宜,就地取材,進行一些小手藝培訓,作為職業技術培訓的補充。有一技之長,總比一無特長的強。如趙某某系農民工,因搶劫判刑11年,在青浦監獄服刑期間,學會縫紉和拉麵技術,出獄後招去某服裝廠任縫紉工,當老闆知道他是刑釋人員將他辭掉,正當走投無路時,堂兄得知他在監獄裡學會拉麵技術,資助他開拉麵館,結果生意紅火,每當趙某談到開拉麵館,十分興奮地說:“我萬萬沒有想到,從監獄裡學到了技術,在上海當上了老闆。”
關於保護、開發罪犯人力資源,應該進行深入調查研究,充分聽取有關專家意見,爭取政府投資,依靠社會資源,將監獄工作的結構進行徹底改革,對保護開發罪犯人力資源工作作出全面規劃。要着力改變罪犯從事什麼勞動學什麼技術,刑滿前兩三個月搞突擊的職業技術培訓,逐步做到罪犯在新收階段就結合保護開發人力資源的工作,因人而異設計落實每個罪犯的改造規劃。監獄保護、開發罪犯人力資源職業技術培訓工作,應擺到與思想改造同樣重要的地位,列入監獄工作考核的重點內容。
依據法律懲罰,運用文化改造。前者是基礎,後者是核心,最終目的是為了罪犯通過改造能夠立足社會、適應社會,成為自食其力的守法公民。運用文化改造是我們改造工作的特色和優勢所在,但離開了依據法律懲罰,它也必然要走上歧路。通過對監獄工作運行模式的思考,我的結論是依據法律懲罰,運用文化改造是能夠體現監獄工作法律價值、文化價值的一種工作運行模式,值得我們繼續去思考和實踐。
科學研究〖〗擁抱監獄工作——我的實踐與思考〖〗y
擁抱監獄工作〖〗——我的實踐與思考●犯罪改造學研究要向廣度和深度進軍犯罪改造學研究要向
廣度和深度進軍
(1987年)開展犯罪改造學的研究,上海已搞了兩年多,是有成績的,研究勞改工作的重要性被越來越多的人所認識。犯罪改造學的研究已被提到上海“兩勞”工作的重要議事日程上來了。

一、 必須把科研工作提到重要議事日程上來
實踐告訴我們,勞改工作要實現“三個提高”(改造質量、經濟效益和幹警素質),必須加強我們的科研工作。開展科研工作對我們的事業來說,是具有戰略意義的,遺憾的是,這一點還沒有完全被各級領導所重視。有的領導平時總說“本單位幹部素質不高,要教育,要培訓”,我認為搞調查研究,搞經驗總結,搞理論探討,就是一種很好的教育培訓形式。有的同志說,搞研究會影響日常工作,沒有時間,其實,認識解決了,時間也有了;認識不解決,即使給你脫產學習和研究,也搞不好。
各級黨委要召開專門會議,討論一下,把科研工作放到重要的議事日程上來。做好這個工作,要抓三個落實: 一是思想落實,二是組織落實,三是工作落實。黨委首先要重視,思想上認為重要,才會去落實。

二、 科研工作要向廣度和深度進軍
所謂廣度,就是犯罪改造學的研究要形成一個完整的科研體系,配套地研究,既要研究犯罪改造工作,也要研究勞改企業的管理、幹警的思想政治工作,不能光是犯罪改造方面的,還要向外延伸,它們之間是互相聯繫,相互影響的。
在這次提交年會的280篇文章中,我初步統計了一下,研究幹部思想政治工作的有34篇,研究勞改企業管理的有21篇,研究後勤等方面工作的有3篇。這說明,我們在研究犯罪改造的同時,隨着研究工作和深入,已不可避免地涉及了這些領域,因此才出現了這類文章。我認為,上海勞改系統內開展特殊企業管理和幹警思想政治工作的研究,已經具備條件。局黨委已作了決定,要成立兩個組織: 幹警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會和勞改企業管理協會。科研工作要進一步開拓、發展,形成一個比較完整的系統和體系。至于各個學會、研究會、協會的關係,組織體制怎麼定,還要進一步研究。
所謂深度,就勞改工作而言,主要的是指向改造罪犯這個方向深化。我們的研究工作,不能停留在犯罪的原因、罪犯的特點這些方面和這種水平上。這絶不是說原因、特點的研究不要搞了,而是說,通過改造方面的研究可以進一步促進和加強原因、特點的研究。沒有原因和特點的研究,我們的改造工作會有很大的盲目性。但研究原因、特點的根本目的是為了改造罪犯和預防犯罪,這同我們到醫院去看病一樣,X光檢查也好,B超檢查也好,目的是為了查明病源,實施治療。
改造罪犯工作總的方向是綜合治理。中央政法委工作座談會提出“一個加強”(即加強大牆內部的工作)、“三個延伸”(“向前”、“向外”、“向後”)。這實際上是對綜合治理形象化的概括。上海對“三個延伸”,已在綜合治理的過程中加以探索,但還要深化,要有所突破。我們要研究多種改造手段的綜合運用: 教育的、勞動的、管理的、懲罰的以及其他種種手段如何在工作中發揮作用。

三、 科研工作要提倡鍥而不捨的精神
這幾年,上海勞改系統的科研工作有一點“游擊”作風,“打一槍換一個地方”,寫一篇文章上交了,就算完了,這種作風要防止。我認為科研要打攻堅戰、持久戰,要認準目標,鍥而不捨。科研要有成果,非要看準課題,咬住不放。醫學上有的教授只研究心血管,或者血液,一搞就是幾十年。我們也要這樣,搞它五年、十年,甚至幾十年,這才可能出專家,才可能創立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勞改法學。今後的論文,要有連續性。比如研究盜竊犯罪或者性犯罪的改造,你看準了,就今年一篇,明年一篇,都是針對這一課題不斷進行研究的,這樣研究才會深化,才可能出成果。我勸同志們不要做塗塗紅藥水的“赤腳醫生”,要向專科醫生努力。

四、 科研工作要提倡嚴謹的治學態度
治學態度對科研人員來說是非常重要的,我們絶不能採取想當然的輕率態度,更要防止急功近利。我認為,科研是一項非常繁重的腦力勞動,要下苦功夫,隨便搞一次問卷調查,拿幾個數據,就產生觀點,寫一篇文章,像蜻蜓點水似的,這就不是嚴謹的治學態度,應該堅決反對。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一樣,一定要深入實際,調查研究,也要搞科學實驗。
還有一種傾向也是要防止的,有的同志文章寫好後,找幾本理論書,抄幾段,把理論像裝榫似地硬裝上去,看上去很不自然。理論來自于實踐,反過來又能指導實踐,這樣的理論看了才舒服。
我所以提出這些問題,是因為治學態度很重要,提得高一點說,它與世界觀有關係。我們搞科研的,要有一個崇高的革命理想,還要有強烈的事業心。我們絶不是為名為利,而是為了改造罪犯、改造社會的宏偉目標。為了實現這個目標,我們就一定要掌握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並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去研究問題。對我們來說,學習運用其他學科的研究成果,更新每個人的知識,這都是必要的,但最基本的是要學習馬列主義的基本理論,這是基礎的基礎,絶不能忽視,這同我們研究水平的提高、治學態度的端正都有直接關係。如果你的世界觀、方法論不解決,你的研究要出好成績是不可能的。

五、 科研工作要有敢於探索的氣概
搞科研工作要探索,沒有探索就沒有科研,科研的整個過程也就是探索的過程。從歷史和現實看,凡是有成就的科學家都經過長期的探索才獲得成功。在探索的過程中,我們不能被現成的結論所束縛,也不要被名流所嚇到,要敢於向大人物挑戰。在會議發言中,有許多同志敢與教授商榷,這種是敢於探索的氣概,我們要大力發揚、提倡。
有同志說,我們的文章,社會上的有些專家不承認。我的觀點是,好多新興的學科、新穎的觀點,在開始的時候,常常不被人們所承認。我們的理論、我們的文章能不能成立,最根本的是要看實踐的檢驗,這是唯一的標準。同志們要相信這一點,馬克思主義開始也不被承認嘛,現在相信的人不是越來越多了嗎?如果我們上海的研究成果用於實踐,罪犯的改好率是全國最高的,你的理論就會被承認。我們學會的文章如果在國內發表,國際上又引起重視,那麼,我們的學會也就能被越來越多的人承認。最後,我們的研究工作是為實踐服務的,理論要指導實踐。因此我希望到會同志,特別是各級領導,在這次年會以後,把你們單位好的文章,真正能解決實際問題的文章,認真整理一番,作為業務教育的教材,來提高我們幹部的理論水平和實踐能力,發揮它應有的作用,這是一種有效的業務培訓。我相信,我們老中青年幾代“兩勞”幹部結合在一起,同心同德,上海犯罪改造學的研究一定會有新的氣象、新的突破。

一定要把科研工作提到重要議事日程上來一定要把科研工作提到
重要議事日程上來
(1988年8月)三年前,我們成立了犯罪改造學學會和犯罪改造研究所,對上海罪犯改造科研活動的開展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三年來,我們對犯罪改造學的研究已經有了較大的進展,已經有相當一部分領導同志逐漸認識到科研的重要。目前,上海勞改戰線已經初步形成了一個科研網絡,有幹部思想政治工作學會、勞改企業管理協會、犯罪改造學學會。1987年我們強調“要加強科研”,不僅是要研究犯人改造,也要對幹部的思想政治工作、勞改企業管理進行研究,這是完整的系統。我們最終要研究大系統的合成,三個學會都要寫出文章來,都要出專著。我希望三個學會在競爭與合作中把上海勞改的科研大系統發展得更加完備。
搞科研要有改革思想,要有“異想天開”的精神。上海第一勞改支隊有一位同志寫過一篇文章,認為用氣功可以改造犯人,我不能武斷地說這科學或這不科學。在改造罪犯工作中同樣有許多問題要我們去研究,比如像“腦力勞動能否改造罪犯”這樣的問題。去年,我到國外去,聽到他們用女警官管理男犯人,男警官管理女犯人,當時我覺得很荒唐,後來想想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們不能片面理解改革,對改革應當有科學態度,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如果總是以勞改局的規定、司法局的規定為標準,不敢越雷池一步,那還要科研幹什麼?要集中優勢兵力攻克科研關。我們今年的科研課題有四個,即: 分管分教、個別教育、改造工作的“三個延伸”、改造原理。但我們要集中90%的兵力去攻分管分教這個“關”。“分管分教”這個概念似乎不太確切,因為改造有管理、教育、勞動等等手段,“分管分教”可用“分類改造”這個概念。現在我們的科研還僅僅是在教育上,我認為,僅僅靠教育,改造不會成功。要研究管理,對流氓犯怎麼管?盜竊犯、暴力犯怎麼管?我認為“管理是改造的前提”是個老化了的觀念。其實,管理是改造的一個重要手段,不同種類的罪犯,有不同的惡習,要用不同的管理方式進行矯治。我們不能認為分類改造已經差不多了,如果在管理上、勞動改造上出不了成果,分類改造僅僅做了三分之一的工作。哪些犯人適合什麼勞動也要研究。我在軍天湖農場看到有一個中隊關押的暴力犯在裝金屬手錶帶,這項勞動需要有耐心,這對暴力犯的矯治作用也許是始料不及的,也可能是巧合。裝錶帶對暴力犯性格磨練可能會有好處,做這項勞動不能發脾氣,一發脾氣,指標就不能完成。分類怎麼分,不能強求統一模式。對文化層次不同的盜竊犯是否可以有不同特點的改造方法?可以把盜竊犯和流氓犯分開,也可以關在一起。我聽少管所的同志講,這兩種對象關在一起互相有制約作用。在科研問題上沒有行政命令,應當百家爭鳴。
上海的犯罪改造研究工作要有上海的特色,這個特色第一條就是務實,因為我們的科研工作是為改造實踐服務的;第二,我們的文章是在實踐中產生的;第三,會員是不會掛名的,會員每年要出文章,至少每年出一篇,如果會員兩年沒有寫出文章就要淘汰。1990年要出分類改造專著,題目就是“論分類改造”。我有雄心讓這本專著“出國”。市司法局領導提出要創立有中國特色的勞動改造學,我們要從這方面去努力。
我們一定要把科研工作提到重要議事日程上來,要做到這一點,關鍵在領導,特別是各單位的第一把手。科研是一支很重要的力量,工作要上去,一定要大力提倡搞科研。我再次強調,不重視科研的領導,就不是好領導。沒有科研,上海勞改工作就不會有現在的水平,儘管目前還是低水平,但已經有所突破。我再次強調,一定要把科研工作提到重要議事日程上來。為上海監獄科研工作的新發展而奮鬥為上海監獄科研工作的
新發展而奮鬥
(2004年9月)今年是上海市司法警官學校、上海市犯罪改造研究所、上海市監獄學會、《上海警苑》雜誌社成立二十週年。我作為這些單位創建、發展的歷史見證人,憶昔撫今,思緒難以平靜。上海監獄系統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路線指引下,率先在全國孕育誕生了這個“四胞胎”。它們是改革開放的產物,在上海監獄工作發展中,越來越顯現出它們的價值。四個單位二十年的發展,成績斐然,碩果纍纍,值得慶賀,值得紀念。
今天,紀念四個單位成立二十週年,不僅是為了紀唸過去,更是為了未來的發展。當今,如何創建有時代特徵、中國特色、上海特點的監獄工作,如何推動上海監獄工作躋身國際行刑矯正工作的先進行列等等,正成為上海監獄工作發展的戰略性課題。反思過去二十年的經驗教訓,展望上海監獄工作發展前景,值得探討總結的東西很多。

一、 監獄工作發展之“魂”在於“科學興業”
站在上海監獄工作新發展的門口,我們需要強烈的事業心,需要旺盛的工作熱情,需要對未來的執著追求,但是我感到更需要科學理論和技術。只有用科學的理念、方法、手段去探索發現監獄工作的客觀規律,按照客觀規律辦事,才能使監獄工作產生事半功倍的效果,促進監獄工作水平和質量的提高;才能實現監獄工作在新的起點、新的高度上的發展。一句話,要依靠科學,運用科學來實現監獄工作的可持續發展。這是科教興國戰略在監獄工作中的要求,是新時期發展監獄工作的“魂”之所在。
積幾十年實踐與經驗,我深深感到,改造罪犯是一項深奧而複雜的工作,不僅要收得下,管得住,跑不了,而且要改造好,難就難在改造好。半個世紀以來,我們改造了大批罪犯,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但是,我們的工作與法制化、科學化、社會化的要求還有很大差距,改造質量還存在許多不盡如人意之處。我們對罪犯的認識還侷限于對罪犯表象行為的認識,缺乏對犯罪原因、改造規律的深刻分析,不能自如地運用法學、教育學、社會學、心理學等理論知識有針對性地實施有效改造。我們工作的着力點尚未擺脫靠體力、靠經驗的狀況,工作盲目性大,效率不高,往往有成效不知道怎麼來的,沒有成效也不知道為什麼,有的工作形式上有聲有色,轟轟烈烈,實際上是無效勞動,造成資源浪費。
現代社會的競爭是科技的競爭。上海監獄工作要發展,要創一流,唯一出路是依靠科學。上海監獄工作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的二十多年裡有較大的發展,應該說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探索並實踐科學興業發展理念的結果。正是由於當時我們比較真切地看到了科學的觀念、理論、技術、方法對於完成“改造好”這一監獄工作任務的重要作用,我們才會開始嶄新的思考和實踐。在條件並不完全具備的情況下,毅然創造條件創建了警校、研究所、學會和雜誌,為科學興業提供陣地,構建了載體,造就了人才,培養了隊伍,催生了代表上海監獄工作改革發展的六大特色工作。科研工作是科學興業的途徑和手段,貫穿于科學興業的全過程。站在新世紀看監獄工作,應該更加清醒地認識到科學興業是上海監獄工作發展的必由之路,科研對於監獄工作的可持續發展更加顯得重要。科研工作的地位、氛圍、水平、成果以及幹警的參與程度和它對各項工作的推動力度,應當成為衡量監獄發展水平、現代化進程、文明建設的重要標準,應當成為考察監獄領導實踐科學發展觀的重要標準。我們要堅決貫徹科學興業的戰略,聚精會神搞科研,一心一意謀求監獄工作的更大發展。二、 監獄科研之“根”在於“群眾參與”
20世紀80年代,上海監獄系統提出並實踐了“人人動手,總結經驗”的科研思路,開創了群眾性科研活動的新局面。經過二十多年的實踐,已經成為上海監獄科研工作的一大特色,更是上海監獄科研工作成長壯大的根基所在。當前,我們要以紮根群眾科研的工作特色,培育上海監獄科研工作發展新的增長點,積聚發展的新能量。
上海監獄系統廣大幹警是科研工作的主力軍,離開了他們,監獄科研工作必然蒼白無力。廣大基層幹警直接接觸罪犯,掌握著大量第一手資料,有許多書本上找不到的感性認識、經驗教訓和典型個案,蘊藏着極其豐富的科研資源。同時,基層幹警的實踐探索也迫切需要理論的指導。建構在廣大幹警實踐基礎上的科研工作,才具有無限的強大的生命力。特別是基層幹警參與監獄科研工作,不僅是監獄科研發展的必由之路,而且也是加強幹警隊伍建設、培養造就高素質幹警的重要途徑。群眾性的科研活動,使幹警增長知識,鍛鍊才幹,逐步掌握各項工作的規律,學會用科學的理念方法開展工作。
我感到,現在面臨的主要問題不是基層幹警有沒有科研熱情的問題,而是各級領導能不能激發調動基層幹警科研熱情的問題。上海監獄科研工作能否有效地為監獄發展服務,能否有重大的突破,從某種意義上說取決於群眾科研的水平。二十多年實踐一再證明,只要有良好的科研氛圍和環境,有鼓勵創新發展的激勵機制,基層幹警的科研熱情就會像火山爆發那樣迸發出來,形成強大的推動力。在新的發展時期,我們應該繼續大力倡導人人參與科研工作,特別要注意把發動組織幹警參與科研工作同創建學習型組織結合起來,同人事制度的改革結合起來,同鼓勵崗位成才結合起來,把群眾性的科研工作提高到新的層次。

三、 當前監獄科研之“首”在於“幹警隊伍建設研究”
在過去相當長的時間裡,體制性障礙束縛着監獄工作的發展。而今,隨着監獄體制改革的試行,阻礙監獄發展的體制性障礙正在逐步解決,上海監獄工作開始進入建國以來最佳的發展時期。在這一時期,幹警隊伍素質已成為監獄發展的關鍵因素。把研究幹警隊伍建設課題放到監獄科研的重要議事日程,顯得非常必要,十分及時。因此,研究幹警隊伍建設應當成為當前監獄科研工作之“首”。
人是事業發展的核心力量。監獄工作要實現法制化、科學化、社會化,要提高改造質量,關鍵在於幹警隊伍。在影響監獄工作質量的幹警工作和罪犯自我改造兩個因素中,幹警是關鍵。近年來,監獄系統十分重視科學認識罪犯的研究,找準了改造質量的基點——罪犯,對監獄工作有着重要的意義。然而能否科學認識罪犯,能否科學改造罪犯,主要取決於幹警隊伍素質是否適應工作要求,因此科學認識幹警隊伍則更為重要。從一定意義上講,幹警隊伍的質量決定了改造罪犯工作的質量。從這個方面看,研究幹警隊伍建設應當成為當前監獄科研的首要任務。把這篇大文章做好了,上海監獄工作和科研必將進入一個新的境界。
當前研究幹警隊伍建設所涉及的範圍很廣,新的課題也不少,諸如新時期如何加強政治思想、品德、能力、作風和心理素質建設?幹警隊伍應該有怎樣的知識結構、專業結構?如何加強人才的引進、培養、使用的工作,更好地構建新的人才高地?如何科學配置監獄系統的警力資源,建立充分發揮幹警積極性創造性的激勵機制?如何建設幹警學習教育體系,創建學習型監獄?這些問題要求我們從監獄工作的現狀和未來可持續發展的要求出發,實事求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儘快拿出經得起實踐檢驗的研究成果。我想,當科研工作在幹警隊伍建設研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上海監獄科研工作才真正站在了一個新的高度。

四、 監獄科研之“要”在於“從實際出發,為實踐服務”
監獄科研工作要緊緊圍繞監獄工作的實際研究問題,探索改造方法,提高改造質量,這是監獄科研的緊要之處。監獄科研主要是為了出論文,還是出實踐成果,這關係到監獄科研的方向。在創辦上海監獄科研工作之初,我們就把監獄科研定位在應用理論的研究上,從而推進了科研與實踐的結合,發揮了科研對監獄工作的支持,使科研工作成長在實踐的基礎上,具有廣闊的發展空間。重在應用,成為上海監獄科研的立足點。我想,在發展上海科研工作的時候,應該堅持這個方向。
當前,監獄工作遇到許多新情況、新問題,科研就應當對此進行專門研究,既要研究監獄工作的發展趨勢和要求,又要善於把這種要求與當前監獄發展的具體問題結合起來,研究工作新對策。最近監獄局招標研究的二十四個重點課題,就體現了這種應用研究的要求。
在科研實踐中,出理論成果只完成了科研工作的前一半,後一半運用到實踐中去更重要。成果要受實踐檢驗,要運用於實踐。因此,緊要的是,科研成果要運用,要深化,要昇華。20世紀80年代以來,上海監獄系統研究了大量的有價值的課題,並取得了一定的成果。隨着工作的發展,研究能力的提高,對這些成果有必要從教育學、心理學、社會學等不同學科的角度深挖其理論價值和實踐價值,將成功的工作經驗上升為初具系統的理論。所謂的上海“六大特色”工作在新的時期要有新的發展,如分類改造是幾十年實踐探索的重要成果,近幾年對邪教罪犯的改造再次體現了分類改造的魅力,更豐富了分類改造的內涵。分類的思想是科學的,如何更科學地分類,更科學地分類管理,更科學地分類教育,更科學地分類勞動,需要不斷深入研究,需要進行揚棄、昇華。又如監區文化建設,也已經探索幾十年,大家都知道文化有着潛移默化的教育陶冶作用,但究竟在改造罪犯過程中有多大的作用,是怎麼起作用的,不是光憑幾組數字、幾個典型案例就能說明白的。如果有能力、有水平把這個複雜的問題研究透,說得令人信服,將對國際行刑矯正工作作出傑出貢獻。如果限于研究水平、資料等原因,一時拿不出成果,那要再學習,再探索,一代一代地接着研究下去。這樣不斷積累才有可能創建具有中國特色、上海特點的罪犯改造工作,否則喊上一百年也沒有用。
對待科研,我們不能採取“狗熊掰苞米”的態度,滿足於有文章,出影響,而應該注重於繼承和發展。多年來,有些重大課題雖有初步成果,但研究的深度和廣度還遠遠不夠。比如保護和開發罪犯人力資源,體現了在“人才強國”戰略下如何貫徹“以改造人為宗旨”的監獄工作方針,應該繼續開展實踐探索和深入研究。又如,我們常講“懲罰和改造相結合”,對改造是有所研究,面對懲罰卻往往被忽視,對懲罰在改造罪犯工作過程中的地位、作用、表現、力度等都還缺乏科學的研究界定。再如如何堅持和發展勞動改造這一特色,也還沒有拿出令人信服的科研成果。類似的問題還有很多,我希望上海監獄系統要承擔起這些重任,橫下一條心,走通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科學興業的“華山一條路”。

五、 監獄科研之“路”在於“獨立自主,廣泛合作”
監獄科研應當堅持依靠監獄、社會兩股力量,走獨立自主,擴大開放,廣泛合作的道路。20世紀80年代初,我們就主張大牆內外通力合作,二十多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今天,從上海監獄工作發展趨勢看,我們的研究基礎和現有的研究力量有了相當的增長,但仍必須進一步堅持走獨立自主,擴大開放,廣泛合作的道路。世界範圍內大科研合作攻關是一種發展趨勢,否則無法取得人類基因測序這樣的重大科研成果。監獄科研工作同樣如此,研究對象是人,是個尖端的科研問題。研究人,有研究人的生理、健康、疾病、醫療等等問題的,有研究人的思想、意識、行為、心理問題的等等,我們研究的範圍,屬於後者。一個正常的人變成犯人,又將犯人恢復到正常的人,涉及人文科學、自然科學的多學科知識,其難度是可想而知的,因此,監獄的科研要重視幹警科技意識、能力的培養和監獄科研課題的攻關。但是,光靠自身力量,不可能取得高質量、突破性的成果,還必須充分重視尋求廣泛的合作。
廣泛的科研合作,要分層次。首先是監獄系統內部的合作,如上海各監獄的交流合作,不同省(市、區)監獄系統的內部合作等;其次是監獄系統與公安、檢察、法院等其他政法單位的科研合作;第三是與社會大專院校、科研單位的合作;最後,如果研究確已達到相當水準,應當主動出擊,參與國際合作。這在對外開放不斷深入的形勢下並不是“天方夜譚”。
合作是在獨立自主的基礎上的合作,合作應該是平等的、互動的、互利的。我們監獄系統並不是單純提供研究資源,重要的是我們有相當的能力、獨特的優勢來參與研究,分享研究成果。監獄系統蘊藏着犯罪、罪犯等大量可供研究的信息資源,是研究預防犯罪、改造罪犯的重要基地。所謂合作更重要的是選派有實踐經驗,有一定專業理論基礎、研究能力、發展潛力的同志參與科研,在合作中佔有一席之地,通過合作提高科研水平。
對外開展合作研究應注重應用研究,包括宏觀決策研究、專題應用研究、戰略應用研究等不同方面。研究成果應該體現在三個方面: 一是推動監獄現實工作的發展;二是培養造就一批應用型研究人才;三是為早日開拓時代特徵、中國特色、上海特點的監獄工作理論體系作貢獻。總之,擴大開放、廣泛合作,不圖虛名,只求實效。

六、 監獄科研之“神”在於“鍥而不捨,持之以恆”
愚公移山的精神,似乎已被人們淡忘了。我們搞事業、科研離不開這種鍥而不捨、持之以恆的精神,古今中外取得成就的專家學者無不體現了這種精神。他們“板凳寧坐十年冷,文章不寫半句空”,有的一生只研究一個課題。最近有一個報道,有一位英國科學家,二十六年來對1972年出生的1037名新西蘭兒童進行跟蹤調查,發現良好的教育可以抑制人的不良基因。這個事例再次說明,要取得科研成果,沒有一點愚公移山的精神是不行的。我們從事監獄工作研究的,就要學習愚公移山的精神,在開展科研工作的過程中要有甘于寂寞,不計名利的情操。搞科研不是“種草皮”,立竿見影,而要有“十年樹木”的心態。前人栽樹,後人乘涼,這是個客觀規律,我們都曾在前人栽的樹下乘過涼,我們現在也應該有自己植樹、後人乘涼的氣度,為後人的科研做些鋪墊,打些基礎。只有抱著這種精神去研究,我們的事業才能通過一代一代的努力,一代一代地傳承下去。
科研工作應有明確的目標,既有短期的,也要有中長期的。目標的設定,是科研工作有序發展的基礎。上海監獄系統的科研工作搞了二十多年,至今尚未確立一個長期的奮鬥目標,這是最大的工作缺陷,我是有責任的。當前整個局系統應當制定科研工作規劃,確立未來五至十年內的科研目標,制定分類實施計劃。我們的計劃既要有宏觀的藍圖,也要有中觀、微觀的緊貼實際工作的細緻研究。我們要有原創的、經典的經驗和理論,要有自己的經得起實踐檢驗的品牌理論。
關於我們監獄工作的工作成效、科研成果,要廣泛宣傳,要廣泛向社會向世界宣傳,這是一項重要的工作,這方面我們做得還不夠。但是要防止宣傳工作中的急功近利,不能在某些創新初見成效,某些研究初露端倪的時候,就大肆宣傳報道,拔苗助長,這是做學問的大忌。
在紀念四個單位創建二十週年之際,我衷心希望我們上海各監獄在局黨委的正確領導下,以“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認真落實科學發展觀,牢牢抓住當前大好的發展機遇,發揮自身獨特的作用,為進一步推動科研工作而共同努力奮鬥。我希望並堅信,若干年後上海監獄系統將再次出現人人參與科研、行行開展科研的生動局面,到那時,具有時代特徵、中國特色、上海特點的監獄工作必將在國際行刑矯正領域獨領風騷。


監獄學會工作要有新突破、大發展監獄學會工作要有新突破、大發展
(2005年11月)上海市監獄學會是上海監獄工作貫徹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堅持改革開放的產物。當年,我有幸與上海監獄系統的許多領導和幹警一起經歷了監獄學會的創建和發展,親身感受了各級黨委和領導對監獄學會的關心和期望,見證了監獄學會在推動上海監獄科研工作、培養幹警科研能力、促進實踐工作發展、帶動幹警隊伍建設方面發揮的積極作用,見證了監獄學會創造的較有價值的科研工作成果。二十年的發展使學會已經成為上海監獄工作一支不可替代的力量。在她誕生20周年之際,我為她所取得的各項成績慶賀。同時,深深地期盼我們的學會抓住上海監獄工作新一輪發展的契機,用科學發展觀來反思、總結學會二十年的工作,規劃好今後發展的藍圖,將工作推向新的階段。
我曾經是,現在是,將來也還是一個監獄學會的會員。我十分熱愛監獄事業,因此對她時時會產生一種衝動。今年8月,我參加了監獄局對青浦監獄、新收犯監獄的教育改造工作督導,感受到監獄貫徹局黨委聚焦教育改造戰略的濃厚氛圍,又產生了一種想就學會發展問題提一點建議的念頭。我認為當前上海監獄工作發展勢頭是可喜的,具備了實現新突破和大發展的客觀條件。監獄學會要適應監獄工作發展的要求,就不能簡單地滿足於年年有所進步,而要有隻爭朝夕的緊迫感,努力實現學會工作的跨越式發展。為此,我們應當在以下三個方面繼續做工作。一、 廣泛傳播“科學興業”的理念
世界上任何事物的變化都有其客觀規律。大到執政規律,小到體育運動規律,每一個客觀規律都在獨特領域發揮着作用。雅典奧運會上劉翔奪得世界冠軍,就是天賦加上勤奮再加上科技成果的結果。遵循客觀規律,按客觀規律辦事,用科學的方法來解決實踐中出現的問題,是馬列主義認識論的基本要求。可是,我們多年來常常以經驗、感覺來指導工作,致使我們的工作質量和水平難有重大突破。當前,站在上海監獄發展的關口,我們有許多好的條件,但是我們卻還缺少許多東西,其中最缺的是什麼?是科學。我們缺的是對罪犯的科學認識,缺的是對改造規律的科學認識,缺的是科學理論、技術的掌握與運用。歷史告訴我們: 上海監獄工作要實現“與上海城市地位相適應,與國際行刑趨勢相銜接”的要求,必須依靠科學,走通、走好科學興業這個“華山一條路”。
科學興業不僅是一種理念,更要成為各級領導和廣大幹警工作指導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並化作推進監獄工作發展的實際行動。因此,科學興業理念必須廣泛傳播。監獄學會在這方面具有獨特的、不可替代的優勢和責任。作為群眾性學術團體,團結和聯繫廣大幹警科研骨幹的紐帶和橋樑,學會首先應當團結和組織廣大會員從宏觀、中觀、微觀各個層面總結上海監獄工作和科研工作的歷史經驗和新鮮成果,從中認識和領悟科學興業的真諦。其次,通過研討會、報告會、座談會、學術沙龍、多媒體傳播等手段,廣泛而深入宣傳、發佈各種群眾性科研實踐的成果。通過活生生的事實,進一步讓廣大幹警認識到科學興業是上海監獄工作發展的必由之路。它不是束之高閣的高深理論,而是工作前進的指南;它不僅是領導和少數科研人員的專門工作,而且是全體監獄人民警察共同的工作責任。第三,要把科學興業的理念從罪犯改造業務引導到監獄工作的各個領域,進一步壯大科學興業的群眾基礎、專業基礎。要使全體幹警懂得監獄工作的科學化,決不能僅僅停留在罪犯改造的業務中,隊伍建設、監獄生產、後勤保障都有一個科學化的任務。
監獄學會要擔負起廣泛傳播“科學興業”理念的歷史責任,要把自己的工作變成科學興業的種子,讓它們撒遍監獄工作的方方面面,讓它們在實踐的沃土裡生根發芽,茁壯成長。

二、 努力發揮“人人參與科研工作”的特色
科研工作是實現“科學興業”理念的重要途徑和手段。20世紀80年代初,“人人動手總結經驗”是上海監獄科研工作的萌芽破土而出。從那時起,在各級領導的重視和支持下,通過監獄學會和基層監獄的共同努力,上海監獄系統逐步形成了人人參與科研工作的特色,廣大基層幹警人人參與科研工作,同專業人員的科研工作緊密結合起來,成為一條成功的經驗。應該正視的是,目前這個原創性的特色仍在低層次徘徊,滿足於出幾篇文章,不少還是“老面孔”。任何工作特色都不是永恆的,隨着時代的發展、工作的變化、認識的深化,不能賦予它新的內涵,它就將缺乏生命力,走向自生自滅。當前放在學會工作前面的一項緊迫任務就是努力發揮“人人參與科研工作”的特色。
首先,要着力消除“科研神秘無邊,高不可攀”、“科研與工作兩張皮”、“科研工作是花架子、形式主義”等等不正確的認識。監獄學會要大張旗鼓地宣傳監獄科研工作的根本目的,在於探索認識工作規律,提高工作效率和質量。只有隨着科研的發展,才能逐步減少日常簡單、繁瑣、無效的工作,才能使我們的工作更富有效率和價值。只有當我們自覺地把科研與崗位工作結合起來,人人參與科研,我們的工作就會變得更有樂趣和意義。監獄學會應當採取多種手段和形式在這方面多做一些工作,更大限度地調動幹警參與科研工作的積極性,夯實上海監獄科研的群眾基礎。
其次,要拓展群眾性科研的內容和形式。群眾性科研要突出群眾性的特色。幹警撰寫科研論文、調查報告和個案分析當然是參與科研;結合自己的工作實踐,總結經驗教訓、成敗得失,言之有物,從工作中來,進而推進工作的發展,同樣是參加科研;除此之外,參加研討會、學術報告等等,只要是認真投入,不是消極應付,也可以算是參與科研。學會組織和發動會員人人參與科研工作,最基本的目的是要培養基層幹警對工作對象(研究對象)發生興趣,激發進一步探索的興趣和需求;最基本的方法是以群眾性科研為形式和抓手,帶動幹警看書學習、鑽研業務,把屬於自己的那一塊研究領域的研究進行下去,深入下去。當“人人參與科研工作”與創建學習型組織和鼓勵幹警崗位成才結合起來後,監獄學會就會把自己屬於群眾的那個根基打得更加紮實、更加深厚。
努力發揮“人人參與科研工作”的特色,還要求我們重視把青年幹警吸引到科研工作中來,培養一支有青春活力和發展潛力的科研工作幹警隊伍。青年幹警是我們改造人的事業未來發展的希望,是我們這個事業的接班人。上海監獄科研工作如果沒有一大批年富力強、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的青年骨幹,必然是毫無生機,希望渺茫的。因此,培養青年幹警的科研能力,是納入各級黨委隊伍建設、業務發展的重中之重。學會要在局黨委的領導和統籌安排下,與各級共青團組織緊密合作,充分發揮各自的優勢,把培養青年幹警的科研能力落到實處。學會培養青年幹警的科研能力要拓寬渠道更新思路。一是要區分層次,把培養一大批能夠在自己工作中發現問題、思考問題的“土專家”作為工作的出發點和着重點。在“水漲船高”的基礎上,把一批擁有潛質和能力的青年幹警造就成監獄工作實踐和科研的業務帶頭人。二是搭建平台,拓寬培養青年幹警科研能力的渠道。要為青年幹警提供科研信息、學術交流、讀書自修等方面的服務;要為確有研究能力和實績的青年幹警提供展示研究成果、交流經驗的舞台;要配合黨政領導逐步形成培養青年幹警科研能力的激勵機制,從精神上、待遇上、多層次、多方位激勵青年幹警培養科研能力,承擔起新形勢下上海監獄工作新一輪發展的千斤重擔,為社會穩定,為創建富有鮮明中國特色、上海特點的監獄工作作出自己的一份貢獻。
總之,監獄學會努力發揮“人人參與科研工作”特色的過程,就是加強自身的建設,進一步擴大在上海監獄系統的影響力、號召力、凝聚力的過程。我相信,只要埋頭苦幹,精心培育,“人人參與科研工作”一定會出新經驗、新成果,成為國際行刑工作中的一塊中國原創特色品牌。

三、 積極創造條件,廣泛開展國際合作交流
局黨委提出上海監獄工作“要與上海城市發展地位相適應,與國際行刑趨勢相銜接”的工作定位是十分正確的。在當前國際發展趨勢日新月異的時代,要實現上述工作定位,除了科學規劃、努力工作之外,必須及時、準確、全面地瞭解各國矯正工作的狀況,尤其是關注發達國家以及與我國情況相近國家行刑制度的現狀的變化和趨勢。在瞭解的基礎上,作出科學、深入的比較研究,對外國的成功經驗、科學理論進行有選擇的吸納和運用。同時,通過各種途徑向國際同行介紹我國監獄犯罪改造工作的成功經驗和特色,使世界各國進一步對我國監獄工作的科學文明成果有所瞭解,以利於掌握國際人權鬥爭的主動權。這是監獄學會急待認真思考,付諸實踐的重大課題。具有中國特色、符合國際發展趨勢的上海監獄工作,不可能是一個自我循環的封閉體系。海納百川,追求卓越,是上海城市精神,也應該成為上海監獄工作的文化特徵。
開展國際交流合作,學會是一個很好的中介和載體。上海監獄學會過去已做了不少工作,但這還遠遠不夠。要進一步解放思想,大膽地“不計工本”地請進來,走出去。要不斷地開拓國際交流合作的途徑,第一是運用現代信息資源,有計劃地向幹警作系統介紹,同時也要有計劃、有目的地用學術研究語言介紹我國罪犯改造工作的特色和成就;第二是同外國學術團體簽訂交流合約,包括互派交流人員,開展比較研究工作,舉辦學術講座等;第三是有計劃地向國外矯正機構派出專門的學習考察團隊,系統研究他們工作的運作機制,為提高改造質量蒐集第一手的借鑒資料。
開展國際交流合作,對我們自己的學術研究工作是一個很好的促進,它將引導我們學會和會員以只爭朝夕的精神去提高專業理論水平,更多地去關注實踐中存在的問題。同時,它也要求我們儘快提高普及交流水平,為國際交流合作掃清障礙。
當前,局黨委對監獄學會的工作十分重視,預示着上海監獄科研工作的第二個春天即將來臨。監獄學會工作要實現新突破,謀求大發展,可謂生逢其時。我相信,在局黨委的關心支持下,上海監獄學會一定能為監獄科研工作、人人參與科研活動大好局面的到來,發揮獨特的作用。


期盼監獄科研工作的“金秋”早日到來期盼監獄科研工作的
“金秋”早日到來
(2008年7月)今年是改革開放三十週年。三十年前,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第二代領導集體,大膽衝破極“左”教條的束縛,提出了“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科學論斷,在全國範圍內開闢了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新時代。隨着思想解放的深入,監獄工作這條相對封閉的戰線,也迎來了科學的春天,監獄科研工作作為當時一個全新的工作領域,出現了第一批拓荒者。1985年上海監獄系統成立犯罪改造學學會和犯罪改造研究所,標志著上海監獄系統科研工作全面展開。之後又先後成立了政治思想工作研究會和勞改企業管理協會。當時,設想形成一個研究監獄整體工作的科研系統。1987年市勞改局年度工作計劃提出做七件大事,科研工作是其中的一件大事。局黨委把科研工作提到重要議事日程,提出抓三個落實: 思想落實,組織落實,工作落實。在此推動下,全局系統掀起了新一輪的科研熱潮。
近三十年的實踐證明,監獄科研工作,對推進監獄工作發展,提高改造工作質量,促進監獄幹部隊伍建設,培育優秀警官等方面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可以毫不誇張地說,科研工作是監獄工作發展的“金鑰匙”,是培育優秀警官的“孵化器”。當今上海監獄管理局處以上幹部,包括局級幹部,不少都是當時監獄科研積極分子,從中得到鍛鍊而成長起來的。科研工作成為上海監獄工作一大傳統特色,曾經為推動全國監獄系統科研工作的發展起過重要的作用。
在改革開放三十週年之際,全國上下深化改革開放的序幕已經揭開。上海監獄工作如何通過更廣泛、更深入地開展科研工作,提高各項工作的科技含量,再上一個新台階,是事關監獄工作落實科學發展觀的一個大問題。如何寫好這篇大文章,值得全局上下,特別是各級領導同志去認真思考。
近三十年來,我和志同道合的同志一起,曾經為監獄科研工作發展作過一些探索,也曾經為加強科研工作直抒己見。今天,面臨難得的發展機遇和發展過程中所遇到的挑戰,我通過再一次的反思,還想就上海監獄科研工作的新一輪發展,說幾點個人的意見。

一、 牢固樹立科研興業理念
思想是行動的指導,科研工作能不能發展,有沒有發展,關鍵還是科研興業的理念有沒有深入人心。上海監獄科研工作搞了近三十年,有些領導至今對科研工作的重要性還沒有真正認識,對科研重要性認識與否,不是光反映在“嘴上”或“紙上”,而主要是反映在“做上”。
在日常工作中,把科研工作放在監獄工作的什麼位置上,這是目前首先要切實解決的問題。現在沒有人說監獄科研工作不重要,不敢說。因為不合當今潮流。現在問題是不少監獄實際上把科研工作放在工作的邊緣。你講他們不重視吧,每年還出幾篇文章,還得獎,每年一兩次研討會也很熱閙。但問題的癥結是科研工作沒有真正成為各級領導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在大多數基層同志的心目中,科研工作也同樣沒有應有的地位。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情況,答案也並不複雜。因為現實的情況是監獄工作出“三防”事故不行,生產利潤完不成不行,而科研工作停滯不前,日常工作在低層次徘徊不會受到指責。據說科研工作至今沒有成為監獄工作考核內容,連現代化文明監獄建設“達標”標準也沒有這個指標,這些事實是值得我們深思的。在科教興國戰略提出多年的今天,不重視科研還侈談什麼現代化文明監獄,我們口口聲聲要與黨中央保持一致,表示要認真貫徹落實黨中央的新理論、新思想、新戰略,那為什麼科教興國戰略不能通過監獄科研工作落實到監獄發展中去呢?問題不是在基層廣大幹警而是主要在某些領導。領導沒有要求,領導沒有重視,領導沒有肯定,這是一種無聲的導向。而這種導向所形成的惰性,對科研工作這項需要長期積累、精心培育的探索性事業來說,無疑是可怕的和致命的。
因此,要繼續推動監獄科研工作的新發展,目前的當務之急是牢固樹立“科研興業”的理念,我們要靠科研發展監獄工作,靠科研提高改造質量,靠科研培養鍛鍊高素質幹警隊伍。放眼當今世界,先進科技推動全球發展日新月異,各個國家、各個地區、各個領域、各行各業的發展,都依靠科技的支撐,否則必然落後於發展形勢,喪失大好的發展機遇。這類例子俯拾皆是。比如1950年,全球最好的二十所大學都在歐洲。現在絶大多數一流大學在美國。美國目前在大多數尖端領域的水平也都超過了歐洲,為什麼?這主要是美國大學把教學與科研結合起來,通過科研帶動了諸多領域持續走在世界的前列。再說國內,上海瑞金醫院所以成為全國頂級醫院,也是得益於科研與臨床實踐的緊密結合,他們先後成立了十個研究所,圍繞臨床醫療難點大力開展科研攻關,強有力地促進了醫療技術的飛速發展。還有著名的110米跨欄運動員劉翔能稱雄世界,除了天賦條件、教練水平等因素外,主要還有一個科研團隊支撐着他。講了這麼多監獄系統以外的事,其中有一個共性的問題就是,加強科研是世界各行各業的發展趨勢。上海監獄系統要想實現工作的新跨越,不斷提高改造質量,重視科研工作的好傳統不能丟。“科研興業”的觀念必須牢固樹立,成為全局上下的共同願景。
我們不能把不重視科研推向客觀原因。目前上海監獄工作的各種條件是歷史上最好的,監獄體制改革,歷史性地解決了“皇糧”問題,監獄各種硬件設施相比三十年前不可同日而語,幹警隊伍文化知識程度也比過去高出了許多。所有的客觀條件,都不能成為不重視科研工作的理由,而且我認為再困難,再窮,再缺人,監獄的科研工作只能加強,不能削弱,更不能放棄。這是你對未來發展有沒有信心,敢不敢投入的問題。因此,有條件要上,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關鍵還是你有沒有把科研工作放到“興業”的位置上來考慮,來決策。20世紀80年代,第二勞改總隊教導大隊,幹部大專以上文化程度只占全大隊幹部的1.8%,而群眾科研工作搞得有聲有色,年終88%的幹部寫了科研文章。通過群眾性科研活動實際工作的鍛鍊,這個大隊湧現出一批又一批的工作骨幹,這是最有說服力的。我曾經在全國監獄系統研究所所長會議上講“不重視監獄科研工作的領導不是好領導,不是明智的領導”。“科研興業”的理念,並不是一句空話,它體現在科研工作的體制機制、隊伍建設、成果轉化、環境氛圍等諸多方面,關鍵是要在這個“興”字上做文章,體現出行業特色。

二、 抓住重點,研究規律
當前上海監獄科研工作的方向之一是,要從多年科研成果積累的基礎上,轉入重點發現研究改造罪犯的客觀規律。科研要從實踐中發現問題,明確課題,科研成果要經得起實踐的檢驗,要為科學發展監獄工作服務。
科研工作的方向、思路、選題要從實踐中來,但研究要有重點,科研工作不能漫無邊際“四面出擊”,必須抓住重點,只有這樣,才能在工作聚焦的基礎上,早日實現工作突破。當前上海監獄科研工作的重點我看是: 從“監獄與社會”的視角研究發展上海改造罪犯工作新格局;研究以改造人、造就人為中心的全面、協調持續發揮監獄五項社會功能;研究監獄幹警隊伍建設;研究監獄內各種具體改造手段的綜合運用,獄政管理、思想教育、文化教育、職業技術教育、文體活動、心理諮詢、勞動生產等具體改造手段在不同的罪犯身上的運用,尋求工作效率的最大化。還要研究盜竊犯罪、性犯罪和暴力犯罪以及女犯、未成年犯、老殘犯等不同類型罪犯的改造規律。
上述這些研究的課題,近三十年來似乎都涉及過,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淺嘗輒止,沒有深入研究下去,以至于困惑總還是困惑,問題總還是問題。比如勞動改造搞了幾十年,我們至今也講不清楚這個過去稱之為基本改造手段如何發揮其改造功能。再如文化藝術這個改造手段,媒體對它獨特的改造效果時有宣傳,但文化藝術對罪犯思想的感染力、滲透力具體究竟反映在哪裡就講不清楚。我們只能說多少年多少罪犯參加繪畫培訓,迄今無一人重新犯罪,至于為什麼有這麼好的作用,似乎拿不出令人信服的答案,至少我這個當年的倡導者也不甚了了。還有大家公認的盜竊犯最難改造,所謂“賊性難改”,究竟為啥難改?是不是所有的盜竊犯都難改造?恐怕也講不清楚。因此,回顧三十年上海監獄系統科研工作的歷程,我個人認為從對工作實踐中發現的重大課題、難度高的課題,要有愚公移山、鍥而不捨的精神,真正做到沒有突破,決不收兵。如果滿足於淺嘗輒止,不願花大力氣、下苦功夫深入研究,即使有過良好的開端,寫出了有質量的文章,也做了一些開拓性的工作,依然會“無疾而終”,豈不可惜!今後我們不能“猴子掰苞米,掰一個丟一個”,而是要咬住重大課題不放,甘于寂寞,以十年磨一劍的精神,鑄造科研工作的精品。當然,我們提倡對重大問題、難度高的課題咬住不放,也不是否認必須關注工作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而是要求我們在這其中把握“變”與“不變”的辯證關係,真正解決好科研工作的源頭性、方向性問題。
我們開展科研工作的目的,是提高工作質量,推動工作發展,培育幹警隊伍,造就優秀人才,一句話就是為了發展。因此,科研工作在從實踐中來的基礎上,必須到實踐中去。科研的成果,不論是宏觀的基礎理論成果,中觀的應用研究成果,微觀的操作性方案,都不能束之高閣,而要在實踐中經受檢驗,得到充實完善。科研成果既有可操作性,又有相當高的理論含量,才是科研成果中的“上品”,這應當成為上海監獄科研工作的特色。諾貝爾獎評委代表團與中國大學生現場交流時說得好:“我們看重的是這項成果有何實際之處,能給人類帶來怎樣的利益,對人類有多大的影響,得獎的共同特點就是研究成果非常有實踐意義。”
我們提倡科研工作從實踐中來,到實踐中去,並不否認基礎理論的價值。相反,我認為一個缺乏基礎理論素養的同志,是不能發現工作實踐中真正需要解決的問題的。即使有所收穫,也極有可能把特例當成了規律,把特殊當成了普遍,把局部當成了整體。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講要堅持圍繞實踐開展科研工作,對每一名同志的基礎理論素養提出更高的要求。我們搞基礎研究決不能為研究而研究,最終目的還是為實踐服務,離開了這點,基礎研究就有可能成為文章遊戲變得毫無價值。
總之,我們搞科研以應用為主,起點要腳踏實地符合工作實際、幹警素質實際。課題要針對工作的重點、難點,研究成果及其應用讓基層一綫幹警看得見、摸得着,產生興趣,從而激發好奇心、好勝心,進而參與其中。只有關注的人多了,參與的人多了,科研工作的群眾性基礎才會加強,而這種“生態環境”的改善,是科研工作進入可持續發展的可靠保證。

三、 造就學者型警官,創建研究型監獄
任何工作都離不開人這個關鍵性因素,科研工作自然也急需高素質的幹警隊伍。我們要通過開展科研工作,在不遠的將來,造就一批學者型的警官,打造出幾所研究型的監獄。這是當前上海監獄科研工作的方向。科研與幹部隊伍建設是互動的,深入開展科研的過程必然會湧現出成批優秀的幹部,幹部素質的提高又會推動科研向縱深發展,取得新突破。改造罪犯的規律找到了實證,學者型的警官也就冒出來了,有了學者型的警官,就能為創建研究型監獄提供基礎。至于學者型警官、研究型監獄的條件、標準是什麼,不能隨意拍腦袋作出定義,而是要在實踐中探索,得到廣大幹警公認,其標準既要看得見摸得着,又不是垂手可得的;既不是高不可攀,又要寧缺毋濫。在我的想象中,學者型警官就是學習型的警官,他們是實踐探索、理論研究雙管齊下的個教能手加“秀才”。他們對改造某一類罪犯或處理罪犯在改造過程中發生的某類問題,有獨特見解、獨特方法,能取得理想效果,能將多次實證的成功經驗上升到理論,找出客觀規律,有效指導實踐。
開展科研工作,首先還是要明確科研工作的任務。近三十年來,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的指引下,上海監獄系統科研工作成效顯著,發表了大量文章,有效推動了改造工作質量的提高。但我們今天搞科研,不能滿足於掌握多少具體工作經驗,一年寫多少文章,得了多少獎。科研的任務是對複雜的改造工作做出科學的分析、判斷,發現改造工作的客觀規律,提出改造工作的科學思路、方式方法,從而有效提高工作的質量。嚴格地說,文章、個案還不是“產品”,只是“原材料”,充其量是半成品。因此,寫文章、寫個案只能是科研工作的一個過程,而決不能是目的。文字材料既是前一階段科研工作的總結,又是後一階段科研工作的繼續前進的基礎。離開這個基礎,我們研究就成為無源之水。今後,我們還要進一步加強各類個案的研究,現在個案數量太少了,高質量個案更少。但基礎再重要也不能忘了我們最終的任務,拿不出推動實踐的成果,再多的文字材料充其量也只能成為材料。
其次,我們的研究工作要從身邊做起,從研究細節入手。細節顯現事物本質,細節顯現真實。規律是無數細節的顯現,每個罪犯的犯罪原因、改造過程的特點都是不同的,沒有一個罪犯是完全相同的。犯罪從細節變化開始,改造工作也應從細節入手,進而促使罪犯思想行為質變。改造罪犯沒有立竿見影的事,我們就研究這種變化過程,從他們的思想、觀念、行為、習慣的變化中探索規律。比如同樣是盜竊、搶劫犯罪,一個是好逸惡勞、貪圖享受走上了犯罪道路,另一個是農民工到城市就業,生活無着而鋌而走險。兩者犯罪的原因不一樣,改造的細節就不一樣。這些具體細節空間是什麼,就是一個很好的研究課題。又如,同樣是性犯罪,有的是道德敗壞的色鬼,屢教不改,有的是一時缺乏自控能力而導致犯罪,個別性犯罪主要是生理原因,需要藥物治療。可見,同樣是性犯罪,改造細節又不大一樣,很值得細細研究。我們就是要從成千上萬的個案研究中,無數的細節變化裡,找出具體罪犯走上犯罪道路的主觀和客觀原因,對症下藥,爭取藥到病除。在此基礎上,要分類整理改造工作中形成的“病例”。從罪犯思想觀念轉變到行為習慣養成中找出共性和個性的客觀規律,指導實踐水平的進一步提高。可見,從研究細節入手,是造就學者型警官、研究型監獄的有效途徑。

四、 營造崇尚科研的監獄文化環境
環境對人的生存、發展實在太重要了,西方發達國家非常重視營造良好的讀書、工作、科研等環境,以感染、啟迪、感化人們。即所謂軟環境,真是此時無聲勝有聲。“文革“期間知識分子被稱為臭老九,考試交白捲成了英雄,“讀書無用論”影響了幾代人。在這種環境下,我國科學技術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又一次被拉大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在改革開放的大環境裡,當時上海許多學校晚上燈火通明,人們紛紛自發參加各類學習,圖書館也是門庭若市,成為當時一道風景,這就是軟環境。在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大環境下,科學技術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進步。
上海監獄系統的科研工作,是在改革開放的大環境裡,從“人人動手總結經驗”起家的。科研工作需要行政的支持,但萬萬不能完全依靠行政工作的方法去推動。行政在推動科研工作方面所要做的主要是營造崇尚科研的監獄文化環境,包括內部環境、外部環境,熏陶、感染、吸引,讓更多的警官產生興趣,自覺投入科研工作。興趣非常重要,可以說是科研發展的基因。
營造崇尚科研內部環境,首先是各級領導的表率,重視、支持科研,親身投身科研,同時當好科研“後勤部長”,在物質上為科研創造必要條件。事實反復證明: 領導重視不重視科研工作,親自動手是一條重要的標準,而給科研人員創造一種怎麼樣的工作條件,則是一種無形的導向,決定着科研工作未來的發展前途。其次是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尊重學術自由、學術民主。科研活動中沒有領導被領導之分,我們要鼓勵創新,鼓勵質疑。我非常贊成水稻專家袁隆平說的“搞科研要會提問題,要敢質疑”。還有要允許失敗、寬容失敗。只有不搞科研,才能避免失敗,而這恰恰是最大的不可饒恕的失敗。20世紀80年代後期,我和基層有些同志說過:“勞動改造的功能值得研究,過去對剝削階級分子的改造,體力勞動改造是極有針對性的,現在對勞動人民家庭出身的一般刑事犯,我看未必。”之後,上海提出腦力勞動也能改造罪犯的新觀念。人類社會發展是從人們“異想天開”中不断發展的。連想都不敢想,還說什麼發展呢?這裡講“異想天開”完全不同於“胡思亂想”,創新思維必須與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相結合。第三是全局要制定科研工作的日常工作制度和發展規劃。日常制度要系統、有穩定性,規劃要有超前性,要分層次地分擔科研任務。局的、監獄的、監區、分監區直至警官個人,各有任務。要調整現有的體制、機制,為發展科研開綠燈。科研工作要列入考核單位、幹部工作的內容,變成一項硬指標。科研規劃要管十年、幾十年,不能是領導說了算,不能因領導班子的更換而停止執行,新官上任“三把火”決不能把原來的科研規劃燒了。
當今合作是世界發展潮流。任何一個國家、一個地區、一個單位包括個人都需要合作,而且越來越緊密。因此,我們很有必要為監獄科研工作的發展,營造一個良好的外部環境,爭取社會各界與監獄合作開展科研工作,共同為預防和減少犯罪獻計獻策。改革開放初期我們就意識到需要與專業科研人員合作,理由很簡單,專業人員有專業理論知識,監獄工作者有實踐經驗,兩者結合,優勢互補。當時提出“監獄工作人員與專業人員相結合,以監獄工作人員為主”,現在看來似乎不妥當,不應該有為主為輔,應該互補、互動、相互合作。我們監獄工作者可能對研究犯罪原因、罪犯改造具有一定的優勢,因為正在改造大批各類罪犯,有大量可供研究的第一手信息、資料,加上我們在實踐中有許多感性知識和經驗是專業科研人員所缺乏的,是得天獨厚的。但我們缺乏相關的學科知識,而犯罪、罪犯改造的研究涉及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中的許多學科,這些都是我們極其缺乏的。因此,憑監獄的力量是不可能出高質量的科研成果的,必須走大牆內外通力合作的道路。原來我們設想並向市委政法委建議,上海成立一個市級的預測、預防犯罪和改造罪犯研究中心,以監獄為研究基地,由各類專家作綜合研究,成為上海預測、預防犯罪,有效改造罪犯的高級智囊機構。有關領導認為實現這個建議的條件目前尚未具備。根據現有條件,我認為科研工作的合作首先從監獄內部、監獄與監獄之間展開,同時,進一步與社會相關的單位合作。合作一定要“雙贏”,監獄要派出具有一定研究能力的警官參與,防止單純提供資源的做法。合作必須達到兩個目的,一是推動監獄科研工作,培育監獄科研力量;二是讓全社會更加重視預防犯罪改造罪犯問題的研究,為監獄科研工作在整個社會的社會科學研究中爭得一席之地。
經過近三十年幾代幹警的辛勤耕耘,上海監獄系統的科研工作,已有了春生夏長的許多精彩記憶。當前天時地利人和極為有利,我們要牢牢把握新一輪改革開放的大好時機,進一步解放思想,轉變觀念,全力以赴,默默耕耘,相信若干年後上海監獄科研工作的“金秋”一定會到來,我期盼着這一天早日到來。

編後記編後記
王飛同志是新中國成立後上海監獄工作第一代拓荒者和實踐者,也是20世紀上海監獄改革工作的領導人之一。在基層一綫改造罪犯工作實踐中,在擔任上海勞改局和上海監獄學會的領導期間,他深入實際,鑽研理論,勤於思考,筆耕不輟,留下了大量的文稿,在全國監獄系統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他退休後,本着“擁抱”罪犯改造事業的深厚情結,不懈地觀察、瞭解、研究、思考,關註上海監獄的發展與變化,同時又與一批有豐富監獄工作經驗、有一定監獄理論研究造詣的老領導、老專家,借“專家組”的平台,以“不在其位”而“謀其政”的執著,不斷研究新情況新問題,提出了許多新觀點新理念,對推動監獄工作改革發展、推進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在這些研究論文、工作總結、政策建議等文稿中,記載了上海監獄工作改革開放的理念、思路和決策,記載了改革開放以來上海監獄工作的變遷和發展,藴積了豐富的監獄工作實踐經驗和科研理論成果。特別是在這些文稿的字裡行間,體現着以王飛同志為代表的老一輩監獄工作者對罪犯改造事業無私奉獻的紅燭精神、與時俱進的思想風貌、敢為人先的改革激情和勇于探索實踐的科學態度。可以說這些文稿是半個多世紀上海監獄人民警察集體的智慧結晶,是上海監獄工作寶貴的精神財富。編輯出版這本文集,是繼承發揚優良傳統、弘揚紅燭精神、堅持執法為民、推進監獄工作新一輪科學發展的需要。
2008年至2009年,我們組織力量整理了王飛同志的文稿和以王飛同志為首的上海監獄管理局專家組文章,編輯成《擁抱監獄工作——我的實踐與思考》和《渴望超越》兩本文集,在中國監獄學會和各省市監獄學會及部分監獄中內部發行。兩本文集發行後,受到了熱烈的反應。司法部原副部長、中國監獄學會名譽會長金鑒在2010年9月28日視察上海監獄工作時,高度讚揚了這兩本書,希望能進一步發揮它對發展監獄工作的作用。在上海監獄管理局鄭善和書記和桂曉民局長的關心下,我們把這兩本文集合併編輯,並交付出版社公開出版。
原兩本文集共有59篇文章,成文時間跨度從1982年到2009年。我們在重新編輯的過程中,圍繞突出監獄主業、突出思想成果的要求,刪去了部分文章,刪減了部分章節,選編了49篇文章,以《擁抱監獄工作——我是怎樣熱愛監獄工作的》和《執政為民——當領導的一點感悟》為首,分綜合論述、隊伍建設、改造工作、科學研究四個部分。這些文章大多是從王飛同志眾多的研究論文、工作總結、會議講話、調研報告中選編的,也有一些是從王飛同志在任監獄管理局專家組組長期間策劃、組織並參與撰寫統稿的論文和建議中選編的。在選編的文章中,有的曾刊載于中國監獄學會的《監獄理論研究》,有的曾刊載于《上海法制報》等報刊,有的曾刊載于上海監獄管理局、上海監獄學會的簡報、學刊,有不少文章得到我國監獄系統領導和專家的肯定。如《對監獄文明執法的一點思考——關於逐步擴大假釋面的建議》一文,中國監獄學會在第三次監獄學會會員代表大會上作了推薦,中共上海市委政法委遵照市委副書記劉雲耕的批示,採納了文章中的建議,在上海首先推行罪犯社區矯治工作。又如《抓好榮辱觀教育推動改造工作新發展》一文,原司法部監獄管理局局長王明迪有過深刻的點評。在尊重著者意願的前提下,這次編輯中這些領導和專家的批示、評語未被收錄進去。在編輯本文集過程中,我們對有些文章重新進行了文字編輯和內容整合刪減,並按文章主題思想、主要觀點重新加上標題。文集重新編輯後,由王飛同志本人審閲定稿。
今年是“十二五”規劃的開局之年。上海監獄系統正在認真貫徹中央關於“監管場所要把改造人放在第一位”、“要把刑釋解教人員重新犯罪率作為衡量監管工作的首要標準”的總要求,以確保監管安全為前提,以公正執法為準則,以教育改造工作為中心,加強現代警務機制建設,推進教育改造工作創新,進一步發展上海監獄工作。我們真心地希望本書的出版能對此帶來一份力量,為監獄工作的科學發展發揮一份作用。

上海市監獄學會
2011年5月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擁抱監獄工作——我的實踐與思考/王飛著.—上
海: 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1
ISBN 9787807458418Ⅰ.①擁…Ⅱ.①王…Ⅲ.①監獄工作中國文
集Ⅳ.①D926.753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1)第066900號擁抱監獄工作——我的實踐與思考

著者: 王飛
特約編輯: 明周
 責任編輯: 汝東
 封面設計: 閔敏
出版發行: 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622弄7號電話63875741郵編200020
 
http://www.sassp.comEmail:sassp@sass.org.cn
經銷: 新華書店
印刷: 上海市金山印刷廠
照排: 南京展望文化發展有限公司
開本: 710×1010毫米1/16開
印張: 24
插頁: 2
字數: 320千字
版次: 2011年5月第1版2011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807458418/D·188定價: 4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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