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狱陈列馆

 

柳亚子1887年5月生于江苏吴江，1903年，17岁的柳亚子从吴江来到上海，在苏州河泥城桥附近的“上海爱国学社”读书。他认识了蔡元培、章太炎和邹容等人，并与他们结为知己。柳亚子还与蔡元培、黄宗仰、陶亚魂等人一起帮助邹容出版《革命军》一书，为传播革命思想起了积极作用。同年5月，上海爱国学社与中国教育会发生了矛盾。由于柳亚子以中国教育会会员资格在爱国学社作附课生听课，为此柳亚子也受到影响，便辍学返乡，到吴江自治学校读书。

同年6月30日，清廷勾结上海租界当局封闭了宣传革命的《苏报》，逮捕了章太炎（在此之前，章士钊、陈范等人避走他出）。邹容为了不让章太炎一人受过，于次日到巡捕房投案。这起《苏报》案，在当时引起了极大反响。年底，章太炎、邹容两人均被会审公廨重新改判章、邹分别为监禁3年和2年）。柳亚子在家乡闻讯后，悲愤之极，写下了著名的“有怀章太炎、邹威丹两先生在狱中”一诗。

1904年夏天，柳亚子利用学校房暑假的机会，同蔡元培相约到上海提篮桥监狱探视章太炎和邹容。柳亚子只身住在上海一家客栈内，由于他对上海道路不熟悉，故请蔡元培陪同去提篮桥。那时提篮桥一带十分偏僻，附近除有建于清代乾隆年间的“下海庙”外，周围大多为农田。提篮桥监狱系1901年建造，1905年5月启用，占地面积10英亩左右。当时仅有二幢4层楼的监楼和其他设施。监狱上层管理者主要为英国人，看守为印度人，管理制度十分苛刻，狱方控制很严，监狱每月只容许一个人单独探监一次，而且探监人必须凭公共租界工部局巡捕房核发的许可证（探监证）。章太炎、邹容两人是一个案子，因此当时只核发了以张探监证，由蔡元培使用和保管。蔡元培平时到提篮桥探监，只能按监狱规定，每月一次，每次一人，这个月看章太炎，下个月看邹容，这次柳亚子从吴江赶到上海，按以往程序正轮到看望章太炎。所以蔡元培把这张探监证交给柳亚子使用，并叮嘱了探监中的注意事项。监狱探监处凭探监证放任，无关人员一律不许入内，蔡元培只能一个人顶着炎炎烈日，在狱墙外面等候。

当时，柳亚子还是18岁的青年学生，出身书香门第，平时从没有见过外国人管理的监狱。面对这阴森森的建筑物，头缠红布、身材高大、面色黝黑的印度籍看守，感到心情十分压抑，经过交验探监证、记载探监日期等手续后，到达探监室。只见一个个小窗洞依次排列，每个小窗洞口还装有小铁栅，旁边有印度籍看守监督察看，一副凶神恶煞的模样，令人生畏。柳亚子等候片刻后，终于在窗洞口看到了章太炎先生。相别仅一二年的章太炎，面容显得十分憔悴。柳亚子首先向章太炎问好，向他简述自己利用放暑假之机到上海由蔡元培陪同到此看望先生。今天原准备同你和威丹（邹容）一起相见，可惜制度苛刻，一次只能探望一人，不容半点通融，请代向威丹问好。柳亚子还十分关切地问起章太炎的狱中生活。章太炎十分乐观地做了回答。

身陷囹圄的章太炎对柳亚子前来探监十分感谢，对他不畏风险、患难与共的精神深表欣慰，并祝愿柳亚子精于学业，报效中华。章太炎还乐观豁达地对柳亚子说起他一生多次坐牢，牢狱之灾何足为奇。监狱倒是研读书籍的好学堂。青山不老，绿水长流。短短的探监时刻已到，在印度看守催促下，柳亚子退出探监窗洞，向章太炎告别。走出监狱，看到监狱门外，蔡元培仍在烈日下等候，心中感到过意不去。柳亚子把“探监证”还给蔡元培后，仍在蔡的陪同下返回居住的客栈。柳亚子回到吴江后，曾通过吴江籍知名人士金松岑经常送些衣物和书信给囚押狱中的章太炎和邹容。章、邹二人也通过金松岑向柳亚子写过书信。这些书信后来由柳亚子的后人保存。

柳亚子前往提篮桥监狱探视章太炎，尽管时间很短促，又是发生在1904年夏天（当时关押章太炎、邹容的监楼和探监的场所，已于1930年前后被拆除，在原地另行改建了新的监楼），但是给经历非凡的柳亚子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40年代，在柳亚子亲自编写的《亚子自传，从癸卯到丙午》一书中，以及他书写的纪念蔡元培的文章中都提到此事。此外，在柳亚子的儿子柳无忌和他女儿柳无非、柳元垢三人合著的《我们的父亲柳亚子》（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9年版）一书中，也专门记述到此事。

探监，这在监狱里是一件极为普通、寻常的事情，但是探监人是柳亚子，被探监人是章太炎，其事情又发生在90多年前的提篮桥监狱，这又非同寻常。这既反映了蔡元培、柳亚子、章太炎、邹容等历史名人之间患难与共的友情，同时又为提篮桥监狱这座闻名中外的远东第一大监狱的历史上增添了特殊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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